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财 政
（一）财政体制
机构民国以前，亳县无专门财政管理机构，地方钱粮由知事奉令代征。民国元年，县设财政局，次年改为县属第二科。民国13年，县府重设财政局，民国16年改为亳县财政管理委员会。翌年，改称亳县地方财政管理处，城乡8个区各推1人任委员。民国28年，日伪县政府在县城成立财政科和田赋经征处，并在十河、大寺、张集设分柜。民国29年，民国县政府地方财政管理处易名地方公产管理委员会。10月，中共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财政科。民国34年3月，雪商亳县民主政府设立财粮科。民国36年1月，鹿亳太县民主政府设财政科；3月，商亳鹿柘县民主政府设财政科。民国37年1月，涡亳县民主政府设财粮科。次年10月，亳县民主政府设立财粮科。1950年4月，析财粮科为财政科和粮食局，各区乡均配有财粮员。1958年4月，财政科与税务局合并成立财政税务局。1961年11月单独设局。1970年6月，再度与税务局合并。1978年12月，再次单设局。80年代以来，又逐步健全了区乡财政体系。至1986年，全市共建区级财政所15个、乡级财政所71个。
体制明初，当地赋役制度沿用“两税法”。明万历以后，实行“一条鞭法”，收支由省布政使司管理。清雍正以后，实行地丁银制度，赋额由中央确定，地方尽收尽解。民国初期，贯彻尽收尽解原则，省对县一次拨款，以上解田赋正款抵支，余款悉数上解；筑路基金半额上解；保安经费全额上解。民国25年，田赋各项附加均交县金库统一收支。民国30年下半年，民国县政府在辖区内实行田赋证实，与中央三七分成。民国36年后，改为五五分成。
建国后，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量人为出”的原则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全县推行了新的财政体制。1950年3月，实行统收统支，收支全由中央控制。次年3月，实行中央、行政区、省3级“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县财政列入省财政内，地方收入与中央按比例分成。7月1日，根据皖北行政公署命令，将乡村财政划归县管理。1952年，亳县贯彻以县自养政策，财政实行报帐制，收入上交，支出由省下拨，向专署报销。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分级管理，分类分成的办法，由省核定支出指标，列入县财政支出，年终结算，差额由省拨付。1958年，省对亳县实行“以收定支，五年或三年不变，制定上交比例，逐笔上划”的办法。1962年，县对各区实行了“收入留成，抵作拨款”的办法。1971年改为“收大于支，包干上交；支大于收，包干补贴，超收按比例分成”，收支总额由省核定。1976年再改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1978年，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超基数分成”。1979年，对预算内基层供销社利润按四六分成，预算内国营企业上交利润五五分成。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次年又改为“划分收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1982年，财政收支体制又调整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结余留用，超额分成。”1983年，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年，省对亳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办法；县对乡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办法。1986年，又将烤烟税单列，各区凡单项收入超额完成者，扣除上交中央20％，省10％外，与县四六分成；完成预算收入者按实际收入的4％留成。
（二）财政收支
收入清代亳州田赋主要来自地丁、屯田及人丁，外加本色麦、酒粮米等附加，常年收入白银3万两。咸丰年间，为镇压捻军起义，每两地丁银附加2～4钱。光绪二十年（1894)，财政总收入为正银32721.54两，耗羡3272.25两，漕米2356.5石。光绪二十二年（1896），计征白银35700两。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主要源于田赋及商业税收。民国2年，改征银元。每两田赋银改征银元7.5元，实收之数增加3％；田赋附加137177元，捐10440元。民国30年下半年，实行田赋证实，法币1元折小麦1.4斗，次年上升为2.6斗。抗战结束后，免征田赋1年。民国35年，恢复证实；其他收入有税课收入、财产利息收入、财产售价收入、营业盈余及售价收入、信托管理收入及罚没收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贯彻以县自养政策，当地致力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1954年，预算内财政总收入即达到469.81万元，其中农业税占68.7％，工商税占27.9％。1955年，全县共完成财政收入560.38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3.4％，其中工商税完成年度预算的90.6％，契税完成预算的234.5％，企业收入完成预算的115.2％。至1958年，农业税和工商税分别占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65.2％和35.5％。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收入锐减，工商税成为当地最大的财源，企业收入所占比重也由1954年的0.15％上升到1961年的9.3％。经过国民经济调整，1964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为601.42万元。“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收入长期徘徊在1000万元左右。1970年后，财政收入呈缓慢发展之势，直至1975年才突破2000万元。1976年，烟草、糖酒、医药、盐业、卷烟等企业归省管理，其收入的80％上交省财政。1979年起实行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全县工、农、商业的发展。1980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即达到2979.59万元，较上年增加58.71％。此后，当地又优先发展了烤烟、酿酒、卷烟、中药材等传统产品的生产，进一步拓宽了财源。1981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实现4659.10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占81.61％，农业税收入占10.49％，企业收入占7.41％，其他收入占0.49％。
支出清光绪以前，亳州田赋收入全部上解。光绪年间，85％的正银上解，剩余部分多为官俸、勤杂及耗羡开支。光绪二十年（1894），全州共解支正银33551两，耗羡3355两、漕米2356石。民国时期，地方收入仍大部分上解。民国25年，正税全部上解。当年，全县共支出132641元（法币），其中农林水支出2300元，电信支出3224元，教育经费支出53183元，治安经费支出10140元，卫生、体育支出1960元，司法支出3000元，监所支出2520元，囚犯口粮支出9360元，公产管理费1070元，财委会经费1568元，各区办公经费15780元，县府行政管理经费26826元，其他1710元。建国后，县内以发展经济、文教为主要资金投向。1957年，预算内支出为437.67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约占37％，文教、科技、卫生支出约占31％。1958年，在大办工业的高潮中，用于工业建设支出占当年预算内总支出的36％。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对农业投入比例提高，1961年达到300.97万元，占全县预算内总支出的42％。经过国民经济调整，亳县财力逐步增强。1964年，用于农业支出115.79万元，占当年预算内总支出的11％；用于文教科卫生支出162.81元，占16％。“文化大革命”初期，财政支出锐减，上解比例提高。1967年，上解比例占全县财政总支出近36％。70年代，财政支出仍保持着文教卫生第一、行政管理第二、农业第三、社会福利第四、工业第五的格局。1978年后，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改变以往对工业投入过低，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可用财力向工业建设倾斜，同时对集团消费购买力进行严格控制，以降低行政开支。1982年，全县预算内财政支出近29％投向工业，16％投向农业，36％投向文教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结构的不断调整，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1986年，财政预算内总支出即达3646万元。
（三）预算管理
民国24年，县府始造预算，按月列预算，向省动支，但实施1年即止。抗日战争时期，境内政出多门，所需数额随时加派。抗战结束后，民国县政府每年均编制地方岁收入预算书和支出预算书，上报省政府批准，但仅属一纸空文。
建国后，财政部门本着“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根据各所属单位编制的经费预算，编制财政预算，报县委常委审查后，交县政府下达，由财政局通过预算拨款和事后监督等手段进行调控。各单位均按预算指标确定收支。每年12月31日起，为财政年度清理期，各预算单位根据当年预算执行情况，编制决算，由财政局进行政策性和业务性审查，并编制总决算，报县委常委会审批。严格的预算管理，保证了全县自1963年以来连年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80年代以来，县财政预算根据保改革、保重点、保后劲、保经济良性循环的方针和从增产节约中提高经济效益、培养与开辟财源，压缩不必要开支，合理使用资金的原则制定的；对行政事业单位则严格实行预算管理，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从而保证了亳州经济的健康发展。1986年，压缩非生产性投资，当年非生产性基建支出较上年减少36.9％。
（四）财政监督
建国以来，在对财政工作实施预决算监督的同时，还实行了行政法规监督，倡导增收节支，严禁贪污，挪用公款。1953年，县财政部门配备了财政监察员。1962年起，开始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控制。1977年，县设控购领导小组，通过计划管理，指标控制，专项审批，定额供应等手段，控制各单位超标准购置办公用具。1981年，对部分行政单位的经费支出进行了检查。同年7月至次年2月，还进行了全县范围的财经纪律大检查。1983年，又进行了全县财务大检查。1984年，将31种控购商品减少至14种。在县直机关设立了“社会集团购买力辅助帐”和“社会集团购买力专项控购商品登记卡”。1985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财政、税务、物价大检查。同年，县设审计局，对各单位财经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审查，对企业实行支出定额和会计报表的编审报送制度，并不定期对企业进行财经法规检查。农业税的征收和支农周转金的使用，由县、区、乡财政部门监督管理。1986年，再次开展了全县范围的财经工作大检查，并开展了增收节支、肃贪倡廉运动。当年，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万元以上案件11起。
亳州市财政收入、支出情况统计表（1919～1986）
机构民国以前，亳县无专门财政管理机构，地方钱粮由知事奉令代征。民国元年，县设财政局，次年改为县属第二科。民国13年，县府重设财政局，民国16年改为亳县财政管理委员会。翌年，改称亳县地方财政管理处，城乡8个区各推1人任委员。民国28年，日伪县政府在县城成立财政科和田赋经征处，并在十河、大寺、张集设分柜。民国29年，民国县政府地方财政管理处易名地方公产管理委员会。10月，中共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财政科。民国34年3月，雪商亳县民主政府设立财粮科。民国36年1月，鹿亳太县民主政府设财政科；3月，商亳鹿柘县民主政府设财政科。民国37年1月，涡亳县民主政府设财粮科。次年10月，亳县民主政府设立财粮科。1950年4月，析财粮科为财政科和粮食局，各区乡均配有财粮员。1958年4月，财政科与税务局合并成立财政税务局。1961年11月单独设局。1970年6月，再度与税务局合并。1978年12月，再次单设局。80年代以来，又逐步健全了区乡财政体系。至1986年，全市共建区级财政所15个、乡级财政所71个。
体制明初，当地赋役制度沿用“两税法”。明万历以后，实行“一条鞭法”，收支由省布政使司管理。清雍正以后，实行地丁银制度，赋额由中央确定，地方尽收尽解。民国初期，贯彻尽收尽解原则，省对县一次拨款，以上解田赋正款抵支，余款悉数上解；筑路基金半额上解；保安经费全额上解。民国25年，田赋各项附加均交县金库统一收支。民国30年下半年，民国县政府在辖区内实行田赋证实，与中央三七分成。民国36年后，改为五五分成。
建国后，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量人为出”的原则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全县推行了新的财政体制。1950年3月，实行统收统支，收支全由中央控制。次年3月，实行中央、行政区、省3级“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县财政列入省财政内，地方收入与中央按比例分成。7月1日，根据皖北行政公署命令，将乡村财政划归县管理。1952年，亳县贯彻以县自养政策，财政实行报帐制，收入上交，支出由省下拨，向专署报销。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分级管理，分类分成的办法，由省核定支出指标，列入县财政支出，年终结算，差额由省拨付。1958年，省对亳县实行“以收定支，五年或三年不变，制定上交比例，逐笔上划”的办法。1962年，县对各区实行了“收入留成，抵作拨款”的办法。1971年改为“收大于支，包干上交；支大于收，包干补贴，超收按比例分成”，收支总额由省核定。1976年再改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1978年，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超基数分成”。1979年，对预算内基层供销社利润按四六分成，预算内国营企业上交利润五五分成。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次年又改为“划分收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1982年，财政收支体制又调整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结余留用，超额分成。”1983年，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年，省对亳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办法；县对乡实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办法。1986年，又将烤烟税单列，各区凡单项收入超额完成者，扣除上交中央20％，省10％外，与县四六分成；完成预算收入者按实际收入的4％留成。
（二）财政收支
收入清代亳州田赋主要来自地丁、屯田及人丁，外加本色麦、酒粮米等附加，常年收入白银3万两。咸丰年间，为镇压捻军起义，每两地丁银附加2～4钱。光绪二十年（1894)，财政总收入为正银32721.54两，耗羡3272.25两，漕米2356.5石。光绪二十二年（1896），计征白银35700两。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主要源于田赋及商业税收。民国2年，改征银元。每两田赋银改征银元7.5元，实收之数增加3％；田赋附加137177元，捐10440元。民国30年下半年，实行田赋证实，法币1元折小麦1.4斗，次年上升为2.6斗。抗战结束后，免征田赋1年。民国35年，恢复证实；其他收入有税课收入、财产利息收入、财产售价收入、营业盈余及售价收入、信托管理收入及罚没收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贯彻以县自养政策，当地致力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1954年，预算内财政总收入即达到469.81万元，其中农业税占68.7％，工商税占27.9％。1955年，全县共完成财政收入560.38万元，占年度预算的93.4％，其中工商税完成年度预算的90.6％，契税完成预算的234.5％，企业收入完成预算的115.2％。至1958年，农业税和工商税分别占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65.2％和35.5％。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收入锐减，工商税成为当地最大的财源，企业收入所占比重也由1954年的0.15％上升到1961年的9.3％。经过国民经济调整，1964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为601.42万元。“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收入长期徘徊在1000万元左右。1970年后，财政收入呈缓慢发展之势，直至1975年才突破2000万元。1976年，烟草、糖酒、医药、盐业、卷烟等企业归省管理，其收入的80％上交省财政。1979年起实行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全县工、农、商业的发展。1980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即达到2979.59万元，较上年增加58.71％。此后，当地又优先发展了烤烟、酿酒、卷烟、中药材等传统产品的生产，进一步拓宽了财源。1981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实现4659.10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占81.61％，农业税收入占10.49％，企业收入占7.41％，其他收入占0.49％。
支出清光绪以前，亳州田赋收入全部上解。光绪年间，85％的正银上解，剩余部分多为官俸、勤杂及耗羡开支。光绪二十年（1894），全州共解支正银33551两，耗羡3355两、漕米2356石。民国时期，地方收入仍大部分上解。民国25年，正税全部上解。当年，全县共支出132641元（法币），其中农林水支出2300元，电信支出3224元，教育经费支出53183元，治安经费支出10140元，卫生、体育支出1960元，司法支出3000元，监所支出2520元，囚犯口粮支出9360元，公产管理费1070元，财委会经费1568元，各区办公经费15780元，县府行政管理经费26826元，其他1710元。建国后，县内以发展经济、文教为主要资金投向。1957年，预算内支出为437.67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约占37％，文教、科技、卫生支出约占31％。1958年，在大办工业的高潮中，用于工业建设支出占当年预算内总支出的36％。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对农业投入比例提高，1961年达到300.97万元，占全县预算内总支出的42％。经过国民经济调整，亳县财力逐步增强。1964年，用于农业支出115.79万元，占当年预算内总支出的11％；用于文教科卫生支出162.81元，占16％。“文化大革命”初期，财政支出锐减，上解比例提高。1967年，上解比例占全县财政总支出近36％。70年代，财政支出仍保持着文教卫生第一、行政管理第二、农业第三、社会福利第四、工业第五的格局。1978年后，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改变以往对工业投入过低，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可用财力向工业建设倾斜，同时对集团消费购买力进行严格控制，以降低行政开支。1982年，全县预算内财政支出近29％投向工业，16％投向农业，36％投向文教卫生事业。财政支出结构的不断调整，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1986年，财政预算内总支出即达3646万元。
（三）预算管理
民国24年，县府始造预算，按月列预算，向省动支，但实施1年即止。抗日战争时期，境内政出多门，所需数额随时加派。抗战结束后，民国县政府每年均编制地方岁收入预算书和支出预算书，上报省政府批准，但仅属一纸空文。
建国后，财政部门本着“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根据各所属单位编制的经费预算，编制财政预算，报县委常委审查后，交县政府下达，由财政局通过预算拨款和事后监督等手段进行调控。各单位均按预算指标确定收支。每年12月31日起，为财政年度清理期，各预算单位根据当年预算执行情况，编制决算，由财政局进行政策性和业务性审查，并编制总决算，报县委常委会审批。严格的预算管理，保证了全县自1963年以来连年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80年代以来，县财政预算根据保改革、保重点、保后劲、保经济良性循环的方针和从增产节约中提高经济效益、培养与开辟财源，压缩不必要开支，合理使用资金的原则制定的；对行政事业单位则严格实行预算管理，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从而保证了亳州经济的健康发展。1986年，压缩非生产性投资，当年非生产性基建支出较上年减少36.9％。
（四）财政监督
建国以来，在对财政工作实施预决算监督的同时，还实行了行政法规监督，倡导增收节支，严禁贪污，挪用公款。1953年，县财政部门配备了财政监察员。1962年起，开始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控制。1977年，县设控购领导小组，通过计划管理，指标控制，专项审批，定额供应等手段，控制各单位超标准购置办公用具。1981年，对部分行政单位的经费支出进行了检查。同年7月至次年2月，还进行了全县范围的财经纪律大检查。1983年，又进行了全县财务大检查。1984年，将31种控购商品减少至14种。在县直机关设立了“社会集团购买力辅助帐”和“社会集团购买力专项控购商品登记卡”。1985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财政、税务、物价大检查。同年，县设审计局，对各单位财经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审查，对企业实行支出定额和会计报表的编审报送制度，并不定期对企业进行财经法规检查。农业税的征收和支农周转金的使用，由县、区、乡财政部门监督管理。1986年，再次开展了全县范围的财经工作大检查，并开展了增收节支、肃贪倡廉运动。当年，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万元以上案件11起。
亳州市财政收入、支出情况统计表（1919～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