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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物传
李宜吉
李宜吉(1879～1935)，字俊卿，本县尤集区人。出身于富裕家庭。幼年聪颖敏锐，家庭不惜重金为其聘请乡师。不到20岁就入县通宜学堂，不久转入芜湖公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法科学习。其间受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修业期满，获法士学位归国。
回国后，宜吉积极活动于苏、皖两省，发展同盟会会员。民国元年(1912)，宜吉被选为省参议会议员。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因此遭到皖督倪嗣冲的通缉，被迫于4年逃往陕西汉中。8年赴广东任护法政府司令部佥事。此间，护法政府的规则条例多出自宜吉之手。16年任津浦铁路管理局材料厂厂长。18年任江苏省兴化县县长。到任后，宜吉革旧习、蠲苛杂、拒苞苴、勤职事，为政二载，弊绝风情，深得百姓拥戴。离职后，避居南京。21年回乡任灵璧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任职期间，清廉方正，事必躬亲，使财政条理井然，深得人们的敬佩。24年7月19日，宜吉病故于南京中央医院。
张树实
张树实(1897～1941)，本县九顶区京渠村人。出身农家，具有反抗精神。少年人私塾读书时，就明白事理，厌恶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青年时代追求革命，经常和进步青年崔玉藩等一起抨击时局，讨论寻求解放道路。
民国20年(1931)1月，京渠圩主崔玉林在本村创办小学，树实被聘为小学教师。任教期间，他与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徐怀恒接触频繁。在徐的教育启迪下，树实接受了革命道理，萌发了紧跟共产党、翻身求解放的思想。同年经徐怀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他紧紧握着徐的手说：“为了人类的解放，我粉身碎骨也心甘。”此后，他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到穷苦群众中去，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9月，他发展了两名党员，并经中共睢宁县委批准，成立了濉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京渠党支部，树实任支部书记。
与京渠相邻的独谷堆和堌子两个反动圩主各养了100多只羊。他们依仗权势，长期将羊散放到穷苦农民田中，糟踏庄稼，农民对此敢怒不敢言。树实为惩治这两个反动圩主，成立了有70多人参加的“光蛋会”。在他的带领下，将地主散放的羊群赶进庙里，当场宰杀了部分肥羊分给穷苦农民，大长了穷人志气。事后，反动圩主贿赂朝阳集团防局，前往镇压。树实临危不惧，据理揭露了反动圩主的种种劣迹，弄得团防局官兵无言对答，只好悻悻而归。反动圩主不善罢甘休，两个月后，告发树实等人是共产党员，煽动农民闹事。县国民政府通缉树实，迫使他避难他乡。
树实虽身处逆境，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是坚定不移。23年秋，他改名换姓装扮成医生回到灵璧，以开中药铺为掩护，寻找党组织，未成，他再次离开灵璧。
抗日战争爆发后，树实怀着救国保家乡的强烈愿望回到家乡，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走乡串户向广大爱国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同心协力打垮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不当亡国奴。同时他在斗争中，积极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发展了10余名党员，恢复了京渠党支部，新建了张桥党支部，并于28年在九顶区建立起“抗日青年救国团”。为解决缺少枪支的困难，他组织起修械所，自造土枪土炮；经常组织队员到双沟等敌据点夺取枪支；并通过动员人民群众捐献等途径，筹集了80多支枪，武装了“抗日青年救国团”。树实领导这支队伍在九顶山区配合主力部队打鬼子、救伤员、埋地雷、炸桥梁、破坏敌人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同年6月，这支武装升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先遣梯队独立中队，树实被留下继续开展地方工作。
30年7月，灵睢边区敌、伪、顽合流，形势恶化。中共灵睢县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大部人员转移到海郑公路以北，树实任李集地下区委书记，留下坚持灵睢边区斗争。8月27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后被押解到县国民政府。在被关押期间，敌人用尽酷刑，树实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暴露党的秘密。敌人无奈，于28日夜将他押到王集北小高家西活埋，树实壮烈就义。
廖量之
廖量之(1913～1943)，湖南省湘潭县人。抗日战争爆发时参加革命，历任秘书、县委书记、县长等职，民国32年(1943)病故。
量之少年时代勤奋好学，才思聪敏。12岁即考入湖北第四试验中学，15岁转入湘潭43中学习，20岁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创办刊物《文研》。后因《文研》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于民国23年被捕。25年获释后，到上海创办新东方出版社，翌年任《群新》刊物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量之参加“上海流亡青年战地服务团”，并随之来到安徽舒城，做抗日宣传工作。27年11月到皖东北，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员督察公署抗敌指挥部(简称“六抗”)政治部副主任，此间，为推动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工作。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8年10月，量之经中共苏皖区党委精心安排，出任灵璧县国民政府秘书，任务是促进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量之到任后，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争取县长王尔宜以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利益为重，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携手抗日。经量之积极努力地工作，王尔宜深得教益，民族思想被唤起，一度与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建立友好关系，从各方面支持了共产党在灵璧县的抗日活动。同年11月，量之与王尔宜磋商建立了“灵璧县政府政治工作队”(简称工作队)。在量之的精心关怀和指导下，工作队以合法的地位在渔沟、朱集、尤集一带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建立了“联庄会”和抗日武装，给经常驻灵璧的濉北地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四大队，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提供了粮草等大量的军需物资；为张爱萍等领导人组织发起的讨伐大汉奸雷杰三的战斗，不仅提供了弹药，而且以县政府常备队配合作战。
量之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建设，积极地为打败日军培养革命力量。他在工作队中建立起秘密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经常对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时事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每次学习，量之都亲自担任主讲，给大家讲《帝国主义》、《大众哲学》、《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各族人民同胞书》等论述论著。在量之的教育、培养下，工作队和县政府常备队的进步青年，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先后有10余人加入党组织。同时，量之还在尤集、王集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29年1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委派中共永城县委书记李济民来到灵璧。量之与李共同组建了中共灵北县委，量之任县委委员。2月，李调走，量之任书记。量之以工作队为基础，建立了中共灵五区委。县委和区委的建立，使灵北地区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29年春，安徽省政府主席李仙洲对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嫉恨万分，遂下令通缉第六专员督察公署专员盛子瑾，导致了这一地区国共合作的破裂。在此形势下，王尔宜于是年4月离开灵璧。量之为稳定局势，随之安排共产党员到县政府各科室和常备队做争取教育工作，使大多数人员转到共产党这一方。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根据这一有利形势，批准建立灵璧县抗日民主政府，量之被任命为县长。他身肩重任，辛勤工作，为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好，一方面对原县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教育改造，把中共党员充实到各科室担任领导职务；另一方面进行抗日武装的建设，委派中共党员担任原县政府常备队政工干部，并从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使这支原系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转变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后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量之对地方上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团体给予扶持、指导，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当时渔沟一带村庄为抗击敌伪侵扰，成立了很多“联庄会”组织。量之为加强“联庄会”武装自卫能力，派出干部深入各村庄，以“联庄会”为基础，组建了一批基干民兵，并进行军事训练，使他们扛起土枪、土炮，拿起长矛、大刀，有事联防，无事生产，巡逻守夜，惩敌锄奸。此间，量之还将张维献组织的“抗日青年救国团”改编为“灵璧县抗日独立营”。后来这支武装升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繁重的工作，使量之劳累过度而身患肺病，经常发烧、咳嗽不止，时常吐血。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于29年5月决定让他先离任休息治病，再到邳睢铜地委主办的《团结报》社工作。量之却一天也不愿休息，立即抱病到报社赴任了。
量之不仅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学问广博，尤其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在任《团结报》社社长期间，他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克服了环境险恶、人员奇缺、物资条件紧张的困难，使《团结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之一新，在抗日根据地内享有较高声誉。此外，还出版了《团结》丛书和《文化通讯》等刊物，对宣传党的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起到了一定作用。
32年初，量之病情恶化，组织上安排他在盱凤嘉后方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各级领导和战友纷纷到医院探望他。同志们看着生命垂危的量之忍不住流下眼泪，量之却以乐观主义精神，用“莫向穹苍悲落日，余辉散尽有繁星”的诗句赠送给领导和战友，鼓励同志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要充满信心，期望自己能战胜病魔，尽快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3月9日，量之病情极度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量之病逝后，皖东北《文化通讯》刊印专号，《江淮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这位抗日战士。
江兆瑞
江兆瑞(1902～1946)，字祥斋，江苏省丰县和集乡人。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历任连指导员，区长、副县长。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牺牲。
兆瑞家境贫寒，10岁时父母双亡，由祖父母和叔父抚养成人。民国9年读小学，20年于丰县初级师范毕业后，即在丰县宁寨小学任校长兼教员，此间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他除确定育才目标、制定校训外，还利用晨会、节日或课堂向学生讲述岳飞、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后，兆瑞积极向学生进行时事教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勉励学生立志洗雪国耻，驱逐日寇。他还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罢课，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抵制日货，为抗日阵亡将士开追悼会等活动。25年，由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兆瑞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优秀的组织才能。抗日战争爆发后，兆瑞一方面从思想上宣传动员青年起来抗日，另一方面亲自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队伍。26年底，他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举办的青年训练班，使大批青年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27年5月，兆瑞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毅然弃教从军。7月创建丰县抗日游击队，年底扩大到200余人。翌年春，这支队伍被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十一连，兆瑞任连政治指导员。
28年6月，兆瑞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来到敌占区灵璧县，活动于灵北地区。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留他在灵北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抗日武装，以协助主力开辟这一地区，并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力。面对灵北极其险恶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只身留在灵北，开始了创建灵北抗日武装的工作。
初始，兆瑞秘密活动于渔沟、尤集之间。为能在灵北站稳脚跟，他接触了浍沟北中陵子村的三番头子程兴福(外号程老庆)。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豪爽，痛恨日本人。根据程的情况，兆瑞认为可以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影响，为抗日服务，因而主动拜程为师。程见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便收他为徒。兆瑞便利用这一身份明察暗访，了解情况，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程兴福也在兆瑞的感召下，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主动将自家的部分财产分给穷苦百姓，并献枪出钱资助兆瑞创建抗日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兆瑞以招收徒弟为名，组织起一支200余人、80多支枪的抗日游击队。因枪支缺少，被群众称为“锤头队”。这支锤头队在兆瑞的指挥下，活跃于龙潭、渔沟、马庄等地，常和日伪军周旋，使这一带游击根据地被初步开辟出来。28年底，兆瑞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兆瑞仍只身留在灵北，继续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和巩固已创建的游击根据地。
29年夏，灵北中心地带形势恶化，兆瑞转移到九顶山区活动。当时，萧灵铜边县委和灵睢县委合并转入九顶山区。不久，廖量之率领灵璧县抗日民主政府也迁至九顶山区。在此期间，兆瑞充分发挥他的组织才能，在短期内又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灵璧大队”，和县委、县政府共同活动于尤集、王集、朝阳集之间和九顶山区，逐步创建了九顶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翌年夏季，灵璧大队编入四师九旅。兆瑞将余下人员编为灵睢大队，继续坚持在九顶山区。后撤往海郑公路以北。
31年3月，兆瑞率队回到灵北边区。4月，兆瑞被任命为区长，成立灵五区队，活跃在敌据点林立的濉河以北，尤集、渔沟以南地区，常常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表现了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才能。11月的一天，兆瑞和区委书记鲁霞光正在开群众大会，驻杏山国民政府军突然来到附近的伙房村，企图抓丁抢粮，而这时区、乡队均已外出执行任务，兆瑞手下无一兵一卒。他急中生智，迅速组织起30名青壮年，拿着猎枪和棍棒，站到山头上，以棍棒伪装成枪支，并指定人员化装成八路军指挥员的模样，在高处作向敌张望状，同时派人火速通知区队。敌人见山上人头攒动，以为是碰上了宿东游击支队，便匆匆离去。
兆瑞为革命吃苦在前，勇挑重担。33年6月，任大路区区长，随后又配合主力部队开辟了渔沟区，并任渔沟区区长。34年初，灵北形势好转，为加速灵北全境的解放，灵北县委决定建立九顶区，兆瑞任区长，又一次担起开辟新区的重任。经月余战斗，兆瑞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使敌占地盘日趋缩小。5月，兆瑞被提升为灵北县副县长。7月间，兆瑞指挥九顶、渔沟、大路等区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向灵北境内最后一个敌据点张庄子发起进攻。至8月下旬，灵北全境解放。随之灵北县委、县政府进入灵城，改称灵璧县，兆瑞任灵壁县副县长。
兆瑞平易近人，深得民心。他在县北的6年，足迹踏遍灵北的山山水水，身影映在县北的村村寨寨，使敌人闻风丧胆，百姓则一见如故。兆瑞骁勇善战而又平易近人，他走到哪里，百姓都认得他，都知道他有“三大件”——手枪、钢笔、大烟袋。老百姓都亲切称呼他“老江”。并编成歌谣：“说老江，唱老江，一天不见想得慌。领导咱们闹翻身，抗日抗丁又抗粮。”
3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灵璧县委、县政府和地方武装撤至边区活动。8月间，敌增兵清剿，兆瑞和县长农超谋率党政干部及武装人员东移至泗县大庄，并与泗县、五河、睢宁、铜山等县干部武装会合。11月下旬追赶地委至洪泽湖畔金锁镇，被国民政府军队围困。25日，兆瑞撤至泗洪县曹庙乡河涯村，与敌人接上了火，在带领战士掩护党政干部突围时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农超谋
农超谋(1914～1946)，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南晓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亳县县长、睢宁县县长、灵北县县长、灵璧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壮烈牺牲。
农超谋出身于富裕家庭，6岁入私塾，20岁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广西大学读书。他青年时期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具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和远大的志向，常在读书笔记中，大胆披露社会黑暗，并常与同学在一起谈论国事，抨击时政，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超谋目睹日军的种种暴行，毅然加入广西学生军，参加抗日救国活动。27年春，随学生军跋山涉水、餐风宿露来到徐州抗日前线，与学生军深入广大农村，活跃于国民政府军队士兵中间，写标语、出墙报、演话剧，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救民思想。10月，超谋因才学出众被任命为河南潢川县第五战区第三支队长。其间，他广泛地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翌年2月的一天，超谋对工作队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共产党人身上。”5月，经中共河南省潢川中心县委书记介绍，超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超谋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被派往亳县任国民政府秘书，不久任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3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5月，津浦路西新四军第四师在反顽斗争中失利，被迫东移。超谋奉命随部队撤往津浦路东的邳睢铜地区，任干部工作队队长。他带领队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8月，超谋调任睢宁县县政府秘书，翌年1月任睢宁县县长。33年春，超谋和爱人先后到淮北区党委参加第八期干部轮训班。次年2月学习结束后，超谋受四师政委邓子恢之命，同爱人来到灵北县，出任灵北县县长，兼任灵北抗日中学校长。
超谋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善于走群众路线。他担任灵北县长后，从分析形势入手，制定策略，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政权。他决定，在与敌接触的几个边缘区，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敌斗争，继续向敌占区开辟，而在中心区内，于春季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以减租减息为主的“双减”运动。超谋亲自组织了百余人的“双减”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他还明确规定工作队的宗旨是：纠正以往“双减”工作中的弊端，克服在“双减”运动中产生的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工作队在超谋的亲自带领下，通过发动群众和地主老财面对面斗争的方法，彻底改变了过去干部包办“双减”的情况，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运动范围达到20多个乡，参加农会的农民有8600余人。从而使农民觉悟大为提高，生活水平也因此得以改善。超谋正确的决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灵北县根据地进入了强盛时期。
超谋在工作中是刚毅果断的，而在生活上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县里为他配备了1匹军马，但他在行军、工作中，只要情况允许，都不骑马，和同志们一道行走，与人家谈笑风生。有时主动将军马让给伤病员骑。
超谋在艰苦环境下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在建设灵北根据地的紧张日子里，超谋经常抽出时间到灵北抗日中学给师生们发表演讲。灵北抗日中学是33年初由宿东地委和灵北县委共同创办的，旨在为发展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输送干部人才。超谋以他丰富的知识和饶有趣味的演讲，给师生们描绘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抗日图卷，常常博得师生们满堂喝彩。灵北抗日中学在超谋的亲切关怀下，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抗日干部。
34年9月5日，灵北县政府和县委由灵北进入灵璧县城，恢复灵璧县建制，超谋任灵璧县县长。
超谋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欲争夺胜利果实，积极向全国各解放区运兵。34年10月，超谋根据共产党“寸土必争”的方针，积极进行反内战活动。他和副县长江兆瑞一起带领各区队和民兵3000余人，随主力部队到津浦铁路徐(州)宿(县)段，开展了津浦铁路破击战，扒毁路基，运走钢轨，并指挥区队消灭了由夹沟出来偷袭的国民政府军80余人，较大程度地破坏了符离集南北一段铁路，从而延缓了国民政府军队向这一地区运兵日程，对保卫津浦铁路以东解放区的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3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灵璧是苏皖边区的外围屏障，首先受到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为确保县委及地方武装的顺利转移，超谋亲自率10余名便衣队员到虞姬墓动员组织民工200余人，挖断泗灵公路，破坏桥梁，延缓敌人行动，为县委及县政府安全迅速撤出灵璧赢得了时间。
县委、县政府撤退后，超谋带领县委、县政府部分人员及县总队1个连活动在濉河沿岸，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支武装的积极行动给敌人以杀伤，从而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又增加兵力，对灵北进行清剿，使游击武装活动愈加困难。超谋只好率领这部分武装和灵北部分区干部撤至泗灵睢边。此时灵璧县委书记吴云培调走，超谋兼任书记。在泗灵睢边坚持1个月后，撤至泗北大庄，与泗县、五河、睢宁3县部分撤退的干部武装会合，成立四县联防大队，超谋任联防大队政委。其间超谋又组织小股力量返回灵北，昼伏夜出，与敌人周旋，袭击了10余个敌乡公所。
11月初，敌人进行更加疯狂的扫荡。四县联防大队被迫向洪泽湖边撤退。25日撤至金锁镇时被敌包围。超谋和县委副书记陈立祥突围后，于12月初欲渡运河寻找主力部队时，被泗阳县曹庙乡顽保长陈同树逮捕。陈同树对这位共产党的县长恨之入骨，竟丧心病狂地将超谋和陈立祥两人活埋。超谋壮烈牺牲时，年仅32岁。
陈立祥
陈立祥(1917～1946)，五河县长淮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工委宣传部长、灵北县联救会主任、中共灵璧县委副书记等职。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壮烈牺牲。
立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读私塾，18岁考入蚌埠江淮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解散，立祥辍学回到家乡，参加“五河旅外学生抗日救国团”，联络进步青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28年，立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中共泗五灵凤县工委成立后，立祥任工委宣传部长。29年春，在任泗南县峰山区后窑乡乡长期间，立祥发动贫雇佃农，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是年，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粮食禁止外运。立祥有个亲戚，妄图借他的声誉把粮食运往敌占区。立祥得知后，将粮食全部没收送缴区公所。30年任峰山区联救会主任。33年任灵北县联救会主任。立祥积极深入群众，走村串户，发动各阶层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35年7月，国民政府军1个师进犯灵城。为保卫淮北解放区，阻击敌人前进，立祥带领民兵、民工5万余人，胜利完成破坏和袭击夹沟—徐州铁路地段的任务。灵城失守后，立祥带领部分武装在灵南、灵西坚持游击战争，在大山、娄庄、杨疃、尹集和尤集一带打击还乡团和地方反动武装；在萧宿铜灵工委的领导下，配合九纵七十九团打了不少仗，一度控制了宿灵公路两侧及宿灵边一带。在尤集战斗失利后，立祥带领地方武装转移到泗灵睢地区的沙滩、大路一带村庄，继续坚持战斗。10月初，在立祥率领下，攻下了大李集、大庙、沙滩、大路、冯庙、尹集和宿东时村等敌人据点，歼灭还乡团、保公所武装共千余人，摧毁一些敌政权。是月下旬，国民政府军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犯泗灵睢地区，进行“围剿”，形势再度恶化。立祥带领地方干部和武装边打边向洪泽湖边撤退。25日撤至金锁镇时被敌包围。立祥和县委书记农超谋突围后，于12月初欲渡运河寻找主力部队时，被泗阳县曹庙乡顽保长陈同树逮捕，后被活埋，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张维献
张维献(1918～1946)，本县王集区夏楼村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县抗日青年救国团团长、县抗日独立营营长、灵五区副区长、朱集区区长、县总队副总队长等职。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被俘，狱中绝食牺牲。
维献出身地主家庭。他6岁失去母亲，童年时代常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游乐，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12岁入私立小学读书，16岁入徐州中学读书。在徐中读书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大量的革命书籍，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思想进步很快。
维献立志救国，决心走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读书的张维献积极要求上前线杀敌人，由于校方阻挠，愿望未能实现，他愤笔写下一首小诗：“敌人入侵，山河破碎。请缨未遂，忧心如焚”，表现了急切杀敌心情。27年5月，徐州沦陷，维献弃学回到家乡，不久灵璧也沦陷。其间维献目睹日军奸淫烧杀等暴行，义愤填膺，决心尽一匹夫之责，拿起枪杆保家卫国。当时他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哥张维典任国民党正规军的旅长，三哥张维章也做了官；二哥张维良在国民政府军地方武装唐广金部任支队长。维献没有投奔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翌年底，维献从家中拿出1把盒子枪、1挺机枪和两支长枪，组织起1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灵璧县抗日青年救国团”，自任团长。这是灵璧县青年自发创建的早期抗日团体。维献积极带领队员惩奸反霸，袭击敌据点。一天，维献带领队员到双沟，于夜间扒掉双沟维持会长张玉坤的祖坟，将其父的尸骨暴露在外，换上驴头放在棺材里，并留言警告张玉坤，不得再为日本人卖命。这一下打击了张玉坤的嚣张气焰，使张再不敢妄动。
在抗日斗争中，维献的“青救团”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五六十人，对敌斗争也日益频繁。维献根据自身武器少的情况，积极开展破袭战，常于夜间到双沟、房村一带偷袭敌人据点。海郑公路是他们最活跃的地方，扒公路、拦汽车、砍电线杆，并常将农家用的耙埋在公路上，专扎汽车轮子，敌人汽车司机每到这一段就胆战心惊。
29年春，经地下党员王庭彬引荐、萧铜党组织介绍，维献与灵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廖量之取得了联系。维献向廖倾吐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并把几十人的队伍交给党组织。廖对其爱国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随之将其队伍改编为灵璧县抗日独立营，任命维献为营长。此后，维献便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率队活动于濉河之滨，不断打击敌人。不久，党为了培养这位有志青年，送他到皖东北干校学习。
30年夏，灵北形势恶化，灵璧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灵睢中心区委先后撤到海郑公路以北活动。维献学习结束后来到路北。10月，经江兆瑞、王子纯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1年4月，中共邳睢铜地委按淮北苏皖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决定重新开辟灵北边区。6月，维献奉命回到灵北，担任恢复后的灵五区副区长兼队长。此间，维献和区长江兆瑞密切配合，经过1个多月的武装斗争，开辟了大块地区，先后建立了杨山、梅山、王集、洛涧等乡抗日民主政权。翌年5月，灵北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维献与江兆瑞率领区队向南转移至濉河以北朱集一带，又拉开了开辟新区的序幕。当时朱集一带三面受敌，战斗非常频繁，环境异常恶劣。为了保持区队战士旺盛的斗志，维献常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关心战士的成长。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有缺点要及时改正，不然就会像脓疮一样发炎，最后损坏肌体。”维献热情关心战士的举动，得到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编成顺口溜唱道：“我们领导好心肠，关心咱们像爹娘……”在战斗中，维献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队伍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以善打硬仗威震灵北。当时拥有1500余人的尤集伪军刘夫庭部，虽骄纵专横，却始终不敢越过这道钢铁屏障，进犯灵北中心地区。至33年6月，灵五区队经过1年的艰苦斗争，开辟了濉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灵北县委为便于领导，撤销了灵五区，设朱集、大路两区，维献任朱集区区长兼区大队长。
维献不仅对敌作战英勇顽强，而且具有大义灭亲的高尚品格。33年秋的一天，维献的胞兄张维良带一个支队顽军进驻渔沟据点，企图进犯朱集、大路两区。维献得知后，立即率队于夜间将其兄包围。他亲自对兄喊话，劝他弃暗投明，其兄拒不听从，维献便下令进攻。后因敌援军赶到，张维良才得以脱逃。
34年9月5日，灵城解放，灵北县改称灵璧县。县武装也进行改编，成立了灵璧县总队。这时维献因英勇善战被提升为县总队副总队长。他受命后，即率县总队驻守经常受国民政府军队袭扰的灵南地区。
县总队在维献领导下，一方面开展练兵活动，一方面时刻警惕敌人对解放区的进犯。翌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军第七军171师攻占了灵城。维献与县委副书记陈立祥率县总队一部在宿灵边区活动，积极打击还乡团，建立情报站，锄杀罪大恶极的顽乡、保长。9月，国民政府军大举清剿解放区，维献率队东移。11月初至泗县北，与泗县、五河、睢宁3县干部武装会合，成立四县联防大队，维献任副大队长。11月下旬，联防大队和党政干部撤至洪泽湖畔，在小杨庄被敌包围。维献率一部突围后，发现各县领导人和大部分战士未冲出包围，他心急如焚，又率部杀回救援。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被挤至洪泽湖边。为摆脱敌人追捕，他率部分战士涉水渡湖。由于天气寒冷，水深齐胸，加之几天未吃饭，因而均被冻僵在湖中，后被敌人用船俘去。
维献被俘后，化名张玉珠，被押至泗县监狱。在狱中，他以绝食同敌人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彭立友
彭立友(1919～1947)，本县冯庙区冯北乡小彭村人。民国32年(1943)10月参加革命，历任乡、区农会主任。36年被冯庙还乡队长吴增勤杀害。
立友出身贫寒，自幼受尽地主的残酷剥削，饱尝了旧社会的艰辛。民国14年，其父彭学言因反抗国民党政府抢粮被杀害，其母不久也离开人间。立友孤苦零丁。
抗日战争爆发后，立友怀着救国保家乡的强烈愿望，投入抗日洪流。32年11月，灵北县土山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他被推选为7个村的贫雇农代表。翌年3月提升为上山区简吴乡农救会主任。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1月提拔为土山区农救会主任。立友在任乡、区农救会主任期间，为把抗日根据地的“惩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地一个村又一个村地召开会议，调查情况，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说理算帐或斗争。在立友的积极领导下，全乡“惩奸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不仅惩治了汉奸恶霸，而且使穷苦百姓分得退租粮89石，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32年，是灵北县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立友为减轻党的抗日物资困难，首先发动自己亲朋好友中比较富裕之家捐粮献款，支援抗日斗争，然后又积极活动于其他各方面人士之间，向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动员出钱、出粮、出枪，解决抗日武装部队的急需物资。简吴乡的这种做法，受到灵北县政府的表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华中七地委为阻止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组织了破击津浦铁路的战役。立友带领冯庙区200余人，一夜之间拆除6公里长的铁路轨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县委嘉奖。
在战争年代，虽然环境险恶，但立友能舍身忘死，带领地方武装以勇猛杀敌的顽强战斗精神，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33年10月，灵北县委、县政府为开辟新区，扩大根据地，决定向禅堂以南发展。立友主动请战，独自一人化装到敌占区侦察敌情，提出了以破坏敌人通讯联络为主的作战方案。经批准后，他便带领民兵将六七华里长的敌人通讯联络设施摧毁，使敌人的通讯联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35年7月，国民政府军队占领灵璧后，残酷杀害共产党干部，这激起了立友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他带领冯庙区一部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土豪劣绅。一天在土山北边的谢家庄与还乡队队长吴增勤所带的40余人相遇，立友一马当先，率领区队战士奋战1小时，当场毙敌3人，重伤敌2人。8月11日拂晓，立友得知县总队100余人与冯庙还乡大队吴增旭部200余人交战，随即率区队20多人跑步前往协助县总队作战，打得还乡队死伤过半。匪首吴增旭企图寻机遁逃，被立友追上举刀砍死。18日夜，立友带区队40余人，夜袭简吴村地主还乡队，毙伤俘敌20余人。
由于冯庙、土山一带国民政府地方武装连续受到立友所率领的区队的沉重打击，因此他们对立友既怕又恨，密谋联合进击区队。县委、县政府为挫败敌人阴谋，遂令立友带领区队转移到灵泗边区，跟随县总队一起活动。不久因反动势力加强，革命力量无法立足，遂东移至洪泽湖一带活动。
36年3月，立友奉命回县北侦察敌情，一路昼伏夜行，忍饥挨冻，穿据点、绕哨卡，毫不畏惧。立友回到灵北后，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将敌人各据点兵力分布情况基本侦察清楚后，返回洪泽湖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
同年7月，党组织再次派彭立友等4人到灵北做秘密联络工作。他们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走乡串户，秘密地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搜集和掌握国民政府军的各方面情报。在立友等人积极活动下，于8月中旬在灵北建立了4个情报联络站。8月下旬的一天，立友外出侦察敌情时，被国民政府冯庙乡公所人员发现。乡长靖马生遂派人前往小彭村搜捕，未搜到立友，便将其弟彭立树打死。立友于当晚得知情况紧急，便于第二天向泗县高集转移。途中不幸被泗县黑杀队队长季觉飞派人逮捕，而后送交给国民政府冯庙乡公所。
立友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正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无所畏惧的革命骨气。还乡队长吴增勤和恶霸地主吴西荣对立友进行严刑拷打，威逼他交出共产党活动的秘密。敌人在立友拒不招供的情况下，又施一招，于夜间将其衣服扒光，绑在马桩子上，让蚊虫叮咬。次日，立友红斑遍体，疼痛难忍，但他咬紧牙关，昂首挺胸，怒视敌人。吴增勤一伙看一招不成，又生一计，将其赤身裸体绑起来放到火辣辣的太阳下曝晒，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立友昏死过去后，敌人就用冷水泼醒，继续曝晒。立友没有低头“认罪”，相反还慷慨陈词怒斥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对立友施行了更残忍的手段，连续几天对他灌辣椒汤，用钢针扎他的身体，用铁钉钉他的脚心，用铁丝穿他的手掌、肋骨，但仍一无所获。同年9月5日，冯庙区天气阴晦，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上午9时敌人用独轮车将被折磨得无法行走的彭立友推进刑场。赶集的群众也被赶到刑场。人们望着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却目光炯炯，毫无惧色，大义凛然的彭立友，无不潸然泪下。是时，敌人还妄想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秘密。刽子手走到立友面前说：“你死到临头了，现在再给你几分钟时间考虑，你还有什么话说?”立友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地说：“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要我说出党的秘密办不到!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今天你杀了我一个彭立友，明天就会有无数个彭立友找你们算帐，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了……”。话音未落，刽子手胡开胜手起刀落，砍去他的两臂，然后又砍去双脚，立友随即昏过去。他苏醒后，又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共产党万岁”。敌人又举起屠刀砍去他的头颅，立友壮烈就义。
雷杰三
雷杰三(1896～1950)，原名雷洪盛，本县尹集区小雷家人。历任国民政府军班长，连长、营长、独立团长、抗日剿共支队长和伪县政府防共自卫团副团长等职务，是本县作恶多端的反动人物。建国后逮捕归案，公审后处决。
雷杰三出身地主家庭，自幼贪图安逸，逍遥度日。民国2年(1913)随其舅父马祥斌(时为安武军第一旅补充营营长)当兵，历任班长、哨长、哨官等职。因在军中常常惹事生非，蛮横无理，于7年被其舅父驱逐回家。
雷回家后，恃其舅父权势，在尹集一带拉帮结派，组织武装，横行不羁。7年8月，雷夺取尹集团防局局长之职。10年任宿州警备营管带，不久改任灵璧县国民政府骑兵队队长兼张集、尹集联防自卫局局长，拥有两个连的兵力。12年上半年，雷的武装被盘据在徐州一带的北洋军阀张宗昌收缴。雷再次投奔舅父马祥斌，奉马之命回灵璧纠集了300余人，筹枪70支带到马处，被马委任为营长。16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处于败北之局的张宗昌暗中勾结马祥斌部下的原北洋军官张敬尧、袁家骥，将马祥斌杀害。雷无所依靠，返回灵璧任警备营长。同年8月，雷也受张宗昌的通缉，雷便蛰匿在睢宁县大李集一带，以图东山再起。27年秋，他投靠国民政府泗县游击司令孙伯文，被孙委任为保安第四大队长。随后又回到灵北，先后招收土匪、兵痞等1000余人，筹集枪支500多支，经常在禅堂、土山、杨疃、尹集一带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28年9月，在国民政府皖东北第六专员公署盛子瑾的扶持下，雷部改编为保安独立团。雷在此期间投靠日本人，充当汉奸，反对共产党。不久，伪灵璧县县长刘子久欲吞并雷部，雷于翌年春逃至蚌埠，投靠伪省主席倪道烺，被任命为自卫团副团长。31年秋，国民党抗日纵队司令高民和卫立煌来灵璧策划剿共，任命雷为抗日第一支队长，雷积极准备反共力量，伺机反扑。
雷杰三执迷不悟，坚持与人民为敌。32年4月，新四军第四师发动讨雷战役，雷部大部被歼，雷被打伤。伤愈后又投靠国民政府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段海洲部，被任命为第十二纵队司令。后一度盘据在张大路一带，经常到灵北抗日根据地骚扰，杀人、放火、抢粮，无恶不作。34年5月，段部北窜，雷无所靠，又逃至阜阳投奔王茂公，被委任为江苏省政府参议员。
35年，雷趁新四军东撤之机，又潜回灵璧尹集一带，进行收租逼债，反攻倒算。翌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宿县交警队第一大队长。37年淮海战役打响时，又纠集一些土匪、兵痞，继续与人民为敌。待解放军攻打宿县县城时，雷令其部放火烧了小东门一条街200多间房屋后，化装逃往南京，以做小生意为名蛰居起来。
1950年，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秋，县人民政府在禅堂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其处决。
张学栋
张学栋(1921～1953)，本县垌塘乡泥湖村人。1949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1次。
学栋出身贫苦，自幼酷爱读书，勤于劳动。16岁时，父母先后病故，寄居叔父家中，生活极其困难。在地方党组织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民兵组织，投入反匪反霸斗争。民国35年(1946)8月的一天，他组织20多名民兵，拦截国民政府军车，将汽车上的货物全部分给穷人。因地主告密，次日被捕。他在双沟监狱中受尽了酷刑，始终没有供出其他民兵。敌人无奈，将他押送江苏睢宁县监狱，后又押到宿迁监狱。
37年，宿迁解放，学栋获释。于外地做生意时，又被国民政府军队抓了壮丁。38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前，他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244团1营泰安连5班，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53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军12000余人袭击福建省东山岛。张学栋所在的部队奉命增援前线。当时他正患病，指导员让他留下休息，他坚决不同意，对指导员说：“狗咬上门来，我怎么能在家睡大觉，别看我3天没吃饭，有任务照样干!”指导员同意后，他带领全班战士冲在最前头。17日，敌人龟缩在岛的东北角“214”高地以南地区，借高地上3个地堡和堑壕为屏障，以猛烈的炮火向解放军袭击。张学栋带领爆破组突击敌火力点，两位战友刚冲上去就倒下了。他急忙从负伤战友手中接过轻机枪，勇猛地冲过去，在离敌10米远时，他胸部和大腿连中两弹，昏了过去。他醒来后，忍着剧痛投出1颗手榴弹，敌机枪顿成哑巴。后继部队发起冲锋，又遭到另一地堡机枪阻击。于是他向敌堡爬去，边爬边射击，子弹打光了，他猛地站起来，高喊：“同志们，为祖国冲啊!”说罢向着喷着火焰的枪眼扑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子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32岁。
1953年8月25日，华东军区追认他为“华东军区战斗英雄”，并将他生前所在的班命名为“张学栋班”。灵璧县人民政府将他生前的乡命名为“学栋乡”。
韩本贵
韩本贵(1902～1959)，字百魁，号逸民，本县渔沟区菜园村人。灵璧著名民间画师。
本贵出身贫寒，3岁殁母，7岁丧父，寄居亲族门下。艰苦的生活使他养成纯朴耿介、刚毅淡泊的性格。幼年聪颖好学，特嗜绘画，坐则在地上画，寝则在被子上画，即使在放牛、要饭的艰辛岁月里也从不间断。年稍长，从师于民间画师翟光远。出师后，致力于民间绘画研究。其画风朴实，技法丰富，每作画必赋新意，不落陈俗。一生最善画钟馗，所画钟馗以外表精神、内在深沉，风格鲜明，不落俗套而著称。在其众多钟馗画中，《百馗图》最佳。他在一个大“寿”字上，可画100个神态各异的钟馗，画中钟馗或仰、或卧、或坐、或行，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当年《申报》撰文称赞，称本贵为“韩百馗”。本贵的钟馗画早在40年代就传入东南亚，50年代多次在合肥及北京等地展出。其作品《钟馗图》为中国美术馆收藏。1959年，本贵病故。
陈登科
陈登科(190l～1963)，陕西省汉中市新民乡人。出身于雇农家庭，幼年家境贫寒，生活艰苦。
民国24年(1935)，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副连长、乡指导员等职。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不畏艰难险阻，坚持到最后胜利。
36年，登科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他到渤海医院疗养。他病未痊愈，又回到部队工作。38年4月，他随部队来到皖北军区，被留在地方工作。7月，他被派到灵璧县娄庄乡任乡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和群众同甘共苦，带病坚持工作。
1963年，他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2月10日与世长辞。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县人民政府在他的墓碑上刻有“跋千山涉万水，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怀赤心战毕生，为国为民千古流芳”等语。
糜双品
糜双品(1943～1967)，浙江省上虞县人。出身于下中农家庭，自幼读书。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驻灵部队服役。
双品年轻时代就有崇高理想，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多做工作，就是多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1965年，他和战友出车路过沱河时，曾奋不顾身地抢救1名落水儿童。乡亲们万分感激，说他是活着的小雷锋。
1967年5月3日上午，县城东关的两个小孩到部队驻地拾柴；9时许在水塘边玩耍时，不慎滑入四五米深的水中。正在塘边洗衣服的双品发现后，立即奔到对岸，跳入水中，全力托起两个孩子游向岸边，把两个孩子救到岸边时，自己精疲力尽，再也无力上岸，沉入水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授予他“一等爱民模范”称号。
徐铭阁
徐铭阁(1889～1972)，宿县褚兰人。自幼就学于私塾，民国9年(1920)肄业于凤阳师范。13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在校期间深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因在校水土不服，经常患病，加之思念家乡，于14年离开黄埔军校。同年秋到浦口铁路局任书记员。在此期间，铭阁经常从报刊杂志上看到日本因兴办学校、发展科学，国家得以富强，遂抱“教育救国”大志，辞去书记员职务，来到灵北一带任教。
铭阁先后在双沟、徐州、尤集、王集任教近50年，懿行懿德，不可胜数，在尤集、王集一带有较大影响，在灵璧教育界有较高威望。
铭阁热爱教育事业，教学认真。学生作业篇篇有眉批、总批，一个错字、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发作业时，当面给学生指出优缺点及努力方向。36年，本地雹灾严重，铭阁举家食树皮、草根，他仍坚持上课，曾数次晕倒在办公室或厕所里。他不仅教学认真，而且爱生如子。只身一人在校教书，自己做饭吃，生活俭朴，周围有人称他是“馊先生”，说他是“一个盐豆也要分成两瓣吃”，然而当他听说学生张保英因错划“右派”被处理回家，生活发生困难时，慷慨解囊，多次接济他，计人民币160元。
1957年，铭阁出席安徽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又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1966年他退休后，仍坚持在校任教。直至病重离校前，还扶病讲完最后一堂课。1972年病逝。
王奎璧
王奎璧(1885～1973)，本县县城太平街人。历任灵璧县高级小学校长、县政府第三科科长、县教育局长等职，一生瘁力于教育事业。
奎璧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诗书门第，自幼天资聪慧，奋勉自强。17岁入县正学书院读书，20岁中秀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入安徽高等学堂，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被校方开除。次年又考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史地科，在校期间勤奋好学，精国文、通史地、擅书法、长言辞。他性情高洁刚毅，受到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思想解放，虽生活道路坎坷，但从不消沉，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
民国元年(1912)，奎璧毕业回到灵璧，联络县城有名望的教师，创办高级小学，自任校长，同年在县城创办女子小学。年底，奎璧被选为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后，大力兴办学校，利用庙宇祠堂及公房办学，一年之内，在城内设立4所小学，全县各乡新设小学20余所，在教员和学生中广泛灌输民主主义思想，提倡男生剪辫子，女生放足，主张教学要有所创新，不可泥古不变，重视学以致用，文道统一。奎璧在政治上积极追随孙中山，要求广泛实行民主。同年加入国民党，任县教育局长、县参议会副议长、省议会议员等职。
3年，时值袁世凯贿选总统，搞复辟活动，奎璧耻与国民党反动分子为伍，毅然自动脱离国民党，辞去其他职务，专心教育。14～15年筹办县师范讲习所、县女子师范讲习所，并任所长。16年，国民党县党部向安徽省高等法院诬告王奎璧有妄图谋杀国民党人和侵吞公款等罪行，而遭通缉，奎璧避居杭州西湖招贤寺，悉心养生，自号“天一居士”。在此间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并着手对灵璧的垓下古战场和虞姬墓进行考证和研究。不久又辗转浙江、上海、蚌埠等地学校任教。
22年初，新任灵璧县长王肖山崇尚奎璧刚正廉洁的品格，邀其任灵璧县第一区区长。奎璧上任后，针对各级官府的腐败，主张革除弊政，决心实行民主管理民政。在大门贴上一副对联：“妄用地方一文钱请唾我面，实行民主两个字方符我心”，横批是“财政公平”。其间他虽从政，但不忘教育，仍兼任私立民完小学校长，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拨出资金改善教学条件。不久王肖山调走，奎璧也辞去区长之职，专心教育。
25年，奎璧再次到蚌埠任蚌埠私立三民公学校长。“七七”事变后，他热情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各科教学插入新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还给学生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进步歌曲，积极勉励学生立志洗雪国耻，驱逐日本侵略者。不久蚌埠遭受日军狂轰滥炸，学校被迫解散。为参加抗战，他受蚌埠市皖北国民政府抗日第一路军游击司令部之约任秘书。任职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并非真抗日，而是窃取抗日之名，蹂躏人民。于是任职月余，他愤而弃装夜行还乡，避居乡村。28年7月，日军慕其名，3次遣人登门请其出仕，均遭严辞拒绝。为不受日军奴役，于同年8月步行去西安，以给人家当家庭教师谋生。
36年返回灵璧，再次倡议办学。他得到热心教育人士张品三等人大力支持，联合失业教师王仁风等，在新马桥创办私立正明中学，被推任为校长。同年11月被国民政府路警指为共产党办的学校，于夜间纵火焚毁。37年又联合有志教育者创办固镇群力小学。同年11月，灵璧解放，灵璧县政府派奎璧筹建恢复灵璧中学。这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他老当益壮，日夜忙于恢复灵中工作。灵中恢复后，他的身心全部放到教学上。他教学和管理严肃认真，聘请的教师大多德性较好，学问较深，在管理学生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善于因势利导，寓教于乐。教学中，他每星期都要将学生的优秀作文、美术作品装上镜框，挂在表扬栏里激发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学生有过失从不体罚，而是循循善诱，直到学生明白道理为止。他平时对学生十分关心，每天晚自习后都要到学生寝室检查，了解学生是否有生活上的困难。
1953年奎璧退休后，不甘寂寞，致力于文史研究。同年4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馆馆员，被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聘任为采集员。此间他一面从事文史研究，一面总结自己教学经验，写出100余万字文稿。著有《灵璧古迹记略》、《灵璧名义的改变和县的建立》、《灵璧烈士简史》、《灵璧民间故事集》等稿本计60余万字，还3次捐献给县文化馆15幅古代名人字画。奎璧不仅善文，而且工诗，写有诗词、联语700多首。还编写了《写字初步》、《书法初步介绍》、《怎样学习书法》等材料计20余万字，供教师和学生参考。他虽退休，却时刻关心教育事业，经常拄着拐杖到县城各学校巡视，了解学校工作情况。他退休后还连任县第二至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1973年3月8日，奎璧病故于县城。
周新海
周新海(1951～1975)，本县界沟乡周柳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自幼读书。1970年应征入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高机连战士，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海具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入伍头1个月的某天夜晚，驻地附近瓷厂油管起火，火焰沿着油管向油塔蔓延，情况十分危急。新海发现后，立即拿起灭火器，爬上油塔梯架，奋力灭火，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在高机连当战士期间，他发现驭手班工作很艰苦，主动要求到驭手班工作。愿望实现后，工作更加积极热情，他把军马当作“无言的战友”，在训练时。常常用自己的水壶饮马，用自己的干粮喂马。
1975年1月15日，新海和1位战友赶着马车到苏州运粮。当载着600公斤大米的马车到达延安路红旗桥头时，发现马车前后重量失调。在他下车调整时，辕马与梢马厮咬起来，两马同时受惊，拉着马车狂奔。新海紧跟马车不放，右手猛拉扳车闸，左手紧拉缰绳，跟着马车跑了200多米。由于车速太快，又值雨后路滑，车闸制动失灵，面临着车翻人亡的严重危险。路旁群众呼喊，要他跳车。他没有跳，反而纵身跳上辕杆，用体重全力压住闸把，制动奏效。惊马直跑不能，横闯起来。车身剧烈颠簸，他人滑下车，两腿拖在地下，可双手却紧紧地握着闸把不放，惊马又跑了四、五百米后，车身再次颠簸，他被摔倒在地，车轮从他的胸部辗过，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4岁。
为了表彰周新海奋不顾身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英雄品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南京军区某部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军区党委并作出“关于宣传和学习周新海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区指战员开展学习周新海的活动。
姚大娘
姚大娘(1895～1975)，本县渔沟区郑楼乡白马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建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互助组、农业社干部。她时刻关心群众，群众亲切地称呼她“姚大娘”。1955年春，雨雪封门，部分社员断炊，她用省发给她的模范奖金120元和儿子从部队寄来的10元钱，救济村里最困难的社员，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同年夏，水灾严重，社员生活困难，她组织了1个副业打席组，3个月盈利1125元，解决60余人的生活困难。大水退后，抢种晚秋，集体购买粮种资金短缺，她主动拿出11元钱为集体买了荞麦种。因此，她多次被评为县、省劳动模范和军属模范。1951年起，先后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二至四届委员会委员和五至八届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被评为军属模范，出席全国优抚积极分子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75年病故。
戴文生
戴文生(1897～1979)，本县界沟乡小吴家人。民国17年(1928)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本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小吴家党支部书记、中共灵璧独立区委书记、县粮库主任、工交科科长等职。
文生出身贫寒，性格倔强，追求进步。其家世代给地主帮工，文生从8岁起，就给地主放猪放牛，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5岁时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抱着寻求出路、寻找光明的信念，到县城西关拜刘广俊为师，入了安青帮会，后又参加了三元会，这些组织都使他失望。遂于民国4年(1915)离开家乡，徒步到河南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第二混成旅当1名勤务员。在西北军里，他刻苦地学习武术和军事知识，练就一身武功。时值军阀混战，文生感到大失所望，便离开西北军，在宿县花庄、任桥一带以贩盐为生。此间，他结识了很多穷朋友，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徐继业发现文生的言行豪爽侠义，遂着重对其进行革命理论教育，并进行实践考验，派他给泗县党组织送信，指派他在花庄一带组织红枪会，以教拳术为名，组织群众，为革命积蓄武装力量。他接受任务后，常常披星戴月，徒步往返，很快联络了100余人。他的行动得到党组织的信任。17年11月27日，经徐继业介绍，文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8年2月，文生受党组织派遣，秘密回到灵璧开展革命活动。通过交谈摸底，发展了徐兆凤、田恒修、王子奎3人入党，创建了灵璧县第一个党小组，文生任组长。至9月，他又发展了10余人入党，创建了灵璧县第一个党支部——小吴家党支部，文生任支部书记。
19年的一年里，他先后在40多个村庄中发展党员210多人、团员80余人，建立了18个党支部，使党组织在灵璧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翌年10月，经长淮特委批准，成立中共灵璧独立区委(县级)，文生任书记。他带领广大党员，以极大的热情在各地组织了“大领会”、“牛头会”、“光蛋会”等群众组织，以各种形式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
21年，在上级党组织支持下，文生决定发动大山暴动，他召开军事会议，把当时所有党员及积极分子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自己任大队长。27日上午，暴动队伍打着红旗，扛着武器由集合地刘庙向大山团防局进发。一路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广大农民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队伍越走人越多，到大山时，已有600余人。大山团防局局长吕文清见势不妙，闻风而逃。暴动队占领大山后，正准备吃午饭时，被国民政府军蒋光鼐部冲散。大山暴动暴露了本县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县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戴文生。文生被迫辗转到蚌埠、烈山、泗县等地进行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生救国心切，带病回乡。27年5月，灵璧县城沦陷。文生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于翌年6月成立“抗日救国军”，摸据点、捉汉奸、搞情报，开展抗日活动。同时，建立了情报站，为新四军第四师提供情报。
31年7月，文生出任大山区队长。此时，日伪顽合流，文生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和巩固根据地，带领区队扒公路、砍电杆、炸碉堡、拔据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34年9月县城解放后，文生离队学习，翌年结束。回来后，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华中九纵七十九、八十一团在沱河一线阻击来犯之敌。年届半百的文生率领大山区民工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日夜和主力部队一起战斗在火线上。县城失陷后，文生仍组织民兵坚持在县城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后撤到津浦路西坚持斗争。由于形势极度恶化，文生将部队分散活动，本人退避淮南。
38年1月，淮海战役打响，文生返回灵璧参加战斗，迎接县城第二次解放。
建国后，文生老当益壮，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先后任副区长、县粮库主任、工交科长等职。1979年3月25日病故。
朱保君
朱保君(1886～1981)，本县娄庄区宣圩乡人。中共党员。建国后任乡农会主任。1950年，在生产救灾工作中，他带领群众进行抗灾斗争，取得了优异成绩。1951年出席全国生产救灾模范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同年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先后被选为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四至八届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5月病故。
李宜吉(1879～1935)，字俊卿，本县尤集区人。出身于富裕家庭。幼年聪颖敏锐，家庭不惜重金为其聘请乡师。不到20岁就入县通宜学堂，不久转入芜湖公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法科学习。其间受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修业期满，获法士学位归国。
回国后，宜吉积极活动于苏、皖两省，发展同盟会会员。民国元年(1912)，宜吉被选为省参议会议员。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因此遭到皖督倪嗣冲的通缉，被迫于4年逃往陕西汉中。8年赴广东任护法政府司令部佥事。此间，护法政府的规则条例多出自宜吉之手。16年任津浦铁路管理局材料厂厂长。18年任江苏省兴化县县长。到任后，宜吉革旧习、蠲苛杂、拒苞苴、勤职事，为政二载，弊绝风情，深得百姓拥戴。离职后，避居南京。21年回乡任灵璧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任职期间，清廉方正，事必躬亲，使财政条理井然，深得人们的敬佩。24年7月19日，宜吉病故于南京中央医院。
张树实
张树实(1897～1941)，本县九顶区京渠村人。出身农家，具有反抗精神。少年人私塾读书时，就明白事理，厌恶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青年时代追求革命，经常和进步青年崔玉藩等一起抨击时局，讨论寻求解放道路。
民国20年(1931)1月，京渠圩主崔玉林在本村创办小学，树实被聘为小学教师。任教期间，他与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徐怀恒接触频繁。在徐的教育启迪下，树实接受了革命道理，萌发了紧跟共产党、翻身求解放的思想。同年经徐怀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他紧紧握着徐的手说：“为了人类的解放，我粉身碎骨也心甘。”此后，他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到穷苦群众中去，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9月，他发展了两名党员，并经中共睢宁县委批准，成立了濉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京渠党支部，树实任支部书记。
与京渠相邻的独谷堆和堌子两个反动圩主各养了100多只羊。他们依仗权势，长期将羊散放到穷苦农民田中，糟踏庄稼，农民对此敢怒不敢言。树实为惩治这两个反动圩主，成立了有70多人参加的“光蛋会”。在他的带领下，将地主散放的羊群赶进庙里，当场宰杀了部分肥羊分给穷苦农民，大长了穷人志气。事后，反动圩主贿赂朝阳集团防局，前往镇压。树实临危不惧，据理揭露了反动圩主的种种劣迹，弄得团防局官兵无言对答，只好悻悻而归。反动圩主不善罢甘休，两个月后，告发树实等人是共产党员，煽动农民闹事。县国民政府通缉树实，迫使他避难他乡。
树实虽身处逆境，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是坚定不移。23年秋，他改名换姓装扮成医生回到灵璧，以开中药铺为掩护，寻找党组织，未成，他再次离开灵璧。
抗日战争爆发后，树实怀着救国保家乡的强烈愿望回到家乡，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走乡串户向广大爱国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同心协力打垮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不当亡国奴。同时他在斗争中，积极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发展了10余名党员，恢复了京渠党支部，新建了张桥党支部，并于28年在九顶区建立起“抗日青年救国团”。为解决缺少枪支的困难，他组织起修械所，自造土枪土炮；经常组织队员到双沟等敌据点夺取枪支；并通过动员人民群众捐献等途径，筹集了80多支枪，武装了“抗日青年救国团”。树实领导这支队伍在九顶山区配合主力部队打鬼子、救伤员、埋地雷、炸桥梁、破坏敌人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同年6月，这支武装升编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一先遣梯队独立中队，树实被留下继续开展地方工作。
30年7月，灵睢边区敌、伪、顽合流，形势恶化。中共灵睢县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大部人员转移到海郑公路以北，树实任李集地下区委书记，留下坚持灵睢边区斗争。8月27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后被押解到县国民政府。在被关押期间，敌人用尽酷刑，树实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暴露党的秘密。敌人无奈，于28日夜将他押到王集北小高家西活埋，树实壮烈就义。
廖量之
廖量之(1913～1943)，湖南省湘潭县人。抗日战争爆发时参加革命，历任秘书、县委书记、县长等职，民国32年(1943)病故。
量之少年时代勤奋好学，才思聪敏。12岁即考入湖北第四试验中学，15岁转入湘潭43中学习，20岁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创办刊物《文研》。后因《文研》大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于民国23年被捕。25年获释后，到上海创办新东方出版社，翌年任《群新》刊物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量之参加“上海流亡青年战地服务团”，并随之来到安徽舒城，做抗日宣传工作。27年11月到皖东北，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员督察公署抗敌指挥部(简称“六抗”)政治部副主任，此间，为推动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工作。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8年10月，量之经中共苏皖区党委精心安排，出任灵璧县国民政府秘书，任务是促进当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量之到任后，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争取县长王尔宜以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利益为重，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携手抗日。经量之积极努力地工作，王尔宜深得教益，民族思想被唤起，一度与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建立友好关系，从各方面支持了共产党在灵璧县的抗日活动。同年11月，量之与王尔宜磋商建立了“灵璧县政府政治工作队”(简称工作队)。在量之的精心关怀和指导下，工作队以合法的地位在渔沟、朱集、尤集一带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建立了“联庄会”和抗日武装，给经常驻灵璧的濉北地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四大队，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提供了粮草等大量的军需物资；为张爱萍等领导人组织发起的讨伐大汉奸雷杰三的战斗，不仅提供了弹药，而且以县政府常备队配合作战。
量之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建设，积极地为打败日军培养革命力量。他在工作队中建立起秘密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经常对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时事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每次学习，量之都亲自担任主讲，给大家讲《帝国主义》、《大众哲学》、《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各族人民同胞书》等论述论著。在量之的教育、培养下，工作队和县政府常备队的进步青年，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先后有10余人加入党组织。同时，量之还在尤集、王集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
29年1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委派中共永城县委书记李济民来到灵璧。量之与李共同组建了中共灵北县委，量之任县委委员。2月，李调走，量之任书记。量之以工作队为基础，建立了中共灵五区委。县委和区委的建立，使灵北地区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29年春，安徽省政府主席李仙洲对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嫉恨万分，遂下令通缉第六专员督察公署专员盛子瑾，导致了这一地区国共合作的破裂。在此形势下，王尔宜于是年4月离开灵璧。量之为稳定局势，随之安排共产党员到县政府各科室和常备队做争取教育工作，使大多数人员转到共产党这一方。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根据这一有利形势，批准建立灵璧县抗日民主政府，量之被任命为县长。他身肩重任，辛勤工作，为把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好，一方面对原县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教育改造，把中共党员充实到各科室担任领导职务；另一方面进行抗日武装的建设，委派中共党员担任原县政府常备队政工干部，并从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使这支原系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转变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后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量之对地方上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团体给予扶持、指导，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当时渔沟一带村庄为抗击敌伪侵扰，成立了很多“联庄会”组织。量之为加强“联庄会”武装自卫能力，派出干部深入各村庄，以“联庄会”为基础，组建了一批基干民兵，并进行军事训练，使他们扛起土枪、土炮，拿起长矛、大刀，有事联防，无事生产，巡逻守夜，惩敌锄奸。此间，量之还将张维献组织的“抗日青年救国团”改编为“灵璧县抗日独立营”。后来这支武装升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繁重的工作，使量之劳累过度而身患肺病，经常发烧、咳嗽不止，时常吐血。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于29年5月决定让他先离任休息治病，再到邳睢铜地委主办的《团结报》社工作。量之却一天也不愿休息，立即抱病到报社赴任了。
量之不仅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学问广博，尤其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在任《团结报》社社长期间，他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克服了环境险恶、人员奇缺、物资条件紧张的困难，使《团结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之一新，在抗日根据地内享有较高声誉。此外，还出版了《团结》丛书和《文化通讯》等刊物，对宣传党的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起到了一定作用。
32年初，量之病情恶化，组织上安排他在盱凤嘉后方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各级领导和战友纷纷到医院探望他。同志们看着生命垂危的量之忍不住流下眼泪，量之却以乐观主义精神，用“莫向穹苍悲落日，余辉散尽有繁星”的诗句赠送给领导和战友，鼓励同志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要充满信心，期望自己能战胜病魔，尽快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3月9日，量之病情极度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量之病逝后，皖东北《文化通讯》刊印专号，《江淮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这位抗日战士。
江兆瑞
江兆瑞(1902～1946)，字祥斋，江苏省丰县和集乡人。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历任连指导员，区长、副县长。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牺牲。
兆瑞家境贫寒，10岁时父母双亡，由祖父母和叔父抚养成人。民国9年读小学，20年于丰县初级师范毕业后，即在丰县宁寨小学任校长兼教员，此间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他除确定育才目标、制定校训外，还利用晨会、节日或课堂向学生讲述岳飞、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后，兆瑞积极向学生进行时事教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勉励学生立志洗雪国耻，驱逐日寇。他还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罢课，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抵制日货，为抗日阵亡将士开追悼会等活动。25年，由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兆瑞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优秀的组织才能。抗日战争爆发后，兆瑞一方面从思想上宣传动员青年起来抗日，另一方面亲自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队伍。26年底，他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举办的青年训练班，使大批青年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27年5月，兆瑞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毅然弃教从军。7月创建丰县抗日游击队，年底扩大到200余人。翌年春，这支队伍被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十一连，兆瑞任连政治指导员。
28年6月，兆瑞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来到敌占区灵璧县，活动于灵北地区。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留他在灵北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抗日武装，以协助主力开辟这一地区，并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力。面对灵北极其险恶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只身留在灵北，开始了创建灵北抗日武装的工作。
初始，兆瑞秘密活动于渔沟、尤集之间。为能在灵北站稳脚跟，他接触了浍沟北中陵子村的三番头子程兴福(外号程老庆)。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豪爽，痛恨日本人。根据程的情况，兆瑞认为可以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影响，为抗日服务，因而主动拜程为师。程见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便收他为徒。兆瑞便利用这一身份明察暗访，了解情况，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程兴福也在兆瑞的感召下，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主动将自家的部分财产分给穷苦百姓，并献枪出钱资助兆瑞创建抗日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兆瑞以招收徒弟为名，组织起一支200余人、80多支枪的抗日游击队。因枪支缺少，被群众称为“锤头队”。这支锤头队在兆瑞的指挥下，活跃于龙潭、渔沟、马庄等地，常和日伪军周旋，使这一带游击根据地被初步开辟出来。28年底，兆瑞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兆瑞仍只身留在灵北，继续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和巩固已创建的游击根据地。
29年夏，灵北中心地带形势恶化，兆瑞转移到九顶山区活动。当时，萧灵铜边县委和灵睢县委合并转入九顶山区。不久，廖量之率领灵璧县抗日民主政府也迁至九顶山区。在此期间，兆瑞充分发挥他的组织才能，在短期内又组建了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灵璧大队”，和县委、县政府共同活动于尤集、王集、朝阳集之间和九顶山区，逐步创建了九顶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翌年夏季，灵璧大队编入四师九旅。兆瑞将余下人员编为灵睢大队，继续坚持在九顶山区。后撤往海郑公路以北。
31年3月，兆瑞率队回到灵北边区。4月，兆瑞被任命为区长，成立灵五区队，活跃在敌据点林立的濉河以北，尤集、渔沟以南地区，常常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表现了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才能。11月的一天，兆瑞和区委书记鲁霞光正在开群众大会，驻杏山国民政府军突然来到附近的伙房村，企图抓丁抢粮，而这时区、乡队均已外出执行任务，兆瑞手下无一兵一卒。他急中生智，迅速组织起30名青壮年，拿着猎枪和棍棒，站到山头上，以棍棒伪装成枪支，并指定人员化装成八路军指挥员的模样，在高处作向敌张望状，同时派人火速通知区队。敌人见山上人头攒动，以为是碰上了宿东游击支队，便匆匆离去。
兆瑞为革命吃苦在前，勇挑重担。33年6月，任大路区区长，随后又配合主力部队开辟了渔沟区，并任渔沟区区长。34年初，灵北形势好转，为加速灵北全境的解放，灵北县委决定建立九顶区，兆瑞任区长，又一次担起开辟新区的重任。经月余战斗，兆瑞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使敌占地盘日趋缩小。5月，兆瑞被提升为灵北县副县长。7月间，兆瑞指挥九顶、渔沟、大路等区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向灵北境内最后一个敌据点张庄子发起进攻。至8月下旬，灵北全境解放。随之灵北县委、县政府进入灵城，改称灵璧县，兆瑞任灵壁县副县长。
兆瑞平易近人，深得民心。他在县北的6年，足迹踏遍灵北的山山水水，身影映在县北的村村寨寨，使敌人闻风丧胆，百姓则一见如故。兆瑞骁勇善战而又平易近人，他走到哪里，百姓都认得他，都知道他有“三大件”——手枪、钢笔、大烟袋。老百姓都亲切称呼他“老江”。并编成歌谣：“说老江，唱老江，一天不见想得慌。领导咱们闹翻身，抗日抗丁又抗粮。”
3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灵璧县委、县政府和地方武装撤至边区活动。8月间，敌增兵清剿，兆瑞和县长农超谋率党政干部及武装人员东移至泗县大庄，并与泗县、五河、睢宁、铜山等县干部武装会合。11月下旬追赶地委至洪泽湖畔金锁镇，被国民政府军队围困。25日，兆瑞撤至泗洪县曹庙乡河涯村，与敌人接上了火，在带领战士掩护党政干部突围时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农超谋
农超谋(1914～1946)，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南晓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亳县县长、睢宁县县长、灵北县县长、灵璧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壮烈牺牲。
农超谋出身于富裕家庭，6岁入私塾，20岁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广西大学读书。他青年时期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具有爱憎分明的立场和远大的志向，常在读书笔记中，大胆披露社会黑暗，并常与同学在一起谈论国事，抨击时政，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超谋目睹日军的种种暴行，毅然加入广西学生军，参加抗日救国活动。27年春，随学生军跋山涉水、餐风宿露来到徐州抗日前线，与学生军深入广大农村，活跃于国民政府军队士兵中间，写标语、出墙报、演话剧，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救民思想。10月，超谋因才学出众被任命为河南潢川县第五战区第三支队长。其间，他广泛地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翌年2月的一天，超谋对工作队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看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共产党人身上。”5月，经中共河南省潢川中心县委书记介绍，超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超谋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被派往亳县任国民政府秘书，不久任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3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5月，津浦路西新四军第四师在反顽斗争中失利，被迫东移。超谋奉命随部队撤往津浦路东的邳睢铜地区，任干部工作队队长。他带领队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8月，超谋调任睢宁县县政府秘书，翌年1月任睢宁县县长。33年春，超谋和爱人先后到淮北区党委参加第八期干部轮训班。次年2月学习结束后，超谋受四师政委邓子恢之命，同爱人来到灵北县，出任灵北县县长，兼任灵北抗日中学校长。
超谋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善于走群众路线。他担任灵北县长后，从分析形势入手，制定策略，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政权。他决定，在与敌接触的几个边缘区，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敌斗争，继续向敌占区开辟，而在中心区内，于春季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以减租减息为主的“双减”运动。超谋亲自组织了百余人的“双减”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他还明确规定工作队的宗旨是：纠正以往“双减”工作中的弊端，克服在“双减”运动中产生的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工作队在超谋的亲自带领下，通过发动群众和地主老财面对面斗争的方法，彻底改变了过去干部包办“双减”的情况，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运动范围达到20多个乡，参加农会的农民有8600余人。从而使农民觉悟大为提高，生活水平也因此得以改善。超谋正确的决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灵北县根据地进入了强盛时期。
超谋在工作中是刚毅果断的，而在生活上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县里为他配备了1匹军马，但他在行军、工作中，只要情况允许，都不骑马，和同志们一道行走，与人家谈笑风生。有时主动将军马让给伤病员骑。
超谋在艰苦环境下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在建设灵北根据地的紧张日子里，超谋经常抽出时间到灵北抗日中学给师生们发表演讲。灵北抗日中学是33年初由宿东地委和灵北县委共同创办的，旨在为发展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输送干部人才。超谋以他丰富的知识和饶有趣味的演讲，给师生们描绘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抗日图卷，常常博得师生们满堂喝彩。灵北抗日中学在超谋的亲切关怀下，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抗日干部。
34年9月5日，灵北县政府和县委由灵北进入灵璧县城，恢复灵璧县建制，超谋任灵璧县县长。
超谋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欲争夺胜利果实，积极向全国各解放区运兵。34年10月，超谋根据共产党“寸土必争”的方针，积极进行反内战活动。他和副县长江兆瑞一起带领各区队和民兵3000余人，随主力部队到津浦铁路徐(州)宿(县)段，开展了津浦铁路破击战，扒毁路基，运走钢轨，并指挥区队消灭了由夹沟出来偷袭的国民政府军80余人，较大程度地破坏了符离集南北一段铁路，从而延缓了国民政府军队向这一地区运兵日程，对保卫津浦铁路以东解放区的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3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灵璧是苏皖边区的外围屏障，首先受到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为确保县委及地方武装的顺利转移，超谋亲自率10余名便衣队员到虞姬墓动员组织民工200余人，挖断泗灵公路，破坏桥梁，延缓敌人行动，为县委及县政府安全迅速撤出灵璧赢得了时间。
县委、县政府撤退后，超谋带领县委、县政府部分人员及县总队1个连活动在濉河沿岸，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支武装的积极行动给敌人以杀伤，从而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又增加兵力，对灵北进行清剿，使游击武装活动愈加困难。超谋只好率领这部分武装和灵北部分区干部撤至泗灵睢边。此时灵璧县委书记吴云培调走，超谋兼任书记。在泗灵睢边坚持1个月后，撤至泗北大庄，与泗县、五河、睢宁3县部分撤退的干部武装会合，成立四县联防大队，超谋任联防大队政委。其间超谋又组织小股力量返回灵北，昼伏夜出，与敌人周旋，袭击了10余个敌乡公所。
11月初，敌人进行更加疯狂的扫荡。四县联防大队被迫向洪泽湖边撤退。25日撤至金锁镇时被敌包围。超谋和县委副书记陈立祥突围后，于12月初欲渡运河寻找主力部队时，被泗阳县曹庙乡顽保长陈同树逮捕。陈同树对这位共产党的县长恨之入骨，竟丧心病狂地将超谋和陈立祥两人活埋。超谋壮烈牺牲时，年仅32岁。
陈立祥
陈立祥(1917～1946)，五河县长淮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工委宣传部长、灵北县联救会主任、中共灵璧县委副书记等职。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壮烈牺牲。
立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读私塾，18岁考入蚌埠江淮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解散，立祥辍学回到家乡，参加“五河旅外学生抗日救国团”，联络进步青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28年，立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中共泗五灵凤县工委成立后，立祥任工委宣传部长。29年春，在任泗南县峰山区后窑乡乡长期间，立祥发动贫雇佃农，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是年，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粮食禁止外运。立祥有个亲戚，妄图借他的声誉把粮食运往敌占区。立祥得知后，将粮食全部没收送缴区公所。30年任峰山区联救会主任。33年任灵北县联救会主任。立祥积极深入群众，走村串户，发动各阶层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35年7月，国民政府军1个师进犯灵城。为保卫淮北解放区，阻击敌人前进，立祥带领民兵、民工5万余人，胜利完成破坏和袭击夹沟—徐州铁路地段的任务。灵城失守后，立祥带领部分武装在灵南、灵西坚持游击战争，在大山、娄庄、杨疃、尹集和尤集一带打击还乡团和地方反动武装；在萧宿铜灵工委的领导下，配合九纵七十九团打了不少仗，一度控制了宿灵公路两侧及宿灵边一带。在尤集战斗失利后，立祥带领地方武装转移到泗灵睢地区的沙滩、大路一带村庄，继续坚持战斗。10月初，在立祥率领下，攻下了大李集、大庙、沙滩、大路、冯庙、尹集和宿东时村等敌人据点，歼灭还乡团、保公所武装共千余人，摧毁一些敌政权。是月下旬，国民政府军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犯泗灵睢地区，进行“围剿”，形势再度恶化。立祥带领地方干部和武装边打边向洪泽湖边撤退。25日撤至金锁镇时被敌包围。立祥和县委书记农超谋突围后，于12月初欲渡运河寻找主力部队时，被泗阳县曹庙乡顽保长陈同树逮捕，后被活埋，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张维献
张维献(1918～1946)，本县王集区夏楼村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县抗日青年救国团团长、县抗日独立营营长、灵五区副区长、朱集区区长、县总队副总队长等职。民国35年(1946)在撤往洪泽湖途中被俘，狱中绝食牺牲。
维献出身地主家庭。他6岁失去母亲，童年时代常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游乐，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12岁入私立小学读书，16岁入徐州中学读书。在徐中读书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大量的革命书籍，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思想进步很快。
维献立志救国，决心走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读书的张维献积极要求上前线杀敌人，由于校方阻挠，愿望未能实现，他愤笔写下一首小诗：“敌人入侵，山河破碎。请缨未遂，忧心如焚”，表现了急切杀敌心情。27年5月，徐州沦陷，维献弃学回到家乡，不久灵璧也沦陷。其间维献目睹日军奸淫烧杀等暴行，义愤填膺，决心尽一匹夫之责，拿起枪杆保家卫国。当时他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哥张维典任国民党正规军的旅长，三哥张维章也做了官；二哥张维良在国民政府军地方武装唐广金部任支队长。维献没有投奔他们，他要走自己的路。翌年底，维献从家中拿出1把盒子枪、1挺机枪和两支长枪，组织起1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灵璧县抗日青年救国团”，自任团长。这是灵璧县青年自发创建的早期抗日团体。维献积极带领队员惩奸反霸，袭击敌据点。一天，维献带领队员到双沟，于夜间扒掉双沟维持会长张玉坤的祖坟，将其父的尸骨暴露在外，换上驴头放在棺材里，并留言警告张玉坤，不得再为日本人卖命。这一下打击了张玉坤的嚣张气焰，使张再不敢妄动。
在抗日斗争中，维献的“青救团”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五六十人，对敌斗争也日益频繁。维献根据自身武器少的情况，积极开展破袭战，常于夜间到双沟、房村一带偷袭敌人据点。海郑公路是他们最活跃的地方，扒公路、拦汽车、砍电线杆，并常将农家用的耙埋在公路上，专扎汽车轮子，敌人汽车司机每到这一段就胆战心惊。
29年春，经地下党员王庭彬引荐、萧铜党组织介绍，维献与灵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廖量之取得了联系。维献向廖倾吐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并把几十人的队伍交给党组织。廖对其爱国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随之将其队伍改编为灵璧县抗日独立营，任命维献为营长。此后，维献便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率队活动于濉河之滨，不断打击敌人。不久，党为了培养这位有志青年，送他到皖东北干校学习。
30年夏，灵北形势恶化，灵璧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灵睢中心区委先后撤到海郑公路以北活动。维献学习结束后来到路北。10月，经江兆瑞、王子纯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31年4月，中共邳睢铜地委按淮北苏皖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决定重新开辟灵北边区。6月，维献奉命回到灵北，担任恢复后的灵五区副区长兼队长。此间，维献和区长江兆瑞密切配合，经过1个多月的武装斗争，开辟了大块地区，先后建立了杨山、梅山、王集、洛涧等乡抗日民主政权。翌年5月，灵北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维献与江兆瑞率领区队向南转移至濉河以北朱集一带，又拉开了开辟新区的序幕。当时朱集一带三面受敌，战斗非常频繁，环境异常恶劣。为了保持区队战士旺盛的斗志，维献常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关心战士的成长。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有缺点要及时改正，不然就会像脓疮一样发炎，最后损坏肌体。”维献热情关心战士的举动，得到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编成顺口溜唱道：“我们领导好心肠，关心咱们像爹娘……”在战斗中，维献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队伍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以善打硬仗威震灵北。当时拥有1500余人的尤集伪军刘夫庭部，虽骄纵专横，却始终不敢越过这道钢铁屏障，进犯灵北中心地区。至33年6月，灵五区队经过1年的艰苦斗争，开辟了濉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灵北县委为便于领导，撤销了灵五区，设朱集、大路两区，维献任朱集区区长兼区大队长。
维献不仅对敌作战英勇顽强，而且具有大义灭亲的高尚品格。33年秋的一天，维献的胞兄张维良带一个支队顽军进驻渔沟据点，企图进犯朱集、大路两区。维献得知后，立即率队于夜间将其兄包围。他亲自对兄喊话，劝他弃暗投明，其兄拒不听从，维献便下令进攻。后因敌援军赶到，张维良才得以脱逃。
34年9月5日，灵城解放，灵北县改称灵璧县。县武装也进行改编，成立了灵璧县总队。这时维献因英勇善战被提升为县总队副总队长。他受命后，即率县总队驻守经常受国民政府军队袭扰的灵南地区。
县总队在维献领导下，一方面开展练兵活动，一方面时刻警惕敌人对解放区的进犯。翌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军第七军171师攻占了灵城。维献与县委副书记陈立祥率县总队一部在宿灵边区活动，积极打击还乡团，建立情报站，锄杀罪大恶极的顽乡、保长。9月，国民政府军大举清剿解放区，维献率队东移。11月初至泗县北，与泗县、五河、睢宁3县干部武装会合，成立四县联防大队，维献任副大队长。11月下旬，联防大队和党政干部撤至洪泽湖畔，在小杨庄被敌包围。维献率一部突围后，发现各县领导人和大部分战士未冲出包围，他心急如焚，又率部杀回救援。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被挤至洪泽湖边。为摆脱敌人追捕，他率部分战士涉水渡湖。由于天气寒冷，水深齐胸，加之几天未吃饭，因而均被冻僵在湖中，后被敌人用船俘去。
维献被俘后，化名张玉珠，被押至泗县监狱。在狱中，他以绝食同敌人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彭立友
彭立友(1919～1947)，本县冯庙区冯北乡小彭村人。民国32年(1943)10月参加革命，历任乡、区农会主任。36年被冯庙还乡队长吴增勤杀害。
立友出身贫寒，自幼受尽地主的残酷剥削，饱尝了旧社会的艰辛。民国14年，其父彭学言因反抗国民党政府抢粮被杀害，其母不久也离开人间。立友孤苦零丁。
抗日战争爆发后，立友怀着救国保家乡的强烈愿望，投入抗日洪流。32年11月，灵北县土山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他被推选为7个村的贫雇农代表。翌年3月提升为上山区简吴乡农救会主任。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1月提拔为土山区农救会主任。立友在任乡、区农救会主任期间，为把抗日根据地的“惩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地一个村又一个村地召开会议，调查情况，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说理算帐或斗争。在立友的积极领导下，全乡“惩奸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不仅惩治了汉奸恶霸，而且使穷苦百姓分得退租粮89石，从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32年，是灵北县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立友为减轻党的抗日物资困难，首先发动自己亲朋好友中比较富裕之家捐粮献款，支援抗日斗争，然后又积极活动于其他各方面人士之间，向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动员出钱、出粮、出枪，解决抗日武装部队的急需物资。简吴乡的这种做法，受到灵北县政府的表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华中七地委为阻止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组织了破击津浦铁路的战役。立友带领冯庙区200余人，一夜之间拆除6公里长的铁路轨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县委嘉奖。
在战争年代，虽然环境险恶，但立友能舍身忘死，带领地方武装以勇猛杀敌的顽强战斗精神，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33年10月，灵北县委、县政府为开辟新区，扩大根据地，决定向禅堂以南发展。立友主动请战，独自一人化装到敌占区侦察敌情，提出了以破坏敌人通讯联络为主的作战方案。经批准后，他便带领民兵将六七华里长的敌人通讯联络设施摧毁，使敌人的通讯联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35年7月，国民政府军队占领灵璧后，残酷杀害共产党干部，这激起了立友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他带领冯庙区一部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土豪劣绅。一天在土山北边的谢家庄与还乡队队长吴增勤所带的40余人相遇，立友一马当先，率领区队战士奋战1小时，当场毙敌3人，重伤敌2人。8月11日拂晓，立友得知县总队100余人与冯庙还乡大队吴增旭部200余人交战，随即率区队20多人跑步前往协助县总队作战，打得还乡队死伤过半。匪首吴增旭企图寻机遁逃，被立友追上举刀砍死。18日夜，立友带区队40余人，夜袭简吴村地主还乡队，毙伤俘敌20余人。
由于冯庙、土山一带国民政府地方武装连续受到立友所率领的区队的沉重打击，因此他们对立友既怕又恨，密谋联合进击区队。县委、县政府为挫败敌人阴谋，遂令立友带领区队转移到灵泗边区，跟随县总队一起活动。不久因反动势力加强，革命力量无法立足，遂东移至洪泽湖一带活动。
36年3月，立友奉命回县北侦察敌情，一路昼伏夜行，忍饥挨冻，穿据点、绕哨卡，毫不畏惧。立友回到灵北后，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将敌人各据点兵力分布情况基本侦察清楚后，返回洪泽湖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
同年7月，党组织再次派彭立友等4人到灵北做秘密联络工作。他们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走乡串户，秘密地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搜集和掌握国民政府军的各方面情报。在立友等人积极活动下，于8月中旬在灵北建立了4个情报联络站。8月下旬的一天，立友外出侦察敌情时，被国民政府冯庙乡公所人员发现。乡长靖马生遂派人前往小彭村搜捕，未搜到立友，便将其弟彭立树打死。立友于当晚得知情况紧急，便于第二天向泗县高集转移。途中不幸被泗县黑杀队队长季觉飞派人逮捕，而后送交给国民政府冯庙乡公所。
立友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正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无所畏惧的革命骨气。还乡队长吴增勤和恶霸地主吴西荣对立友进行严刑拷打，威逼他交出共产党活动的秘密。敌人在立友拒不招供的情况下，又施一招，于夜间将其衣服扒光，绑在马桩子上，让蚊虫叮咬。次日，立友红斑遍体，疼痛难忍，但他咬紧牙关，昂首挺胸，怒视敌人。吴增勤一伙看一招不成，又生一计，将其赤身裸体绑起来放到火辣辣的太阳下曝晒，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立友昏死过去后，敌人就用冷水泼醒，继续曝晒。立友没有低头“认罪”，相反还慷慨陈词怒斥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对立友施行了更残忍的手段，连续几天对他灌辣椒汤，用钢针扎他的身体，用铁钉钉他的脚心，用铁丝穿他的手掌、肋骨，但仍一无所获。同年9月5日，冯庙区天气阴晦，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上午9时敌人用独轮车将被折磨得无法行走的彭立友推进刑场。赶集的群众也被赶到刑场。人们望着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却目光炯炯，毫无惧色，大义凛然的彭立友，无不潸然泪下。是时，敌人还妄想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秘密。刽子手走到立友面前说：“你死到临头了，现在再给你几分钟时间考虑，你还有什么话说?”立友怒目圆睁，斩钉截铁地说：“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要我说出党的秘密办不到!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今天你杀了我一个彭立友，明天就会有无数个彭立友找你们算帐，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了……”。话音未落，刽子手胡开胜手起刀落，砍去他的两臂，然后又砍去双脚，立友随即昏过去。他苏醒后，又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共产党万岁”。敌人又举起屠刀砍去他的头颅，立友壮烈就义。
雷杰三
雷杰三(1896～1950)，原名雷洪盛，本县尹集区小雷家人。历任国民政府军班长，连长、营长、独立团长、抗日剿共支队长和伪县政府防共自卫团副团长等职务，是本县作恶多端的反动人物。建国后逮捕归案，公审后处决。
雷杰三出身地主家庭，自幼贪图安逸，逍遥度日。民国2年(1913)随其舅父马祥斌(时为安武军第一旅补充营营长)当兵，历任班长、哨长、哨官等职。因在军中常常惹事生非，蛮横无理，于7年被其舅父驱逐回家。
雷回家后，恃其舅父权势，在尹集一带拉帮结派，组织武装，横行不羁。7年8月，雷夺取尹集团防局局长之职。10年任宿州警备营管带，不久改任灵璧县国民政府骑兵队队长兼张集、尹集联防自卫局局长，拥有两个连的兵力。12年上半年，雷的武装被盘据在徐州一带的北洋军阀张宗昌收缴。雷再次投奔舅父马祥斌，奉马之命回灵璧纠集了300余人，筹枪70支带到马处，被马委任为营长。16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处于败北之局的张宗昌暗中勾结马祥斌部下的原北洋军官张敬尧、袁家骥，将马祥斌杀害。雷无所依靠，返回灵璧任警备营长。同年8月，雷也受张宗昌的通缉，雷便蛰匿在睢宁县大李集一带，以图东山再起。27年秋，他投靠国民政府泗县游击司令孙伯文，被孙委任为保安第四大队长。随后又回到灵北，先后招收土匪、兵痞等1000余人，筹集枪支500多支，经常在禅堂、土山、杨疃、尹集一带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28年9月，在国民政府皖东北第六专员公署盛子瑾的扶持下，雷部改编为保安独立团。雷在此期间投靠日本人，充当汉奸，反对共产党。不久，伪灵璧县县长刘子久欲吞并雷部，雷于翌年春逃至蚌埠，投靠伪省主席倪道烺，被任命为自卫团副团长。31年秋，国民党抗日纵队司令高民和卫立煌来灵璧策划剿共，任命雷为抗日第一支队长，雷积极准备反共力量，伺机反扑。
雷杰三执迷不悟，坚持与人民为敌。32年4月，新四军第四师发动讨雷战役，雷部大部被歼，雷被打伤。伤愈后又投靠国民政府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段海洲部，被任命为第十二纵队司令。后一度盘据在张大路一带，经常到灵北抗日根据地骚扰，杀人、放火、抢粮，无恶不作。34年5月，段部北窜，雷无所靠，又逃至阜阳投奔王茂公，被委任为江苏省政府参议员。
35年，雷趁新四军东撤之机，又潜回灵璧尹集一带，进行收租逼债，反攻倒算。翌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宿县交警队第一大队长。37年淮海战役打响时，又纠集一些土匪、兵痞，继续与人民为敌。待解放军攻打宿县县城时，雷令其部放火烧了小东门一条街200多间房屋后，化装逃往南京，以做小生意为名蛰居起来。
1950年，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秋，县人民政府在禅堂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其处决。
张学栋
张学栋(1921～1953)，本县垌塘乡泥湖村人。1949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1次。
学栋出身贫苦，自幼酷爱读书，勤于劳动。16岁时，父母先后病故，寄居叔父家中，生活极其困难。在地方党组织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民兵组织，投入反匪反霸斗争。民国35年(1946)8月的一天，他组织20多名民兵，拦截国民政府军车，将汽车上的货物全部分给穷人。因地主告密，次日被捕。他在双沟监狱中受尽了酷刑，始终没有供出其他民兵。敌人无奈，将他押送江苏睢宁县监狱，后又押到宿迁监狱。
37年，宿迁解放，学栋获释。于外地做生意时，又被国民政府军队抓了壮丁。38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前，他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244团1营泰安连5班，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53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军12000余人袭击福建省东山岛。张学栋所在的部队奉命增援前线。当时他正患病，指导员让他留下休息，他坚决不同意，对指导员说：“狗咬上门来，我怎么能在家睡大觉，别看我3天没吃饭，有任务照样干!”指导员同意后，他带领全班战士冲在最前头。17日，敌人龟缩在岛的东北角“214”高地以南地区，借高地上3个地堡和堑壕为屏障，以猛烈的炮火向解放军袭击。张学栋带领爆破组突击敌火力点，两位战友刚冲上去就倒下了。他急忙从负伤战友手中接过轻机枪，勇猛地冲过去，在离敌10米远时，他胸部和大腿连中两弹，昏了过去。他醒来后，忍着剧痛投出1颗手榴弹，敌机枪顿成哑巴。后继部队发起冲锋，又遭到另一地堡机枪阻击。于是他向敌堡爬去，边爬边射击，子弹打光了，他猛地站起来，高喊：“同志们，为祖国冲啊!”说罢向着喷着火焰的枪眼扑去，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子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32岁。
1953年8月25日，华东军区追认他为“华东军区战斗英雄”，并将他生前所在的班命名为“张学栋班”。灵璧县人民政府将他生前的乡命名为“学栋乡”。
韩本贵
韩本贵(1902～1959)，字百魁，号逸民，本县渔沟区菜园村人。灵璧著名民间画师。
本贵出身贫寒，3岁殁母，7岁丧父，寄居亲族门下。艰苦的生活使他养成纯朴耿介、刚毅淡泊的性格。幼年聪颖好学，特嗜绘画，坐则在地上画，寝则在被子上画，即使在放牛、要饭的艰辛岁月里也从不间断。年稍长，从师于民间画师翟光远。出师后，致力于民间绘画研究。其画风朴实，技法丰富，每作画必赋新意，不落陈俗。一生最善画钟馗，所画钟馗以外表精神、内在深沉，风格鲜明，不落俗套而著称。在其众多钟馗画中，《百馗图》最佳。他在一个大“寿”字上，可画100个神态各异的钟馗，画中钟馗或仰、或卧、或坐、或行，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当年《申报》撰文称赞，称本贵为“韩百馗”。本贵的钟馗画早在40年代就传入东南亚，50年代多次在合肥及北京等地展出。其作品《钟馗图》为中国美术馆收藏。1959年，本贵病故。
陈登科
陈登科(190l～1963)，陕西省汉中市新民乡人。出身于雇农家庭，幼年家境贫寒，生活艰苦。
民国24年(1935)，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副连长、乡指导员等职。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不畏艰难险阻，坚持到最后胜利。
36年，登科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他到渤海医院疗养。他病未痊愈，又回到部队工作。38年4月，他随部队来到皖北军区，被留在地方工作。7月，他被派到灵璧县娄庄乡任乡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和群众同甘共苦，带病坚持工作。
1963年，他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2月10日与世长辞。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县人民政府在他的墓碑上刻有“跋千山涉万水，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怀赤心战毕生，为国为民千古流芳”等语。
糜双品
糜双品(1943～1967)，浙江省上虞县人。出身于下中农家庭，自幼读书。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驻灵部队服役。
双品年轻时代就有崇高理想，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人活着就是为了革命，多做工作，就是多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1965年，他和战友出车路过沱河时，曾奋不顾身地抢救1名落水儿童。乡亲们万分感激，说他是活着的小雷锋。
1967年5月3日上午，县城东关的两个小孩到部队驻地拾柴；9时许在水塘边玩耍时，不慎滑入四五米深的水中。正在塘边洗衣服的双品发现后，立即奔到对岸，跳入水中，全力托起两个孩子游向岸边，把两个孩子救到岸边时，自己精疲力尽，再也无力上岸，沉入水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南京军区后勤部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授予他“一等爱民模范”称号。
徐铭阁
徐铭阁(1889～1972)，宿县褚兰人。自幼就学于私塾，民国9年(1920)肄业于凤阳师范。13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在校期间深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因在校水土不服，经常患病，加之思念家乡，于14年离开黄埔军校。同年秋到浦口铁路局任书记员。在此期间，铭阁经常从报刊杂志上看到日本因兴办学校、发展科学，国家得以富强，遂抱“教育救国”大志，辞去书记员职务，来到灵北一带任教。
铭阁先后在双沟、徐州、尤集、王集任教近50年，懿行懿德，不可胜数，在尤集、王集一带有较大影响，在灵璧教育界有较高威望。
铭阁热爱教育事业，教学认真。学生作业篇篇有眉批、总批，一个错字、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发作业时，当面给学生指出优缺点及努力方向。36年，本地雹灾严重，铭阁举家食树皮、草根，他仍坚持上课，曾数次晕倒在办公室或厕所里。他不仅教学认真，而且爱生如子。只身一人在校教书，自己做饭吃，生活俭朴，周围有人称他是“馊先生”，说他是“一个盐豆也要分成两瓣吃”，然而当他听说学生张保英因错划“右派”被处理回家，生活发生困难时，慷慨解囊，多次接济他，计人民币160元。
1957年，铭阁出席安徽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又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1966年他退休后，仍坚持在校任教。直至病重离校前，还扶病讲完最后一堂课。1972年病逝。
王奎璧
王奎璧(1885～1973)，本县县城太平街人。历任灵璧县高级小学校长、县政府第三科科长、县教育局长等职，一生瘁力于教育事业。
奎璧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诗书门第，自幼天资聪慧，奋勉自强。17岁入县正学书院读书，20岁中秀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入安徽高等学堂，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被校方开除。次年又考入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史地科，在校期间勤奋好学，精国文、通史地、擅书法、长言辞。他性情高洁刚毅，受到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思想解放，虽生活道路坎坷，但从不消沉，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
民国元年(1912)，奎璧毕业回到灵璧，联络县城有名望的教师，创办高级小学，自任校长，同年在县城创办女子小学。年底，奎璧被选为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后，大力兴办学校，利用庙宇祠堂及公房办学，一年之内，在城内设立4所小学，全县各乡新设小学20余所，在教员和学生中广泛灌输民主主义思想，提倡男生剪辫子，女生放足，主张教学要有所创新，不可泥古不变，重视学以致用，文道统一。奎璧在政治上积极追随孙中山，要求广泛实行民主。同年加入国民党，任县教育局长、县参议会副议长、省议会议员等职。
3年，时值袁世凯贿选总统，搞复辟活动，奎璧耻与国民党反动分子为伍，毅然自动脱离国民党，辞去其他职务，专心教育。14～15年筹办县师范讲习所、县女子师范讲习所，并任所长。16年，国民党县党部向安徽省高等法院诬告王奎璧有妄图谋杀国民党人和侵吞公款等罪行，而遭通缉，奎璧避居杭州西湖招贤寺，悉心养生，自号“天一居士”。在此间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并着手对灵璧的垓下古战场和虞姬墓进行考证和研究。不久又辗转浙江、上海、蚌埠等地学校任教。
22年初，新任灵璧县长王肖山崇尚奎璧刚正廉洁的品格，邀其任灵璧县第一区区长。奎璧上任后，针对各级官府的腐败，主张革除弊政，决心实行民主管理民政。在大门贴上一副对联：“妄用地方一文钱请唾我面，实行民主两个字方符我心”，横批是“财政公平”。其间他虽从政，但不忘教育，仍兼任私立民完小学校长，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拨出资金改善教学条件。不久王肖山调走，奎璧也辞去区长之职，专心教育。
25年，奎璧再次到蚌埠任蚌埠私立三民公学校长。“七七”事变后，他热情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各科教学插入新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还给学生教唱《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进步歌曲，积极勉励学生立志洗雪国耻，驱逐日本侵略者。不久蚌埠遭受日军狂轰滥炸，学校被迫解散。为参加抗战，他受蚌埠市皖北国民政府抗日第一路军游击司令部之约任秘书。任职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并非真抗日，而是窃取抗日之名，蹂躏人民。于是任职月余，他愤而弃装夜行还乡，避居乡村。28年7月，日军慕其名，3次遣人登门请其出仕，均遭严辞拒绝。为不受日军奴役，于同年8月步行去西安，以给人家当家庭教师谋生。
36年返回灵璧，再次倡议办学。他得到热心教育人士张品三等人大力支持，联合失业教师王仁风等，在新马桥创办私立正明中学，被推任为校长。同年11月被国民政府路警指为共产党办的学校，于夜间纵火焚毁。37年又联合有志教育者创办固镇群力小学。同年11月，灵璧解放，灵璧县政府派奎璧筹建恢复灵璧中学。这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他老当益壮，日夜忙于恢复灵中工作。灵中恢复后，他的身心全部放到教学上。他教学和管理严肃认真，聘请的教师大多德性较好，学问较深，在管理学生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善于因势利导，寓教于乐。教学中，他每星期都要将学生的优秀作文、美术作品装上镜框，挂在表扬栏里激发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学生有过失从不体罚，而是循循善诱，直到学生明白道理为止。他平时对学生十分关心，每天晚自习后都要到学生寝室检查，了解学生是否有生活上的困难。
1953年奎璧退休后，不甘寂寞，致力于文史研究。同年4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馆馆员，被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聘任为采集员。此间他一面从事文史研究，一面总结自己教学经验，写出100余万字文稿。著有《灵璧古迹记略》、《灵璧名义的改变和县的建立》、《灵璧烈士简史》、《灵璧民间故事集》等稿本计60余万字，还3次捐献给县文化馆15幅古代名人字画。奎璧不仅善文，而且工诗，写有诗词、联语700多首。还编写了《写字初步》、《书法初步介绍》、《怎样学习书法》等材料计20余万字，供教师和学生参考。他虽退休，却时刻关心教育事业，经常拄着拐杖到县城各学校巡视，了解学校工作情况。他退休后还连任县第二至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1973年3月8日，奎璧病故于县城。
周新海
周新海(1951～1975)，本县界沟乡周柳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自幼读书。1970年应征入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高机连战士，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海具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入伍头1个月的某天夜晚，驻地附近瓷厂油管起火，火焰沿着油管向油塔蔓延，情况十分危急。新海发现后，立即拿起灭火器，爬上油塔梯架，奋力灭火，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在高机连当战士期间，他发现驭手班工作很艰苦，主动要求到驭手班工作。愿望实现后，工作更加积极热情，他把军马当作“无言的战友”，在训练时。常常用自己的水壶饮马，用自己的干粮喂马。
1975年1月15日，新海和1位战友赶着马车到苏州运粮。当载着600公斤大米的马车到达延安路红旗桥头时，发现马车前后重量失调。在他下车调整时，辕马与梢马厮咬起来，两马同时受惊，拉着马车狂奔。新海紧跟马车不放，右手猛拉扳车闸，左手紧拉缰绳，跟着马车跑了200多米。由于车速太快，又值雨后路滑，车闸制动失灵，面临着车翻人亡的严重危险。路旁群众呼喊，要他跳车。他没有跳，反而纵身跳上辕杆，用体重全力压住闸把，制动奏效。惊马直跑不能，横闯起来。车身剧烈颠簸，他人滑下车，两腿拖在地下，可双手却紧紧地握着闸把不放，惊马又跑了四、五百米后，车身再次颠簸，他被摔倒在地，车轮从他的胸部辗过，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4岁。
为了表彰周新海奋不顾身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英雄品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南京军区某部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军区党委并作出“关于宣传和学习周新海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区指战员开展学习周新海的活动。
姚大娘
姚大娘(1895～1975)，本县渔沟区郑楼乡白马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建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互助组、农业社干部。她时刻关心群众，群众亲切地称呼她“姚大娘”。1955年春，雨雪封门，部分社员断炊，她用省发给她的模范奖金120元和儿子从部队寄来的10元钱，救济村里最困难的社员，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同年夏，水灾严重，社员生活困难，她组织了1个副业打席组，3个月盈利1125元，解决60余人的生活困难。大水退后，抢种晚秋，集体购买粮种资金短缺，她主动拿出11元钱为集体买了荞麦种。因此，她多次被评为县、省劳动模范和军属模范。1951年起，先后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二至四届委员会委员和五至八届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被评为军属模范，出席全国优抚积极分子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75年病故。
戴文生
戴文生(1897～1979)，本县界沟乡小吴家人。民国17年(1928)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本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小吴家党支部书记、中共灵璧独立区委书记、县粮库主任、工交科科长等职。
文生出身贫寒，性格倔强，追求进步。其家世代给地主帮工，文生从8岁起，就给地主放猪放牛，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5岁时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抱着寻求出路、寻找光明的信念，到县城西关拜刘广俊为师，入了安青帮会，后又参加了三元会，这些组织都使他失望。遂于民国4年(1915)离开家乡，徒步到河南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第二混成旅当1名勤务员。在西北军里，他刻苦地学习武术和军事知识，练就一身武功。时值军阀混战，文生感到大失所望，便离开西北军，在宿县花庄、任桥一带以贩盐为生。此间，他结识了很多穷朋友，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徐继业发现文生的言行豪爽侠义，遂着重对其进行革命理论教育，并进行实践考验，派他给泗县党组织送信，指派他在花庄一带组织红枪会，以教拳术为名，组织群众，为革命积蓄武装力量。他接受任务后，常常披星戴月，徒步往返，很快联络了100余人。他的行动得到党组织的信任。17年11月27日，经徐继业介绍，文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8年2月，文生受党组织派遣，秘密回到灵璧开展革命活动。通过交谈摸底，发展了徐兆凤、田恒修、王子奎3人入党，创建了灵璧县第一个党小组，文生任组长。至9月，他又发展了10余人入党，创建了灵璧县第一个党支部——小吴家党支部，文生任支部书记。
19年的一年里，他先后在40多个村庄中发展党员210多人、团员80余人，建立了18个党支部，使党组织在灵璧进入了空前发展时期。翌年10月，经长淮特委批准，成立中共灵璧独立区委(县级)，文生任书记。他带领广大党员，以极大的热情在各地组织了“大领会”、“牛头会”、“光蛋会”等群众组织，以各种形式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
21年，在上级党组织支持下，文生决定发动大山暴动，他召开军事会议，把当时所有党员及积极分子编为1个大队、3个中队，自己任大队长。27日上午，暴动队伍打着红旗，扛着武器由集合地刘庙向大山团防局进发。一路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广大农民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队伍越走人越多，到大山时，已有600余人。大山团防局局长吕文清见势不妙，闻风而逃。暴动队占领大山后，正准备吃午饭时，被国民政府军蒋光鼐部冲散。大山暴动暴露了本县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县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戴文生。文生被迫辗转到蚌埠、烈山、泗县等地进行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生救国心切，带病回乡。27年5月，灵璧县城沦陷。文生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于翌年6月成立“抗日救国军”，摸据点、捉汉奸、搞情报，开展抗日活动。同时，建立了情报站，为新四军第四师提供情报。
31年7月，文生出任大山区队长。此时，日伪顽合流，文生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和巩固根据地，带领区队扒公路、砍电杆、炸碉堡、拔据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34年9月县城解放后，文生离队学习，翌年结束。回来后，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华中九纵七十九、八十一团在沱河一线阻击来犯之敌。年届半百的文生率领大山区民工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日夜和主力部队一起战斗在火线上。县城失陷后，文生仍组织民兵坚持在县城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后撤到津浦路西坚持斗争。由于形势极度恶化，文生将部队分散活动，本人退避淮南。
38年1月，淮海战役打响，文生返回灵璧参加战斗，迎接县城第二次解放。
建国后，文生老当益壮，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先后任副区长、县粮库主任、工交科长等职。1979年3月25日病故。
朱保君
朱保君(1886～1981)，本县娄庄区宣圩乡人。中共党员。建国后任乡农会主任。1950年，在生产救灾工作中，他带领群众进行抗灾斗争，取得了优异成绩。1951年出席全国生产救灾模范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同年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先后被选为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四至八届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5月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