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
组织活动
民国17年(1928年)2月，中共临时皖北特委派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贯一到驻守蒙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六师一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首届中共蒙城县委，刘任书记，该营营长艾捷三和政工人员姜纯效为委员。计划举行兵暴。3月，一营奉命北上，暴动未果。刘等连夜张贴“苏维埃政府万岁!”、“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后离蒙，县委解体。
民国21年春，在上海入党的蒙城青年学生戴天强、陈梦九等返蒙，在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城关、小涧、蒋疃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在县城主要街道、巷口和县政府门口张贴“反军阀、打土豪!”，“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党!”等标语，吓得国民党当局关闭城门三天。他们又组织青年“反日会”，开展抗日宣传，发展党员，深入农村，建立农会及蒋疃党支部。4月，中共太和县委发起的“四·一九”暴动失败后，中共党员李凉人(李黑)、李益强(李黄)、李学适(李白)等来蒙，先后在板桥、涡北、邓团庄、小涧集等地以教书或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建立板桥党支部。6月，开办党训班，吸收板桥、王集、双涧等地的进步青年30余人参加学习。7月，全县党员发展到15名，成立中共涡(阳)蒙(城)特区，书记戴天强。民国22年春，在涡蒙特区基础上组建中共涡(阳)蒙(城)县委员会，后又称中共涡(阳)蒙(城)亳(县)县委员会，隶属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领导。书记戴天强。下辖板桥、双涧、蒋疃、西阳、龙山、张村、义门7个区委(蒙城3区，涡阳4区)，党员70余人，设张湾、双涧、王集、小涧、邓团庄、板桥、城关7个支部。县委成立后，在部分学校组织“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向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冬，板桥党组织在方大庄开办农民夜校一所，编写“穷人歌”，组织贫苦农民20余人学习。由于连年水、旱、虫灾、瘟疫和土豪劣绅敲诈勒索，群众生活极端痛苦，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先后在板桥、双涧、王集、邓团庄、蒋疃等地向财主开展“扒粮斗争”20余次，把地主豪绅的粮食1.5万公斤，分给贫苦农民。民国23年5月，党员增加到150人(本县120余人)。县委成立了“艺术社”，创办《涡蒙布尔什维克》期刊和《冲锋》小报，开展抗日宣传，启发人民觉悟。10月，寿县中心县委巡视员程学道、交通员王岚风在小涧被捕，自首叛变。11月，涡蒙亳县委及板桥、双涧、蒋疃、邓团庄党组织均遭破坏，50多名党员被捕，戴天强、陈梦九叛变投敌。
民国28年5月，中共豫皖边区省委任命张辑五来蒙担任县委书记，李宏、邵光为委员，组建中共蒙城县委员会。吸收党员，建立党支部。张以国民党县政府顾问的公开身份，在蒙城青年抗敌协会、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做党的工作，协助国民党县长马忍言(原名马宏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在双涧、县城举办青年训练班，140多人参加。9月，袁传壁接任蒙城县长，实行白色恐怖。按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张辑五等撤退，县委解体。留下邵光等组成中共蒙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邵光任书记坚持国统区斗争。秋，筹建党的秘密联络点“大同书店”，年底，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共豫皖苏区党委指示邵光等一批暴露身份的党员撤往根据地永城，由陆震亚任工委书记。民国29年初，区党委又委派刘仁明、宋均来蒙，以双涧、三义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刘接任工委书记。3月5日，蒙城县长袁传壁纠合省保安六团，查封大同书店，逮捕共产党员杨子仪、卢锡璜、尚志忠、李季臣，并将4人活埋于城东六里王北地。其余党员全部撤出县境。
民国29年8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新四军六支队改编)进军淮上，成立中共淮上地委。9月，在涡北板桥集建立中共蒙北工作委员会和板桥区抗日民主政府，邵光任工委书记兼区长，建立王集、板桥、唐集、移村等乡党支部。民国30年2月初，中共淮上地委决定撤销中共蒙北工委，在顺河集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员会。书记王长俊。在全县建立6个区政权，组建区武装队。2月10日，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到蒙城县城演出。2月中旬，国民党九十二军大举向蒙城进攻，县委随新四军四师转移到涡北。5月上旬，县党政军人员随四师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地区。中共宿东地委决定姚克等三人组成中共宿怀蒙工作委员会(简称宿南工委，书记姚克)，坚持对敌斗争和加强对皖东北农民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统战工作。
民国33年8月，新四军四师奉命西征，恢复涡北抗日根据地。11月，中共淮北路西二地委，组建中共宿(县)怀（远）蒙(城)县委，书记胡天喜。12月，宿怀蒙县委分设宿怀、宿蒙两县委，段佩明任宿蒙县委书记，党员100多人。逐步建立6个区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团结党内外人士，扩大根据地建设，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到民国34年9月先后组建板桥、坛城、王集、白沙、界沟、南坪6个区委，34个党支部，党员增加到800多人。中共宿蒙县委改属中共华中局八地委领导。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0月，中共华中局八地委决定将宿怀、宿蒙两县委合编为宿怀蒙工委(又称“三工委”)。11月，党政干部先后西撤到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整编，涡北根据地丧失，基层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民国36年6月后，中共豫皖苏三地委调整中共宿蒙县委，西撤的宿蒙县党政干部43人，在豫皖苏三分区三十六团护送下进入宿蒙县境，恢复宿蒙县，相继恢复和建立坛城、板桥、白沙、界沟、南坪、小涧、许疃、曹市、单村、顺河10个区委，党员100余人。开展武装斗争和急性土改。10月，中共豫皖苏六地委决定开辟涡河以南新区。民国37年1月，在新区建立中共蒙城县委员会，邵光任书记，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并相继建立区、乡政权。6月28日，蒙城县城解放。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宿蒙县委和蒙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大力支援淮海战役。
民国38年2月下旬，中共皖北区阜阳地方委员会将原蒙城、宿蒙县委合并成立中共蒙城县委，进入县城办公。3月下旬，华野六纵队派一部分干部支援地方，蒙城县委、政府领导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4月进行区乡调整，全县下设顺河、三义、乐土、双涧、望疃、岳坊、坛城、板桥、城郊、城关10个区委，5月平息反动会道门暴乱，秋季开展反匪反霸斗争。到9月底，全县除10个区委外，县直机关有党支部14个，党小组57个，党员 148人；农村党支部6个，党小组21个，党员188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蒙城县委贯彻党的七届二中、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县人民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继续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干部队伍。同时还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与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及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进行组织整顿，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增强党的战斗力。1950年5月增设楚村、蒋疃两个区委。9月又增设柳林、涡北、辛集3个区委。部分区辖乡设立党支部，有些乡党员人数较少，几个乡成立一个联合党支部。在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皖北区阜阳地委蒙城县委员会”改称“中国共产党蒙城县委员会”，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县委及时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5年经中共阜阳地委批准，中共蒙城县委设立常务委员会。8月12日，召开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经选举并报上级批准产生了建国后中共蒙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年底全县有乡党支部165个，党员4545名。
1956年1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共蒙城县委对区、乡党组织作了调整合并，由15个区委调整为9个区委；由165个乡党支部合并为54个乡总支委员会。到1956年上半年全县乡村实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基本完成对城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的发展。7月撤销城郊区委，设立5个县直属乡总支委员会和中共城关镇委员会。同年根据“积极、慎重、边发展、边巩固”的方针，党员发展到8504人。全县建立195个党支部。1957年3月，中共蒙城县委按照省、地委关于“精简上层，充实基层，加强对基层和生产单位的领导”的指示精神，仍设8区，撤销原54个乡党总支委员会，成立了38个乡党委。10月7日经省委批准，中共蒙城县委成立书记处。当年发展新党员3690人，此后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扩大了打击面，使党内外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1958年5月，宣传“鼓足干轻，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9月9日，召开中共蒙城县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蒙城县第二届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下达后，为适应大办人民公社的需要，全县撤销区、乡党委，改建15个人民公社(乡、镇)党委。下设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及1959年的反右倾，加之自然灾害，农民生活严重困难，农村生产力受到重大损害。1960年，逐级下达指标，突击发展党员，党员增加到12433人。下半年，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上半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蒙城县委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完善，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月，对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党内外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并按照“有利于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原则，撤销农村14个公社党委，恢复区建制，重建9个区委，改大型人民公社为51个区辖小型人民公社，并建公社党委，一个城关镇党委。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7月，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健全党委工作制的意见》，撤销县委书记处，1963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部分人民公社开展重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使全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10917人，基层党委45个，总支49个，支部687个。1966年全县有8个区委，46个公社党委，32个总支，703个支部(农村支部449个，城关支部78个，县直机关支部176个)。中共党员有1.1万人。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0月，县委受到冲击，年底，全县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均受到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党组织瘫痪，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1967年3月11日，“造反派”夺取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县委瘫痪，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1968年8月24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蒙城县革命委员会，掌握党政财文一切大权。1969年初，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宣队)，开展整党和所谓“斗、批、改”(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各级党组织逐渐恢复活动。4月撤区并社，成立18个县辖人民公社党委，人民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10月，建立中共安徽省蒙城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代行县委职权。党务属县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1970年初各公社召开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1971年4月，召开中共蒙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经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三届委员会。9月，举办各种学习班，开展“批林(林彪)整风”运动。1974年3月和9月分别增设两个公社委员会，年底，全县有基层党委50个，党支部843个。1975年撤销20个公社党委，成立10个区委筹备组，建立48个区辖公社党委。
1976年10月，县委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查同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清除“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的影响，平反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领导经济建设方面来。1979年下半年开始，县委贯彻中央农村工作政策，部分农村率先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中共蒙城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全县农业生产队把集体生产资料全部承包给农户经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1981年7月城关镇升为区级建制。城关镇党委辖4个办事处党委。12月召开中共蒙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四届委员会，讨论发展本县国民经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议题。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发展党员座谈会纪要》精神，层层制定发展党员计划，重点吸收各行业生产第一线的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7月建立中共白杨林场委员会(区级建制)。8月县委设顾问。1983年4—8月，农村体制改革，人民公社改为乡，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9—12月，省、地委工作组在本县进行机构改革试点，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接着对部委办局及其二级机构的班子也进行了调整。11月，中共蒙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部办级(科级)升格为副县级。同时按照干部“四化”方针的要求配备了领导班子，实行常委制。1984年7月，召开中共蒙城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蒙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制定经济发展规划。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成立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12月中共蒙城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工商业增强了活力。年底，有10个区委，1个城关镇党委，1个白杨林场党委，2个镇(双涧、小涧镇)党委，57个乡党委，1个县直机关党委，16个党总支，1113个党支部，党员2.08万人。1985年元月，县直机关开始“整党”，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年底，全县党员增加到2.2万人。
中共蒙城县委历任负责人简表
蒙城县党的基层组织部分年份统计表
蒙城县党员概况部分年份统计表
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1955年8月12—17日在人民大戏院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89人，列席43人，代表全县4545名党员。邹积泰作《1955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党的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1955年下半年党的建设工作的决议》等，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中共蒙城县第一届委员会 ，同时选举了中共蒙城县监察委员会。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仍由上级任命。大会还选举李承印、乔正德、刘彬、陈达成为出席省第三次党代会代表。
第二次代表大会1958年9月9—13日在工人俱乐部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20人，列席32人，代表全县8085名党员。白镜清作《关于三年来的工作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会议根据省委佛子岭会议和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总结检查上次代表大会后三年来的工作，确定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工作任务，通过了《关于办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二届委员会，其中委员23人，候补委员7人，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了由1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同时选举了中共蒙城县监察委员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1971年4月30—5月3日在东风电影院召开。出席会议代表603人。王英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县委自身革命化建设的决议》，总结了本县几年来的工作成就，讨论和确定今后工作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三届委员会，其中县委委员41人，候补委员4人。第三届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委13人。
第四次代表大会1981年12月27—30日在蒙城影剧院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58人，代表全县19600名党员。大会听取审议了刘波作的《关于中共蒙城县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邵干作的《关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等。大会选举产生了41人组成的中共蒙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后补委员6人。县委四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产生了1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刘波、刘以让、张玉敏、吴启圣、杨继仁、潘云英(女)6人为出席省第四次党代会代表(后省党代会未开)。
第五次代表大会1984年7月12—16日，在县委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57人，特邀代表12人，列席人员20人，代表全县20827名党员。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玉敏作的《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加快蒙城建设步伐》的工作报告，王儒宏作的《努力开创全党抓党风的新局面，为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县委班子自身建设的决议》等，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9名，候补委员6名。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五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大会还选出张玉敏、杨玉萍(女)、郑淮舟、蔡怀舜、吴启圣、刘纯华6人为出席省第四次党代会代表。
县委工作机构
1949年3月，中共蒙城县委工作机构设组织部、宣传部。
1950年4月设立秘书室，7月设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设财政经济委员会。
1952年6月设立直属机关总支委员会，10月设常训班，12月设工人工作委员会、农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1953年元月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
1954年3月设立农村工作部。
1955年3月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审干委员会办公室。8月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称监察委员会。
1956年3月设立工业交通部、财贸部、文教部，5月设政法部，6月秘书室改称办公室，9月直属机关总支委员会改为直属机关党委会，10月设蒙城报社。
1957年1月政法部改称政法委员会，3月改称政法党组。3月10日文教部并入宣传部。
1958年7月党训班改为党校。
1959年5月政法党组改称政法部，7月撤销工业交通部，分别成立工业部和交通部。11月设立政策研究室。
1961年6月撤销工业部、交通部，设立工业交通部。9月设立人民来信办公室。
1963年5月撤销财贸部，5月政法部改称政法领导小组。8月撤销工业交通部。
1965年8月成立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
1966年5月县委工作机构共12个。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受到“造反派”冲击，县委各工作机构陆续陷入瘫痪。
1970年12月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5年1月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恢复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办事组合署办公。
1977年2月恢复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县直机关党委会，12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为县委党校，设立农村政策研究室。
1979年3月恢复政法领导小组，7月恢复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1年4月设立中共蒙城县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6月撤销农村政策研究室，恢复农工部，8月成立县委、县政府信访科，10月设立党史办公室。
1982年3月设立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7月县委、县政府信访科改称信访办公室，8月政法领导小组改称政法委员会。
1983年11月，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中共蒙城县纪律检查委员”。12月成立老干部局。
1984年12月成立政策研究室。
1985年设有县委办公室、信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工部、政法委员会、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党史办公室、老干部局、党校、直属机关党委13个单位。
党员教育
1950年，县成立学习委员会，在职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时事政策，教育党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1952年，针对农村党员土改后满足现状的实际，结合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进行党员标准八条的教育。10月，举办县委党训班。此后，制定农村党员教育计划，抽调人员，先后为103个支部，讲授党课，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
1956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右倾保守，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54个党总支，167个支部，配备支部教员198人(兼职56人)，建立正常的党课制度。
1958年7月，党训班改为党校，先后培训学员36批1100人。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和兴无灭资教育。县委重视，书记常给党员亲自上党课。此后，城乡大办有名无实的红专学校，次年选配121名专职理论教员。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重新教育党员”的指示，党校培训支部教员骨干1182人，区社干部教员315人。1963年，以公社为单位培训党员，组织万余人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等。2月，根据省委指示，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层层建立学习组织，星期三、五下午学习，停止办公。结合学大庆、学大寨、学习人民解放军。此后，开展“四清”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开展形势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党组织瘫痪，开展全民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运动，强调“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党员教育围绕批林(林彪)批孔(孔子)，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学习《毛泽东选集》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重要文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员教育逐步走向正常。
1982年，县委党校调整充实教学力量。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加速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邓小平文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1983年，宣传部、党校合办六期党员干部培训班，1462人参加学习。
1984年初，组织780人，参加整党骨干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及《党员必读》、《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重要文献。作为整党的思想准备。当年，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和广大干部学习整党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每月集中学习三天。
1985年，县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省统一命题考试，平均成绩90分以上。
纪律检查
中共蒙城纪委机构负责人简表
党纪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县内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斗争残酷，教育党员严格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本县杨子仪、卢锡璜等4名党员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民国29年(1940年)3月28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惨遭酷刑，坚贞不屈，4月4日夜被活埋于城东六里王。建国后，作为执政党，各级党组织教育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在反匪反霸、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教育党员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带头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在整风整社中，教育党员纠正“五风”，落实“三级所有”，搞好多种经营。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及党中央有关加强党风建设的指示，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廉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对党员进行教育。对突出的或带普遍性的违纪处理，及时发通报，吸取经验教训。
违纪处理1950年，处理反匪反霸中的8名违纪党员，撤职3人，警告4人，劝告1人。1952年“三反”、“五反”中，处理违纪党员38人，开除党籍20人，留党察看4人，撤职4人，警告9人，劝告1人。1954年，开除党籍6人，留党察看5人，撤职3人，警告6人，劝告2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2人，均开除党籍(后全部甄别平反)。1959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3人，开除党籍6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4人。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定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等170人。开除党籍20人，留党察看32人，撤职29人，严重警告48人，警告41人。
十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处理269人，开除党籍114人，留党察看50人，撤职22人，严重警告45人，警告38人。
1982—1985年，为维护党的纪律，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处理139人。其中开除党籍30人，留党察看35人，撤职25人，严重警告21人，警告28人。
复查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处理一些人。1961年开始，对过去的案件本着严肃谨慎、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认真甄别。其中，1962年复查144件，维持原结论25件，全错全平81件、部分改正的38件。1963年复查77件，维持原结论15件，全错全平56件，部分改正的6件。
1977年，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案件，当年复查5件全错全平；次年复查6件，部分改正。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列为党委的一项中心任务。到1985年，共复查204件，其中维持原结论的41件，全错全平的51件，部分错部分改正的112件。
干部工作
干部队伍建国前，党在武装斗争中发展的干部队伍，由县委统管。1956年，根据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大胆、大量、坚决、破格、正确的挑选和提拔干部”的方针，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复员军人、高小、初中学生、雇用转正人员中共招收提拔干部333人。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处理了一批干部。1958年，干部队伍增至4114人。1959—1963年干部队伍基本稳定。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处理一部分干部，吸收部分干部，干部队伍处于发展、整顿、再发展、再整顿的状况。1965年底，干部队伍有3858人。“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受摧残，干部的作风、纪律、团结等受破坏，坏人乘机混入干部队伍，造成组织、思想、作风不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干部数量逐年增加。1979年后，开始清除“三种人”(紧跟“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按照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选拔干部的标准，提拔任用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分配安排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招聘一批待业和回乡知识青年及专业技术人才。
干部培训建国初期，大多数干部文化水平低，重点提高文化水平。1956年全县2147名干部参加文化、理论和业务学习，占干部总数的70.1%。其中：文化补习1498人，扫盲76人，离职学习9人。去省、地委党校学习的126人，专业学习的121人；去县党校、农训班及专业训练班学习的317人。
1958年，开办一大批培养干部“红透专深”、“能文能武”的红专学校，以劳代训，培训逐步流于形式。年底，开办红专学校计5399所，学员38万余人(据当时记载)。
“文化大革命”时期，干部培训的内容为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服务，1978年后，开始拨乱反正。为提高干部的素质，先后输送干部到省、地党校或干校脱产学习；分期分批地在县党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还有一批党员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到高等院校学习，几年来先后培训干部计5000余人次。在培训中，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等知识。学习期满考试，并把考试成绩作为选拔和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老干部工作1979年5月25日，成立县干部工人退休退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81年4月9日，成立县委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83年12月2日，成立县委老干部局，编制8人。
1984年统计离休干部425人。其中，红军老战士1人，抗日战争时期64人，解放战争时期380人；地专级3人，县级70人。授予离休荣誉证者271人。
对离休干部坚持政治待遇不变，经济待遇从优的原则。在政治待遇上保证离休干部参加会议，学习文件，过党的组织生活和参观工农业项目。每逢县党代会、人代会、政治协商会、职代会各种庆祝会和先代会，分别邀请赵保安、姚丹成、张延平、张明寅、薛秀峰、马克强、李一峰、李连友等老红军及县级以上的离退休干部上主席台。同时组织县处级以上离休干部每月两次到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文件。离退休干部党员参加原单位党组织生活，离退休人员较多的单位可单独建立支部。
1984年4月，县组织首批离休干部10人，考察农村12个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10月，10名担任校外辅导员的离休干部赴颍上县小张庄、阜阳市老干部活动室、地区印刷厂、阜阳柴油机厂参观。
在医疗保健方面，从1981年始，离休干部每年体检一次。1982年举行离休干部保健讲座一期。6月，兴建老干部病房。1983年1月，医药费实报实销。2月，第一栋老干部病房11间，病床20张投入使用。1984年5月5日，成立老干部保健技术指导组。7月，第二栋老干部病房和食堂共15间竣工，用款6.5万元。新增病床30张，配医师、护士12人。
在商品供应方面，从1982年起，设老干部专柜13个，老干部凭优待卡购买粮、油、烟、酒及影剧票。节日发证，供应名牌优质产品。1984年6月，对老红军、地专级、高龄、病残和住干休所的16名离休干部特殊照顾，服务上门。
在住房方面，从1981年始，每年解决一批建房木材、毛竹、砖瓦，逐年增建一些新房，调整翻新部分旧房。
在用车上，1982年6月，配吉普车一辆，为老干部学习、开会、看病专用车。
对离退休干部子女也尽量作妥善安排。1979年—1981年安排离休干部子女就业21人，1982年安排就业51人，1983年安排就业84人。其子女升学、入伍等优先安排。
离退休干部原福利待遇不变。1982年始，每人每年增加150元特需经费。
在文体活动方面，1983年11月，县举办鹤翔庄气功老干部学习班，72人参加了学习。
1984年4月1日，县首次离退休干部象棋赛在县老干部中心活动室举行。12月23日，县中老年长跑赛在体委运动场举行。
积极发挥老干部的余热作用。1982年，离休干部二人到一中、蒙师、公安局等单位巡回宣传新宪法，受教育者2100多人次。“六一”儿童节，县直老干部集资257元人民币为县直第一、第二幼儿园购买图书、玩具和衣服。
1983年8月，县政协等单位的四名离休老干部帮助城关举办法纪学习班。当年，老干部局聘请10人到城关镇的10所小学任校外辅导员。1984年，离休干部李连友等11人深入农村对“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进行考察，向县委提出保护“两户一体”的合法权益及减轻农民负担等合理化建议。自1984年以来，县及直属单位聘请38名离休干部参加编修党史和地方志的工作。
落实干部政策1961年，对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受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1978年4月，成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18名，各区乡和县直机关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全县抽调470多人，认真复查案件。
对“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处理的335件案，复查处理330件，其中全错全平的19件，部分错部分平的94件，基本不错的217件。恢复公职9人，恢复党籍的16人。已复查结案330件中，属于公、检、法复查处理的45件。其中，全错的5件，部分错的6件，基本不错的34件。复查历史老案(包括建国前的案件，不包括“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案件)151件。“文化大革命”中基层干部案1254件，反右派斗争416件，1959年反右倾案件4件，按照中央精神予以平反。
根据党的现行政策规定，对已平反纠正后的人员，进行妥善安置。收回(包括家属)安置工作的208人，照顾子女就业18人，收回城镇入户的9户34人；作退休退职13人；死亡抚恤的75人。原县拖拉机站站长杨学文，“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迫害致死，全家下放农村。复查工作开始后，县委为他开追悼会，家属子女收回城镇落户，照顾子女就业二人，其余享受抚恤，经济上又给予重点困难补助。其家属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过去的千仇万恨我们恨透了“四人帮”，现在我们无比感谢党中央，全家人永远跟党走。
根据省委规定，平反人员每人发给补助费300元以下，还补发了部分工资。
统一战线工作
团结抗日民国28年(1939年)，中共蒙城县委领导青年抗敌协会，揭露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争取团结中间派共同抗日。中共蒙城县委书记张辑五任县国民政府督导员，同国民党县长马忍言、军事科长谷步扬密切合作，反对投降卖国，打击顽固势力，处决豪绅李麟阁。楚村绅士康宪章、民众教育馆长鲍景文、董集大地主武济五等支持抗日，武济五一次就资助青抗会活动经费30块银元，县党部书记张干委任青抗会员马敦五为《蒙城日报》编辑，邵光、卢锡球为记者。青抗会会员经常到邵亚宾等私人办的学校，给学生教唱抗日歌曲。县城一度成为青抗会的活动阵地。
知识分子工作建国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1957年，一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先后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批判，1978年后开始复查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积极慎重地发展知识分子入党。1983年发展82名，占全县新党员的37.5%。1984年，机构改革，选拔228名年轻、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占新班子的47%。其中进入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班子的24人，进入部、委、室、办、局班子的64人。区、乡正副职40人，股级100人。1985年，先后为知识分子的家属子女报入城镇户口15户，56人，按级别其家属和子女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农转非)29户，113人，安排子女就业84人。县大豆原种场高级农艺师、全省有名的小麦、大豆育种专家丁震亚被吸收入党，并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非党知识分子被选为人大副主任1人，人大常委2人，政协副主席2人，政协委员31人。
起义投诚人员工作建国初按照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使用起义投诚人员。1955年后，因受“左”的路线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批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或判刑。1979年7月，成立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普查212人，需要落实政策的36件33人，全部落实。其中，重新安排工作20人，办理农转非户口3人，撤销原判10人(死亡1人)，补发工资的3人。作退休安排的4人，恢复政治名誉10人，生活确有困难的，定期补助16人。1982年，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每人每月发给12元定期补助。原国民党军队团级军官毕全民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原国民军中校炮兵大队长黄世奎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85年11月，发给213名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证书(其中移居外地的40余人)。登记原黄埔军校学员。定期补助起义投诚人员13人，全年发放2280元。
民族工商业者工作1949年10月，吸收民族工商业者参加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选工商业代表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都选出一定比例的工商业代表参加，倾听他们对发展本县工商业的意见。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民族工商业者统称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1979年，新设“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区别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专人办公。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确立为劳动者身份。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工商业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落实政策，对三户工商业者原被扣减的工资计1998.58元全部补发，6户领取定息款2760元，退回7户被挤占的私房7间。
“三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受歧视，“三胞”信件，其家属不敢接收，大多数“三胞”与县内亲属失去联系，不敢回乡。1979年，设外事组，1984年设立外事侨务办公室，对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处理的“三胞”亲属落实政策。金融、商业、物资部门，认真贯彻“便利侨汇，服务同胞”的侨务政策。县、区年终召开“三胞”亲属座谈会，各级领导鼓励支持他们和亲属通信联系，办理护照探亲，“三胞”向国内汇款逐年增多。其中，1979年收侨汇4800元(以人民币计算)，1980年8450元，1981年12600元，1982年25050元，1983年47800元。1984—1985年间共收侨汇168800元。1985年统计全县海外华侨61人(户)(已入外籍未计)，分散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巴西、马来西亚、玻利维亚、澳大利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西班牙、西德和巴基斯坦等国。台湾同胞186人(户)，港澳同胞61人(户)，合计308人(户)，侨眷、“三胞”亲属1000余人，历年来安排工作11人，收回城镇户口13户61人。退回私房19户，67间。吸收为县政协委员的7人，选为县人民代表的3人。
党史资料征集和编写
1959—1960年县委组织人员编写《蒙城县革命斗争简史》初稿。
1981年12月，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6年改为“中共蒙城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聘请邵光、卢锡球、陈宝涧为顾问，下设办公室。各区(镇)成立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配有专人负责。先后访问老同志180多人，召开各类型座谈会百余次，征集回忆资料630份，120多万字；人物资料165份，40万字；文献资料160份，96万字；报刊资料70份，21万字；照片500张，文物12件，录音磁带170盘，编写专题资料80余篇，45万字；出简报35期，20余万字。编印《蒙城县党史资料目录》一本，10万字；《蒙城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一本，4万字；出版《蒙城县党史资料》丛书三本，40万字；编写《中共安徽省蒙城县组织史资料》初稿一本，20万字。并在中央和省地党史刊 物发表30多篇文章，被评为全省和阜阳地区先进单位。同时，各区(镇)也征集大量资料，编印区(镇)党史资料汇编本。
民国17年(1928年)2月，中共临时皖北特委派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贯一到驻守蒙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六师一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首届中共蒙城县委，刘任书记，该营营长艾捷三和政工人员姜纯效为委员。计划举行兵暴。3月，一营奉命北上，暴动未果。刘等连夜张贴“苏维埃政府万岁!”、“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后离蒙，县委解体。
民国21年春，在上海入党的蒙城青年学生戴天强、陈梦九等返蒙，在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城关、小涧、蒋疃等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在县城主要街道、巷口和县政府门口张贴“反军阀、打土豪!”，“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党!”等标语，吓得国民党当局关闭城门三天。他们又组织青年“反日会”，开展抗日宣传，发展党员，深入农村，建立农会及蒋疃党支部。4月，中共太和县委发起的“四·一九”暴动失败后，中共党员李凉人(李黑)、李益强(李黄)、李学适(李白)等来蒙，先后在板桥、涡北、邓团庄、小涧集等地以教书或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建立板桥党支部。6月，开办党训班，吸收板桥、王集、双涧等地的进步青年30余人参加学习。7月，全县党员发展到15名，成立中共涡(阳)蒙(城)特区，书记戴天强。民国22年春，在涡蒙特区基础上组建中共涡(阳)蒙(城)县委员会，后又称中共涡(阳)蒙(城)亳(县)县委员会，隶属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领导。书记戴天强。下辖板桥、双涧、蒋疃、西阳、龙山、张村、义门7个区委(蒙城3区，涡阳4区)，党员70余人，设张湾、双涧、王集、小涧、邓团庄、板桥、城关7个支部。县委成立后，在部分学校组织“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向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宣传。冬，板桥党组织在方大庄开办农民夜校一所，编写“穷人歌”，组织贫苦农民20余人学习。由于连年水、旱、虫灾、瘟疫和土豪劣绅敲诈勒索，群众生活极端痛苦，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先后在板桥、双涧、王集、邓团庄、蒋疃等地向财主开展“扒粮斗争”20余次，把地主豪绅的粮食1.5万公斤，分给贫苦农民。民国23年5月，党员增加到150人(本县120余人)。县委成立了“艺术社”，创办《涡蒙布尔什维克》期刊和《冲锋》小报，开展抗日宣传，启发人民觉悟。10月，寿县中心县委巡视员程学道、交通员王岚风在小涧被捕，自首叛变。11月，涡蒙亳县委及板桥、双涧、蒋疃、邓团庄党组织均遭破坏，50多名党员被捕，戴天强、陈梦九叛变投敌。
民国28年5月，中共豫皖边区省委任命张辑五来蒙担任县委书记，李宏、邵光为委员，组建中共蒙城县委员会。吸收党员，建立党支部。张以国民党县政府顾问的公开身份，在蒙城青年抗敌协会、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做党的工作，协助国民党县长马忍言(原名马宏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在双涧、县城举办青年训练班，140多人参加。9月，袁传壁接任蒙城县长，实行白色恐怖。按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指示，张辑五等撤退，县委解体。留下邵光等组成中共蒙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邵光任书记坚持国统区斗争。秋，筹建党的秘密联络点“大同书店”，年底，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共豫皖苏区党委指示邵光等一批暴露身份的党员撤往根据地永城，由陆震亚任工委书记。民国29年初，区党委又委派刘仁明、宋均来蒙，以双涧、三义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刘接任工委书记。3月5日，蒙城县长袁传壁纠合省保安六团，查封大同书店，逮捕共产党员杨子仪、卢锡璜、尚志忠、李季臣，并将4人活埋于城东六里王北地。其余党员全部撤出县境。
民国29年8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新四军六支队改编)进军淮上，成立中共淮上地委。9月，在涡北板桥集建立中共蒙北工作委员会和板桥区抗日民主政府，邵光任工委书记兼区长，建立王集、板桥、唐集、移村等乡党支部。民国30年2月初，中共淮上地委决定撤销中共蒙北工委，在顺河集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员会。书记王长俊。在全县建立6个区政权，组建区武装队。2月10日，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到蒙城县城演出。2月中旬，国民党九十二军大举向蒙城进攻，县委随新四军四师转移到涡北。5月上旬，县党政军人员随四师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地区。中共宿东地委决定姚克等三人组成中共宿怀蒙工作委员会(简称宿南工委，书记姚克)，坚持对敌斗争和加强对皖东北农民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统战工作。
民国33年8月，新四军四师奉命西征，恢复涡北抗日根据地。11月，中共淮北路西二地委，组建中共宿(县)怀（远）蒙(城)县委，书记胡天喜。12月，宿怀蒙县委分设宿怀、宿蒙两县委，段佩明任宿蒙县委书记，党员100多人。逐步建立6个区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兴办教育，团结党内外人士，扩大根据地建设，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到民国34年9月先后组建板桥、坛城、王集、白沙、界沟、南坪6个区委，34个党支部，党员增加到800多人。中共宿蒙县委改属中共华中局八地委领导。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0月，中共华中局八地委决定将宿怀、宿蒙两县委合编为宿怀蒙工委(又称“三工委”)。11月，党政干部先后西撤到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整编，涡北根据地丧失，基层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民国36年6月后，中共豫皖苏三地委调整中共宿蒙县委，西撤的宿蒙县党政干部43人，在豫皖苏三分区三十六团护送下进入宿蒙县境，恢复宿蒙县，相继恢复和建立坛城、板桥、白沙、界沟、南坪、小涧、许疃、曹市、单村、顺河10个区委，党员100余人。开展武装斗争和急性土改。10月，中共豫皖苏六地委决定开辟涡河以南新区。民国37年1月，在新区建立中共蒙城县委员会，邵光任书记，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并相继建立区、乡政权。6月28日，蒙城县城解放。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宿蒙县委和蒙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大力支援淮海战役。
民国38年2月下旬，中共皖北区阜阳地方委员会将原蒙城、宿蒙县委合并成立中共蒙城县委，进入县城办公。3月下旬，华野六纵队派一部分干部支援地方，蒙城县委、政府领导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4月进行区乡调整，全县下设顺河、三义、乐土、双涧、望疃、岳坊、坛城、板桥、城郊、城关10个区委，5月平息反动会道门暴乱，秋季开展反匪反霸斗争。到9月底，全县除10个区委外，县直机关有党支部14个，党小组57个，党员 148人；农村党支部6个，党小组21个，党员188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蒙城县委贯彻党的七届二中、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县人民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继续开展反匪反霸斗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干部队伍。同时还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与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及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进行组织整顿，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增强党的战斗力。1950年5月增设楚村、蒋疃两个区委。9月又增设柳林、涡北、辛集3个区委。部分区辖乡设立党支部，有些乡党员人数较少，几个乡成立一个联合党支部。在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皖北区阜阳地委蒙城县委员会”改称“中国共产党蒙城县委员会”，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县委及时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5年经中共阜阳地委批准，中共蒙城县委设立常务委员会。8月12日，召开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经选举并报上级批准产生了建国后中共蒙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年底全县有乡党支部165个，党员4545名。
1956年1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共蒙城县委对区、乡党组织作了调整合并，由15个区委调整为9个区委；由165个乡党支部合并为54个乡总支委员会。到1956年上半年全县乡村实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基本完成对城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的发展。7月撤销城郊区委，设立5个县直属乡总支委员会和中共城关镇委员会。同年根据“积极、慎重、边发展、边巩固”的方针，党员发展到8504人。全县建立195个党支部。1957年3月，中共蒙城县委按照省、地委关于“精简上层，充实基层，加强对基层和生产单位的领导”的指示精神，仍设8区，撤销原54个乡党总支委员会，成立了38个乡党委。10月7日经省委批准，中共蒙城县委成立书记处。当年发展新党员3690人，此后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扩大了打击面，使党内外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1958年5月，宣传“鼓足干轻，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9月9日，召开中共蒙城县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蒙城县第二届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下达后，为适应大办人民公社的需要，全县撤销区、乡党委，改建15个人民公社(乡、镇)党委。下设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及1959年的反右倾，加之自然灾害，农民生活严重困难，农村生产力受到重大损害。1960年，逐级下达指标，突击发展党员，党员增加到12433人。下半年，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上半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蒙城县委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完善，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9月，对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党内外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并按照“有利于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原则，撤销农村14个公社党委，恢复区建制，重建9个区委，改大型人民公社为51个区辖小型人民公社，并建公社党委，一个城关镇党委。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7月，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健全党委工作制的意见》，撤销县委书记处，1963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部分人民公社开展重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使全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10917人，基层党委45个，总支49个，支部687个。1966年全县有8个区委，46个公社党委，32个总支，703个支部(农村支部449个，城关支部78个，县直机关支部176个)。中共党员有1.1万人。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0月，县委受到冲击，年底，全县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均受到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党组织瘫痪，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1967年3月11日，“造反派”夺取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县委瘫痪，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1968年8月24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蒙城县革命委员会，掌握党政财文一切大权。1969年初，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宣队)，开展整党和所谓“斗、批、改”(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各级党组织逐渐恢复活动。4月撤区并社，成立18个县辖人民公社党委，人民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10月，建立中共安徽省蒙城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代行县委职权。党务属县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1970年初各公社召开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1971年4月，召开中共蒙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经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三届委员会。9月，举办各种学习班，开展“批林(林彪)整风”运动。1974年3月和9月分别增设两个公社委员会，年底，全县有基层党委50个，党支部843个。1975年撤销20个公社党委，成立10个区委筹备组，建立48个区辖公社党委。
1976年10月，县委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查同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清除“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的影响，平反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领导经济建设方面来。1979年下半年开始，县委贯彻中央农村工作政策，部分农村率先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中共蒙城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全县农业生产队把集体生产资料全部承包给农户经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1981年7月城关镇升为区级建制。城关镇党委辖4个办事处党委。12月召开中共蒙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四届委员会，讨论发展本县国民经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议题。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发展党员座谈会纪要》精神，层层制定发展党员计划，重点吸收各行业生产第一线的骨干和优秀知识分子入党。7月建立中共白杨林场委员会(区级建制)。8月县委设顾问。1983年4—8月，农村体制改革，人民公社改为乡，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9—12月，省、地委工作组在本县进行机构改革试点，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接着对部委办局及其二级机构的班子也进行了调整。11月，中共蒙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部办级(科级)升格为副县级。同时按照干部“四化”方针的要求配备了领导班子，实行常委制。1984年7月，召开中共蒙城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蒙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制定经济发展规划。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成立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12月中共蒙城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工商业增强了活力。年底，有10个区委，1个城关镇党委，1个白杨林场党委，2个镇(双涧、小涧镇)党委，57个乡党委，1个县直机关党委，16个党总支，1113个党支部，党员2.08万人。1985年元月，县直机关开始“整党”，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年底，全县党员增加到2.2万人。
中共蒙城县委历任负责人简表
蒙城县党的基层组织部分年份统计表
蒙城县党员概况部分年份统计表
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1955年8月12—17日在人民大戏院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89人，列席43人，代表全县4545名党员。邹积泰作《1955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党的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1955年下半年党的建设工作的决议》等，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由16人组成的中共蒙城县第一届委员会 ，同时选举了中共蒙城县监察委员会。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仍由上级任命。大会还选举李承印、乔正德、刘彬、陈达成为出席省第三次党代会代表。
第二次代表大会1958年9月9—13日在工人俱乐部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20人，列席32人，代表全县8085名党员。白镜清作《关于三年来的工作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会议根据省委佛子岭会议和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总结检查上次代表大会后三年来的工作，确定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工作任务，通过了《关于办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二届委员会，其中委员23人，候补委员7人，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了由1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同时选举了中共蒙城县监察委员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1971年4月30—5月3日在东风电影院召开。出席会议代表603人。王英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县委自身革命化建设的决议》，总结了本县几年来的工作成就，讨论和确定今后工作任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三届委员会，其中县委委员41人，候补委员4人。第三届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委13人。
第四次代表大会1981年12月27—30日在蒙城影剧院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58人，代表全县19600名党员。大会听取审议了刘波作的《关于中共蒙城县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邵干作的《关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等。大会选举产生了41人组成的中共蒙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后补委员6人。县委四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产生了13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刘波、刘以让、张玉敏、吴启圣、杨继仁、潘云英(女)6人为出席省第四次党代会代表(后省党代会未开)。
第五次代表大会1984年7月12—16日，在县委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57人，特邀代表12人，列席人员20人，代表全县20827名党员。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张玉敏作的《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加快蒙城建设步伐》的工作报告，王儒宏作的《努力开创全党抓党风的新局面，为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县委班子自身建设的决议》等，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29名，候补委员6名。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蒙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委五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大会还选出张玉敏、杨玉萍(女)、郑淮舟、蔡怀舜、吴启圣、刘纯华6人为出席省第四次党代会代表。
县委工作机构
1949年3月，中共蒙城县委工作机构设组织部、宣传部。
1950年4月设立秘书室，7月设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设财政经济委员会。
1952年6月设立直属机关总支委员会，10月设常训班，12月设工人工作委员会、农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1953年元月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
1954年3月设立农村工作部。
1955年3月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审干委员会办公室。8月纪律检查委员会改称监察委员会。
1956年3月设立工业交通部、财贸部、文教部，5月设政法部，6月秘书室改称办公室，9月直属机关总支委员会改为直属机关党委会，10月设蒙城报社。
1957年1月政法部改称政法委员会，3月改称政法党组。3月10日文教部并入宣传部。
1958年7月党训班改为党校。
1959年5月政法党组改称政法部，7月撤销工业交通部，分别成立工业部和交通部。11月设立政策研究室。
1961年6月撤销工业部、交通部，设立工业交通部。9月设立人民来信办公室。
1963年5月撤销财贸部，5月政法部改称政法领导小组。8月撤销工业交通部。
1965年8月成立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
1966年5月县委工作机构共12个。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受到“造反派”冲击，县委各工作机构陆续陷入瘫痪。
1970年12月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5年1月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恢复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办事组合署办公。
1977年2月恢复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县直机关党委会，12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为县委党校，设立农村政策研究室。
1979年3月恢复政法领导小组，7月恢复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1年4月设立中共蒙城县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6月撤销农村政策研究室，恢复农工部，8月成立县委、县政府信访科，10月设立党史办公室。
1982年3月设立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7月县委、县政府信访科改称信访办公室，8月政法领导小组改称政法委员会。
1983年11月，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中共蒙城县纪律检查委员”。12月成立老干部局。
1984年12月成立政策研究室。
1985年设有县委办公室、信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工部、政法委员会、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党史办公室、老干部局、党校、直属机关党委13个单位。
党员教育
1950年，县成立学习委员会，在职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时事政策，教育党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1952年，针对农村党员土改后满足现状的实际，结合中共中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进行党员标准八条的教育。10月，举办县委党训班。此后，制定农村党员教育计划，抽调人员，先后为103个支部，讲授党课，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
1956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右倾保守，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54个党总支，167个支部，配备支部教员198人(兼职56人)，建立正常的党课制度。
1958年7月，党训班改为党校，先后培训学员36批1100人。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和兴无灭资教育。县委重视，书记常给党员亲自上党课。此后，城乡大办有名无实的红专学校，次年选配121名专职理论教员。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重新教育党员”的指示，党校培训支部教员骨干1182人，区社干部教员315人。1963年，以公社为单位培训党员，组织万余人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等。2月，根据省委指示，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层层建立学习组织，星期三、五下午学习，停止办公。结合学大庆、学大寨、学习人民解放军。此后，开展“四清”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开展形势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党组织瘫痪，开展全民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运动，强调“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党员教育围绕批林(林彪)批孔(孔子)，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学习《毛泽东选集》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重要文章。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员教育逐步走向正常。
1982年，县委党校调整充实教学力量。着重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加速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邓小平文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1983年，宣传部、党校合办六期党员干部培训班，1462人参加学习。
1984年初，组织780人，参加整党骨干训练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及《党员必读》、《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重要文献。作为整党的思想准备。当年，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和广大干部学习整党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每月集中学习三天。
1985年，县四大班子领导成员，参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省统一命题考试，平均成绩90分以上。
纪律检查
中共蒙城纪委机构负责人简表
党纪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县内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斗争残酷，教育党员严格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本县杨子仪、卢锡璜等4名党员以经商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民国29年(1940年)3月28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惨遭酷刑，坚贞不屈，4月4日夜被活埋于城东六里王。建国后，作为执政党，各级党组织教育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在反匪反霸、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教育党员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带头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在整风整社中，教育党员纠正“五风”，落实“三级所有”，搞好多种经营。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及党中央有关加强党风建设的指示，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廉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对党员进行教育。对突出的或带普遍性的违纪处理，及时发通报，吸取经验教训。
违纪处理1950年，处理反匪反霸中的8名违纪党员，撤职3人，警告4人，劝告1人。1952年“三反”、“五反”中，处理违纪党员38人，开除党籍20人，留党察看4人，撤职4人，警告9人，劝告1人。1954年，开除党籍6人，留党察看5人，撤职3人，警告6人，劝告2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2人，均开除党籍(后全部甄别平反)。1959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3人，开除党籍6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4人。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定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等170人。开除党籍20人，留党察看32人，撤职29人，严重警告48人，警告41人。
十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处理269人，开除党籍114人，留党察看50人，撤职22人，严重警告45人，警告38人。
1982—1985年，为维护党的纪律，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处理139人。其中开除党籍30人，留党察看35人，撤职25人，严重警告21人，警告28人。
复查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处理一些人。1961年开始，对过去的案件本着严肃谨慎、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认真甄别。其中，1962年复查144件，维持原结论25件，全错全平81件、部分改正的38件。1963年复查77件，维持原结论15件，全错全平56件，部分改正的6件。
1977年，开始复查“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案件，当年复查5件全错全平；次年复查6件，部分改正。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列为党委的一项中心任务。到1985年，共复查204件，其中维持原结论的41件，全错全平的51件，部分错部分改正的112件。
干部工作
干部队伍建国前，党在武装斗争中发展的干部队伍，由县委统管。1956年，根据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大胆、大量、坚决、破格、正确的挑选和提拔干部”的方针，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复员军人、高小、初中学生、雇用转正人员中共招收提拔干部333人。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处理了一批干部。1958年，干部队伍增至4114人。1959—1963年干部队伍基本稳定。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处理一部分干部，吸收部分干部，干部队伍处于发展、整顿、再发展、再整顿的状况。1965年底，干部队伍有3858人。“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受摧残，干部的作风、纪律、团结等受破坏，坏人乘机混入干部队伍，造成组织、思想、作风不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干部数量逐年增加。1979年后，开始清除“三种人”(紧跟“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按照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选拔干部的标准，提拔任用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分配安排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招聘一批待业和回乡知识青年及专业技术人才。
干部培训建国初期，大多数干部文化水平低，重点提高文化水平。1956年全县2147名干部参加文化、理论和业务学习，占干部总数的70.1%。其中：文化补习1498人，扫盲76人，离职学习9人。去省、地委党校学习的126人，专业学习的121人；去县党校、农训班及专业训练班学习的317人。
1958年，开办一大批培养干部“红透专深”、“能文能武”的红专学校，以劳代训，培训逐步流于形式。年底，开办红专学校计5399所，学员38万余人(据当时记载)。
“文化大革命”时期，干部培训的内容为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服务，1978年后，开始拨乱反正。为提高干部的素质，先后输送干部到省、地党校或干校脱产学习；分期分批地在县党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还有一批党员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到高等院校学习，几年来先后培训干部计5000余人次。在培训中，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等知识。学习期满考试，并把考试成绩作为选拔和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老干部工作1979年5月25日，成立县干部工人退休退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81年4月9日，成立县委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83年12月2日，成立县委老干部局，编制8人。
1984年统计离休干部425人。其中，红军老战士1人，抗日战争时期64人，解放战争时期380人；地专级3人，县级70人。授予离休荣誉证者271人。
对离休干部坚持政治待遇不变，经济待遇从优的原则。在政治待遇上保证离休干部参加会议，学习文件，过党的组织生活和参观工农业项目。每逢县党代会、人代会、政治协商会、职代会各种庆祝会和先代会，分别邀请赵保安、姚丹成、张延平、张明寅、薛秀峰、马克强、李一峰、李连友等老红军及县级以上的离退休干部上主席台。同时组织县处级以上离休干部每月两次到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文件。离退休干部党员参加原单位党组织生活，离退休人员较多的单位可单独建立支部。
1984年4月，县组织首批离休干部10人，考察农村12个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10月，10名担任校外辅导员的离休干部赴颍上县小张庄、阜阳市老干部活动室、地区印刷厂、阜阳柴油机厂参观。
在医疗保健方面，从1981年始，离休干部每年体检一次。1982年举行离休干部保健讲座一期。6月，兴建老干部病房。1983年1月，医药费实报实销。2月，第一栋老干部病房11间，病床20张投入使用。1984年5月5日，成立老干部保健技术指导组。7月，第二栋老干部病房和食堂共15间竣工，用款6.5万元。新增病床30张，配医师、护士12人。
在商品供应方面，从1982年起，设老干部专柜13个，老干部凭优待卡购买粮、油、烟、酒及影剧票。节日发证，供应名牌优质产品。1984年6月，对老红军、地专级、高龄、病残和住干休所的16名离休干部特殊照顾，服务上门。
在住房方面，从1981年始，每年解决一批建房木材、毛竹、砖瓦，逐年增建一些新房，调整翻新部分旧房。
在用车上，1982年6月，配吉普车一辆，为老干部学习、开会、看病专用车。
对离退休干部子女也尽量作妥善安排。1979年—1981年安排离休干部子女就业21人，1982年安排就业51人，1983年安排就业84人。其子女升学、入伍等优先安排。
离退休干部原福利待遇不变。1982年始，每人每年增加150元特需经费。
在文体活动方面，1983年11月，县举办鹤翔庄气功老干部学习班，72人参加了学习。
1984年4月1日，县首次离退休干部象棋赛在县老干部中心活动室举行。12月23日，县中老年长跑赛在体委运动场举行。
积极发挥老干部的余热作用。1982年，离休干部二人到一中、蒙师、公安局等单位巡回宣传新宪法，受教育者2100多人次。“六一”儿童节，县直老干部集资257元人民币为县直第一、第二幼儿园购买图书、玩具和衣服。
1983年8月，县政协等单位的四名离休老干部帮助城关举办法纪学习班。当年，老干部局聘请10人到城关镇的10所小学任校外辅导员。1984年，离休干部李连友等11人深入农村对“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进行考察，向县委提出保护“两户一体”的合法权益及减轻农民负担等合理化建议。自1984年以来，县及直属单位聘请38名离休干部参加编修党史和地方志的工作。
落实干部政策1961年，对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受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1978年4月，成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工作人员18名，各区乡和县直机关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全县抽调470多人，认真复查案件。
对“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处理的335件案，复查处理330件，其中全错全平的19件，部分错部分平的94件，基本不错的217件。恢复公职9人，恢复党籍的16人。已复查结案330件中，属于公、检、法复查处理的45件。其中，全错的5件，部分错的6件，基本不错的34件。复查历史老案(包括建国前的案件，不包括“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案件)151件。“文化大革命”中基层干部案1254件，反右派斗争416件，1959年反右倾案件4件，按照中央精神予以平反。
根据党的现行政策规定，对已平反纠正后的人员，进行妥善安置。收回(包括家属)安置工作的208人，照顾子女就业18人，收回城镇入户的9户34人；作退休退职13人；死亡抚恤的75人。原县拖拉机站站长杨学文，“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迫害致死，全家下放农村。复查工作开始后，县委为他开追悼会，家属子女收回城镇落户，照顾子女就业二人，其余享受抚恤，经济上又给予重点困难补助。其家属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过去的千仇万恨我们恨透了“四人帮”，现在我们无比感谢党中央，全家人永远跟党走。
根据省委规定，平反人员每人发给补助费300元以下，还补发了部分工资。
统一战线工作
团结抗日民国28年(1939年)，中共蒙城县委领导青年抗敌协会，揭露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争取团结中间派共同抗日。中共蒙城县委书记张辑五任县国民政府督导员，同国民党县长马忍言、军事科长谷步扬密切合作，反对投降卖国，打击顽固势力，处决豪绅李麟阁。楚村绅士康宪章、民众教育馆长鲍景文、董集大地主武济五等支持抗日，武济五一次就资助青抗会活动经费30块银元，县党部书记张干委任青抗会员马敦五为《蒙城日报》编辑，邵光、卢锡球为记者。青抗会会员经常到邵亚宾等私人办的学校，给学生教唱抗日歌曲。县城一度成为青抗会的活动阵地。
知识分子工作建国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1957年，一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先后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批判，1978年后开始复查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积极慎重地发展知识分子入党。1983年发展82名，占全县新党员的37.5%。1984年，机构改革，选拔228名年轻、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占新班子的47%。其中进入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班子的24人，进入部、委、室、办、局班子的64人。区、乡正副职40人，股级100人。1985年，先后为知识分子的家属子女报入城镇户口15户，56人，按级别其家属和子女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农转非)29户，113人，安排子女就业84人。县大豆原种场高级农艺师、全省有名的小麦、大豆育种专家丁震亚被吸收入党，并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非党知识分子被选为人大副主任1人，人大常委2人，政协副主席2人，政协委员31人。
起义投诚人员工作建国初按照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使用起义投诚人员。1955年后，因受“左”的路线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批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或判刑。1979年7月，成立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普查212人，需要落实政策的36件33人，全部落实。其中，重新安排工作20人，办理农转非户口3人，撤销原判10人(死亡1人)，补发工资的3人。作退休安排的4人，恢复政治名誉10人，生活确有困难的，定期补助16人。1982年，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每人每月发给12元定期补助。原国民党军队团级军官毕全民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原国民军中校炮兵大队长黄世奎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85年11月，发给213名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证书(其中移居外地的40余人)。登记原黄埔军校学员。定期补助起义投诚人员13人，全年发放2280元。
民族工商业者工作1949年10月，吸收民族工商业者参加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选工商业代表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历届人民代表大会，都选出一定比例的工商业代表参加，倾听他们对发展本县工商业的意见。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民族工商业者统称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1979年，新设“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区别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专人办公。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确立为劳动者身份。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工商业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落实政策，对三户工商业者原被扣减的工资计1998.58元全部补发，6户领取定息款2760元，退回7户被挤占的私房7间。
“三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受歧视，“三胞”信件，其家属不敢接收，大多数“三胞”与县内亲属失去联系，不敢回乡。1979年，设外事组，1984年设立外事侨务办公室，对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处理的“三胞”亲属落实政策。金融、商业、物资部门，认真贯彻“便利侨汇，服务同胞”的侨务政策。县、区年终召开“三胞”亲属座谈会，各级领导鼓励支持他们和亲属通信联系，办理护照探亲，“三胞”向国内汇款逐年增多。其中，1979年收侨汇4800元(以人民币计算)，1980年8450元，1981年12600元，1982年25050元，1983年47800元。1984—1985年间共收侨汇168800元。1985年统计全县海外华侨61人(户)(已入外籍未计)，分散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巴西、马来西亚、玻利维亚、澳大利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西班牙、西德和巴基斯坦等国。台湾同胞186人(户)，港澳同胞61人(户)，合计308人(户)，侨眷、“三胞”亲属1000余人，历年来安排工作11人，收回城镇户口13户61人。退回私房19户，67间。吸收为县政协委员的7人，选为县人民代表的3人。
党史资料征集和编写
1959—1960年县委组织人员编写《蒙城县革命斗争简史》初稿。
1981年12月，成立“中共蒙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6年改为“中共蒙城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聘请邵光、卢锡球、陈宝涧为顾问，下设办公室。各区(镇)成立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配有专人负责。先后访问老同志180多人，召开各类型座谈会百余次，征集回忆资料630份，120多万字；人物资料165份，40万字；文献资料160份，96万字；报刊资料70份，21万字；照片500张，文物12件，录音磁带170盘，编写专题资料80余篇，45万字；出简报35期，20余万字。编印《蒙城县党史资料目录》一本，10万字；《蒙城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一本，4万字；出版《蒙城县党史资料》丛书三本，40万字；编写《中共安徽省蒙城县组织史资料》初稿一本，20万字。并在中央和省地党史刊 物发表30多篇文章，被评为全省和阜阳地区先进单位。同时，各区(镇)也征集大量资料，编印区(镇)党史资料汇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