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本县未建立地方财政，直到民国17年（1928），县才有了财政科。民国21年，国民政府在法律上确认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但县财政实际是省财政的附庸。民国27年，本县沦陷，随之而形成的三方政权自主收支，亦无县财政可言。民国30年起，实行中央、县两级财政。民国35年起，又恢复三级财政，但县级财政管理监督机构仍很不健全。
1949年，人民政府筹建县财政。当时，本县一切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家预算，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和标准都由中央统一规划。1953年划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本县开始建立总预算，但基本方向仍以中央为主。
1954—1957年，国家将财政改为“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收包支干”的体制，县级财政开始有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1957年实现财政收入526万元，国营企业收入开始计入。
1958年，县财政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管理办法，当时由于“左”的思想指导，不适当的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企业效益大大下降，县办工业两年（1959、1960）亏损达63.79万元，财政上出现了财力分散和虚假现象。
1961年以后，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财政管理体制相应改进，中心点是集中财权，加强管理。到1964年中央又适当下放了一部分权限给地方，当年财政收入456.6万元，企业收入28.6万元，出现回升趋势。
10年动乱期间，开始两年虽然仍实行“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但因经济上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财政管理十分混乱。本县企业收入在1967年、1968年两年连续出现负数。1971年开始，中央对地方实行收支大包干的管理体制。到1974年中央又改为收入固定，比例留成的办法，也就是“旱涝保收”的体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国家在总结30多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应地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从1979年开始，在实行“收支挂钧，总额分成”的基础上，又改超收分成为增收分成。同时，仍然继续实行收支挂钩的办法，按核定的支出指标，确定当年的收入留成比例。
1982年至1984年，本县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称为“分灶吃饭”的体制。除划归地方的几种税收外，收入上解中央23%（1984年改为24.7%），余额作为省对县收入包干基数，与支出包干基数相比较，收大于支的数字为上交定额，支大于收的数字为补助定额。本县系定额补助县，超收在定额数以内的，省不参加分成，以外的省则政分成45%，县得55%。1983年至1984年改为超收100万元以上时省才参加分成。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一定5年不变。凡属县财政收入，除上交中央20%外，其余80%作为收入包干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为省对县的定额补助数。实际包干收入超过基数的部分，上交中央20%，省10%，县留成70%。
从1985年开始，全县70个乡镇普遍建立乡、镇级财政。根据“简政放权，让利基层”的原则，实行“核定收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定3年不变”的体制。下划到乡（镇）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有农业税、工商税（不包括国营企业和三权在县的大集体企业）、其它收入3大类；预算内支出下划到区的有农业事业费、农机事业费、文化事业费。
工商管理事业费和公安、司法经费等款项。下划到乡（镇）的有行政经费、教育事业费、广播事业费、卫生事业费和民政抚恤、社会救济费等10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