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贷款
1949年秋，人民政府为解决群众购买农作物种子的困难，发放麦种74万斤。1950年春，为支持农民搞好春耕生产，银行发放高粱种40万斤，牛草30万斤。1951至1952年，主要解决农具、耕畜、肥料、养猪等困难，共发放贷款206.2万元。
3年恢复时期之后，从1953年到1958年共发放农业贷款711.8万元，绝大部分是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支持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
3年困难时期，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为帮助农民战胜饥荒，恢复生产，共发放农业贷款1740.3万元。
此后，为使农贷发挥更大效益，坚持“确有物资，物资适用，群众欢迎，讲究实效”的贷款原则，并做到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使贷款的发放与物资供应结合起来。从1962年到1965年共发放农业贷款2046.6万元，其中1963年因特大洪水灾害发放生产生活贷款898.2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查”制度遭受破坏，贷款使用混乱，从1966年到1976年共发放农业贷款1456.1万元。
1977年改革农业贷款的管理体制，实行“定存定放，存贷挂钩，平衡余缺，包干使用”，将年度指标，年初一次划给各基层处所按照执行。1978年推行农贷差额包干，实行多收多放，多存多贷，周转使用，对生产资金确有困难的生产队，在包干机动范围内主动进行安排，两年共发放各项农贷942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贷款重点支持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2至1985年，共发放各种农贷13456.5万元。在4年发贷总额中，支持多种经营的占99%以上，支持粮食生产的不到1%。
人民政府在对农业进行贷款的同时，先后给灾区农民、社队集体多次豁免农业贷款，如1955年春，政府决定解除灾区农民债务包袱，全县减免28086户，减免贷款114519元，核销利息2380元。1961年12月1日，为给社队集体和个人卸掉经济包袱，将这之前的欠贷1086万多元，利息314万多元全部豁免。
工商贷款
1952年，工业贷款余额5000元，商业贷款余额91.6万元，进入“一五”时期，银行信贷大力支持国营工商业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1957年和1952年比，工业贷款增加42.4倍，商业贷款增加17.7倍。
“大跃进”时期，只讲服务，不讲监督。不按计划增加贷款，破坏了信贷与物资相结合的原则，造成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58年全县工业贷款205.4万元，比1957年增加8.68倍。商业贷款2012.1万元，比1957年增加567.7万元。1959年推行全额信贷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信贷支出，年末工商贷款分别达到371万元和2911.1万元，信贷出现不合理占用，以及物资积压、商品库存继续扩大。
1961年下半年，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县银行改变对企业资金贷放办法，工业企业全面清产核资，商业取消“全额信贷”，银行资金与财政资金分口管理，分别使用。1962至1965年，全县工业贷款3219万元，仅相当于前4年总额的三分之一；全县商业贷款11223万元，比前4年总额减少10%。
“文化大革命”中，资金大敞口，贷款要多少，供应多少。工业贷款取消罚息制度。1973年将商业5种贷款减为3种，把结算贷款和收购农副产品贷款并入商品流转贷款，而对集体商业原则上不贷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信贷工作出现新局面，1979年工商信贷围绕国民经济的调整，对工业贷款开始推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优先支持轻纺工业的发展。逐步实行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按企业产销合同发放贷款。1981年对商业实行“以销定贷”的办法。促使各企业挖掘潜力，处理积压物资，扩大销售门路，大大松动了企业资金。到1985年工业贷款总额4639.6万元，商业贷款13152.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