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粮油棉购销
粮油
1953年以前的粮油购销，基本上是通过集市直接交易，或通过粮行买进卖出。
抗战前，全县共有粮行200多个，以黄口、龙城两镇居多。民国36年（1947），全县有粮行122个，每镇2—3个，小集1个，每行日购销粮食约一吨，全县每日市场购销粮食125—175吨之间。粮食来源大部分是佃农出售，小部分为商贩贩卖，购粮者除当地调剂余缺外，购额大的是外地粮商和本地富户囤积居奇。黄口镇较大的粮行有大丰、骤丰、公兴等6个，来路粮行多时30余个，行员480人，另有装缝包工298人。日上市量多时100吨，少时40吨，平均每月上市量在2700吨左右。参与粮市的除本地人外，还有无锡、天津、青岛、徐州等地客商坐庄收购，转营牟利。市场一日多价，不少小商贩因粮价动荡，连本带利蚀光。
民国38年9月，为做好战后善后救灾工作，成立了“中国贸易公司黄口办事处”，兼营粮油业务。次年5月成立“中粮公司黄口办事处”，实行大购大销的吞吐政策，以活跃市场，平抑粮价；同时加紧粮油市场管理，限制不法商人的投机活动。1951年国家投放给本县粮食购销资金130亿元（旧币），当年回笼59.3亿元。是年冬成立县粮食局。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粮食生产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投机商借此抬高粮价，囤积居奇，与国家抢购挤销，扩大了粮食的需求矛盾。11月，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严禁私商自由买卖粮食，平抑了市价，充实了国库。1954年由于高估产的错误，农民三留（种子、口粮、饲料粮）政策不落实，一度吃粮紧张，冬季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了部分群众哄抢国库粮食事件，1956年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粮食紧张状况逐步缓解。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于“浮夸风”盛行，高估产引起高征购、高销售、高上调，增加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地方因缺粮发生浮肿病，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1962年后，落实了粮食三定政策，安定了人心，但在三定中限制了农民的口粮标准，如规定午季65斤为起购点，最多留粮不能超过120斤，多余的卖给国家，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1975、1976两年，在粮食问题上，重犯“浮夸风”的错误，有些社队购了“过头粮”，加之市场管得过死粮食供应情况仍然比较紧张。
粮食统硝，主要是指农村统销和城市供应两个方面。
农村粮食统销，是指缺粮生产队口粮、种子、饲料以及民工口粮补助供应和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粮供应。
1965年以前，对棉产区或其他经济作物区的供应，实行核定缺粮再供应办法。1965年改为按交售数量奖售粮食。1970年取消奖售粮，对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区实行减购定销的办法。1980年，规定集中产棉区口粮标准，凡皮棉、棉油双完成的，安排到450斤／人年，完成一项的430斤／人年，一项也未完成的410斤／人年。
灾区统销粮的供应。按照缺多多供应，缺少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原则。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什么时候缺什么时候供应。供应标准按每人每天0.8斤安排，全年不超过340斤，供应办法在核实灾情的基础上，采取指标到队，民主评议，张榜公布，上级批准，发证到户，分月供应。从1973年起，对农民出售的有关农副土特产品给予一定的奖励粮。
农业人口参加国家举办的水利、筑路和其它建设工程，民工口粮差额部分给予补助。凡经省批准使用的建勤民工，按工按工日算，每人每天补助成品粮半斤；灾区民工补助成品粮1斤，在工地住食民工，因病或雪雨停工，每人每天补助3两，灾区补助半斤。
城镇供应主要是对城镇居民、工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的口粮供应，以及工商行业用粮供应。
口粮定量标准由国家和省统一规定，1970年以前；重体力劳动者每月40—49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29—49斤；县城国家工作人员每月28斤；县以下工作人员每月31斤；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25.5斤；9—10周岁儿童每月22斤；7—8周岁儿童每月20斤；5—6周岁每月16斤；3—4周岁每月12斤；1—2周岁儿童每月9斤。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曾一度城市居民（除儿童）一律改为25斤／月供应，其中供应25%代食品（胡萝卜、红芋秧粉等）和30%粗粮（红芋干、红粮粉等）。
1970年调整了定量标准，重体力劳动者每月36—44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32—34斤；大中学生每月32—40斤；县城国家工作人员每月30斤；县以下干部每月32斤；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27斤；8—9周岁儿童每月25斤；4—7周岁儿童每月19斤；2—3周岁儿童每月16斤；未满周岁儿童每月12斤。
工商和其他行业用粮，按计划定量供应。耗用后的副产品，返回粮食部门处理。
城镇牲畜饲料用粮，凭市镇饲料供应证供应。
从1955年11月1日起，实行代表粮食的无价证券，凭票面数量购同等数量的粮食，这种票证延用至今。
1984年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采用“双轨制”，在完成国家合同定购任务以后，全部放开。1985年，全县合同定购任务小麦3.65万吨，黄豆4000吨，玉米1.6万吨。除此以外，全部放开，进入市场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县粮食局成立议购议销公司，1984年议购粮油4.5万吨，实现利润118万元，在全省77个同类行业中名列第四。县供销社也进入粮油购销行列，1985年购销山芋干5124吨，黄豆649吨，玉米772吨，高粱138吨。皇藏区3个基层社在收购山芋干中转亏为盈。
棉花
本县历史上盛产棉花。建国前，多是土织土纱，民间自由交易。建国初，中国花纱布公司在黄口设立“收棉办事处”，开始对棉花收购，并在各区设立收购点。1951年组织“新棉购储工作委员会”，领导棉花收购工作，当年收购爱国棉1500吨。1952年国家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在县政府领导下，由农业、供销、银行、工商等部门组成“收棉委员会”，与棉农签订预购合同，当年收购2000吨上下。
1954年，国家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同时实行棉花统购，取消棉花自由买卖，从此，棉花购销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65年成立棉麻公司，专营此业。
1955年实行预购合同制，预先发放定金，购时奖励布票、粮食，当年收购2500吨。
1957年规定棉花采用分拾、分晒、分存、分卖的办法卜以质论价，并规定棉农每人自留棉不超过2斤，非棉农人口发絮棉供应证。为了多收购一些，基层社与轧花厂同时开镑收购，终因产量不高，收购量一直徘徊不前。
1959年规定，棉农在完成计划交售任务后，从下一年的1月1日开始，用布票换购自留棉，是年收购量增加到5300吨。1962年又实行售棉奖励食糖、香烟等办法，年收购1.1万吨。以后多年都是采用奖励化肥、粮食筹办法刺激棉农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但因政策不稳，棉农疑虑较多，且棉区口粮偏紧，粮、棉争地矛盾突出，收购时多时少。
从1978年起，连续三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采取收购1斤皮棉奖售1.5斤小麦的办法，棉花产量迅猛上升，1983年全具收购棉花2.29万吨。1984年化纤织品降价，棉织品一度滞销，县内收购的棉花外调不出，棉田面积有计划的调减，1985年底仅收购1.4万吨。棉麻公司因收购量少，加之降级降价销售1983年的陈棉，致使亏损241万元，棉花产量和收购量下落。
附：几个年份粮油棉购销表
1953年以前的粮油购销，基本上是通过集市直接交易，或通过粮行买进卖出。
抗战前，全县共有粮行200多个，以黄口、龙城两镇居多。民国36年（1947），全县有粮行122个，每镇2—3个，小集1个，每行日购销粮食约一吨，全县每日市场购销粮食125—175吨之间。粮食来源大部分是佃农出售，小部分为商贩贩卖，购粮者除当地调剂余缺外，购额大的是外地粮商和本地富户囤积居奇。黄口镇较大的粮行有大丰、骤丰、公兴等6个，来路粮行多时30余个，行员480人，另有装缝包工298人。日上市量多时100吨，少时40吨，平均每月上市量在2700吨左右。参与粮市的除本地人外，还有无锡、天津、青岛、徐州等地客商坐庄收购，转营牟利。市场一日多价，不少小商贩因粮价动荡，连本带利蚀光。
民国38年9月，为做好战后善后救灾工作，成立了“中国贸易公司黄口办事处”，兼营粮油业务。次年5月成立“中粮公司黄口办事处”，实行大购大销的吞吐政策，以活跃市场，平抑粮价；同时加紧粮油市场管理，限制不法商人的投机活动。1951年国家投放给本县粮食购销资金130亿元（旧币），当年回笼59.3亿元。是年冬成立县粮食局。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粮食生产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投机商借此抬高粮价，囤积居奇，与国家抢购挤销，扩大了粮食的需求矛盾。11月，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严禁私商自由买卖粮食，平抑了市价，充实了国库。1954年由于高估产的错误，农民三留（种子、口粮、饲料粮）政策不落实，一度吃粮紧张，冬季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了部分群众哄抢国库粮食事件，1956年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粮食紧张状况逐步缓解。
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于“浮夸风”盛行，高估产引起高征购、高销售、高上调，增加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地方因缺粮发生浮肿病，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1962年后，落实了粮食三定政策，安定了人心，但在三定中限制了农民的口粮标准，如规定午季65斤为起购点，最多留粮不能超过120斤，多余的卖给国家，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1975、1976两年，在粮食问题上，重犯“浮夸风”的错误，有些社队购了“过头粮”，加之市场管得过死粮食供应情况仍然比较紧张。
粮食统硝，主要是指农村统销和城市供应两个方面。
农村粮食统销，是指缺粮生产队口粮、种子、饲料以及民工口粮补助供应和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粮供应。
1965年以前，对棉产区或其他经济作物区的供应，实行核定缺粮再供应办法。1965年改为按交售数量奖售粮食。1970年取消奖售粮，对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区实行减购定销的办法。1980年，规定集中产棉区口粮标准，凡皮棉、棉油双完成的，安排到450斤／人年，完成一项的430斤／人年，一项也未完成的410斤／人年。
灾区统销粮的供应。按照缺多多供应，缺少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原则。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什么时候缺什么时候供应。供应标准按每人每天0.8斤安排，全年不超过340斤，供应办法在核实灾情的基础上，采取指标到队，民主评议，张榜公布，上级批准，发证到户，分月供应。从1973年起，对农民出售的有关农副土特产品给予一定的奖励粮。
农业人口参加国家举办的水利、筑路和其它建设工程，民工口粮差额部分给予补助。凡经省批准使用的建勤民工，按工按工日算，每人每天补助成品粮半斤；灾区民工补助成品粮1斤，在工地住食民工，因病或雪雨停工，每人每天补助3两，灾区补助半斤。
城镇供应主要是对城镇居民、工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的口粮供应，以及工商行业用粮供应。
口粮定量标准由国家和省统一规定，1970年以前；重体力劳动者每月40—49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29—49斤；县城国家工作人员每月28斤；县以下工作人员每月31斤；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25.5斤；9—10周岁儿童每月22斤；7—8周岁儿童每月20斤；5—6周岁每月16斤；3—4周岁每月12斤；1—2周岁儿童每月9斤。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曾一度城市居民（除儿童）一律改为25斤／月供应，其中供应25%代食品（胡萝卜、红芋秧粉等）和30%粗粮（红芋干、红粮粉等）。
1970年调整了定量标准，重体力劳动者每月36—44斤；轻体力劳动者每月32—34斤；大中学生每月32—40斤；县城国家工作人员每月30斤；县以下干部每月32斤；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27斤；8—9周岁儿童每月25斤；4—7周岁儿童每月19斤；2—3周岁儿童每月16斤；未满周岁儿童每月12斤。
工商和其他行业用粮，按计划定量供应。耗用后的副产品，返回粮食部门处理。
城镇牲畜饲料用粮，凭市镇饲料供应证供应。
从1955年11月1日起，实行代表粮食的无价证券，凭票面数量购同等数量的粮食，这种票证延用至今。
1984年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定购，采用“双轨制”，在完成国家合同定购任务以后，全部放开。1985年，全县合同定购任务小麦3.65万吨，黄豆4000吨，玉米1.6万吨。除此以外，全部放开，进入市场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县粮食局成立议购议销公司，1984年议购粮油4.5万吨，实现利润118万元，在全省77个同类行业中名列第四。县供销社也进入粮油购销行列，1985年购销山芋干5124吨，黄豆649吨，玉米772吨，高粱138吨。皇藏区3个基层社在收购山芋干中转亏为盈。
棉花
本县历史上盛产棉花。建国前，多是土织土纱，民间自由交易。建国初，中国花纱布公司在黄口设立“收棉办事处”，开始对棉花收购，并在各区设立收购点。1951年组织“新棉购储工作委员会”，领导棉花收购工作，当年收购爱国棉1500吨。1952年国家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在县政府领导下，由农业、供销、银行、工商等部门组成“收棉委员会”，与棉农签订预购合同，当年收购2000吨上下。
1954年，国家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同时实行棉花统购，取消棉花自由买卖，从此，棉花购销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65年成立棉麻公司，专营此业。
1955年实行预购合同制，预先发放定金，购时奖励布票、粮食，当年收购2500吨。
1957年规定棉花采用分拾、分晒、分存、分卖的办法卜以质论价，并规定棉农每人自留棉不超过2斤，非棉农人口发絮棉供应证。为了多收购一些，基层社与轧花厂同时开镑收购，终因产量不高，收购量一直徘徊不前。
1959年规定，棉农在完成计划交售任务后，从下一年的1月1日开始，用布票换购自留棉，是年收购量增加到5300吨。1962年又实行售棉奖励食糖、香烟等办法，年收购1.1万吨。以后多年都是采用奖励化肥、粮食筹办法刺激棉农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但因政策不稳，棉农疑虑较多，且棉区口粮偏紧，粮、棉争地矛盾突出，收购时多时少。
从1978年起，连续三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采取收购1斤皮棉奖售1.5斤小麦的办法，棉花产量迅猛上升，1983年全具收购棉花2.29万吨。1984年化纤织品降价，棉织品一度滞销，县内收购的棉花外调不出，棉田面积有计划的调减，1985年底仅收购1.4万吨。棉麻公司因收购量少，加之降级降价销售1983年的陈棉，致使亏损241万元，棉花产量和收购量下落。
附：几个年份粮油棉购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