一、辛亥年革命军攻取宿州
1911年（辛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王朝在宿州的知州、把总等官吏深知地位难保，惶惶然不可终日。当时被撤职家居的前江北提督雷振春（雷在宿城建有公馆，即现在的宿县文化馆处），为了破坏革命和保存自己，便串通宿州的旧官吏，密谋假独立。1911年11月2日，雷挟州官李铭楚召集绅、商、学各界开会，宣告宿州脱离清王朝而“独立”，并组织了“保安军”，以驻宿陆军管带王宏在为保安军左翼统领，驻宿巡防营管带李亨为保安军右翼统领；另招新兵一营，任命杨棣华为新军管带。原知州李铭楚也被拉进保安军为执法官，雷振春自任保安军总司令。
当雷振春宣布“独立”之后，宿州城的四门城楼上都插上白旗，表示归向革命。可是，这一政治骗局是短命的。民国元年1月8日下午，自南京逃出的张勋。（前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在宿州停车，雷振春立即前往车站会见张勋。1月12日雷振春趁黑夜悄悄地坐上了北去的火车，丢掉“保安军总司令”的宝座逃跑了。
之后，张勋在徐州纠集残兵，并勾结鲁军。复南来占据宿州。这些北军（时人称革命军为南军）来宿不久，收起四门城楼上的义旗。
不久，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柏烈武）和粤军司令姚雨平率部进驻固镇，攻击张勋。张勋队伍败退，南军乘胜追击。12月16日拂晓打到宿州。激战三小时，北军败，南军进驻宿城。
12月17日，南军三军司令在商会开会，确定前知州李铭楚任民政长（县长初任的称呼）。不几天，因李铭楚隐瞒枪支，被镇军赶跑。省府又先后派来朱诚、方刚来宿任县知事（相当于县长的职务）。
二、北伐军宿县之战
辛亥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宿县为皖系军阀段棋瑞控制。1920年直皖战争后，宿县又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1924年直奉战争，吴佩孚又败于奉系，宿县又为张作霖奉系军阀控制。至1926年宿县驻军为孙传芳五省联军所属的第四师(师长谢宏勋）控制。1927年直鲁联军褚玉璞所属的赵世明旅盘据宿城，宿县城头军旗变换无常。
1927年，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5月，北伐军从南京渡江北上。不久。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第三师(师长潘善斋）进攻宿县。北伐军大部队进城后，即勇猛地向火车站之敌发起进攻，并组织敢死队，爬上铁甲车，把手榴弹塞到射击孔内，铁甲车被炸毁。军阀兵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击下，随即向北溃退。至此，宿县城为北伐军攻占。
北伐军进驻宿城，受到宿城人民热烈欢迎。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绿标语，上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北伐军”、“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成功”、“打倒列强”等口号。
三、芦村暴动
1930年，宿县芦村发生农民暴动。
芦村大地主芦相臣与夹沟区长牛洪章相勾结，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4月上旬，中共宿县县委进行组织准备工作。支部书记丁雨畴主持会议，与会者有赵之夫、王复初等人，决议5月11日在芦村举行武装暴动，支委赵之夫任指挥。
是日拂晓，参加暴动者100多人，持有长短枪、农具等武器，包围了恶霸地主芦相臣家，大家一拥而上，夺取了芦相臣看家队的枪支，芦本人仓惶逃走、农民队伍将芦家搜刮来的粮食、衣物等分给贫苦农民。一部分暴动队伍把村东的一段津浦铁路扒毁，电线杆锯断，并到处书写和张贴“要自由”、“要平等”的标语。周围各村农民踊跃参加起义队伍，部队迅速扩大到300多人。
这支农民军与前来镇压的县保安队遭遇，激战半小时。为避免损失，当即西撤奶奶山，打算与古饶集农民起义军会师。因领导人无带兵经验，队伍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在撤退途中，大部分走散。待古饶集暴动的农民军领导人韩德昌带人来奶奶山接应时，他们只剩20余人，由芦化民负责暂时回原地分散隐蔽，以便待机再起。
四、东三铺、水池铺暴动
1930年农历六月十二日，宿县东三铺、水池铺爆发了一次农民武装暴动。东三铺、水池铺是宿县东南乡的两个重要集镇，国民党在这里分别建立一个班的地主武装团防局，是这一带的反动堡垒。控制东三铺的是土豪劣绅金老耀、张实之，把持水池铺的则是大地主、劣绅张朝栋，集长蔡有清。这两处的封建势力同国民党政府上下勾结。狼狈为奸，肆意摊派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横行乡里，广大群众恨之入骨。
我党于1928年，就在东南乡发展党员，开展革命活动。这时已分别建立了党和团的区委，有党团员30余人。这次暴动是中共徐海蚌特委直接发动的。当时特委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特委认为军阀相互倾轧，连年混战，反动营垒矛盾重重，各不相顾。认为群众革命情绪已到顶点，只要共产党人登高一呼，群众就会四方响应。为此发动所属各县同时举行暴动，并通过暴动夺取武装。首先在萧、宿、铜建立红十五军，陈资平任军长，下辖三个师，萧县第一师、铜山第二师、宿县第三师。特委为加强中共宿县县委对暴动的领导，从铜山调来懂军事的赵龙云担任书记，并派特委军委委员冷其英来宿县指导暴动，县委还从夹沟等地调来李秉枢等同志充实领导力量。为适应暴动需要，还把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
中共宿县行动委员会，遵照特委的布置，从5月下旬开始，紧张地进行暴动准备工作。在两集之间陈庄陈凤三家建立联络点，也是暴动指挥部。他们分析形势，制定暴动方案，有时夜里到各村宣传，组织群众。暴动前一天晚上（6月11日）分别在两处召开了战前动员会议。王军委（代号，其名不详）在东三铺主持了会议，沈连成在水池铺的王岭子庄主持了会议，号召大家要奋勇杀敌，消灭土豪劣绅，争取暴动成功，并提出注意事项、联络信号等。
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大家认为以白天行动为宜，但长枪容易暴露目标，而当时只有一支短枪，于是县行动委员会又从夹沟、五柳调来两支短枪。
6月12日上午，东三铺、水池铺同时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人员佩红领带作为标记。这天三铺逢集，冷其英、王军委、陈凤三率20余人扮作赶集的，分批进入三铺，隐蔽在团防局大门两边，伺机行动。陈风三看人到齐后，举起短枪打死了门岗，暴动队员一起冲进大院，枪声惊动了敌人，团丁们在屋里开枪抵抗，队员都被迫隐蔽到各个墙角里，等敌人射击略一停止，陈凤三一声令下，大家一拥而上，敌人乱成一团，全部当了俘虏，缴获长枪10支。暴动队伍在街头进行宣传，书写了“红军来了”、“打倒蒋介石”、“打倒金老耀”等标语，然后撤出三铺集。
水池铺这边，赵龙云、沈连成、李秉枢、王景超、老任等30余人分散进入水池铺，隐蔽在街西头青年团员蔡友谦家和团防局附近，蔡友谦年龄较小，又同团防局班长丁玉文有甥舅关系，就派他侦察敌人情况。他装作闲逛，走进团防局，发现团丁大部分外出，只留一人看铺。他出来使个眼色，老任便举枪向门岗射击，但未打中，门岗携枪就跑。枪声一响，暴动队员冲进团防局打死了那个守铺的团丁，缴获长枪9支。队伍赶到张朝栋、蔡有清家，两个人已逃跑。随后他们把张朝栋家的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王景超在战斗中负了伤，他的弟弟王二成追上逃跑的门岗夺枪，被敌人用匕首刺死。年仅15岁。暴动队员掩埋了二成烈士的尸体，又书写了“打倒蒋介石”、“打倒张朝栋”、“红军万岁”等革命标语，随即开向集合地点。当天，两处暴动队伍在蔡桥孜汇合。他们沿途收缴了民间枪支40余支。这时已有长短枪60余支，队伍发展到70多人。计划在蔡桥孜休整两天，以便继续打击敌人，扩大红军力量。
暴动发生后，东南乡一带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县城。宿县国民党政府也十分惊慌，急忙派遣县警察局的地方武装配合驻宿骑兵二师的一个连，分两路进攻，县警察局长惠剑泉率县保安队沿宿灵公路向东三铺兜围，敌骑兵连则沿津浦路向水池铺包抄，暴动队伍闻讯向南转移，准备跳出包围圈，越过铁路，相机行事，不料刚到水池铺的刘荒，就被敌骑兵包围了。大家利用大片坟地的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大约从下午两点打到七点钟，敌军人马都有死伤。为了摆脱敌人，决定天黑后突围，因领导人没有带兵经验，队伍又缺乏严密的组织，突围命令一下，便一哄而散，各跑各的。经过沿途多次集合，只集中20来人。领导人又错误决定回蔡桥孜休整，而敌大店区长陈铸九带领区队，已先我占据了蔡桥孜，队伍一进庄，敌人就开了枪，沈连成拔出短枪还击，掩护大家安全撤出，但队伍已跑散。
暴动失败后，敌人对革命力量疯狂镇压。赵龙云带王景成到外地治疗枪伤，二人不幸在东二铺附近被捕，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久在宿城壮烈牺牲。沈连成、宋连三等被迫逃往他乡，沈传云、沈传夫、沈慈之、蔡友谦被投进监狱。
东三铺、水池铺农民武装暴动，是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进行的，只坚持三天就失败了。但是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是可歌可泣的。
五、黄口、王寨暴动
民国19年（1930年）春，徐海蚌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要求所属各县组织先进分子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萧县县委将党、团、工会等机构合并起来，组成了准备暴动的行动委员会，委员有纵汉民、戴允山、萧雅枕、谢光亚、李祥龄等八人，并决定于七月十日在黄口、王寨、永固等地同时举行武装暴动。
参加黄口暴动的有农会会员和赤卫队员二三百人，其中党员20多人，部队番号为红十军第一师独立营，武器仅短枪2支、自制土炸弹10个以及长矛、大刀等。当时，驻防黄口的有国民党第三军二十七师的一个连，约140人。加上黄口区队及商务团一个班的武装，总计约200人，近200支枪。7月10日上午10时，各路暴动人员趁赶集群众拥挤时，分头汇集到攻击目标附近，当信号枪响后，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冲进营房空手夺枪，仅在一小时内，就歼敌二个排。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继续战斗，同时开展政治攻势。至下午三时，敌连部和另一个排也缴械投降。区队在张永祥（中共党员）的带领下参加了暴动队伍，黄口镇为暴动队伍全部控制，共俘敌100多人，缴获长短枪180多支。战斗中，程瑞、李祥太、李福全、单玉四同志牺牲。
黄口暴动队伍于次日到达王寨区宁园、郝楼，斗争了地主郝明扬，向贫苦农民分发了粮食、农具等。
7月13日，萧县县长王公玙率县警备队紧跟追击。暴动队伍中的一部分流氓无产者乘机哗变，把装备较好的一个连的大部分人员拉走，所余势力单薄，人员情绪低落，最后决定埋藏武器，分散隐蔽。暴动遂告失败。
六、石梁河暴动
民国19年（1930年）7月，泗县爆发了石梁河农民暴动，震动了皖东北，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撒下了革命火种。
早在民国18年（1929年）6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泗县各地成立“牛头会”、‘光蛋会”、“棒头会”、“鞭梢会”等农民组织，有组织地开展抗租抗税等革命斗争。第二年7月14日，中共江苏省委总行动委员会（当时泗县属江苏省委领导）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下，发出“一个人也要暴动，没有一杆枪也要委派师长”的命令，并派徐怀云、赵雪盟到泗县和睢宁、宿迁、泗阳、邳县一带具体领导农民暴动。中共泗县县委在7月20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迫于省委的压力，放弃不同意见。决定全力发动暴动。一面将县委改组为行动委员会，以丁超伍为书记，卢俊毅（又名鲁慈夫、吴季讷）为组织委员，王子玉、王亚箴、张小鲁为宣传委员，魏正斌、徐蔚农（又名徐绍生、徐铭）为军事委员，一面成立“工农红军独立师”，以何凤池为司令，魏正斌、丁超伍为副司令，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魏正斌兼，第二大队长魏尚书，第三大队长徐蔚农。
暴动日期，原订于8月1日，确定以魏正斌原来活动的大、小魏庄一带为暴动重点地区，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及上级派来的军事干部都活动在这一地区。后来因为保密不严，暴动消息外泄，为粉碎国民党泗县政府的督剿计划，遂改在7月30日（农历六月初五）提前暴动。是日，在大、小魏庄集中暴动队伍400余人，枪60多支，另有大刀、标枪等器械多种。暴动首先从仇岗开始，击败了恶霸地主张继舫所发动的军事进攻，取得初战胜利。
7月31日晨，乘胜攻克上塘集，俘团练局长李安文以下数十人，缴获步枪35支，子弹500发，同日上午，进攻崔庄，未克，主动撤出战斗。当日晚，转移陈吕庄休息，正式推选何凤池、魏正斌、丁超伍分任红军独立师正、副司令。同时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内好分子李洪吉，纯洁了红军队伍。
8月1日上午，在朱圩召开大会，到会约六七百人。会上宣布红军建制，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独立师”的旗帜。下午，移师霸王城、壬集、丁庄一带活动，通过宣传发动，有不少青年自愿投军，红军队伍有所扩大。
8月2日晨，在大营南边桥头截击新来上任的县长张海洲，因其汽车行驶过快，未能击中。傍晚，挥师北上，途经魏集、刘赵家、东八里桥，天明时到达大许家，与许华国领导的屏山农民暴动队伍会师。
8月3日，攻进白庙，吓跑“北霸天”徐华庭，打开徐家仓库，分衣分粮，救济贫苦百姓。之后，转往屏山、马厂等地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下午1时许，向黑塔进发，行至唐沟，遭敌重兵包围。红军沿着唐沟散开，利用地形地物，奋力拼杀，魏正斌亲临前沿指挥，苦战半日，终因连日转战，师已疲惫，弹尽粮绝，孤军无援而失败。红军队伍除一部分冲出重围、有的转移外地继续革命、有的利用各种关系进行隐蔽活动外，计有100多人或被俘于战场，或被捕于外线。其中面对敌人酷刑，昂首不屈，英勇就义者，有魏正斌、王子玉、魏尚书、陶世勋、赵海涛五人。遭受敌人残酷迫害、百般折磨，死于狱中者13人，他们是：邵景义、孙明中、杨绍善、魏正章、魏开龙、管立善、严凤彩、郑平、王振元、黄小芳、魏堂秃子、魏同合、张保武。
七、抗烟捐暴动
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派在宿县一带，一面唆使农民种植鸦片烟，一面滥收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
1932年初，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向宿县摊派鸦片烟捐60万元（银元）。当时宿县分辖10个区的区长联合要求增加办公费，县长王馨兰不同意，那10个区长十分恼怒，当即选派代表3人，会同政客夏馥堂，一起前往驻宿州国民党第七师师长王钧处，要求王派员来宿赶走王馨兰，加收鸦片烟捐，王钧听后大喜。认为这是发财的良机，遂派亲信参谋陈吉庭带一营人前来宿县，把王馨兰赶走。陈自代县长，他上任后，同陈调元、王钧等合谋确定除征烟捐60万元外，又代王钧增收40万元，再加上10个区的办公费20万元，这样向全县农民征收鸦片烟捐120万元。他们为了向农民勒索这笔巨额烟捐，县长派员下乡（农民称为烟捐登记专员），同劣绅土豪勾结，登记烟苗，强行征收。开始，一亩烟苗征税一元，后来每亩增至征税10元，纳税者稍有迟缓，即遭鞭打捆绑，尤其令人难忍的是收烟土的秤，比平素公平秤大20％，如无鸦片烟捐，要以现金代替，每两鸦片折收现金三角（当时鸦片每两实值二角），当时把生产的鸦片全部收入都拿去缴税也不够。甚至卖掉耕牛、土地也难缴齐。每逢催烟捐人员率保安团下乡催捐，人们便四处躲藏。他们抓不着男的，就抓其女的捆绑吊打，有的竟扒去衣服，鞭打至死。各地土豪劣绅，区、乡长为取媚官府，伙同催捐员私设刑堂、监牢，把交不起烟捐的农民监禁。一时间，广大农民哀天怨地，都想一拼了之。
正在中学读书的宿县顺河集前杨庄的王效白，回家看到四乡农民被“烟捐”逼得苦不堪言。他怒火中烧，挺身而出，率领当地农民揭杆而起，抗缴烟款，爆发了著名的“打烟捐起义”。
1932年四月（农历，下同），王效白在顺河集东边的王场子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如何“抗烟捐”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郑克信、朱学礼、臧绍顺、刘玉兴、王田生、王家启、王建章、王家现、王道隆等。不久，王效白又在家里召开了骨干会议，主要是讨论部署起义问题。到会者有窦宜敏、邓佑农、徐明古、徐怀龄、牛清长、陈守惠、刘清霭、许继华、单永华、高凤玉、秦德功、郑克信、张振九、赵克丙、周龙凤、马凤山、张永西、王建章。起义准备就绪。5月8日，王效白率领关家、万家、王村起义农民攻入王场子，将烟款筹备员牛家谦的锅、瓢、勺打得粉碎，并将其财物分给农民。同日，张永西率领八里沟、杨套、杨圩子的起义农民1 000余人，手持土枪、锄头打入孟口，用小锹头打死了筹备员孙怀臣，催捐员武建邦闻讯逃窜。5月9日，王效白在王垄子召开起义军大会，计1 000多人。起义军拥有长短枪百余支，土枪250多支，其余是大刀、抓钩子、锄头、钢锥等。会上，王效白诉说了农民身受压迫、剥削的痛苦，提出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这时全场1 000多人，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我们不缴烟款！”会后，在王效白的带领下，起义军攻占了顺河集，捣毁筹备员的办公室，砸烂了筹备员郑克邦的酱园店。在起义军的威慑下，新集子区（设在顺河集）区长李新民逃窜到宿城。
顺河集暴动的枪声，震醒了宿县东北乡受苦的老百姓。同时，也引起了中共徐州特委和宿县中心县委的高度重视。宿县中心县委委员戴晓东闻讯后，即向徐州特委汇报。特委书记孙叔平立即来宿同戴晓东一起到顺河集附近会见了王效白，并指示王效白：首先宣布我们的斗争主要是抗烟捐，因为这是群众的主要要求：其次就是对来自各个区的起义人员进行编队，各队选出自己信任的人当队长；三是订纪律，不准骚扰群众，吃饭吃大地主家的，住宿住在大地主家；四是一切行动要服从总指挥部的命令。随后王效白按照特委和中心县委的指示，在王场子召开起义军大会，宣布了起义军的组织纪律和指挥部的组成人员，总指挥王效白；副指挥马凤山；参谋处长王建章、张振九；书记处长郑克信、王田生；军医处长陈兰庭、林荫福；特务处长邓佑农，臧绍顺；后勤处长刘志文、王道春、赵恒德；联络处长赵华堂、董畏民；自卫队长王家启、赵先进；手枪班长王志远、王顺生。把起义军编成5个大队，25个中队，65个小队。在党的领导下，反抗烟捐的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1月16日，刘清霭、陈守惠率领鹤山一带的农民军100多人与王效白的起义军2000多人配合，攻下了鹤山集，抄了筹备专员刘培更、周腾辉的家。5月18日，徐明古、徐怀龄带领农民军1 500多人，攻打了老街，把筹备员张振九的财产分给农民。秦湾的牛清长、牛清汉带领农民军500多人，将筹备员牛境九枪决示众。夹沟的窦宜敏、王小亭、单明德、王者香、田士杰率领起义军1 500多人，包围了夹沟，反动区长陈云樵逃回褚庄家中，起义军攻克夹沟后，直奔褚庄，捣毁了陈云樵的炮楼，缴获盒子枪2把，长枪10支。5月22日，夹沟起义军攻入大五柳，把劣绅周予先的财产分给了农民。26日攻打灰古，灰古筹备员赵兰田从县城搬来国民党军队第七师的一个连，住在他家酒店后院替他看家，赵兰田淫威陡长，催烟捐更急。王效白得知消息后，随即调来各路起义军围攻灰古。在围攻的第七天，起义军运来土炮六门，在灰古北门桥头上，横排架起，炮膛里装满了黑色炸药、耙齿、车轴、铁锅、犁铧头等碎铁，用木棒缠棉花醮煤油引火，炮声雷动，顿时圩子里浓烟四起。国民党第七师的杨连长，为保住自己的性命，带着残兵及抢来的烟土财物，连夜逃之夭夭。6月3日拂晓，起义军胜利进入灰古，把劣绅贾福元和张西武的财物，全部分给群众，并在灰古召开了庆祝大会。攻打灰古期间，南王集的催捐员宁超凡，坐着黄包车走到朱渡口时，遇到尹从九的农民起义军，起义农民怒不可遏，从车上拉下宁超凡，用棍棒将其打死。攻克灰古后，乘胜前进。6月6日分兵三路攻打蒿沟、永安、桃沟。10日，指挥部从桃沟北大庙，迁到赵新庄。并对起义军进行短期休整，把丁楼丁广绍率领的700人、林口子林立清率领的600人、时南盛维宣率领的600人、马庄马志辉率的500人、时北孙寨武学民率领的1 000人，全部补充到徐明古所指挥的第五大队，并筹集粮食150多石，以供军需。6月13日，围攻时村。25日胜利攻占了时村，将劣绅马佑棠、马七、马八的财产分给农民，这样打烟款的起义军深得群众拥护，队伍不断扩大，最后达到一万多人。农民起义军声威大振，土豪劣绅望风而逃。
抗烟捐的革命风暴席卷宿县东北大地，敌人恐慌万状。县长陈吉庭已溜之大吉，新上任的反动县长章世嘉深怕抗烟捐的起义军包围宿城，便耍出花招，慌忙请县城的牛华斋、王梦侯、灰古的张佩玉、桃沟的尹护宣、顺河的王玉生等人，到时村说事（意即招抚）。其条件是：1.烟捐、“小银米”一律免征；2.起义军遣散回家生产；3.起义军首领到县城受职。在这关键时刻，中共江苏省委批评戴晓东、王效白执行的是“富农路线”，应该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于是，他们于6月29日，在时村召开了起义军全体人员大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请一位姓赵的党员在大会上讲话，还到处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鼓动民众。可是大会后，一夜之间，土豪、富农把他们所能掌握的人员、武装全部拉走了。这样队伍只剩下2000余人。7月上旬，王效白、马凤山、王建章、朱学礼、刘志文、尹开良等人毅然前往县城与国民党县长章世嘉谈判。当时戴晓东已被特委调往梅山（原眉山）组织农民暴动，没能同往。谈判时县长章世嘉许愿王效白任县团总，各大队长任区团总，马凤山任四门的总检查官。王效白立即提出，惩办土豪劣绅，章世嘉狡猾他说：“土豪劣绅早已跑的跑了，死的死了，这事容后再议。”王效白等人看穿了敌人的险恶用心，当面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于7月17日连夜赶回顺河集，准备再次拉起革命武装。
反动政府和地方土豪劣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趁王效白等人去县城谈判的机会，对抗烟捐的领导骨干，进行疯狂的迫害。先后杀害了刘清霭、陈守惠、牛清长等人。这血的事实，教育了抗烟捐的其他骨干，进一步激发了走向革命的决心，于是纷纷去找王效白，要求领导大家再干起来，加之王效白本来就不愿意放弃斗争，就这样，又集合旧部，重整旗鼓，干了起来。这次的口号不是“打烟款”，而是土地革命了。参加人数近千名。他们活动于阚町、刁山、柏山、栏杆、石相一带。8月初和梅山的戴晓东、孙达之取得了联系，约在8月12日，王效白的队伍和梅山准备暴动的队伍在梅山庙会师。经过周密部署，于8月13日发动了梅山暴动，活捉了区长张久宣和其胞弟张久全。14日晨，将他俩枪毙示众。同时，把他家的粮食、财物分给了群众。
梅山暴动胜利后，起义队伍向东南洪泽湖地区转移。不料当王效白的队伍走到泉洼时，被王钧的军队和铜山、萧县、灵璧三县的警备队包围。当时起义队伍大部分突围出去了，剩下二三百人转移到青铜山上，与敌人战斗到第二天上午九时许，弹尽粮绝。王效白等人被俘。王效白、窦宜敏和警卫员（王效白的侄子）被押送徐州。他们三人宁死不屈，不久，在老黄河岸从容就义。
八、张庄寨、洪河集暴动
民国21年（1932年）夏，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东征打到了淮河中游的正阳关。徐州特委指示各县配合红军，组织武装暴动。8月12日晚，萧县参加暴动的人员在县委书记朱大同家的村子朱庄集合，打算凌晨赶到朔里举事。因路途遇雨，朱大同等人改变行动计划，决定组织张庄寨、洪河集暴动。由朱大同、冯家平带领队伍攻打张庄寨区公所，王德山、祖玉敏负责组织洪河集暴动，李忠道、杜慰农去朔里组织暴动。
朱大同挑选了30多人，带了十几支短枪，抬着软床，装扮成打官司的老百姓，来到张庄寨东门，喊开大门，暴动队伍一涌而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缴获区队30多支枪。最后，仅剩一座地主炮楼没有攻下，暴动队伍撤出了战斗。
洪河集是离张庄寨不远的一个较大的集镇，镇长王德山是共产党员，掌握镇公所的10多人的武器。除此，参加暴动的还有党员赤卫队30多人，共有长短枪30多支。张庄寨暴动打响后，王德山等人趁机收缴了地主段林清、孙翠斋的6支枪，控制了洪河集。当天下午，敌救援队伍攻打了洪河集，暴动队伍坚持了一天一夜，然后撤离。李忠道、杜慰农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朔里暴动未成。
张庄塞、洪河集暴动队伍分别撤出后，不久，在萧永边境会合，但因警惕性不高，竟然被一股强悍土匪挟裹而去，失去了行动自由，后来暴动队伍陆续逃离。至此，张庄塞、洪河集暴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