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赌博
民国时，当地赌风日盛，有设私局的，也有公开的赌场。赌具名目繁多，有开宝、麻将、牌九、纸牌、骰子、天官图、黑红宝等。
民国初期，河下顺河街、涡北董家街玉帝庙南，城里半截楼子，都是公开的赌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翻译邓歪头在炭厂街升平楼旅社公开开设赌场，有开宝、牌九、麻将等。不仅中国人参加，日本人也参加；又伴以妓女、鸦片、老海（海洛因），巨商大贾为赌场常客。在农村，每逢香火会或年关，集镇、村庄都有公开的赌场及开私局的。局头主要是要“打头钱”，并以烟茶招待，每天可收入4、5块银元；商行、商号多以麻将作为应酬，打头钱归店员收入。
民国24年，县长刘治堂禁赌。抗日战争时期，民国县政府也曾禁赌，不过只是从公开转入秘密。仍禁而不止。建国后，人民政府严禁赌博，城乡基本断绝。“文化大革命”后期，赌风又有所抬头。赌具主要有麻将、牌九、扑克等。80年代严加管理，赌风渐煞。但有些地方，仍屡禁不止。
（二）吸毒
清末民初，亳州吸食鸦片者甚多。民国23～26年，县长刘治堂下令戒烟，开办了戒烟所，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未能根除。沦陷后，日本侵华军对鸦片、海洛因采取“寓禁于征”的办法，允许公开贩卖，公开吸食。从大隅首到北关朝鲜洋行，有几十家专做鸦片生意。吸食者，有的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沦为乞丐；有的变为流氓、小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县政府亦禁止吸毒，但只是表面文章，吸食鸦片、老海（海洛因）者，不过由公开转为隐蔽而已。建国后，人民政府严禁烟毒，才使吸毒者绝迹。
（三）宿娼
清末民初，随着商业的兴隆，当地娼妓渐多，妓院主要分布瓷器街和天棚街一带。由于来处不同，又分为扬州帮、江淮帮、青淮帮、土帮等。一等妓女住在瓷器街，二等妓女住在天棚街，再差的住在涂家胡同和王家坟一带。妓女院原叫“窑子”，抗战胜利后改称叫“书寓”。抗战时期，当地妓院有五六十家。扬州帮、江淮帮、青淮帮是流动的，生意好则留，不好则去。妓院经营方式：一是“打茶围”，即由“青官”（幼妓）用盘子端出香烟、瓜子、糖果等，由妓女陪着谈情说爱或弹唱歌舞，临走时给“盘子钱”；一是“住局”（嫖客宿妓院）；一是“出条子”（嫖客在旅馆或商行写一条子叫一妓女陪宿）。另外，日军在亳县时，有随军妓女，在大隅首东西有三四处，他们叫“御料理”。中国人可以去“打茶围”，不准“住局”。到妓院嫖娟的多为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和纨绔子弟，他们到妓院，有的“住局”一夜，亦有包某一妓女一月至半年的。
刘治堂当县长时，为与良民家相区别，妓院的门牌换成红色的，门口挂红灯笼或玻璃灯。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地妓女到亳县，由花界管理员报告保公所，再造册到警察局，发给营业证，征“花捐税”。经医院检查有花柳病者，停止营业。
妓女多是良家女子，因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们违心卖笑，受尽污辱。有的不愿接客而遭惨害。瓷器街有一老板叫杨二娘，买一民女让其接客，她坚决不从，在严冬腊月，老板将其衣服剥去，让其裸体在院子里挨冻。她宁死不从，后被打得皮开肉绽，惨叫身亡。
（四）守节
当地旧风俗，丈夫死了，妻子殉节；纵然不殉节，亦得守节，不许再嫁。仅光绪《亳州志》载，为殉节、守节的烈女、贞女立的牌坊就达24个，其他不知名的不知有多少。辛亥革命后，此风仍盛行。丁家坑丁沈氏，未婚夫死。娘婆2家议定，仍用花轿鼓手迎娶进门，守孝守灵，为丈夫守节，直至老死。北门口穆陈氏的女儿，18岁嫁给苏雪涛，不到一年苏病死。该女向婆母表示愿终身守节，替丈夫行孝，婆母亦表示同意。但生母主张光守节还不够，还要为夫殉节才行。她率领其他子女前去吊孝，责其女不贞不烈，并置鸦片于饮料中，强迫她喝下。结果中毒身亡，第二天与其夫一齐埋葬。
（五）缠足
直到30年代，当地仍保留着缠足的陋俗。小女孩到了七八岁即缠足，致使脚骨畸形，脚背高，指头尖，俗称“三寸金莲”。现在老年妇女中，这种畸形足仍很常见。
（六）迷信活动
亳州春秋时为陈所辖，其俗尚巫。旧说亳州城隍爷，每年清明节收鬼，七月十五查鬼，十月一日放鬼。正月十三日，是瘟神的生日，这天农村男女老少送瘟神于荒郊。人死了，第二天到十字路口或土地庙“泼汤”，出棺时“摔劳盆”。人偶然得病，发高烧一时说吃语，即认为见了“鬼祟”。妇女生孩子有不到12岁即死者，认为是“偷生鬼”。
旧时，当地巫婆很多，巫婆的家叫“神堂子”。有人一时神经失常，认为妖邪缠身，即请“武先生”捉妖拿邪。小儿惊吓，神志恍惚，就去“叫魂”。家有病人或有难事拿不定主意，即求签、问卜。家庭人丁不兴旺，或多灾多难，即请“看地先生”看祖坟、看宅基有什么妨碍。妇女多年不生儿女，逢香火会到观音庙里“拴娃娃”。久雨不晴妇女就扎“扫云娘”，插在房檐下扫云。久旱不雨，即拜神求雨。农村还有搞“十二个寡妇扫坑”去祈雨的。小儿多病怕不能成人，即请和尚起“僧名”。建国后，大力宣传无神论，取缔巫婆、神汉，迷信活动基本断绝。进入80年代，农村有些地方迷信活动又有所抬头，办丧事烧纸、泼汤、戴孝、摔劳盆、扎社火等做法，又重新盛行。
（七）重男轻女
建国前，妇女受“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多不出三门四户，不能与男人一样享受应有的权利，不能读书识字，不能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姑娘出嫁后，要无条件的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宿娼纳妾，但妻子不得有越轨的行为，否则即犯“七出之条”而被休弃。妇女被休弃，娘家认为是奇耻大辱。年节祭祖祭灶不准妇女插手，否则以为不祥。妇女不能当家主事，说什么“娘儿们说话不算数”。妇女生孩子，生男孩叫“大喜”；生女孩叫“小喜”。建国后，此风稍敛，但有些地方仍很严重。至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地方重男轻女之风盛行。如妇女生了男孩，皆大欢喜，生了女孩则全家不悦。有的人为了生男孩，超生、偷生、冒着被罚款、受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的风险而不顾。
（八）蓄婢纳妾
建国前，地方地主、豪绅、官僚阶层人士中，蓄婢纳妾者甚多。女的卖给富家，有的当丫头，有的为妾，有的当仆妇。丫头、仆妇没有地位，妾除有姿色而且语言刁巧者外，一般也没有地位。
（九）酗酒闹事
旧时，亳州人饮酒以互相酬酢为礼。近代人饮酒多攀让，同时爱行酒令，以此为乐。建国后，饮酒者较少。“文化大革命”期间，饮酒成风，席间酒令花样甚多。一些人饮酒称雄，所谓“一醉方休”。每逢节庆假日更甚。酒后说三道四，好似英雄豪杰，偶有失言，互不相让。特别平时有隔阂者，借酒发疯，或打或骂，闹事多端。有的造成严重后果，受到法律制裁。
（十）结伙斗殴
据《亳州志》载，古代亳州人多忠义，不尚拳勇，后渐染北方强悍民风，动辄相斗。近代亳州人“护窝子”表现突出，即使在外地，亳州人和他人打架斗殴，不相识者，也以拳头相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派性严重，经常结伙闹事。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虽派性消除，但结伙闹事者还时有所见。有的农村，“讲门头”、“讲宗派”成风，而招致打群架。80年代，开展“五讲四美”活动，讲文明、讲礼貌，同时开展了打击“土痞子”活动，结伙闹事之风大为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