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养 殖
一、家畜
黄牛民国33年（1944），全县有牛2．33万头。主要品种是高脚牛和抓地虎。解放后，于1953年建立家畜配种站，从山西、河南、山东引进秦川、南阳良种公牛，开展杂交改良。1980年又采用冻精配种，同时引进荷兰黑白花奶牛、英国短角牛、海福特牛、法国夏洛来、利木赞、端士西门答尔等牛冻精，进一步开展黄牛杂交改良。几年来，繁殖改良牛1583头。改良牛的特点是体型大，生长快，适应性强，采食量大，耐粗饲、性温顺，抗病力强，肉役兼用。近年来随着土地承包，黄牛有较大发展，由1979年的6万多头，发展到1985年的16．06万头，牛肉、牛皮均.鞠爻隹诖笞凇
近年城郊出现两个奶牛专业户，从陕西、黑龙江购进奶牛10余头，向城乡居民供应鲜奶。
1958年，由于推行稻改，改旱田为水田，曾陆续从南方购进一千多头水牛。随着稻改的停止，水牛也随之消失。
马、驴、骡境内历史上喜爱养骡马，年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骡马卖给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县境北部的洪山、张阁、黑虎等集镇，每年春季都有骡马大会，山东等地客人届时前来选购。尤其是洪山，每年逢春会，总有数千匹骡马上市，当地谚语有：“初一一会到十五，十五一会到初一，日进斗金，一年一个龙驹”。意思是：洪山骡马会期长达一个月，每天有大量收入，每年要出现一匹宝马龙驹，运气好的人能买这匹千里马。据民国资料，1944年全县有马2093匹，骡1701匹，驴11750头。该时正是黄泛时期，全县有1／4的地区属泛区，泛区人民一般不养牲畜，如在正常年景，骡马的数字要大1／4或1／3。
民间称牛为慢畜，骡马为快畜，使用时一般是骡马配套。骡马在饲养上也比牛选择性强，冬春时要喂些干谷草，夏季喂些事鲜“浇草”，使用时要加喂子料。驴耐粗饲，抗病性强，但其气力小，田间用途不大，养驴多是用作推磨，驮运东西。骡的生命长，气力大，耐苦役，以牡性骡最好，其价格也高于其他牲畜。马最难饲养，易生病，俗谓“马有退槽之疾”。境内养马多是牡马，图其生驹。如生一牡性骡，其价格往往是母马的二倍或更多。
建国以来，县内骡马驴的饲养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81年，全县有马5908匹，驴5492头，到1985年，有马2438匹，驴3128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饲养管理较困难，用途也逐渐减少。
猪太和原有猪为皖北猪，其特点是耐粗食，食量大，产子多，瘦肉率低，育肥一般日增重4两左右。1953年先后引进国内外良种，有约克夏、巴克夏、苏大白、长白、荣昌、内江等。据1982年调查，全县存栏母猪15388头，几乎都是杂交品种，纯种猪极少，只有17头是新引进品种。育肥猪全是杂交种，日增重一般在8两左右。1983年以来，为适应市场需求，又引进一批瘦肉型良种公猪，目前瘦肉型杂交一代猪已成批供应市场，深受消费者欢迎。
俗谓“猪是农家宝”，居民喜爱养猪。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生产有较大发展，为养猪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全县年底生猪存栏数由原来10万多头，增加到20多万头。1985年存栏24万头，是1949年的9倍。
羊品种主要是当地白山羊，皮肉兼用型，耐粗食，抗病力强，肉质鲜美。建国后曾引进一批中卫山羊、新疆细毛羊、澳大利亚半细毛羊，但发展不快，收获甚小。
境内无牧场，只有道路旁，沟河边长些野草，养羊全是零星圈养，夏秋季节常把羊牵到野外吃草。吃饱后又牵回圈内。本地养羊很少用精饲料，所以投资甚少。养羊户一般春季买羊羔，用青草饲养大，到了深秋，野草干枯，树叶黄落，改用干黄树叶作饲料，谚有“树叶落鸡瘦羊肥”，民间经验以为干黄树叶是羊的催肥饲料。等到冬季，正是人们爱吃羊肉的季节，能以好价钱出售。这种养法，1只羊每年可长到20～30公斤。1950年全县养羊7503只，1956年2．6万只，1976年3．4万只，1985年4．99万只。本地养羊还有个规律，即大灾之后，羊必大增。1958～1960年的大灾之后，1962年全县养羊19．16万只，是建国后的最高年份。
兔太和养兔历史悠久，品种皆是皮肉兼用兔，体型小，经济价值不高。解放后，养兔事业向良种高效方向发展，大量引进安哥拉和西德毛用兔，引进皮肉兼用体型较大的日本大耳兔。使品种不断改良，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兔达40．44万只，其中毛用兔占95％，大部是西德杂交兔种，每只成兔1年产毛0．5公斤。全县年产兔毛8．57万公斤。
二、家禽
鸡民国时期，饲养皆.镜鼗啤⒑凇⒑臁住⒙樾⌒图Γ羧獾凹嬗眯停窍溉饷溃话220日龄开产，年产蛋70～100枚。善抱孵，母性好，抵抗力强，至今民间仍喜养此种鸡。解放后，引进一批六安鸡、九斤黄，来克杭，试养结果，抗病力不如本地鸡，加之防疫工作跟不上去，未能大量发展。1980年以来，大量引进星杂二八八、希塞斯、白来杭、罗斯、里布罗、AA快大鸡、白路克、郑州红、新浦东、S220等国内外良种鸡，体型较本地鸡大，产蛋早。
近年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全县出现一大批养鸡专业户，他们建场房，制鸡笼，各养千百只良种鸡，对地方养鸡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鸭土种多为麻鸭，体重2公斤左右，一年产蛋100～150个。50年代后期，从外地引进北京鸭，体型大，成鸭重达3公斤，年产蛋120～180个。1978年以后，境内沿茨河、河一带出现一些养鸭联合体，少者数百只，多者数千只，除在本地沟河放养外，还运到皖南、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放养，经济效益很好。
鹅以饲养雁鹅为多，羽毛灰色。成鹅体重3公斤左右，年产蛋约70枚。建国后引进一批狮头鹅，羽毛白色，体型较大。近年斤沟一带多养此种鹅，并出现养鹅专业村、户，在家孵化出售，成群到南方放养。
鸡、鸭、鹅，是地方传统饲养家禽，农家户户皆养鸡，养鸭者不过十之一二，养鹅者又少一些。养鸡皆散养，农家多在春季买小鸡，夏季放在大田吃虫，中秋节前后，把公鸡卖掉，留几只母鸡下蛋。所以家禽的数字1年内变化很大。据有关部门年终统计，1949年为16万只，1957年65万只，1965年20万只，1970年56万只，1975年37万只，1980年60万只，1985年166万只。1985年市场鲜旦供应为297万公斤，全县人均2．6公斤，比1949年增长8．9倍。
三、渔业
全县现有水域面积17．49万亩，可养面积为3．51万亩。有鱼类资源50余种。传统饲养的鱼种有鲤鱼、草鱼（俗称混子）、鲢、鳙等。自生自长的有鸟鱼（俗称火头），鲫鱼、鲇鱼、鱼感鱼（俗称黄歇）、鳜鱼（俗称季花）、鳝、鳖、窜条等。
本地养鱼的有利条件是，水质良好，水域广阔，气候温和，结冰期短。不利条件是，河沟水塘的保水期短，雨季汪洋充沛，旱季干涸露底。水域的变化与鱼的生长周期不相适应，以致造成大水时鱼跑散，干旱时鱼灭绝。为解决这一矛盾，各地群众利用本地地下水位较高的优势，采取深挖沟塘，保持常年水位，既有利于灌溉作物，又利于水产养殖。
解放后，政府对渔业生产十分重视。土地改革以后，即号召全县兴修水利，沥沟清塘，充分利用水面，发展养鱼事业。1958年4月，在县城东南6公里处的双庙铺，建立国营鱼苗繁殖场，开挖鱼塘98口，大塘2口，占地140亩。鱼苗场的主要任务是从长江边购回毛子（鱼刚下的卵），培育成鱼苗，供全县养鱼。但效益不高，一般育成率只有4～8％，最好只有20％。1964年又在五星乡河网化区建立一个鱼苗繁殖场，挖鱼池42口，大塘一口培养亲鱼。1965年开始，即采取人工自殖法培养鱼苗，供应全县养鱼。1978年以后，渔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许多沟塘实行承包，放养面积发展到2．64万亩，占可养水面的75％。县还于1982～1984年拨出专用周转金12万元，支持渔业生产。县主管部门于1981年和1985年，两次组织科技人员，举办多期养鱼学习班，传授成鱼养殖、鱼种培育，鱼病防治、饲料加工配合，以及网箱养鱼、拦河养鱼、高产精养的知识和技术。推动了全县的渔业生产，宫集区成立了渔业公司，利用界洪河分段养鱼，年收入达万元以上，旧县区张大庄两名社员搞庭院养鱼，每家年收入在千元以上。双浮区傅腰庄在河网化内投放河蟹，年收1万余元。王和庄在界洪河进行网箱养鱼，也获较好的经济效益。三堂区司沟北村、张老家村利用池塘精养，每亩单产达230公斤。近年还引良种杂交鲤鱼。日本大阪鲫、团头鲂、草胡鲶、中华绒毛蟹等。
1981年以来，加强了渔政管理工作。主管单位配合公安、司法部门及时查处了毒鱼、炸鱼、偷抢鱼等案件数十起，渔业生产秩序有明显好转。
1949～1960年，全县每年鱼类产量350吨左右。1962～1976年产量逐年下降，1963年为300吨，1971年为200吨，1976年为180吨。1977年以后又逐渐回升，1980年总产为264吨，产值32万元，1981年为389吨，产值46万元。1982年612吨，产值76万元，1983年为718，吨产值94万元，1984年突破千吨关，达1073吨，产值134万元，1985年为1456吨，产值180万元。
另外，近年双浮鱼苗场，李兴农高中等单位，曾试行河蚌育珠，但收获甚微。双浮大刘庄社员养牛蛙、出售蛙苗，一时购养者甚多，后因成蛙销售困难，养者日少。
四养蚕
桑蚕太和素称蚕桑之乡。清朝未年，县人徐北拱在县城北关外创办太和蚕桑学堂，数十名知识青年欣然就读。另有一批青年直赴浙江，入杭州甲等蚕桑学堂学习，一时太和有识之士都把发展蚕桑看作是实业救国的一条道路。家住颍河西岸的王云涛从浙江购回一大批湖桑，分给亲友栽种，还与徐纯如、齐辅宸等在县城、税镇等地设立茧厂，建烘灶，收购鲜茧，加工后运往外地销售。促进了太和蚕桑事业的速猛发展，养蚕之风遍及全县。据民国13年（1924）志书记载，当年太和向上海一地即出售烘茧16万元（银币）。加上县城和农村地主经营的几十家丝织作坊的收购加工数量，全年产量应不少于20万公斤。距县2公里的小新集当时有20家养蚕户，平均每年养蚕收入80元左右，右换小麦近2000公斤。民国15年，太和烘茧在上海火车站遭到军阀的乱兵哄抢，损失惨重，迫使茧厂破产停业，从此养蚕事业逐渐衰落。民国27年，黄河从中牟、郑洲决口；太和90％以上土地被淹，桑树大部淹死，养蚕事业更是奄奄一息。
建国后，养蚕事业在党和政府重视下，又恢复了生机。1952年秋，阜阳地区派出技术人员到太和查桑订种，统计出全县有乔木桑19万多株，年产桑叶可达285万公斤，可养蚕8000张。当年又从浙江购回湖桑12．6万株，县政府又配备12名蚕桑干部，在全县开展养蚕工作。1953年推广蚕种700张，每张平均收茧8．5公斤。而这次湖桑种植，因桑苗小弱，长途颠簸，加之缺乏技术，几乎没有成活。
1954年，发春蚕种2134张，收鲜茧7万公斤，其中良种茧3．15万公斤，每张产茧14．69公斤。该年还试养秋蚕96张，也有一定收益。
1955年，在倪邱建贮茧楼6间（上下12间）煤灶4付。养蚕又扩大规模。1956年，太和蚕茧年产量达15．94万公斤，仅春茧收购达13．7万公斤。是建国后第一个高产年。当年又在原墙、城郊、税镇等地增设茧灶10付。
1957年，太和蚕桑开始滑坡，专业人员被调走，有的错划为右派分子，产量下降。进入1958年以后，虽然政府多次提出“大力发展”，但一平二调，大办食堂，桑树被大量砍伐，养蚕受到严重影响。1960年，发蚕种16076张，其中春蚕种10115张，仅收鲜茧5．55万公斤；夏蚕种2909张，未见效益。1962年，发蚕种2715张，收鲜茧只有215公斤。
1962年以后，中共太和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加强对蚕桑工作的领导，调进大专毕业的蚕桑干部6人，到1964年，专职干部增加到11人。1965年，桑蚕茧产量又回升到11．8万公斤。同年8月，县府报省批准，将农口蚕桑干部转到外贸办事处，又招收25名合同工，还在县农技校开设养蚕班，收学员50余人。1966年3月，安徽省在太和召开蚕桑工作会议，到会300余人，会后安徽省农学院蚕桑系毕业生在其老师带领下来太和实习，地区蚕种场蚕桑学校师生也到太和指导养蚕工作，该年蚕茧产量达15．39万公斤，每张产量23．7公斤，是建国后总产、单产最高年份。
1967年以后，因“文革”影响，产量每况念下。70年代以后，桑树又因改造旧农村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大遭砍伐，每年蚕茧产量都在5000公斤以下。1979年和1980年，县府两次拨款5万元恢复蚕桑生产，但效益不好，育的百亩湖桑苗被砍掉当柴烧。1985年，收鲜茧仅500多公斤。
蓖麻蚕，1954年开始试养并学习制种。1955年大面积推广，当年发种1428．5合，每合产量15公斤以上。1957年，产量达5．73万公斤。以后因原种供应困难，自制种质量下降，产量也相应减少。1961年，发种708合，每合单产仅7公斤。1965年以后，全县停止饲养。
除上述养殖外，县内还有养蜂、养蚯蚓、蝎子、貂等项目，有的时间不长，有的数量甚微，对太和经济发展未产生影响，略而不记。
五、防疫
民国时期、畜禽防疫工作十分薄弱，国民党政府不加过问，民间虽有少量“哑医也因遭受社会歧视而不能发展，一旦疫病发生，蔓延无际。造成禽畜大量死亡，为农民带来严重损失。建国后，建立健全了畜牧兽医机构，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大力开展畜疫病综合防治工作。发现疫情，及时上报，省、地专业部门立即派专业技术干部前来检查鉴定，采取相应措施，防治并用，或对疫区封锁、隔离、消毒，并加强市场管理和屠宰检疫。1956年以后，每年春秋对猪的3种常见病进行防疫注射。1957—1960年，县自制猪瘟，兔化弱毒疫苗，进一步保证了猪的及时防疫，通过多年努力，有效地控制了家畜家禽的主要传染病，治愈了大批病畜。1985年，开展技术承包，有169名兽医，承包大牲畜2．3万头，猪8．6万头、家禽32万只，羊1000只，效果良好，受到群众欢迎。
建国后各种疫病发生和防治情况：
炭疽1950年8月初，茨谷、赵庙一带发现牛病突然死亡，并迅速传到板桥、洪山、李兴、关集，至月底疫情好转，9月中旬再次暴发。9月下旬，华东农业部、皖北行暑派派4名技术干部前往来检验，确认后，皖北行署派来抢救工作队25人，又从山东调来15人，携带药械，于10月25日全面开展防疫注射，11月12日结束，注射牲畜6．7万多头。治愈病畜1601头。年末统计，此疫共死亡牲畜3081头，危害而致病者数十人，城关区因食死牛而致死者19人。齐老营村因食病牛传染7人，死3人。
自1951年起，连续8年注射疫苗，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控制。气肿疽牛的急性传染病。1951年7月上旬出现在赵庙、双浮一带。9月上旬波及到茨谷、原墙、关集，中旬遍及全县，死牛3587头。1952年起进行全面防疫，1958年扑灭。1964年邻省又发生此病，县立即组织力量分赴李兴、洪山、蔡庙等地，进行防疫注射，并封锁通道，疫情未传入。
马鼻疽1955年出现，经阜阳兽医站前来协助检验，查出阳性马4匹，全部扑杀深埋。1957—1958年经本县查出阳性马61匹，于税镇区扑杀深埋。
马传贫从新疆引进马匹传入。1970年全县查验出病马632匹，全部就地扑杀深埋，国家对养马生产队给以经济补贴。
牛流行热1966年、1978年、1983年3次流行，病牛数以万计，严重地区发病率达70％到80％。因抢救及时，死亡率未超过2％。
猪传染病1954年进行第1次猪瘟、猪肺疫的防疫注射。1956年出现猪瘟、猪肺疫、猪丹毒3种传染病，死亡3200多头。当年进行防疫注射，1957年又死6000多头。1958年起，改为春秋两次防疫注射，当年死亡率下降到1700多头。70年代基本控制了猪丹毒、猪肺疫的流行，但猪瘟病仍起伏不定。
家禽传染病1957年出现鸡新城疫，鸡死6．9万多只，占存栏的11．6％。以后虽进行大面积防疫，但仍有发生，至今不绝。1974年、1979年、1983年，曾3次流行鸡瘟，但病势呈良性经过，死亡不多。1985年，坟台区瓦房庄发生小鹅瘟，大批鹅死亡，县及时组织人力，对存栏的5000只鹅进行防疫注射，才得以控制。
兔瘟1985年发生兔瘟，兔死13万只，占存栏总数的30％以上。
狂犬病为人畜共患的传染病。1985年县政府组织狂犬病领导小组，对全县1万多只狗进行登记发卡，防疫注射。
猪囊虫、绦虫均为人畜共患的恶性寄生虫病，发现于60年代初期，从县境北部传入。1970年，三堂食品站收猪2830头，查出患囊虫猪320头。1971年，三堂区又查出患绦虫病200余人，打下绦虫500多条。1976～1979年全县治疗绦虫、囊虫病人830多例，其中绦虫病641人，囊虫病135人。因绦虫病死亡12人。以后加强防治和猪白肉检疫，有效地控制了此病。
中毒主要是红芋黑霉病中毒。1965年和1967年，每年死牛400～500头。1970年以后很少发生。
建国以来畜牧业的变化情况统计表
黄牛民国33年（1944），全县有牛2．33万头。主要品种是高脚牛和抓地虎。解放后，于1953年建立家畜配种站，从山西、河南、山东引进秦川、南阳良种公牛，开展杂交改良。1980年又采用冻精配种，同时引进荷兰黑白花奶牛、英国短角牛、海福特牛、法国夏洛来、利木赞、端士西门答尔等牛冻精，进一步开展黄牛杂交改良。几年来，繁殖改良牛1583头。改良牛的特点是体型大，生长快，适应性强，采食量大，耐粗饲、性温顺，抗病力强，肉役兼用。近年来随着土地承包，黄牛有较大发展，由1979年的6万多头，发展到1985年的16．06万头，牛肉、牛皮均.鞠爻隹诖笞凇
近年城郊出现两个奶牛专业户，从陕西、黑龙江购进奶牛10余头，向城乡居民供应鲜奶。
1958年，由于推行稻改，改旱田为水田，曾陆续从南方购进一千多头水牛。随着稻改的停止，水牛也随之消失。
马、驴、骡境内历史上喜爱养骡马，年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骡马卖给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县境北部的洪山、张阁、黑虎等集镇，每年春季都有骡马大会，山东等地客人届时前来选购。尤其是洪山，每年逢春会，总有数千匹骡马上市，当地谚语有：“初一一会到十五，十五一会到初一，日进斗金，一年一个龙驹”。意思是：洪山骡马会期长达一个月，每天有大量收入，每年要出现一匹宝马龙驹，运气好的人能买这匹千里马。据民国资料，1944年全县有马2093匹，骡1701匹，驴11750头。该时正是黄泛时期，全县有1／4的地区属泛区，泛区人民一般不养牲畜，如在正常年景，骡马的数字要大1／4或1／3。
民间称牛为慢畜，骡马为快畜，使用时一般是骡马配套。骡马在饲养上也比牛选择性强，冬春时要喂些干谷草，夏季喂些事鲜“浇草”，使用时要加喂子料。驴耐粗饲，抗病性强，但其气力小，田间用途不大，养驴多是用作推磨，驮运东西。骡的生命长，气力大，耐苦役，以牡性骡最好，其价格也高于其他牲畜。马最难饲养，易生病，俗谓“马有退槽之疾”。境内养马多是牡马，图其生驹。如生一牡性骡，其价格往往是母马的二倍或更多。
建国以来，县内骡马驴的饲养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81年，全县有马5908匹，驴5492头，到1985年，有马2438匹，驴3128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饲养管理较困难，用途也逐渐减少。
猪太和原有猪为皖北猪，其特点是耐粗食，食量大，产子多，瘦肉率低，育肥一般日增重4两左右。1953年先后引进国内外良种，有约克夏、巴克夏、苏大白、长白、荣昌、内江等。据1982年调查，全县存栏母猪15388头，几乎都是杂交品种，纯种猪极少，只有17头是新引进品种。育肥猪全是杂交种，日增重一般在8两左右。1983年以来，为适应市场需求，又引进一批瘦肉型良种公猪，目前瘦肉型杂交一代猪已成批供应市场，深受消费者欢迎。
俗谓“猪是农家宝”，居民喜爱养猪。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生产有较大发展，为养猪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全县年底生猪存栏数由原来10万多头，增加到20多万头。1985年存栏24万头，是1949年的9倍。
羊品种主要是当地白山羊，皮肉兼用型，耐粗食，抗病力强，肉质鲜美。建国后曾引进一批中卫山羊、新疆细毛羊、澳大利亚半细毛羊，但发展不快，收获甚小。
境内无牧场，只有道路旁，沟河边长些野草，养羊全是零星圈养，夏秋季节常把羊牵到野外吃草。吃饱后又牵回圈内。本地养羊很少用精饲料，所以投资甚少。养羊户一般春季买羊羔，用青草饲养大，到了深秋，野草干枯，树叶黄落，改用干黄树叶作饲料，谚有“树叶落鸡瘦羊肥”，民间经验以为干黄树叶是羊的催肥饲料。等到冬季，正是人们爱吃羊肉的季节，能以好价钱出售。这种养法，1只羊每年可长到20～30公斤。1950年全县养羊7503只，1956年2．6万只，1976年3．4万只，1985年4．99万只。本地养羊还有个规律，即大灾之后，羊必大增。1958～1960年的大灾之后，1962年全县养羊19．16万只，是建国后的最高年份。
兔太和养兔历史悠久，品种皆是皮肉兼用兔，体型小，经济价值不高。解放后，养兔事业向良种高效方向发展，大量引进安哥拉和西德毛用兔，引进皮肉兼用体型较大的日本大耳兔。使品种不断改良，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兔达40．44万只，其中毛用兔占95％，大部是西德杂交兔种，每只成兔1年产毛0．5公斤。全县年产兔毛8．57万公斤。
二、家禽
鸡民国时期，饲养皆.镜鼗啤⒑凇⒑臁住⒙樾⌒图Γ羧獾凹嬗眯停窍溉饷溃话220日龄开产，年产蛋70～100枚。善抱孵，母性好，抵抗力强，至今民间仍喜养此种鸡。解放后，引进一批六安鸡、九斤黄，来克杭，试养结果，抗病力不如本地鸡，加之防疫工作跟不上去，未能大量发展。1980年以来，大量引进星杂二八八、希塞斯、白来杭、罗斯、里布罗、AA快大鸡、白路克、郑州红、新浦东、S220等国内外良种鸡，体型较本地鸡大，产蛋早。
近年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全县出现一大批养鸡专业户，他们建场房，制鸡笼，各养千百只良种鸡，对地方养鸡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鸭土种多为麻鸭，体重2公斤左右，一年产蛋100～150个。50年代后期，从外地引进北京鸭，体型大，成鸭重达3公斤，年产蛋120～180个。1978年以后，境内沿茨河、河一带出现一些养鸭联合体，少者数百只，多者数千只，除在本地沟河放养外，还运到皖南、河南、江苏、江西等地放养，经济效益很好。
鹅以饲养雁鹅为多，羽毛灰色。成鹅体重3公斤左右，年产蛋约70枚。建国后引进一批狮头鹅，羽毛白色，体型较大。近年斤沟一带多养此种鹅，并出现养鹅专业村、户，在家孵化出售，成群到南方放养。
鸡、鸭、鹅，是地方传统饲养家禽，农家户户皆养鸡，养鸭者不过十之一二，养鹅者又少一些。养鸡皆散养，农家多在春季买小鸡，夏季放在大田吃虫，中秋节前后，把公鸡卖掉，留几只母鸡下蛋。所以家禽的数字1年内变化很大。据有关部门年终统计，1949年为16万只，1957年65万只，1965年20万只，1970年56万只，1975年37万只，1980年60万只，1985年166万只。1985年市场鲜旦供应为297万公斤，全县人均2．6公斤，比1949年增长8．9倍。
三、渔业
全县现有水域面积17．49万亩，可养面积为3．51万亩。有鱼类资源50余种。传统饲养的鱼种有鲤鱼、草鱼（俗称混子）、鲢、鳙等。自生自长的有鸟鱼（俗称火头），鲫鱼、鲇鱼、鱼感鱼（俗称黄歇）、鳜鱼（俗称季花）、鳝、鳖、窜条等。
本地养鱼的有利条件是，水质良好，水域广阔，气候温和，结冰期短。不利条件是，河沟水塘的保水期短，雨季汪洋充沛，旱季干涸露底。水域的变化与鱼的生长周期不相适应，以致造成大水时鱼跑散，干旱时鱼灭绝。为解决这一矛盾，各地群众利用本地地下水位较高的优势，采取深挖沟塘，保持常年水位，既有利于灌溉作物，又利于水产养殖。
解放后，政府对渔业生产十分重视。土地改革以后，即号召全县兴修水利，沥沟清塘，充分利用水面，发展养鱼事业。1958年4月，在县城东南6公里处的双庙铺，建立国营鱼苗繁殖场，开挖鱼塘98口，大塘2口，占地140亩。鱼苗场的主要任务是从长江边购回毛子（鱼刚下的卵），培育成鱼苗，供全县养鱼。但效益不高，一般育成率只有4～8％，最好只有20％。1964年又在五星乡河网化区建立一个鱼苗繁殖场，挖鱼池42口，大塘一口培养亲鱼。1965年开始，即采取人工自殖法培养鱼苗，供应全县养鱼。1978年以后，渔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许多沟塘实行承包，放养面积发展到2．64万亩，占可养水面的75％。县还于1982～1984年拨出专用周转金12万元，支持渔业生产。县主管部门于1981年和1985年，两次组织科技人员，举办多期养鱼学习班，传授成鱼养殖、鱼种培育，鱼病防治、饲料加工配合，以及网箱养鱼、拦河养鱼、高产精养的知识和技术。推动了全县的渔业生产，宫集区成立了渔业公司，利用界洪河分段养鱼，年收入达万元以上，旧县区张大庄两名社员搞庭院养鱼，每家年收入在千元以上。双浮区傅腰庄在河网化内投放河蟹，年收1万余元。王和庄在界洪河进行网箱养鱼，也获较好的经济效益。三堂区司沟北村、张老家村利用池塘精养，每亩单产达230公斤。近年还引良种杂交鲤鱼。日本大阪鲫、团头鲂、草胡鲶、中华绒毛蟹等。
1981年以来，加强了渔政管理工作。主管单位配合公安、司法部门及时查处了毒鱼、炸鱼、偷抢鱼等案件数十起，渔业生产秩序有明显好转。
1949～1960年，全县每年鱼类产量350吨左右。1962～1976年产量逐年下降，1963年为300吨，1971年为200吨，1976年为180吨。1977年以后又逐渐回升，1980年总产为264吨，产值32万元，1981年为389吨，产值46万元。1982年612吨，产值76万元，1983年为718，吨产值94万元，1984年突破千吨关，达1073吨，产值134万元，1985年为1456吨，产值180万元。
另外，近年双浮鱼苗场，李兴农高中等单位，曾试行河蚌育珠，但收获甚微。双浮大刘庄社员养牛蛙、出售蛙苗，一时购养者甚多，后因成蛙销售困难，养者日少。
四养蚕
桑蚕太和素称蚕桑之乡。清朝未年，县人徐北拱在县城北关外创办太和蚕桑学堂，数十名知识青年欣然就读。另有一批青年直赴浙江，入杭州甲等蚕桑学堂学习，一时太和有识之士都把发展蚕桑看作是实业救国的一条道路。家住颍河西岸的王云涛从浙江购回一大批湖桑，分给亲友栽种，还与徐纯如、齐辅宸等在县城、税镇等地设立茧厂，建烘灶，收购鲜茧，加工后运往外地销售。促进了太和蚕桑事业的速猛发展，养蚕之风遍及全县。据民国13年（1924）志书记载，当年太和向上海一地即出售烘茧16万元（银币）。加上县城和农村地主经营的几十家丝织作坊的收购加工数量，全年产量应不少于20万公斤。距县2公里的小新集当时有20家养蚕户，平均每年养蚕收入80元左右，右换小麦近2000公斤。民国15年，太和烘茧在上海火车站遭到军阀的乱兵哄抢，损失惨重，迫使茧厂破产停业，从此养蚕事业逐渐衰落。民国27年，黄河从中牟、郑洲决口；太和90％以上土地被淹，桑树大部淹死，养蚕事业更是奄奄一息。
建国后，养蚕事业在党和政府重视下，又恢复了生机。1952年秋，阜阳地区派出技术人员到太和查桑订种，统计出全县有乔木桑19万多株，年产桑叶可达285万公斤，可养蚕8000张。当年又从浙江购回湖桑12．6万株，县政府又配备12名蚕桑干部，在全县开展养蚕工作。1953年推广蚕种700张，每张平均收茧8．5公斤。而这次湖桑种植，因桑苗小弱，长途颠簸，加之缺乏技术，几乎没有成活。
1954年，发春蚕种2134张，收鲜茧7万公斤，其中良种茧3．15万公斤，每张产茧14．69公斤。该年还试养秋蚕96张，也有一定收益。
1955年，在倪邱建贮茧楼6间（上下12间）煤灶4付。养蚕又扩大规模。1956年，太和蚕茧年产量达15．94万公斤，仅春茧收购达13．7万公斤。是建国后第一个高产年。当年又在原墙、城郊、税镇等地增设茧灶10付。
1957年，太和蚕桑开始滑坡，专业人员被调走，有的错划为右派分子，产量下降。进入1958年以后，虽然政府多次提出“大力发展”，但一平二调，大办食堂，桑树被大量砍伐，养蚕受到严重影响。1960年，发蚕种16076张，其中春蚕种10115张，仅收鲜茧5．55万公斤；夏蚕种2909张，未见效益。1962年，发蚕种2715张，收鲜茧只有215公斤。
1962年以后，中共太和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加强对蚕桑工作的领导，调进大专毕业的蚕桑干部6人，到1964年，专职干部增加到11人。1965年，桑蚕茧产量又回升到11．8万公斤。同年8月，县府报省批准，将农口蚕桑干部转到外贸办事处，又招收25名合同工，还在县农技校开设养蚕班，收学员50余人。1966年3月，安徽省在太和召开蚕桑工作会议，到会300余人，会后安徽省农学院蚕桑系毕业生在其老师带领下来太和实习，地区蚕种场蚕桑学校师生也到太和指导养蚕工作，该年蚕茧产量达15．39万公斤，每张产量23．7公斤，是建国后总产、单产最高年份。
1967年以后，因“文革”影响，产量每况念下。70年代以后，桑树又因改造旧农村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大遭砍伐，每年蚕茧产量都在5000公斤以下。1979年和1980年，县府两次拨款5万元恢复蚕桑生产，但效益不好，育的百亩湖桑苗被砍掉当柴烧。1985年，收鲜茧仅500多公斤。
蓖麻蚕，1954年开始试养并学习制种。1955年大面积推广，当年发种1428．5合，每合产量15公斤以上。1957年，产量达5．73万公斤。以后因原种供应困难，自制种质量下降，产量也相应减少。1961年，发种708合，每合单产仅7公斤。1965年以后，全县停止饲养。
除上述养殖外，县内还有养蜂、养蚯蚓、蝎子、貂等项目，有的时间不长，有的数量甚微，对太和经济发展未产生影响，略而不记。
五、防疫
民国时期、畜禽防疫工作十分薄弱，国民党政府不加过问，民间虽有少量“哑医也因遭受社会歧视而不能发展，一旦疫病发生，蔓延无际。造成禽畜大量死亡，为农民带来严重损失。建国后，建立健全了畜牧兽医机构，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大力开展畜疫病综合防治工作。发现疫情，及时上报，省、地专业部门立即派专业技术干部前来检查鉴定，采取相应措施，防治并用，或对疫区封锁、隔离、消毒，并加强市场管理和屠宰检疫。1956年以后，每年春秋对猪的3种常见病进行防疫注射。1957—1960年，县自制猪瘟，兔化弱毒疫苗，进一步保证了猪的及时防疫，通过多年努力，有效地控制了家畜家禽的主要传染病，治愈了大批病畜。1985年，开展技术承包，有169名兽医，承包大牲畜2．3万头，猪8．6万头、家禽32万只，羊1000只，效果良好，受到群众欢迎。
建国后各种疫病发生和防治情况：
炭疽1950年8月初，茨谷、赵庙一带发现牛病突然死亡，并迅速传到板桥、洪山、李兴、关集，至月底疫情好转，9月中旬再次暴发。9月下旬，华东农业部、皖北行暑派派4名技术干部前往来检验，确认后，皖北行署派来抢救工作队25人，又从山东调来15人，携带药械，于10月25日全面开展防疫注射，11月12日结束，注射牲畜6．7万多头。治愈病畜1601头。年末统计，此疫共死亡牲畜3081头，危害而致病者数十人，城关区因食死牛而致死者19人。齐老营村因食病牛传染7人，死3人。
自1951年起，连续8年注射疫苗，至1958年才全部得到控制。气肿疽牛的急性传染病。1951年7月上旬出现在赵庙、双浮一带。9月上旬波及到茨谷、原墙、关集，中旬遍及全县，死牛3587头。1952年起进行全面防疫，1958年扑灭。1964年邻省又发生此病，县立即组织力量分赴李兴、洪山、蔡庙等地，进行防疫注射，并封锁通道，疫情未传入。
马鼻疽1955年出现，经阜阳兽医站前来协助检验，查出阳性马4匹，全部扑杀深埋。1957—1958年经本县查出阳性马61匹，于税镇区扑杀深埋。
马传贫从新疆引进马匹传入。1970年全县查验出病马632匹，全部就地扑杀深埋，国家对养马生产队给以经济补贴。
牛流行热1966年、1978年、1983年3次流行，病牛数以万计，严重地区发病率达70％到80％。因抢救及时，死亡率未超过2％。
猪传染病1954年进行第1次猪瘟、猪肺疫的防疫注射。1956年出现猪瘟、猪肺疫、猪丹毒3种传染病，死亡3200多头。当年进行防疫注射，1957年又死6000多头。1958年起，改为春秋两次防疫注射，当年死亡率下降到1700多头。70年代基本控制了猪丹毒、猪肺疫的流行，但猪瘟病仍起伏不定。
家禽传染病1957年出现鸡新城疫，鸡死6．9万多只，占存栏的11．6％。以后虽进行大面积防疫，但仍有发生，至今不绝。1974年、1979年、1983年，曾3次流行鸡瘟，但病势呈良性经过，死亡不多。1985年，坟台区瓦房庄发生小鹅瘟，大批鹅死亡，县及时组织人力，对存栏的5000只鹅进行防疫注射，才得以控制。
兔瘟1985年发生兔瘟，兔死13万只，占存栏总数的30％以上。
狂犬病为人畜共患的传染病。1985年县政府组织狂犬病领导小组，对全县1万多只狗进行登记发卡，防疫注射。
猪囊虫、绦虫均为人畜共患的恶性寄生虫病，发现于60年代初期，从县境北部传入。1970年，三堂食品站收猪2830头，查出患囊虫猪320头。1971年，三堂区又查出患绦虫病200余人，打下绦虫500多条。1976～1979年全县治疗绦虫、囊虫病人830多例，其中绦虫病641人，囊虫病135人。因绦虫病死亡12人。以后加强防治和猪白肉检疫，有效地控制了此病。
中毒主要是红芋黑霉病中毒。1965年和1967年，每年死牛400～500头。1970年以后很少发生。
建国以来畜牧业的变化情况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