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康熙《萧县志·序》
邑之有志，所以别疆域、昭法制，旌淑德、纪盛美也。故在国曰史，在家曰乘，与纪年、纪事、纪人者等，惟取其信而有征，斯足重焉！萧在春秋时为子国，后属楚，历传至今，隶江南。其地形之盘郁，人物之魁奇，前代所纪，彰彰可考。自明末，寇蹂之余，一时忠、孝、节、义，奋出其间，迄今凛凛有生气。凭吊往事，未尝不令人敛容而起敬也。
旧志为万历中康公所辑，上、下二卷，简要明备，惜其版已不复存。兴朝定鼎后，三韩祖公来莅兹邑，因进耆老先生与邑之秀士，相与搜集旧闻，缀叙新制，志始犁然大备。陈公、乔公，重为编纂，续成十二卷，则今志是矣。但制度有因革，人物有盛衰，若因循掌故，而不踵事增华，则何以昭一邑之胜，而成一代之书?是亦长吏之责也。今皇上削平僭乱，海内又安，命在庭诸臣，纂修大一统志。所在郡县，皆得献其所辑之志，以备搜讨。此诚亿万世不拔之基，而车书一统之盛事也，可不谓隆欤？余不敏，承乏兹邑，因与邑之贤豪、长者计、所以集遗补阙，务成全书，进之大庭，以表一隅之胜概。诸同志欣然许可，相与穷搜博采，较古证今，甫阅月而书就。
呜呼！难言之矣。盖见闻不博，不可以言志，惧其隘也；性情不公，不可以言志，惧其褊也，文辞不洽，不可以言志，惧其陋也。今诸君子既博雅会通；而余亦执事惟谨，集思惟广，不敢惰偷胶固，以紊典则。庶几获通舆人之公论，以定不刊之盛典，与国史，家乘偕垂不朽。后之览者，识其风俗，考其规制、政治之要，约略具存，不复有矜智作聪，烦法而驭民者，将于是乎取则焉，是亦大有裨于兹邑者己。
时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七月上浣之吉。
知萧县事昌黎阎允吉撰。
2.清嘉庆《萧县志·凡例》
《大清一统志》，纵览九野，横溯八埏，壮皇舆于章亥，列地理之稗瀛，体裁惟谨，详简得宜，允是志家之要领；其次《江南通志》，折衷有法，考核称详，亦为尽善。然一邑之书，较是二者大小悬绝，胶柱而鼓，其响难宜，因少加损益，期于不悖大旨而已。
旧志间有引录，均不注明出处，易涉混淆。兹凡有采辑、必注原书，或在每条之首，或在每条之末，或在标题之下，各视其所宜。其得之现今采访者，以新增二字别之。至所采原文，容以篇幅太冗，或节去数句，若数字则有之，如妄加添改，则吾岂敢。
旧志略于考订，如以汴渠混荥阳之水，以红亭乃鲁搜之文，以宗襄为内族襄之名，以唐扶阳为汉扶阳之地，至《萧世家》一篇尤为支离穿凿，兹各加较正，庶有裨于一二欤！
旧县地滨黄河，古多水患，前明潘尚书，国朝靳文襄，施力河渠，恒惓惓于斯土，详采其说，俾览者知所择取焉，附以现在事宜，不敢专泥古意云尔。
职官选举，古今制度不一，既仿史家表体，编年横览，仍于每类之首，录书数十条，以明沿革之故。
人物传，大意本诸史体，但铺张太甚，转恐失实，故宁简毋繁，例如朱浮、刘粹诸人。既有史传，自宜直录全篇，毋须摘取。又人物均有门类，仍各注小字以别之。
妇人之德，最为幽潜，兹于采访诸君，详加搜辑，审所取裁，别为贞烈、贤孝、完节三类，而以才媛，寿妇附之。自谓悉心编次，然闻见之外，正恐不能无漏也，阅者谅诸。
艺文志只采书目，不得己而编录诗文，亦取其有关事迹，可以镜古，或游览山川，足以考证，与操选家命意不同也。其今人著作，因为体例所限，虽有珠玑，均从割爱。
旧志强列八景，搜求附会，殊乖大雅，兹亟为芟薙，补以名胜诸图，如天门山，黄桑峪之属，幽邃峻削，亘古不敝者也。其以八景形诸咏歌者，量录数什，以存其诗。
旧志迄今百二十余年，时代辽远，虽采访诸君，亦有立定哀指隐桓之叹，且箧中书籍无多，或有疑义，一时未能确证，此中疏漏之病，知所不免，踵而增之，尚俟博雅君子。
3.清同治《续萧县志·序》
语云大辂之作，始于椎轮，言事必有始，踵之益致其精也。古者土训掌道地图，诵训掌道方志，今天下省府州县，莫不有志，沿自前明及我朝乃大美备：疆域明焉，风土系焉，政治详焉，文献在焉。顾各家体例纷出，莫能画一，慎择而从其善，则踵事者之责矣！景濂以同治六年，甫抵萧任，即取阅县志，求为治本。见夫城垣宜修，河渠宜开，仓廒宜置，学校宜整，事事均关切要，徒以嗷鸿初集，今昔势殊，量可为者而为之，卒不能大有所济。而县志自前任潘君重修，已历六十年之久，中更兵火，事迹尤易湮没，间召阖邑人士，谋为续修，佥谓学识乡望，非今雁洲方伯参同不可，且旧太史氏宜也。因萃创草稿，赍送豫任方伯，谊不获辞，往来函商，以潘志既有成书，勿庸改作，兹特用其条目，领以纲要，州别部居，为图七、表四、志十、录一、共十八卷，芟繁就简，使体例严明，旧者因之，后者续之，遗者补之，误者正之，疑者阙之，一以纪实为宗。无漏无滥，阅二十有二月书成，将付剞劂，氏景濂自维虚寡，八载于斯，施诸实政者，既不能慰吾萧民于万一，即此县志之修，视前人似较明画，然犹虑后此踵事者，不免仍有所摘，则已精益精，理有固然，凡皆雁州方伯之助也，揭于简端，用明著作大意云尔。同治十有三年，岁次甲戍秋七月既望，知萧县事，大兴，顾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