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创作
汉魏时期，曹操父子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文士，师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诗文上开一代新风，带来了建安时期诗文创作的繁荣。其后，曹睿、夏侯玄、夏侯湛、夏侯淳、夏侯惠、曹冏、曹摅、曹毗等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作品。唐代，州人李绅以一首《悯农诗》流传后世。宋代，欧阳修、曾巩、晏殊、鲁有开等人先后在亳州为官，他们吟诗为文，给亳州文坛增添了光彩。明代，州人薛惠，精于诗文，给后世留下了大量文学遗产。清代，大兴文字狱，亳州文坛渐趋沉寂，文人文化活动多系私人交往，偶有吟咏，亦多流于临风啸月，不敢涉及时政，不但思想贫乏，艺术水平亦不够高。唯吴楚奇呕血为文，句必己出，不落窠臼，闻名于大江南北。
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亳州先后成立了文学社、诗社、书画研究社等民间组织，进行文艺研究和创作。后《亳民导报》编辑常小照的小说《活路》在开封出版，旋遭国民党查禁，亳州文坛又渐沉寂。
建国后，当地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艺创作活动和人才培养。文化馆组织了业余文艺创作组，辅导业余创作。创作组开始有20多人，创作了大量的相声、鼓词、小戏、诗歌等。后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作品艺术质量粗劣，没有多少影响。1960年4月，杨明在《安徽文学》上陆续发表了文学评论《跳出框框》、报告文学《木雕王》、小说《星期日的夜晚》等作品。其后，1965年，杨德亮等创作的小戏《两块花布》参加了省戏剧会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业余创作出现低潮。1973年元月，郭修文创作的小戏《一把斧子》参加了阜阳地区创作剧目调演；次年2月，由阜阳曲剧团排演，后被定为“阶级调和”和“中间人物论”。是年5月，徐痪的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00万册；后又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并译成日文、英文出版。影响所及，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向阳院”。1978年4月，李先轶的儿歌集《柳笛》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亳县文化馆创办文艺刊物《芍乡》，为全县业余作者提供创作园地，联络了一批创作骨干。近几年，不断有业余作者的小说、诗歌、散文发表于各报刊杂志，业余创作活动十分活跃。
当地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蕴藏，民间文学创作工作受到各级文艺组织的重视。1958年，杨明和李绍义搜集的民间故事《半部青囊经》、《尖头棒、棒头尖》被收入《安徽民间故事集》。1959年冬，县文联组织人员搜集到一大批民间歌谣，其中有广泛流传的捻军歌谣。1961年初，又搜集整理了一批流传在本县的捻军故事，其中《打亳州》、《芦老照送粮》、《歪嘴子炮》、《温鸭送粮》4篇收入1962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捻军故事集》，部分收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捻军故事集《圈圈战》。“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文学被当作“四旧”批判，民间文学工作者多被打成“黑帮”，收集、整理工作陷于停顿。1982年9月，北京《民间文学》编辑部特约亳县撰写一组曹操的传说故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恢复。次年5月，《民间文学》发表了《五色棒》、《修华佗庙》、《拦马墙》、《石人坑》、《乌鸡白凤丸》等作品。同时，县文联、文化局、文化馆联合编辑了《亳州传说故事》第1集，收入传说故事91篇，13万字，印刷3000册，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1984年9月，县民间文学协会编辑了《亳州传说故事》第2集，收故事109篇，17.6万字，印刷11000册。是年，马德昭被吸收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次年，杨明、郭修文亦被吸收为该研究会会员。
（二）艺术创作
绘画亳州历史上很多人精书法兼擅丹青。唐代，州人曹霸擅画马，与其学生韩干并称画马两大家。天宝年间，他受诏画御马并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唐、宋五代时期，陈抟擅书法、精画竹，可惜传世之作不多。至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的渗入，当地又崛起了一批国画家。孙丹仪的山水、花鸟，高继五的写意花卉，王登云的工笔花鸟，秋靖山、汤墨华的山水，赵光前的花卉，韩寿山的花鸟等都名重一时。民国29年，亳县成立了“抗战艺术社”，荟集了一批艺术界人才，在抗战胜利时还举办过美术展览，产生了一定影响。
建国后，绘画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胡杏桥、颜语等人活跃在亳县画坛上。1956年，胡杏桥的《松鸡图》参加了华东美展。1959年9月，亳县美术界举办了国庆10周年大型绘画展览。1962年，胡杏桥的国画《和平鸽》、杨明的水彩画《愿望》参加了安徽省美协举办的巡回展览。1964年，胡杏桥被吸收为省美协会员。1979年，举办《胡杏桥遗作展览》，开当地个人画展之先例。1982年11月1日，颜语山水画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可染题字在亳县博物馆展出。1983年1月，又在省博物馆展出。同年8～9月，在上海虹口公园艺苑厅及苏州、阜阳、临泉、蚌埠等地展出。对此，上海电视台及有关报刊作了报道，《安徽画报》辟专栏对作品作了介绍，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1983年夏，文化馆李曙光的油画作品《育苗》获省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次年，颜语、林琳合作的《华佗》也在省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获奖。另有王广荣、陈洪恩等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绘画作品。
书法亳州在历史上书法艺术代代相继，名家辈出。唐、宋、五代时期陈抟，擅长书法，洛阳龙门石窟、西安碑林皆存有他的书法碑刻，鹿邑县老君台也存有他的笔迹刻石。明代薛凤翔擅书，深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笔法，购者珍之，至今市博物馆仍存有他书写的一个桌大的“宫”字石刻。清康熙年间，壬午科解元吴楚奇（字南英）是江北书法界的佼佼者。其后，乾隆年间州人梁同时期，州人张维道的书法于古朴苍劲中见功力，在全国书法界饮誉甚高。其后，胡大刚、邓如壁书法自成一家。胡大刚人称“字冠七属（县）”。民国初，李雁峰书法成就很高。民国14年，北京书法学社征集全国名人书法，李雁峰的一幅对联入选。民国24年，当地书法界人士颜叔良、胡杏桥、高继武、耿静山、李寿轩、沈钧如等人成立书画研究社，是亳县书法界第一个社团。
建国后，亳州书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成长起一批书法艺术爱好者。著名的有“谯陵墨林三友”：张荫庭书法用笔凝重，功力深厚，章法严谨，古朴蕴秀；罗舒庭先化梁体，后攻颜、魏，兼临篆书，严谨飘逸兼而有之；闻朗斋擅小楷，落笔自然、饱满，间架匀称，结构隽美。1984年元月，“谯陵墨林三友书法展览”由省政协主席张凯帆题字，先后在亳县、许昌等地展出，受到很高评价。
亳州的书法作品多次参与国内展览，并有不少作品在各类展览中获奖。民国35年冬，为庆祝抗战胜利，在万寿宫举行了一次大型书画展览。1978年5月，亳县与郑州、开封两市书画联展在文化馆举行。1981年4月，厦门、连云港、阜阳3地区书法联展在亳展出。1985年1月，豫皖边区10县书法联展在亳展出。1982年8月，邮电局职工袁应前在全国邮电系统书法比赛中获优秀奖。1985年10月，萧延民在化工部与中国书法协会联合举办的化工系统职工书法展览中获铜牌奖。
金石当地古代有许多著名的碑刻，以大飨碑最为有名。大飨碑由曹植撰文，锺繇勒石、梁鹄书丹，人称“三绝碑”。其次当推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元代赵孟頫的《北陇耕云》字碑和清代嘉庆皇帝御书赐亳州知州朱之琏碑等。
清末、民国时期，当地擅长篆刻者有彭泽柳、黄崇立、高继武、耿靖山诸人，尤以耿靖山造诣为高。相传耿靖山篆刻不用刀，而用一根顶端带尖的铁棍，信手取来，不事雕琢，有大家风度。抗战时期，他被李宗仁带去成都后逃回安徽，一路卖图章为生，后在蚌埠开“耿大胡子刻字摊”，名重一时。
摄影清宣统四年（1911）秋，妙肖照像馆开业，这是当地第一家照像馆，设于北关瓷器街，老板吕鼎州。当时摄影用白金纸印像，须反复显影方能得到浅红色像片。相机呈宝塔型，调焦用摇柄，十分原始。民国8年，三义街开飞云亭照像馆，瓷器街开维新照相馆。后又有光华、荣真、月华、瑞香阁等照相馆开业。日军侵亳以后，城内仅瑞香阁艰难维持。这时期，朝鲜人在城内开办了日出、大陆两照相馆。抗战胜利后，照相业迅速恢复，又开办了光明、支大、振民等照相馆。
建国后，照相业得到迅速发展，照相器材和工艺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952年，城里有照相馆7家：新世界、亳光、瑞香阁、美光、光明、兄弟等。1956年，照相馆实行了联营。近几年，照相业普及到各乡镇，仅城内即有照相馆二三十家。照相开始是黑白片，以后出现水彩、油彩加色。1983年后，大部分照相馆都能拍摄彩色照片。
1953年，县文化馆配备摄影人员，这是亳州艺术摄影的发端。1957年以后，搞艺术摄影的多了起来，较有成就的有刘涛、张家柱、闫璞等人。60年代初，群众摄影活跃，被评为全国群众摄影活动先进县。1961年2月，张家柱摄制的《幸福的儿童》由新华社发稿，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光明日报》和澳大利亚的《论坛报》、伊拉克的《人民之声报》、缅甸的《时报》上；之后，被新华总社评为当年好照片。1962年4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向全国印发了《亳县群众摄影活动经验介绍》一文。这年，亳县被评为安徽省摄影活动先进县。1965年10月，刘涛拍摄的《贫下中农的好孩子》参加了全国影展之后，又被选入“中国摄影艺术展览”作品，参加了赴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的出国展出。“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摄影工作者被迫放下了摄影机，很多珍贵资料被焚，艺术摄影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1970年以后，艺术摄影开始恢复活动。1973年国庆节，中国摄影协会安徽省分会主办了“一市（淮南市）一县（亳县）一乡（繁昌县某乡）摄影展览”。1974年，“安徽省第六届摄影艺术展览”选用了间噗的黑白照《农村小电厂》、《扬场》和张家柱摄的彩色照《喷灌》。80年代以后，一批年轻的摄影爱好者步入艺术摄影园地。1985年，王纯洁拍摄的《天蓝树绿翠乌鸣》参加了全国的“环境保护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李伟拍摄的《心里的世界》被《大众摄影》1985年第9期评为月赛鼓励奖；这年12月期的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以13版48幅的篇幅发表了张家柱、刘涛、闫璞合拍的《亳县古迹》，受到摄影界注目。
音乐为丰富当地的音乐创作，建国后，文化馆、文联等群众文化机构多次举办音乐创作培训班、简谱知识学习班、音乐基础学习班等。当地涌现出一批业余音乐创作骨干和一大批好作品。李德宾等搜集整理的亳州民歌《墙里栽花墙外香》等，收入《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安徽卷》，并灌成盒式磁带发行海内外。张绳初的《云雀》、《乡情浓似酒》，冀光谱写的《飘香的小村庄》、《故乡情》，张音谱写的《有党才有幸福歌》、《闪光的路》等均在省以上刊物发表。李音编写的器乐独奏曲《小青蛙，你歌唱吧》、张曙光创作的器乐独奏曲《家乡乐》、《喜悦的泪花》在省首届“江淮之秋”歌舞节获奖。在音乐研究方面，孙大鹏撰写的二夹弦音乐资料受到国家表彰。
附一：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196～220），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他们继承《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慷慨悲凉的格调，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打破了两汉文人诗坛冷落的局面，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开创了“文学自觉”的新时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产生的背景由土地兼并、政治腐败而引发的黄中起义，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以后，在东汉帝国的废墟上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长期的混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当时的许多诗人，“生乎乱，长乎军”，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他们感社会之乱离，愍民生之疾苦，在深沉的感伤之余，常常流露出济苍生、拯社稷的豪情壮志和昂扬的进取精神。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文学以及它特有的创作风格——建安风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思想的解放也是建安文学兴盛的一个因素。东汉末年社会的变化，打破了自西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局面，因而名、法、兵、纵横诸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呈现出自由解放的趋势。曹操为文，提倡“通脱”，可以直抒胸臆，无所顾忌。这种形势，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繁荣，又要归功于曹操父子的倡导。曹氏父子不仅以高度的文学成就，领袖群伦，而且广泛罗致文人，置于邺下。钟嵘《诗品》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当时，魏国“俊才云蒸”，而吴、蜀文坛，则几成荒漠。
主要作家、作品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它是四言诗旧时代的结束和五言诗新时代的开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在建安诗坛上，曹操则是一代诗宗。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所以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是安邦定国的政治抱负和“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其一）是他的代表作。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由于赤壁之战受到挫折，感到壮志难酬，时不我与，因而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他深知要实现统一，必须选贤任能，所以诗中表现了对贤才的思慕。求贤不得，则“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求贤既得，则“我有嘉宾，鼓乐吹星”。他又即景生情，从明月惊鹊，想到良鸟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于是他以周公自励，要像周公吐哺那样，礼贤下士，使“天下归心”。《步出夏门行》写于建安十二年（207）远征鸟丸的凯旋途中。在“东临喝石，以观沧海”时，他踌躇满志，壮怀激烈，吟出“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表现了他“气吞宇宙”的壮阔胸怀。《龟虽寿》一章，表现他不信天命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曹操戎马一生，他对抛妻别子、欲归不得的将士，寄予极大同情。在《步出东门行》和《苦寒行》中，他描绘了征人久戍思归和行军的艰苦，表现了结束战争的愿望。《蒿里》和《薤露》被誉为“汉末实录”和“史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曹操的诗，多吟于马背之上，写于横槊之时，惨淡的人生激发了他愤激之情；加上他那豪壮的胸怀，雄伟的气概，形成了他刚健质朴、慷慨激昂的艺术风格。
在曹丕诗歌中，数量最多的是描写游子思妇之作，其中以《燕歌行》尤为人称道。开头写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白露为霜，群雁南翔，烘托了悲凉的气氛。中间以泪下沾衣，援琴鸣弦和短歌微吟，细腻而委婉地展现了思妇的内心世界。最后借思妇向牛女双星发问“尔独何辜限河梁”，表现出深沉的哀怨。缠绵徘侧，哀婉低回，王夫之誉其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杂诗》二首（其二）用比兴手法，写游子如随风飘动的浮云，身不由己、流离他乡，真切地反映了游子久滞思归和惴惴不安的心情，回荡着乱离时代哀怨之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曹丕诗中，也不乏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作。《令诗》中“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反映了社会的灾难。《上留田行》中“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黎阳作》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则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对人民的同情。曹丕的诗婉约清丽，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正如沈德潜所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曹植是建安时代诗作最多的诗人。由于他不甘“禽息鸟视”，作“圈牢之养物”，所以积极用世、为国立功，成为他诗歌的基调。在《白马篇》中，他塑造一个武艺高强，英勇杀敌，“捐躯赴国难，视死复如归”的少年将军的形象，这亦是他理想中的自我。在《（酚鱼和黄鳝），和“戏藩柴”的麻雀，而把自己比成有远大抱负的鸿鹊，要为“远怀柔九州”而显身手。曹操死后，他虽然受曹丕的疑忌与打击，名为藩王，实同囚虏，但他报国之志并未少减。“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六首》），都表现了他的积极进取精神。因为他“抱利器而无所施”（《三国魏志·陈思王传》），所以在他的诗中，也常常表现出哀怨之情。如《美女篇》，他把自己比作“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的美女，因无媒引荐，难得佳偶，于是“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在《杂诗六首》（其五）中，又以南国佳人自喻，虽然“容华若桃李”，但由于为时俗所薄，只有兴红颜易老之叹，委婉曲折，怨而不怒。《赠白马王彪》是曹植诗中的名篇。黄初四年（223），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俱朝京师，曹彰“暴卒”。朝觐已毕，植与彪欲同路东归，而监国使者不许，植“愤而成篇”。他痛斥小人颠倒善恶，使兄弟乖离。“鸱枭鸣衡軏，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曹植的诗，也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名作。《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宫室焚烧，墙垣崩塌，荆棘参天，人烟断绝的惨状，《泰山梁父行》写边海人民生活的贫困，都有强烈的现实性，可与曹操的《蒿里》、《薤露》并读。曹植的诗脱胎于民歌，但更讲求辞藻华美，形象鲜明，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善于使用比兴。在《野田黄雀行》中，通篇使用比喻。在《吁嗟篇》中，以“流转无恒处”的转蓬，比喻自己身无定所，十一年而三徙郡。有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警句，放在篇首，总摄全篇，烘托气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都是著名的例子。所以沈德潜说：“陈思最工起调。”他又十分注意对偶、炼字和声韵。“秋兰披长权，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不仅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在选词用字上独具匠心。钟嵘《诗品》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建安诗人除“三曹”外，还有“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祯、陈琳、阮瑀、徐干、应粲）和蔡琰。“建安七子”之中，以王粲成就最高。
建安时期，除诗歌外，辞赋和散文也有很大发展。辞赋由汉代堆砌辞藻的大赋，变为抒情个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曹植的《洛神赋》。赋中塑造了洛神的美丽形象，流露了对洛神的爱慕之情和人神相隔、不能如愿的惆怅。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语）他改变了汉代散文因受辞赋影响，趋向骄偶化的倾向，提倡清峻、通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披肝沥胆地倾吐了自己的心事；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用“不江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是十分大胆的。这种文风，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它把文学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说文人“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就把文学和文人从经学和儒学家中解放出来，赋予独立的地位，因而成为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
对后世的影响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发展，影响是深远的，它和《风》、《骚》一样，成为后世革新运动的旗帜。魏晋以后，文风由刚健质朴逐渐走向绮靡浮艳。到了唐初，在齐梁颓风影响下，则是“彩丽竞繁而寄兴都绝。”（陈子昂《修竹篇序》）。陈子昂提倡“建安风骨”，在复古主义的旗帜下，实行诗歌的革新。李白也高唱“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指出“自从建安来，绪丽不足珍。”（《古风）其一）曹操的诗，以乐府旧题抒写时事，开后来杜甫“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和白居易新乐府运动风气之先。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起了开拓作用。曹植更以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为五言诗的发展，做大量奠基工作。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明皇世，章句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郑州孟亭记》）可见唐代诗风的改变和诗歌的繁荣景象是在恢复“建安风骨”的旗帜下完成的。“建安风骨”上承《风》、《骚》和诸子散文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下启盛唐，千百年来，在诗歌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亳州市研究现状亳州市对建安文学的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1975年春，成立了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开始译注《曹操集》，历时2年完成，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重印。1983年5月4日至9日，我国建国以来首次“建安文学讨论会”在亳县召开，应邀到会77人。其中著名的专家学者有王达津、冯仲云、万云骏、蔡厚示、吴孟复、祖保泉、牛维鼎等人。大会收到论文65篇，后选编成《建安文学研究文集》，由朱东润教授作序，黄山书社出版。后第二次“建安文学讨论会”在河南许昌召开，我市亦有代表参加，并成立了建安文学研究会，对建安文学进行专门研究。
附二：旧诗（赋）、文选
临涡赋
（魏）曹丕
建安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国，遵涡水，徜佯乎高树下，驻马书鞭，作临涡之赋：
荫高树兮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
鱼领顽兮鸟逶迤，雌雄鸣兮声相和。
芹藻生兮散豆柯，春水繁兮发丹华。
涡河龙潭
（宋）欧阳修
碧潭风定影涵虚，神物中藏岸不枯。
一夜四郊春雨足，却来闲卧养明珠。
老子祠
（明）杨翱
地入荒凉碧草萋，濑乡仙迹望中迷。
碑横古砌云长锁，花落空林鸟自啼。
尚有丹炉藏草露，空留楼阁照虹霓。
一宫剩得遗迹在，多少游人为品题。
老子祠
（明）刘昌
乘牛西去不堪招，遗宅荒凉在近郊。
卧地有碑牛砺角，傍墙无树鹤移巢。
云开废井丹光出，月映重关紫气交。
却有道人传旧法，夜深朝礼奏仙匏。
过希夷先生祠
（明）王寰洽
仙伯新宫倚碧湾，偶来系马独盘桓。
清秋遥忆三峰色，白日常流万古寒。
翻手乾坤藏凤羽，废形日月稳龙蟠。
白云不尽红尘外，惭愧乡人老鹞冠。
希夷故里
（清）李廷仪
希夷本大侠，颇似虬髯公。
不作扶余主，乃成初九龙。
对言皆药石，鼾睡任愚蒙。
华岳崚嶒顶，松涛谡谡风。
谒华佗祠
（清）宗能征
回春有术汉何亡？志士空怀济世方。
医国岂如曹相国，千秋遗恨在青囊。
过孝烈将军祠
（清）宋荦
孝女从军尚有祠，断垣荒砌碧苔滋。
铁衣共讶寒光动，玉佩休怜冶步迟。
几处清苹羞锜釜，三秋皓月照罘罳。
涡河野岸经行处，漫咏当年乐府词。
魏武帝旧宅
（清）刘开
谯东精舍没苍苔，射猎冬春亦壮哉！
乱世纷纷谯识主，好雄猜忌尚怜才。
成功天限三分局，飨士风生八角台。
知已旧推乔太尉，墓门祭罢泪犹哀。
城东观芍药歌（节录）
（清）刘开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
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
红紫为田绿为圃，一痕草色低难遮。
龙眠词客游江北，一见芍药如旧识。
瓶水奉花过珍惜，日日读书坐花侧。
彩亳拂艳花如生，枝枝不觉动颜色。
今来看花涡水滨，花亦作态如相亲。
牡丹开遍绝代少，天教此花为替人。
……
芍药
（清）周光邻
谯阳芍药最盛。花时论担而售，计十钱可得百余朵。
十钱百朵为花愁，半作诗筹半酒筹。
小院午晴春味足，似从香国梦扬州。
丽人绰约想丰姿，淡抹浓妆总入时。
待写有情含泪句，自嫌不似女郎诗。
亳州牡丹
（清）陶澍
胭脂一抹晚春天，国色园中尚宛然。
吟到断肠朱十句，谎都花比洛阳妍。
凤头村看牡丹（节录）
（清）潘瑛
黄尘百日朝如暮，颠风欲断谯西路。
谋西地近古洛阳，名园三月多名芳。
欧公品花此第一，丹州延州非匹敌。
……
张园牡丹
（清）张葆光
谯国名花世所稀，由来佳种满柴扉。
万枝浓艳人争爱，一径清风露未晞。
天上云霞惜颜色，山中兰蕙避芳菲。
洛阳曾诵名园记，惆怅村亭昔已非。
魏武帝帐殿记
（宋）穆修
谯东有祠，巍然宅于衍之上者，粤魏武帝之祠欤？呜呼！帝实此土人，始以诸生去仕为吏，则图大略雄伟不世之量。属炎运衰息，皇纲紊绝，海内震扰，群雄并争。帝于时得乘机奋策，啸咤驰骛乎其间。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焉。
当帝之经营征伐也，袁绍父子据兵河朔，吴权、蜀备内窥中夏。帝挟持汉室，抗力三方。慷慨兴言，则失彼匕箸；从容计事，则走人头颅。卒灭袁而沮权、备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得徐图成败，其伐谋制胜，料敌应变之下，岂江吴、庸蜀不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观其书犹震惕耳目，耸动毛发，使人凛其余风遗烈，矧谯之旧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不礼畏？
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庙。秦汉以还，首事之主得庙祀乡里，事著于时者，惟高祖之于丰、沛，光武之于南阳，庙像咸存，盛德弗泯。其次则谯庙也，赫然有丰、沛、南阳之迹焉。此三君者，皆由微时仁恩长者，为乡里人所爱，后思怀其德，共相葬祀之，遂得于今不息也。
真宗皇帝车驾有事于亳宫之岁，诏增帝故庙而新之。容像载严，有焯有耀。以帝之明，灵加吾宋，振显其迹德，用益兴矣乎！乾兴元年春，今枢密右丞相清河公来抚于亳。至之三日，谒于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谓邦人日：“武帝庙享于此土久矣！庇于尔民厚矣！水旱灾害，尔民请焉；疾病疫疠，尔民祷焉。亳之上徼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庙与像则诏修之，顾惟殿内廊庑帷帐之敝，使埃壒及座，延于冠冕，为阙孰甚！吾将自出私俸，尽为具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帐，诚无为艰；如彰尔民慢帝之咎，以吾临此州，不能导尔民心知所奉，是亦吾过。故遂使告于尔民。”众闻公言，惭且喜日：“亳民暗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识攸报，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过，俾获逃罪于帝。□□繄我，公之恩是赐是赖，敢不闻命？”
即，众入请曰：“幸公皆许民营之愿，不烦公也。”公曰：“吾本率将自具，既思同尔民于欲，不可尽专，吾当与尔民共其事。”即以俸缗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岁，而三帐成，即置其殿内。有帐之号，非增帛是制而成以木者，图其久也。
其年十一月，公承诏归机密之地。公在亳不满岁而去，既去之日，犹始至之辰。是岁，亳人饥，公至阀，即上言，得从淮南数州廪米来给亳人。噫，公之爱亳人甚矣！便寻常有位者，得闻入为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虽草莽之不若，又暇顾其饥哉！公前居一州，犹且勤勤，为州人求福于前代帝王不懈。今君为朝廷亲近大臣，其赞帝王治，以福于天下之人，肯又懈乎？
亳州风俗记
（明）薛凤翔
吾亳以牡丹相尚，实百恒情。虽人因花而系情，花亦因人而幻出，计一岁中，鲜不以花为事者。方春时，则灌花；芽生寸许，则剪花；甫至谷雨，则连袂结辙以看花；即秋，而分而接，人复为之旁午。是所余者特冬时三月耳。然一当花期，互相物色，询某家出某花，某可以情求，某可以利得。异种者获一接头，密秘不啻十袭。名园古刹，尤称雅游。若出花户，轻假之客不惜泉布，私诸砌上，争相夸诩。又截大竹贮水，折花之冠绝者，斗丽往还，一国若狂。可赏之处，即交无半面，亦肩摩出入。虽负担之夫，村野之氓，辄务来观。入暮携花以归，无论醒醉。歌管填咽，几匝一月，何其盛也！其春时剪芽虽多不弃，沃以清泉，驱苦气，曝干瀹茗，清远特甚。残花凋谢“园丁藏之，可佐鼎食，即眉山以酥煎之意。根皮购作药物，亦为花户余润。吾乡检校此花，已无余憾。昔六一公四经洛阳，春止见其早晚，尝自悔未逢全盛。生长于斯，清福可偏，但过眼繁华，观空者宁堪懦首？
亳州牡丹史本记
（明）薛凤翔
宋钱思公云：唐人谓牡丹为花王，姚黄真其王，魏紫乃其后。张景修称为贵客。唐开元中，沉香亭前得异种，朝暮黄碧异色，昼夜殊香，目为花妖。宋单父于骊山为上皇种花，得色万种，内人呼为师，又曰花神。然《牡丹前史》未尝及之。惟谢康乐有“竹间水际”一语。至北齐杨子华，有《牡丹画本》流传，人始有识者。图经谓其生巴郡山谷，及汉中、丹、延、青、越、滁、和诸山亦有之。花皆单叶，有黄、紫、红、白数色。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唐人名为木芍药。芍药著于三代，流传《风》、《雅》。牡丹初无名，以花相类，故依芍药为名。然芍药自有二种，安期生《服炼法》云：“芍药有金、有木。金者色白多脂，木者色紫多脉，盖验其根耳。”崔豹《古今注》云：“芍药有草、有木；木者花大而色深，俗称为牡。”非也。天后时有人自山采归禁前，开元中花盛开，诏太真赏玩。趋命李龟年捧金花笺，宣翰林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是时裴士淹奉使幽、冀，经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本，异之，植干长兴私第，岂禁中秘色民间不易见那？至宋，洛中独盛。彭门牡丹在蜀中亦称第一，故有“小洛阳”之称。往宋僧仲殊作《越州牡丹志》，陆务观作《天彭牡丹谱》，俱自谓不敢望洛中。欧阳永叔《牡丹记》，亦谓“洛阳天下第一”。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独怪永叔尝知亳州，记中无一言及之，岂当时亳无牡丹耶？德、靖间，余先大父西原、东郊二公最嗜此花，偏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顾其名品仅能得欧之半。迨颜氏嗣出，与余伯氏及李典客结斗花局，每以数千钱博一少芽，珍护如珊瑚。本难自是，种类繁多，隆、万以来，足称极盛。夏侍御继起，于此花尤所宝爱，辟地城南为园，延袤十亩，而倡和益众矣。昔宋时花师多种子以观其变，顷亳人颇知种子能变之法。永叔谓四十年间花百变，今不数年百变矣，其化速若此。然下子五年而始花，花即变未必奇。奇花若贤人哲士，固不易出，且非一家。如一品出于贾，软瓣银红出于王，新红出于赵，三变出于方而著于任，大黄来于东鲁藏于李，独方氏所出更多奇变，其他诸姓间有之。今尽丛聚于甫里及凉暑两园，两园如花之武库。吾家南园鼎立其间，所余老本故枝，每岁开放，庶儿花之故乡耆旧也。
花史氏曰：永叔记洛中牡丹三十四种，丘道源三十九种，钱思公谱浙江九十余种，陆务观与熙宁中沈杭州《牡丹记》各不下数十种，往严郡伯于万历己卯谱亳州牡丹多至一百一种矣！今且得二百七十四种。然牡丹在洛中，以姚、魏为冠。无论奄有之，至如一茎二花映已分影，凌风歧香；又如一茎二花红白对开，来岁互异其处，二种不更奇于唐之花妖那？矧花师种艺，竟巧不减单父，亳中相尚成风，有称大家者，有称名家者，有称赏鉴家者，有称作家者，有称羽翼家者，日新月盛，不知将来变作何状。盖余尝论之，在正、嘉间，花品淳朴，尚类诗家汉、魏。隆、万以来，则冶丽繁衍，如六朝矣。岂物理循环，亦有天运耶？
附：亳州牡丹神品
大香一品娇容三变无上红赤朱衣（夺翠）夺锦大黄小黄金玉交辉
黄绒铺锦银红娇绣衣红软瓣银红碧纱笼新红娇艳宫锦花红绣球银红绣球花红翠盘天机圆锦银红妃方家方家飞燕妆飞燕红妆海棠红新银红球方家银红碎瓣无暇玉青心无暇玉梅州红绿花万叠雪峰缕金衣五陵春花红无敌闺艳金屋娇娇白无双雪素独粹
亳州兴造记
（明）王鏊
亳，故汤都。今城东北一里而近汤陵，三十里面遥为桑林之野。桐宫、谷熟往往而在。春秋时为谯邑。秦汉而降，或为县，或为州，或为郡，为国，纷更不一。明初复为县，隶河南之归德。洪武六年改隶凤阳之颍州，迄今百三十余年矣。
其境大货穰，将强卒武，不为尊官无以镇之。弘治丁巳，巡抚南直隶左副都御史当涂李公，以闻治升亳为州，体视大邦。时东鲁王侯沂以选来知州事，喟然叹日：“兹惟殷之故都，今治所升进，而卑陋弗饰，予何以视事于此！”乃鸩材庀工，以兴坏起废为任。谓教化莫先学宫，乃重新大成殿，饰孔子诸贤貌像，建明伦堂，辟射圃，缮黉舍。又筑郡后坛于城之北，社稷坛于城之西，风云雷雨坛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庙寝东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贮使节，乃建总司于分司之东，府馆于州治之左。又作预备仓若干，连军储仓若干，连官厅、公廨各一。然后曰：“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后寝、左库、右厅，东西列吏舍；后又作库楼二重门，固鐍用戒不虞。经始丁已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敩学有次，享祀有所，宾至有归，食有高廪，货有深藏，听政承委各有宁宇；其所建又皆高广宏厂，丹雘焕然，非昔日之亳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费至有千万，役亦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财虽费莫知所从出；行之有渐，故力虽勤莫知所劳也。侯于是可谓有功矣。
昔者，孔子善于路治蒲，而孟子讥，子产不知为政，则邦之改。作亦有所不得已者乎？夫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怠。侈固非也，怠亦非也。若侯之作其宜然乎？可谓知为政者也。于是州之士咸来求予文馒石著侯之功，使来世尚有考也。
又与永清论文
（清）章学诚
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与足下同。而地广道远，仆又逼于楚行，四乡名迹，未尽游涉。而孀妇之现存者，不能与之面询委曲。差觉不如永清。然文献足徵，又较永清为远胜矣。
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为察耳；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桃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和州全志已亡，近日删定叙论，作一卷，不过存初见耳。永清全志颇恨芜杂，近已删订二十六篇，为永清新志十篇，差觉峻洁矣。录有副本，当即呈上，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来到之愆，或再示永清人士有好事者别刊一本，如新旧《唐书》之并行，亦佳事也。否则，仆著述内自当列为一种。虽不得与亳志并论，在宋人诸方志中固有过之而无不及者矣。出都三年，学问、文章差觉较前有进。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由今观之，悔笔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轻刻板也。然观近所为文，自以为差可矣。由此以往，少或五七年，多或十许年，安知不又视近作为土宜乎？念及于此，而日暮途长，勉求进业以庶几于立言之寡愆，真有汲汲不容稍缓者已。亳志俟有刻本再当奉寄。
——《章氏遗书》（嘉业堂刊）卷九
亳都考（节录）
汤居亳之地有三，前代聚讼不已，迄今尚无定论。以亳都为在河南惬师之尸乡者，《汉书·地理志》之说也，是谓“西亳”，郑康成、孔颖达、司马贞皆从之；以亳都为在济阴之薄县者，臣潜及杜预之说也，是谓“北亳”（一曰“蒙亳”），近世儒生之解多从之；以亳都为在宋州谷熟者，皇甫谧之说也，是谓“南亳”，《水经注》、《括地志》以下皆从之。三家之说各有证据，而于当日之情势及各国之地形参考互证，其理不能相通。于是历代志家及言地学者，或偏主一说而不免于臆断，或并存诸说而不能有所折衷。今请得一言决之：汤之始兴，实先居于南亳。汤地仅七十里。夏都安邑，而居实在河南。偃师乃夏都畿封之域，距亳几九百里，汤安得居之，及克夏之后，平定海内，河南之地已入版图，始能迁居于偃师耳……
吾尝遍考载籍，参之地势，而定汤居为甫亳之地。除前所论辨外，又得证十有四焉。汉宁陵县，东至今商邱县五十九里。谷熟县，西北至商邱五十五里。《元和郡县志》载之甚明。而南亳又在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太平寰宇记》：“故葛城，在宁陵县北十五里。”又云：“‘汤居亳……’今宁陵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是汤都之距葛国仅八十里。合之《孟子》“与葛为邻”之言，确然相符。证一也。《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作《汤征》。”其后又云：“夏桀为虐政淫荒，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汤誓》。”详味史迁文意，前后事迹皆有次序，不乱所叙。汤之居亳，在十一征以前，匪徒未尝克夏，并其时未尝征葛，何能北至偃师，以畿内之境为都？是可知甫亳之是，而西亳之非。证二也。《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事之墟。”《元和郡县志》：“故莘城在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也。”莘地既在陈留县，陈留西去汁州五十里，东与宋州相距二百余里。汤居谷熟，自东南而征西北，故桀与韦顾之君拒于陈留之莘墟，以扼其冲。若自偃师起事，渡河即近安邑，岂有变生近畿，兵已西入，而反拒之于东南之远地乎？益信汤居当在南亳。证三也。左氏传云：“夏启有钧台之飨。”杜预云：“河南阳翟县有钧台陂，盖启飨诸侯于此。”《元和郡县志》：“阳翟县钧台在县南十五里。”是夏后启之朝会诸侯在阳翟县也。阳翟为禹始爿之国，后有天下，遂以此为会诸侯之所。《史记》言桀囚汤于夏台，皇甫谧以为地在阳翟。夫阳翟去夏都安邑七百余里，为畿内极远之地，而四方之朝会必集于此。启以之飨群后，英以之用威刑。而况偃师去安邑止五百余里，较之阳翟尚为嵌之内近地，而安能使诸侯据其地乎）证四也。《尚书·大传》：“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日：‘盒归于亳，盒归于亳！’亳亦大矣！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递去夏适汤。”是汤既居于亳，而后夏人慕德有归亳之歌，伊尹闻之，自夏复回。然则居亳在伊尹去夏之先，繁尚未亡，汤何能遂居僵师？证五也。《水经注·睢水》：“又逞新城北，又东迳高乡城北，又东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又逞难阳县故城南，又东逞谷熟县故城北……”是郦注，明以南亳在谷熟者为汤都。证六也。《汉书·地理志·偃师》下云：“殷汤所都。”而叙列国风土，于宋地又日：“汤止于亳。”谷熟，亦宋地也。夫既以宋地为汤所止之亳，是班固之意亦不专以偃师为汤都。后儒之主西亳者，皆祖述班固《地理志》。今《地理志》言汤之居，尚不专主西亳，其余纷纷宗偃师者，可不攻自破。证七也。《史记索隐》注“汤始居亳”，不引《地理志》之尸乡汤亭，而但引皇甫谧“粱国谷熟县为南亳，汤所都也。”裴骃亦引宁陵县之葛乡以征《史记》亳都为在梁国。后汉《郡国志·梁国》：“谷熟有新城。”《左传》日：“文十四年，诸侯会新城。”《帝王世纪》有南亳。可知诸家所见大抵相同。证八也。孔颖达《诗正义》引中侯《格予命》云：‘天乙在亳，东观于洛。’以亳在粱国，居于洛东，不得东观于洛。不知中侯言“天乙在亳”，其下即继之日“诸邻国襁负归德，”然后乃言“东观于洛”。夫襁负归德”而谓之邻国，是非汤为诸侯时乎？为诸侯而居亳，非谷熟之南亳而将何托乎：其后有“东观于洛”者，乃朝桀之后，自安邑而归，“东观于洛”耳，非自偃师而东也。孔颖达不详中侯之上下语义，独割裂“观洛”一语以助讥评，岂知中侯所谓“天乙在亳”者，以文意考之，其地仍宜指南亳。证九也。且颖达为《孟子正义》，既宗郑说以驳南亳矣，而《尚书正义》乃并列皇甫士安之说，以为“未知孰是”，是其心亦明知梁国亳都之说为优，故为两可之辞，而不定主西亳。证十也。张守节《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云：“大康居斟寻，彝亦居之，桀亦居之。”臣桀日：“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尚书·序》：“太康失邦，次于洛。”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然则大康所居，盖在河南近洛之地。又《正义》引《括地志》：“故邹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夫河南近洛之地，既距偃师不远，而巩县西至洛阳一百四十里，其西南之故邹城去洛阳较近，而丢偃师更近。是二地者，桀尝亲居之。则偃师即为皇都逼近之区，何能使他人立国于其地乎！证十一也。杜佑《通典》：“谷熟，汉旧县，即殷之南亳。汤所都。”《太平寰宇记》亦言：“古谷城，殷谓之南亳，亦尝都之。”是虽沿士安之旧，而亦足见人心之公。证十二也。国朝顾祖禹《方舆记要》，诚为杰思奇构。然其论殷之都邑，亦宗《拈地志》：“谷熟西南为汤都”，而以偃师之地为即位以后自甫亳徙都焉。证十三也。更可据者，《殷本纪》：“夏师败绩，汤遂代三之国或专在定陶。而定陶西南之考城，其地自为汤有亦朱可知。不思考城与济阴相去亦止数十里，其中无险可以固守。若汤真都考城，桀战败后不走保他处，而特至定陶，反依汤所居之国，亦自速其死乎？揍以情事，殆不必然。然则北亳亦汤为天子时之所居。谓汤都在济阴县者，固非谓汤都在考城者，亦非也。夫偃师之西亳，汤既不得而居，济阴县之北亳，又非汤所有之境一…即有，亦在克夏以后。然则汤居亳国，非谷熟之南亳莫属矣。证十四也……
吾故为之断曰：南亳者，汤为诸侯时所居之国也；西亳者，汤为天子时所迁之都也；北亳者，汤克夏时所会诸侯之地也。三家所据，各有其是，亦各有所偏。今为考其源委，证其异同，参之于众家，核之以经传，庶几“三亳”之说，各得其条理而不至相格矣。
曰：“三亳”之论既定，人皆知汤居为在谷熟。然谷熟既省入河南商丘县境，先辈诸家及旧志皆以为与亳州无涉，然乎？曰：非也！谷熟之南境，与今亳州接壤……且以道路计之，今归德府之商丘县，即古之难阳也。谷熟故县在难阳东南四十里，今为谷熟镇。《括地志》所称南亳故城，又在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是汤所居之亳，北去商丘已数十里矣。而亳州北去商丘止一百二十里，其距南亳计不过数十里。而元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记》：“将军名木兰，亳之谯人……睢阳境东南，距八十里日营郭，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接（疑为“按”）：营郭即为营郭集，在商丘东南七十里。侯有造以为即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孝烈，谯人，而故居在此，可见营郭之地，今属商丘者，昔皆属于谯境。而东邻界沟，西至宋家集，北近杏冈镇者，俱当为亳州之地。而谯郡北距商丘之界，盖不止五十里之上墙村矣。夫州治之去南亳止数十里，而亳州之北界且越数十里而有余。然则，南亳不即在亳州境乎，夫谷熟既省人唯阳，则漠以北之境去难阳愈近，则所占谷熟之地愈多。妄见今日商丘之地，非即昔日谷熟之界耶？安见昔日谷熟之界，非即昔日亳州之地耶？况南亳之北去谷熟三十五里，其南境所及，距谷熟盖不止三十余里。何以见之？《括地志》言南亳故城在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而《史记正义》所称南亳之治，其距谷熟之里数即不相符。如“樊啥传”：“从击奏（与《史记》对照，此引少一“军”），土亳南。”《正义》日：“亳故城在宋州谷熟西南四十里。”《货殖传》：“汤止于亳”，《正义》云：“宋州谷熟县西南四十五里，南亳故城是也。”夫《括地志》为唐魏王泰所撰，张守节亦系唐人。何以言之南亳里数，或曰“三十五”，或曰“四十”，又曰“四十五”？同在一时，里数宜无广狭之异，而汤所都甫亳，至唐时已二千余年，且又在平野兵火之地，断无故城之可指。大约谷熟西南自三十五里以外，四十五里以内，皆为古南亳之境。是以前备言南亳故治或彼或此，互有异同耳！于此见南亳之治去谷熟愈远，则与亳州之治愈近。夫商丘营郭集以北皆古时之谎境，今州界距商丘止五十里，南亳距谷熟四十五里，则不淀在昔时亳州之境，并在今亳州数十里以内之界矣！而何得谓南亳之地不在今亳州乎！……
道光《亳州志·舆地·都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