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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上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在南照区小润河边发现的铜台子遗址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春秋时期建制设邑,秦汉置慎县,刘宋到陈名“楼烦”,隋大业二年,定名颍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其间出现不少杰出人才。春秋时有“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大政治家管仲,有知人让贤的鲍叔牙;秦时有名位显赫,出将入相的甘茂;有能言善辩,年少才高的外交家,秦上卿甘罗;汉、晋、唐、宋名贤寥寥,淹没无闻。逮至明清,科甲渐起,据旧志载:在此数百年间,有文武进士12名;文武举人76名;贡生331名。特别是近、现代英模人物,革命烈士,更是光耀史册,书不胜书。
颍上位于淮北平原南部,东邻凤台,西毗阜南、阜阳,北连利辛,南与霍邱、寿县隔河相望。全县总面积1988.5平方公里,辖15个区,2个区级镇,68个乡,5个乡级镇、682个行政村,7个居委会,4380个自然村,总人口1227475人,耕地165.5万亩。县城海拔25.5米。地势西高东低。南临淮河,中贯颍水,淝履东北一隅,济河、小润河、八里河流经县内。全县有大小湖泊72面。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5.1℃,平均无霜期221天,年最大降水量1170毫米,最小降水量389.8毫米,6~8月为汛期。这种河渠纵横,湖泊星罗,洪涝灾害频繁的自然环境,对全县的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旧中国,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旧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颍上的物产资源等优势得不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潜力得不到发挥。加之兵匪祸结,宗派纷争,水、旱、虫、风灾害频仍,致使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和改革,生产力不断发展,颍上的资源和潜力得到了有效地利用和发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繁荣兴旺景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这充分说明,地理环境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决定的条件。社会经济生产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

解放前,颍上广大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榨,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天灾兵祸,民不聊生。主.硐衷谝韵录父龇矫妫
第一、地瘠民贫。据旧志记载:元朝末年,沿淮人民多次起义,元王朝对沿淮人民大肆屠杀,民间传说,“三洗凤阳”、“七洗颍州”,而颍上居凤、颍之间,难免其难,相传人死七、八。颍上城东乡的七里叶家,即是当年在七里路内幸存一户姓叶的人家。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从浙江、福建、江苏、山东迁入人口,补充颍上垦荒生产。清朝顺治年间(1652~1661年)又大肆镇压农民革命。由于战乱不停,天灾频繁,农民死亡逃离,人烟稀少,耕地荒废549100亩,当时熟地仅有222800亩。大面积土地无人耕种,十室九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皇粮收不敷出。为了挽救困境,官吏督导开荒,而生产资料又极端缺乏,或数家一牛,或多家一犁,主要靠人力耕种,农民生活艰苦万状。康熙年间,战乱逐渐停息,清王朝又采取豁免田赋,奖励垦荒等措施,生产进入恢复时期。逮至清末,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民国初年,军阀割据,连年混乱,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据民国《颍上县志稿》载:“本县界淮、颍、淝三水流域之间,土地肥多瘠少,物产虽非丰富,亦非缺乏。”但“自民国26年以来,中日相见以戎,重以连年水灾,兼之币值低落,物价高昂,且军用浩繁,人民负担增重,一般生活逮兹困苦极矣!”特别是1938年,黄水夺淮以后,大片农田受黄水冲积物复盖,面积达41.3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9.8%,在黄泛区形成沙土、青沙土、两合土、淤土等带状土壤,其中沙土产量低而不稳。农民形容沙土地是:“湿了板,干了松,三天大风刮成岭,雨天哑叭涝,旱天火烧苗。”建国前夕,全县有耕地面积185万亩,其中砂姜黑土地110余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52.9%,分布13个区,大多瘠薄、板结、易旱易涝。当时流传着:“犁似灰堆,耙如面蛋,种一葫芦斗,收一茶罐”的民谣,年年收获,除交租赋,所剩无几,“唯食糠菜。”因此,农民生活极为困苦。
第二、洪涝频仍。颍上滨淮跨颍,湖泊沟渠,纵横交错,素有“七十二河归正阳,七十二湖布颍上”之喻。水利资源丰富,农牧兼宜,所以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赞誉。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颍上就建制设邑,但世代沧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殃及淮河。宋绍熙五年(1194年)以来,黄河多次决口“夺淮”,黄水横流,淤积本县境内的河湖沟洼,使淮、颍河蓄泄功能遭到极度破坏,形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本县自然气候的特点是:季风降雨量强度大,暴雨次数多,雨水失调,分布不均和自然地形复杂,这是本县水旱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据明正德《颍州府志》、清同治《颍上县志》及有关史料记载,公元前185年(汉高后三年)至1988年的2173年内,本县主要水旱灾害发生374次,平均每5.8年一次,其中主要水灾197次,平均每11年一次;主要旱灾175次,平均每12年一次。一般水旱灾害几乎年年有之。本县水旱灾害规律是:连年干旱有,但不多,而旱后多雨或大旱后大水及连年洪涝年份,确系常见。总之,水旱灾是循环往复,交替发生,当然也有连年水灾或连年干旱现象。加之历代统治阶级从不关心人民疾苦,淮、颍河水利资源不仅得不到利用,而且河水泛滥成灾。民国时期,虽有导淮工程,仍是薄堤敞沟,陋涵几座,既难抗洪,又无以御旱、涝。乌江、济河一带又被当时导淮委员会弃为黄泛分洪道,沿岸群众受害深沉。尤其是1938年国民党企图引黄水抵御日寇,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致黄水先后4次南泛,撮合天灾人祸,导致黄泛加剧,使颍上长期沦为著名的老灾窝。
第三、交通闭塞。本县地处淮、颍河交汇处,部分村庄分布在河湾湖汊,进出不便,陈桥、谢桥一带,尤为偏僻。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条从颍上城至阜阳和正阳关的土公路,俗称“官路”,晴通雨阻,除淮、颍、淝河可通舟船外,商旅行人,在陆路主要靠毛驴、手推木轮车和畜拉四轮车为客运工具,以致城乡物资进出艰难,交通运输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第四、宝藏“沉睡”。本县陈桥、谢桥、江口一带,向称“穷乡僻壤”,地下却蕴藏着开采价值极大的煤炭。历代统治者无力开采,致使宝藏长年沉睡地下。
第五、兵灾匪患。旧志谓:“颍上东连三吴,控扼陈蔡”,为皖西北重镇,阜阳东南门户,人民屡遭兵燹之害。晋代的“淝水之战”苻融带兵30万屯于颍口;元朝的南侵,元末的“三洗凤阳”、“七洗颍州”;近代的军阀混战,颍上人民疲于支应。而军阀败军,奸淫虏掠,无所不为。仅军阀张敬尧败退县境南照集,一次即勒索银币7000余元。1938~1945年日本侵略军的魔爪,曾四次伸向颍上,所到之处,奸杀焚掠,使颍上人民蒙受损失,难以数计。抗战胜利后,蒋家王朝妄图维护其反动统治,掀起内战,加紧搜刮,并极力扩充匪霸武装。当时盘踞颍上的有国民党省保安团一、二、三、十团,以及阜阳、太和、沈邱、项城、临泉5个县的自卫队(群众称为“吃拿队”)和国民党各县政府官员共3000余人。此外,有新桂系夏威部下的五十五团,原骑二军军长廖运泽的“天九部队”,国民党第八绥靖区颍上前进指挥所等反革命武装。还有国民党收编的大河湾土匪,命名为“正义部队”,大小股匪数千人,与国民党县政府、反动会道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些匪特武装麇集颍上,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颍上,向属“地狭民贫”,又屡遭兵灾匪患,实令人痛心疾首。在解放战争中,勤劳勇敢的颍上人民参军支前,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盘踞在颍上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铲除了大河湾土匪,做出重大贡献,换来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1949年1月6日,颍上解放,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结束了灾难深重的历史,人民获得新生,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群众迸发出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党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全县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依靠集体力量,大力开发颍上的自然优势,为改变颍上的穷困面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农业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以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旱涝保收能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从而极大的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也由过去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发展到有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五大生产部门俱全的新格局。1988年粮食总产量444173吨,比1949年增长1.6倍,每亩平均产量171公斤,比1949年的亩产54公斤增长2.2倍;1988年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28741万元,比1949年增长3.6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年的年递增速度只有1.2%和2.7%,而后10年的年递增速度达到6.4%和7.8%,比前30年的递增速度分别增加5.2和5.1个百分点。随着生产的发展,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7元,绝大部分农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糠菜半年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水利为开发水利资源,改变农业生产条件,1950年开始治理淮河。一穷二白,从头做起,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艰苦奋斗,大兴农水。建国40年来,国家用于全县水利总投资达15439.53万元,累计完成土方28900万立方米,砖石方69.73万立方米,混凝土11.06万立方米。修筑干支堤防357.23公里,防洪排水涵闸165座,配套大沟32条,中沟268条,打防洪排涝圈圩12个,保地12.7万亩。兴建排灌站261处/装机577台/23880千瓦,全县现有排灌机械3628台/46657千瓦,并在城东建过水流量4200立方米/秒的颍河大型节制闸一座。除沿淮行洪区外,一般堤防均可防御20年一遇的洪水,至今已有32年未受洪水决堤之苦。水利建设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县116.2万亩低洼易涝农田,有94%得到了治理;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已有62.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7.6%;保证灌溉面积51.7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4%。1987年,我县第三湖,在中国石化总公司和省、地大力支持下,已列入黄淮海治理综合开发项目。随着水利建设的日益发展,农业的结构正在逐步优化。水稻是高产耐水作物,在建国前仅有零星的旱植播稻,现已发展水稻40余万亩,单产也由建国前150~250公斤跃增到500公斤以上。由于近几年县委提出:“变对抗为适应,变水害为水利,走治水用水的脱贫致富路子”,治水成绩卓著。1988年被评为全国101个水利先进县之一,中央水利部授予奖状及奖金5万元。
工业在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建立了以国营工业为主体、集体工业为辅助的电力、机械、粮油、食品、酿酒、造纸、化工、纺织、皮革、玻璃、塑料制品、建材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198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018万元,比1949年增长89.6倍,比1978年增长5.5倍,平均每年增长21%,可见10年改革全县工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效益显著提高。特别是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它以水泥预制、砖瓦制造、黄沙采集、编织、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为特色,投资少、见效快,分布广,不断地满足全县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挂毯、兔毛、刺绣、柳编等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鞠卮慈×送饣恪M毕缯蚬ひ档姆⒄梗簿偷匚蘸拖瞬糠峙┐迨S嗬土Γ岣吡死投省51988年底,全县乡镇工业企业单位已达15367个,年均职工人数达62543人,总产值为12591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6.2%。
谢桥、陈桥、江口、夏桥、江店、杨湖等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历经20余年的钻探,现已探明的储量有20多亿吨,其中谢桥煤田东西走向,长11.5公里,宽4.5公里,面积52平方公里,煤层总厚度743米,共含煤31层,可采16层,厚度32.74米。煤质优良,含硫磷低,是适合作配焦、动力用的工业煤。谢桥矿设计的年产原煤400万吨特大型矿井,已于1983年12月19日动工,预计1995年投产,被国务院列为两淮煤炭基地之一,它的建成对缓解华东地区能源紧张状况,支援国家“四化”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交通建国以来,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交通闭塞,通讯不便的状况,经过修复、发展、调整提高,由土公路、砖渣路、砂礓路而渣油路;到1988年,全县已建成晴雨通车的干线公路7条,长132.5公里;支线公路17条,长236.1公里。区、乡自筹资金修建的晴雨通车支线公路4条,21公里。全县公路密度0.18公里。为开发两淮煤矿打开谢桥与潘集8.61公里的通道,兴建了联络路3.3公里,风井路7.9公里,进矿路15公里,矿院路1.27公里,共投资569万元。全县17个区(镇),全部通车,并有夜晚驻点的农公班车。全县73个乡(镇)有58个乡(镇)通车,占72.5%。在普及公路的同时,铺筑沥青黑色路面46.6公里,占公路通车里程的10.1%。干线公路工程艰巨,共修建公路桥19座,涵洞70道,较大的公路桥有阜颍路的六十铺闸桥、卫星桥、颍利路的反修桥、济河闸桥、谢桥、长林桥等7座,其中六十铺至南照的陈大桥长达170米,为全县公路桥梁最早最长者。此外从阜阳至淮南、淮北两大煤矿基地的阜淮铁路,由县北穿境而过。在县境内设有颍上、谢桥、江口3个火车站。县内已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为全县交通运输和各种机动车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本县工农业的发展和城乡物资的交流。全县现有各种机动车1702辆,其中客车66辆,货车455辆,特种车17辆,吉普小客车58辆,小型机动车1106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户、个体运输业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1988年全县货运量87万吨,货运周转量14493万吨公里,分别比1978年增长67.6%和6倍。客运量198.6万人,旅客周转量达11665万人公里,分别比1952年增长1985倍和29.5倍,使颍上工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电业1958年仅有一部150马力柴油机,一台100千瓦发电机发电照明,年发电量1.47万度。1967年开始进行电力建设,由小厂经营到大电网供电。1988年,日负荷17.74万度,年供电6836.18万度。
邮电开通县内外邮政、电报、长话,城镇实现了电话自动化和微波通讯。1988年县内邮路总长度2416公里,农村投递路线2023公里,拥有电报电路4路;长途电话载波机两部15路,市话到达户数526部,农话到达户数456部。1988年底自拨电话开通使用。全年的邮电业务总量82万元。比1978年增长90.7%倍,为1952年的25.7倍。
城乡建设1949~1988年,全县全民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12188万元:其中生产建设投资9336万元,非生产投资2852万元,其中住宅投资831万元。建筑竣工面积110.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21.6万平方米。城镇内兴建柏油路6条,长8800米;水泥路5条,长1918米;修建下水道13条,9914米。地下供水管道13.2公里,日供水能力4500吨。
商业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1979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已形成以国营商业、供销、粮食、外贸、物资为主,集体、个体商业,集市贸易、工业自销并存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少环节、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市场,出现了市场物资丰富、购销两旺的大好形势。1988年城乡商业网点达9301个,从事商业人员28505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24170万元,是1949的37倍,42种社会主要消费商品都比建国初期有大幅度增长。
文化随着区、乡、村三级文化网的建立,群众文化活动做到了领导、组织、活动、场所四落实,由单位的唱歌、演戏发展成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和文学等多种门类。1988年全县有艺术表演团1个,电视台1个,广播电台1个,乡镇广播站81个,县电影院2个,剧场1个,各区影剧院12座,电影放映队49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1个,文化站15个。文艺方面:颍上戏剧种类很多,遐迩闻名的有梆剧、豫剧、评剧、京剧。建国后在省级以上刊物、画展、调演大会上,刊载、展出、演出的作品有617篇(幅)。花鼓灯、四句推、琴书、梆剧、曲艺等,曾在省会演的有47个,在省获奖的11个,在地区获奖的26个。
教育1988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共688所,在校学生18.5万人,分别为1949年的2.2倍和40.2倍。解放初只有1所县立联合中学,在校学生不足500人,现已发展到高中3所,初中99所,在校学生分别达1844人和30293人,是1949年的11.3倍和83.4倍。小学已由1949年的116所,增加到575所,在校学生增长了34.3倍,达1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由30%,提高到97.9%,初等教育普及率达93.5%,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学校,从无到有,稳步发展,现有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359人;职业高中4所,初中6所,在校学生分别达377人和2077人。幼儿教育,自1954年创办了我县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园,至今已发展到37所,入园幼儿达5583人,增长95.3倍。解放40年来,教育事业成绩斐然,共培养小学毕业生40.7万人;初中毕业生16.2万人;高中毕业生2.8万人;师范毕业生1693人;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3735人。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88年各级各类专任教师已达8293人,为1949年的81倍,有3815名公办教师评定了职称。
卫生建国后在城内相继建立了医院、诊所、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医疗、卫生单位;在农村集镇建立了卫生院、卫生所。全县认真落实了防疫、保健、除害灭病措施,开展了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防治及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县直卫生单位的医生下乡巡回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得到基本改变。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开始被人们认识,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1988年全县有各种医疗卫生机构98个,比1949年增加97个;有病床1169张(1949年空白),共有医务人员1655人,其中医师752人。198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14.6‰,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2年,下降了37.6‰。
科技1958年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科技事业逐步发展。1988年全县有科技研究所1个,各种科学技术学会20个,有各种科技人员4701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92人,中级1186人,初级3423人。取得科技推广成果197项,科研成果24项,县广播站设计制造的50瓦调频发射机,改区、乡有线广播为无线广播。新集中学研制的磁偏移地震仪,经国家地震局试用鉴定后,获科研二等奖。
体育建国后,颍上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普遍组织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竞赛项目。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成绩,1984年全国伤残人运动会上,崔长胜获得一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1985年获得各项第一名的学生126人,其中出席地区运动会的19人。

解放前,颍上经济发展缓慢。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工农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其他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但也走过曲折的道路。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使得本来应该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取得。1956年搞并社升级,过急地推行农业“三改”(扩大午季收成比重,改种高产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全年粮食严重减产,个别地区出现社员提出退社的要求。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将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伤害了许多好人,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搞瞎指挥、高指标,拔苗并地,“创亩产万斤田”,几万人投入大炼钢铁,调动全县劳力,编成班、排、连、营,大兵团作战,劳民伤财。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严重泛滥,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不能有效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给县内经济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遇到自然灾害,造成了“三年困难”的严重局面。1960~1962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一些盲目上马的企业不得不“关、停、并、转”。1964年,县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期间,停课、停工闹“革命”,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农村搞大队核算,政治评分;工厂取消物资奖励和利润留成,用政治挂帅代替按经济规律办事,致使农业、工业及其它各项事业都受到严重损失。总之,没有将近20年的“瞎折腾”,颍上的发展会更快,变化会更大。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必须认真的对待。在治理整顿中还有很多困难和问题,亟待人们去探讨、去解决,诸如自然、地理、社会等因素的制约。本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与兄弟县市相比,都有一定差距。1988年被列为全国276个贫困县之一。农业受灾不稳,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不高,人口基数较大,财政连年赤字,少数农民的温饱没有解决。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问题。关键是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努力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提高对经济规律性的认识,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开拓奋进!因此,县委、县政府已制订出经济开发,脱贫致富规划:到1990年全部解决温饱;1995年脱贫;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8.5亿元,国民收入15.4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1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00元;粮食总产量78万吨;油料5.7万吨。.Vす婊凳匚⑾卣岢鲆诘车摹笆蟆本裰敢拢跃媒ㄉ栉行模岢炙南罨驹颍岢指母锟牛⑵鹬帧⒀⒓酉嘟岷希⒐ぁ⒚骋惶寤木酶窬郑蛔呖⒋笈┮(主要指开发六水、发展六小,即水稻、水产、耐水作物、水底捞砂、水上运输、水果;小菜园、小果园、小竹园、小饲养场、小鱼塘、小作坊)。强化县乡工业,搞活商品流通,发展科技教育,扩大对外开放的路子,使本县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总之,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优势,挖掘潜力,突出特点,因地制宜,艰苦奋斗,开拓前进,必将克服征途中的各种障碍,加快繁荣颍上的步伐,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成就,树立起新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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