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九节 教育管理
（一）行政机构
清代，亳州建有学署，是封建社会里地方教育的领导机关。学署分学正和训导两署，当时的学署官员除遇考期或学界中的重大事情外，平时无事可做，形同虚设。民国7年，县成立劝学所，设劝学员和会计若干人，管理地方教育业务、人事调配和教育经费等。以后，随着学校的逐渐增多，县又成立了教育局。民国16年，教育局改为教育委员会。民国27年，亳县城沦陷后，教育委员会随县政府迁往古城集，并改教育委员会为教育科。民国37年2月，亳州解放后，市人民政府设立文教科。1956年6月，改为教育科；1957年3月，与文化科合并，建立文教局。1978年2月，与文化科分开，改为教育局。1986年6月，改设教育委员会，下设人事、计财、审计、监察、老干部、初教、中教等7个科和教研室、招生办公室、成人教育办公室、职业教育办公室、勤工俭学管理站、电化教育馆、教育电视台等机构。教委各机构分别管理各级各类教育工作。区一级教育管理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教育组，后改为教育办公室，一般由分管教育的副区长任主任，设专职干部5～6人。乡一级设教育辅导组，由分管教育的副乡长任组长，设专职干部1人，负责对本乡小学进行行政和业务辅导。
（二）经费管理
民国前，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和民间捐赠。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于田赋、捐税等项目的附加，其次是靠学产租息（田租、房租）、学费、地方自筹和私人捐款等，而县立中学的经费由省补助一部分。
建国后，教育经费由县财政拨给，乡村小学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筹，政府给予补贴。1949年，教育经费为7800元。1959年，增至1483700元。在这10年中，教育经费总额为7307620元。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教育经费逐年增加。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经费增加到1644984元。1967～1978年，教育经费仍呈上升趋势。1979年至1986年，虽然教育经费逐年增长，但由于人员经费增加幅度较大，实际支出的事业经费反而呈下降趋势。1979年，公办教职工人员经费241.9万元，至1984年增至465.3万元。由于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改善办学条件困难较大，有的农村小学除人头费外，再没有其他拨款。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采取勤工俭学、集资办学、征收教育费附加等一系列增加预算外收入的方法，经费稍有弥补。1978年，亳州市教育系统有校办工厂9个，校办农场12个，勤工俭学纯收入2.4万元。后勤工俭学活动一度停止，不久又逐渐恢复。集资办学始于1981年。1982年，全年群众集资174万元。1985年，集资369万元。1985年开始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村按人均收入的1%征收。所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区提25％，乡提60％。区、乡两级掌握的款项中，54％用于校舍修建和购置课桌凳，约40％用于民办教师补助工资，其余用于教师福利。城市由税务部门按三税的1%统一征收，其中约85％由市财政拨给市教委用于改善城市学校办学条件和民师工资。城乡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其余部分(约15%)，由市财政统一安排。
1986年，市财政拨教育经费10454233元，用于中等专业学校经费436076元，职业学校180768元，中学3478489元、小学3641960元，幼儿教育经费6636元，业余教育21100元，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99866元，民办教师补助费1197158元，特殊教育经费73581元，高等教育经费8912元，广播教育经费185888元，用于其他教育经费964099元。
（三）校舍维修、建设
辛亥革命前，县（州）学、书院的房舍比较考究，多为砖瓦结构，比较宽敞。辛亥革命后，战火连年不断，学舍常年失修，断垣残壁，破烂不堪。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1955～1958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区中学和集镇完小大都盖起了砖瓦结构的校舍，并立起围墙，境内的校舍大为改观。1959至1962年，部分小学停办，原有校舍得不到维修，房屋破旧不堪。“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校舍遭到破坏，后来采用生产队集资和国家补助的办法，新建一批校舍，但多为土瓦结构和草房。尽管如此，校舍仍不敷用，多数村学仍用民房和队屋。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赶不上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每年除教职员工的工资外，能够用于校舍维修和添置的费用了了无几，使不少校舍常年失修。据调查，1980年，全县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达109081平方米，约占总面积的1/4，而当年下拨的维修费每个区只有三五千元。是年，校舍倒塌300多间。是年，原来比较像样的小学基本上都办成了戴帽中学，不少小学是借用民房、烟炕上课。85％的小学无课桌板凳，全是老师带领学生自制的泥台、泥座；有的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饭桌、面板等。城关镇所属学校条件虽然较好，但也有90％的学校实行“二部制”，教室教具短缺50％，多数教室的门窗均有不同程度的毁坏，1980年，中央下达了84号文件，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三结合”建校工作，层层抓起，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1981～1982年，全县群众集资174.37万元，国家补助37.365万元，新建校舍2491间。1983年，群众集资300.97万元，国家补助82.2万元，新建校舍5480间。1984年，群众集资422.17万元，国家补助90.465万元，新建校舍6031间。1985年，群众集资369万元，国家补助45.5万元，新建校舍3510间。古城区在1983年以前，中小学校舍多为草房、危房。自1983年以来，共集资173.4万元，全区109所小学校舍焕然一新。大杨区河西园小学原来全校5个年级、8个教学班，近400名学生挤在18间破烂不堪的教室里，只好借用当地食品站留下的7间猪圈，稍加修理作为教室。1983年，乡政府支持了14000元，群众个人集资3000元，村办窑厂拿出40000元，经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盖起了一座教学楼和两幢平房。原来十河区溜集乡全乡13所小学和1所中学的137间校舍，除24间为土墙瓦顶外，其余的全是七漏八淌的茅草屋。1983年，乡党委加强了对“三结合”建校工作的领导，仅用了60天的时间，就使全乡的中小学全部盖起砖瓦结构的校舍189间，又围围墙2520米。这一年中，全县中学校舍共5847间，其中砖瓦结构的5169间，占88％；小学校舍共15361间，其中砖瓦结构8940间，占58％。
清代，亳州建有学署，是封建社会里地方教育的领导机关。学署分学正和训导两署，当时的学署官员除遇考期或学界中的重大事情外，平时无事可做，形同虚设。民国7年，县成立劝学所，设劝学员和会计若干人，管理地方教育业务、人事调配和教育经费等。以后，随着学校的逐渐增多，县又成立了教育局。民国16年，教育局改为教育委员会。民国27年，亳县城沦陷后，教育委员会随县政府迁往古城集，并改教育委员会为教育科。民国37年2月，亳州解放后，市人民政府设立文教科。1956年6月，改为教育科；1957年3月，与文化科合并，建立文教局。1978年2月，与文化科分开，改为教育局。1986年6月，改设教育委员会，下设人事、计财、审计、监察、老干部、初教、中教等7个科和教研室、招生办公室、成人教育办公室、职业教育办公室、勤工俭学管理站、电化教育馆、教育电视台等机构。教委各机构分别管理各级各类教育工作。区一级教育管理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教育组，后改为教育办公室，一般由分管教育的副区长任主任，设专职干部5～6人。乡一级设教育辅导组，由分管教育的副乡长任组长，设专职干部1人，负责对本乡小学进行行政和业务辅导。
（二）经费管理
民国前，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和民间捐赠。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于田赋、捐税等项目的附加，其次是靠学产租息（田租、房租）、学费、地方自筹和私人捐款等，而县立中学的经费由省补助一部分。
建国后，教育经费由县财政拨给，乡村小学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筹，政府给予补贴。1949年，教育经费为7800元。1959年，增至1483700元。在这10年中，教育经费总额为7307620元。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教育经费逐年增加。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经费增加到1644984元。1967～1978年，教育经费仍呈上升趋势。1979年至1986年，虽然教育经费逐年增长，但由于人员经费增加幅度较大，实际支出的事业经费反而呈下降趋势。1979年，公办教职工人员经费241.9万元，至1984年增至465.3万元。由于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改善办学条件困难较大，有的农村小学除人头费外，再没有其他拨款。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采取勤工俭学、集资办学、征收教育费附加等一系列增加预算外收入的方法，经费稍有弥补。1978年，亳州市教育系统有校办工厂9个，校办农场12个，勤工俭学纯收入2.4万元。后勤工俭学活动一度停止，不久又逐渐恢复。集资办学始于1981年。1982年，全年群众集资174万元。1985年，集资369万元。1985年开始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村按人均收入的1%征收。所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区提25％，乡提60％。区、乡两级掌握的款项中，54％用于校舍修建和购置课桌凳，约40％用于民办教师补助工资，其余用于教师福利。城市由税务部门按三税的1%统一征收，其中约85％由市财政拨给市教委用于改善城市学校办学条件和民师工资。城乡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其余部分(约15%)，由市财政统一安排。
1986年，市财政拨教育经费10454233元，用于中等专业学校经费436076元，职业学校180768元，中学3478489元、小学3641960元，幼儿教育经费6636元，业余教育21100元，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99866元，民办教师补助费1197158元，特殊教育经费73581元，高等教育经费8912元，广播教育经费185888元，用于其他教育经费964099元。
（三）校舍维修、建设
辛亥革命前，县（州）学、书院的房舍比较考究，多为砖瓦结构，比较宽敞。辛亥革命后，战火连年不断，学舍常年失修，断垣残壁，破烂不堪。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1955～1958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区中学和集镇完小大都盖起了砖瓦结构的校舍，并立起围墙，境内的校舍大为改观。1959至1962年，部分小学停办，原有校舍得不到维修，房屋破旧不堪。“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校舍遭到破坏，后来采用生产队集资和国家补助的办法，新建一批校舍，但多为土瓦结构和草房。尽管如此，校舍仍不敷用，多数村学仍用民房和队屋。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赶不上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每年除教职员工的工资外，能够用于校舍维修和添置的费用了了无几，使不少校舍常年失修。据调查，1980年，全县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达109081平方米，约占总面积的1/4，而当年下拨的维修费每个区只有三五千元。是年，校舍倒塌300多间。是年，原来比较像样的小学基本上都办成了戴帽中学，不少小学是借用民房、烟炕上课。85％的小学无课桌板凳，全是老师带领学生自制的泥台、泥座；有的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饭桌、面板等。城关镇所属学校条件虽然较好，但也有90％的学校实行“二部制”，教室教具短缺50％，多数教室的门窗均有不同程度的毁坏，1980年，中央下达了84号文件，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三结合”建校工作，层层抓起，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1981～1982年，全县群众集资174.37万元，国家补助37.365万元，新建校舍2491间。1983年，群众集资300.97万元，国家补助82.2万元，新建校舍5480间。1984年，群众集资422.17万元，国家补助90.465万元，新建校舍6031间。1985年，群众集资369万元，国家补助45.5万元，新建校舍3510间。古城区在1983年以前，中小学校舍多为草房、危房。自1983年以来，共集资173.4万元，全区109所小学校舍焕然一新。大杨区河西园小学原来全校5个年级、8个教学班，近400名学生挤在18间破烂不堪的教室里，只好借用当地食品站留下的7间猪圈，稍加修理作为教室。1983年，乡政府支持了14000元，群众个人集资3000元，村办窑厂拿出40000元，经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盖起了一座教学楼和两幢平房。原来十河区溜集乡全乡13所小学和1所中学的137间校舍，除24间为土墙瓦顶外，其余的全是七漏八淌的茅草屋。1983年，乡党委加强了对“三结合”建校工作的领导，仅用了60天的时间，就使全乡的中小学全部盖起砖瓦结构的校舍189间，又围围墙2520米。这一年中，全县中学校舍共5847间，其中砖瓦结构的5169间，占88％；小学校舍共15361间，其中砖瓦结构8940间，占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