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隅，北纬33°20′至33°47′，东经115°53′至116°33′，北接河南省永城县，西邻本省亳县，东壤蒙城、宿县，南界阜阳、利辛，面积2102平方公里。
雉河集是捻军起义的会盟之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政府为防止再次爆发农民起义，在亳、阜、蒙、宿四州县接壤处设立新县，以雉河集为县治，循北魏古郡名，定县名为涡阳。
涡阳地势平坦，沟河纵横，道路宽阔平直，林网田园井然，集镇分布有致，是以产粮为主的农业县。1983年，全县设15个区，74个乡，计1009627人。除极少数藏、壮、满、高山等民族外，汉族居首，回族次之。回族大部聚居在县境西北的义门镇。
涡阳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适中，无霜期较长。年平均气温14.6℃；最热的天气在7月份，极端最高气温41.2℃最冷的天气在1月份，极端最低气温-24℃。年降水量平均为809.3毫米，降水量最多的月份在7月，多雷暴雨，降水最少的月份在12月。年平均积温超过本县主要农作物生育期需要的积温；年平均降水量比本县主要农作物生育期需要的雨水少100多毫米。以现有的水利设施，县境能拦蓄储备地表水5900万立方米；此外，浅层地下水，年总储量3.94亿立方米，可以弥补其需水量的不足。地下矿藏，以煤炭资源最为丰富，总储量7亿吨，多为焦煤。县境东北的石弓山，产大理石，花纹五彩艳丽，质地细腻，储量为780万立方米。
涡阳素称“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建国前，屡遭战祸兵燹，路面质量低劣，桥梁毁坏殆尽，涡河航道为县境沟通外界的主要交通命脉。建国后，县境试用砂礓铺筑路面成功，为国内首创。后陆续修筑蒙亳、0908两条公路，分别由东西、南北贯穿县境；濉阜铁路经县境长55公里。全县15个区（镇）晴雨通车，61个乡通公路，基本上形成以县城为中心，蒙亳、0908公路为骨干，区、乡驻地为结点，县区乡公路为织线的公路网。
涡阳民风强悍而淳朴，崇文喜武，人际交往重义。
清道光末年，皖北连年灾荒。清政府为支付鸦片战争赔款，滥立税目，除田赋外，婚丧嫁娶也要纳税；地方土豪劣绅重利盘剥农民，债利高达50％至100％。官逼民反。自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起，涡阳县境的贫苦百姓结捻抢富户，结伙贩私盐，以维持生计，并接济灾民。张乐行为捻主中的佼佼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北伐经皖北，促成各捻间的组合。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农历正月，各路捻主在雉河集山西会馆会盟，标志着捻军已从分散的、无组织的自发活动，转向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斗争。之后，捻军在雉河集近郊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捻军的著名首领张乐行、龚德树、张宗禹、韩奇峰等，都诞生在涡阳的土地上。许多默默无闻的涡阳老百姓，经过战火的考验，不少成为捻军的中坚和英勇善战的将士。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张乐行等率捻军南下，在霍邱境内，与太平天国李秀成部会师。自咸丰七年至十年，捻军人淮南，占领寿州、凤阳、定远等府县，派兵围固始，会师六安；并分兵人湖北、江苏、山东、河南，联合各路农民起义军，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在淮北的捻军，利用村庄四周的地形，掘潦筑坝，在圩寨内结集兵力，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由于捻军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和领导，在清军大队压境时，发生内讧，互相残杀，导致失败。张乐行和许多捻军首领，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惨遭杀害，城乡遍野，均遭清军蹂躏，县境内成为“兔子走成路，黄篙长成树，野鸡满天飞，一庄一盘磨”。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四月，为替张乐行报仇，张宗禹、赖文光率数万名捻军，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在山东曹州全歼僧格林沁部清军后，回攻新立的涡阳县。清政府调集河南、山东、江苏、淮南多路清军，围剿捻军。由于敌众我寡，张宗禹、赖文光等于当日西撤。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赖文光、任化邦与张宗禹分别率东西捻军，转战于豫、皖、鲁、苏、陕、晋、鄂、直隶（今河北）等省，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显赫一时的捻军起义，延时17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谱写下一支辉煌灿烂的乐章。
捻军起义失败不久，又爆发刘朝栋起义。之后，涡阳人民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1926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派魏季高等返涡阳，组建“涡阳党支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启迪民智，在涡阳的大地上点燃了一炬希望之火。1933年7月，成立涡蒙县委，在县境发展200余名党员，建立20多个党支部。共产党员戴天强，执教于西阳小学，组织学生罢课罢考。后因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叛徒告密，县委遭到破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以李晨为首的爱国知识青年，利用当时“第五战区安徽省涡阳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这一合法组织，在县境出版《动员三日刊》，贴壁报，发传单，巡回演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由于淮北地区是共产党发展华中敌后抗战，向东挺进苏北，向西连接中原的前沿阵地。1939年6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四师前身）派任泊生在涡阳县城设立联络站，发展李晨等爱国知识青年入党，7月15日，建立城中党支部，9月6日，彭雪枫率游击支队进驻涡北新兴集，建立豫皖苏边区。是年11月上旬，刘少奇（化名胡服）来新兴集指导工作，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作了重要诣示。之后，在根据地内，成立地方政权，壮大武装力量。1940年1月，在新兴集成立以李晨为主任的涡北民主抗敌联合会，组织和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活动。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军民合作，在涡北兴修水利，开办工厂。自此，涡北根据地成为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联系的纽带，淮北地区的抗日救亡中心。1941年5月，四师东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县政府侵吞胜利果实，派兵北犯，涡北解放区武装被迫西撤。国民党军队、还乡团、土匪，大肆杀戮共产党基层干部及无辜百姓，并在全县滥征税收，肆意扩充地方武装，挑动内战。社会治安混乱，物价飞涨，农田荒芜，工商业倒闭，涡阳人民身经其难。以县城盐价为例，1947年6月26日早晨，法币10万元买1.7公斤，下午仅能买1公斤。义门镇原有二百余家商户，1947年已有40％商户无法开业。龙山一保，计2880亩土地，1946年至1948年5月，荒芜达40％以上。为推翻国民党腐朽的反动统治，支援淮海战役，1946年底至1948年5月，共产党在涡阳境与邻县部分地区建立四个县级政权。涡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送军粮、抬担架、救护伤员，作出了巨大贡献，数以千计的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8年5月，涡阳全境解放。由于连年灾荒，及国民党残兵与匪、特的破坏，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涡阳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向广大贫雇农发放贷款，减征税额，组织生产自救，迅速稳定了人心，使新政权得以巩固。
涡阳是以产粮为主的农业县，1983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9.4％，全县粮食总产9070997担。由于受土壤和气候条件的限制，粮食以麦、豆、红芋为大宗，涡河沿岸部分地区种植少量水稻。建国初，因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落后，小麦平均每亩仅产数十斤。除豆类外，本世纪30年代中期，全县麦、高粱年产40余万担，不敷食用，赖以从蚌埠、怀远等地调入。1948年5月，县人民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放生产救灾贷款727000元。之后，实行土地改革，使用先进农具，推广良种，组织农民兴修水利，防洪排涝，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得到稳步发展。至1957年，农业产值5922.2万元，比1949年的农业产值5067.5万元增长16.8％，全县粮食总产5500000担。1958年“大跃进”，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农业产值急剧下降。1961年农业产值计5070.55万元，退至1949年的水平。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纠正了“左倾”错误，农业生产始得恢复。1964年，县内又有余粮，由国家外调出境。“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农村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农业产值虽年年略有所增，但是，经济作物、副业生产、家禽家畜饲养则受到种种限制，每况愈下。加之管理体制上的缺陷，以及部分社队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粮食的成本逐年增加，导致全县出现不少高产的穷队。以1974年为例，全县社员每人每年从集体仅分得36元现金。1975年后，县内组织23万名社员，治理沟河，兴修排灌设施。由于工程开支浩大，促使人民公社加大积累，社员应得的粮、款相应地减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1981年3月，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全县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纠正了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发展了专业户、重点户，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并逐步转向商品化。该年底，农业产值较1980年增加29％；1983年又较1982年增长13.6％。与此同时，改变了长期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的状况，大力发展养殖业，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其中，义门苔干，颜色翠绿，入口清脆，闻名全国，1982年年产约5千公斤。1980年，涡阳列为全国山羊基地县之一，是年，全县收购山羊皮260414张，还收购兔毛32321公斤，荣获外贸部、全国供销总社、农业部的奖状。近年来，渔业生产采取河塘并养，发展迅速，1983年产量已达619吨。
涡阳多水旱灾害。据史载，自建县至县境解放的85年中，历届政府对河道只进行6次宣泄，排灌工程则未建一座。建国后，县委、县政府采取两手措施，为防洪排涝，组织民工清理河道，疏通淤塞；为抗御旱情，兴建水闸、排灌站、打机井等水利设施。35年来，全县水利工程投资5亿8千多万元，完成土石方3.0196亿立方米。建大型枢纽工程1处，中小型涵闸42座，电机灌站174座，打机井8670眼。基本上改变县境“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面貌。
涡阳的林业，解放前，因县境迭遭战火，树木几经砍伐、焚烧，至本世纪40年代未，已由木材输出县变为输入县。解放后，县政府多次提倡植树，但因管护措施不当，收效甚微。1971年，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推动下，根据县境的特点，全县统一规划植树造林。以“四旁”植树为重点，进行农田林网建设，并对植树提出了统一规格标准。是年，全县调动10万人，种植1280万株树木。鉴于60年代的教训，实行严管重罚，以法治林。1972年3月，制定“毁坏一棵树，要保证栽活三棵，罚款五元的管护制度。设护树员分段监督管护。在种植上，采取林路并举，林草结合，乔灌结合，经济林与用材林结合等办法。80年代初，由于农业生产体制的变更，县内曾一度忽视林业生产，少数地区没有处理好砍伐与更新的关系。经发现后，县委、县政府抓住事端，坚决扭转。之后，着重培育和引进优良品种，不断更新和淘汰旧品种，县境林木面积迅速扩大，蓄材量日益增加。果园面积，1983年已发展至6639亩。由于林业的发展，县内气候条件逐年得到改善，风沙显著减少。入夏，村前村后郁郁葱葱，公路两旁林荫遮日。据1983年统计，除更新和死亡外，有树2100多万株，人均27株。建设农田林网140万亩，林木蓄积量均为60多万立方米，林木覆盖面积为7.6％。1983年10月，涡阳出席全国平原绿化会议，评为先进县之一，荣获奖杯、奖状。
解放前，涡阳仅有几个手工业作坊。建国后，本县工业发展迅速，逐步有了化学、食品加工、电力、机械、轻纺等行业。1983年全县工业产值7302万元，为1949年的60倍。35年来，涡阳工业发展道路艰难而曲折。50年代中期，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合并部分作坊为半手工、半机械化的小厂，随之，对这些小厂加以改造、扩大，成为县内初具规模的工厂。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部分工厂因资金、原料不足，能源缺乏，技术力量薄弱，产品销售不畅等原因，先后停产。70年代初，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运行，解决了县内发展工业的能源问题。当时，贯彻发展以“五小”工业（小化肥、小水泥，小农机等）为主的政策，涡阳陆续兴建肉厂、化肥厂、马店袜厂等。据1976年统计，工业产值为1970年的8.7倍。由于不重视管理，片面强调产值，不计生产成本，致使国营工商企业的亏损额随产值上升而增加。以1970年为例，国营企业盈亏相抵，上交给国家的利润为85600元，每一职工提供的利润为110.59元。而1976年却亏损376100元，每一职工提供的利润为负188.22元。1980年，县委、县政府根据本县的现有的工业基础，确定优先发展以酿酒、化工、肉类加工为主体的工业格局。在工业企业内部，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对外调整销售市场，企业的应变活力骤增，产值和利税均有大幅度增长。县肉类加工厂的分割肉，运销加拿大、波兰、丹麦；1981年，高炉酒厂新产品“陈酿酒，浓香馥郁，醇和甘美，被评为安徽省六大名酒之一，1984年被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获铜杯1个；县化肥厂，1980年以后，实行一系列改革，1983年原料、燃料单耗之少居全省首位。乡镇企业，自1980年后发展迅速，至1983年，产值已达2036万8千多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7.8％。
历史上涡阳的商业，集中在义门、高炉、张村、石弓、雉河集等几个集镇，蚌埠为涡阳沟通外界的唯一门户。主要行业有棉布绸缎、百货、杂货、食盐、粮食和饮食业等。许多大小不等的行栈、交易所，经营县内农副土特产品。义门经销的药材运至江浙湖广等省份。1912年，直鲁联军团长王金妮率军入县城，商店多数被抢，商人转移资金，商业一度衰落。20年代，外埠商人觊觎县境的土特产品，来县开设行栈，一边收购，一边倾销洋货。至1927年，县内计54家本地商店被迫停业。国民党县政府为支撑县财政，默许种植罂粟。据1922年统计，全县收洋药税达20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城及高炉、石弓等主要集镇遭日军飞机轰炸，商业一撅不振。解放前夕统计，全县行栈仅有200余家。解放后，商业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商家一般均独立进行经营活动，库存充裕，生意活，经营效果好。据1956年统计，全县销售额达3517万元。1957年至1966年5月，对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大跃进”的冲击，市场供求矛盾尖锐，资金使用混乱。据1958年5月统计，全县商业供销系统，不合理资金占用达318.76万元。1960年起，产销失调，供求矛盾突出，市场管理混乱。经过采取合理分配商品；开放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开展农副产品派购，贯彻奖售政策；部分工业品、食品实行议价供应等措施，1963年，供需矛盾基本得到缓和。1966年6月至1976年期间，前三年，商业机构瘫痪，购销呆滞，经常亏损；后七年，在商业部门搞“以政代企”，划地为牢，使经营渠道闭塞。不少单位不调查市场需求，盲目采购。据1975年统计，全县商业、供销系统，库存积压达2233万元。1977年后，商业机构内部充实调整，开放市场，整顿和恢复各项规章制度。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商业工作，1981年起，改革商业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商业经济责任制，并采取多种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少环节的办法，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改进商品购销形式，据1983年统计，县境国产商品纯购进为16109万元，比1982年增长26.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3727万元，比1982年增长8.3％。全县有个体商户5521户，年营业额为1509万元。
涡阳立县迟，地处偏僻，文化教育事业不及他县。1867年，县内始有第一所书院。小学堂则自1903年由书院所改。涡阳中学迟至1931年才开始创办。解放前，县境战事频仍，学校时停时开，县内大部分青少年依赖私塾，方能识字断句。县境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为学校征聘教师，修整校舍，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据1949年统计，已恢复小学100所，在校学生7400人；中学1所，在校学生307人。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城乡普遍开展扫盲工作。1955年末，全县参加扫盲学习23万人。反右派运动后，教育界深受“左”倾路线危害，教学工作得不到正常开展。经广大教师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造反，教师挨整，学校停课，校舍被毁，教育被摧残至奄奄一息的地步。1977年起，整顿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学校得到稳定的发展。1983年末，全县有小学605所，在校学生144467人；中学40所，学生30605人；师范1所。随着城乡识字人数的增多，广大群众迫切要求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报刊杂志的发行量逐年增加。1983年末，人均订阅报刊0.075份。电影放映队在70年代中期已遍及各区乡。80年代初，县建设电视转播台。县梆剧团少年演出队演出的《穆桂英下山》，由省电视台录相，剧照由省美术出版社印刷成年画，发行10万余套。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出生在涡阳。据《晋书·嵇康传》载，“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秘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今县境东北部，原为铚县境，内有嵇山，距县城30公里，山南有墓，《中国名胜词典》载以嵇康墓，。叠嶂苍茫涣水西，云飞百尺松犹山”，1915年前，墓旁景色如画。县城东南20公里处，有一古冢，“古柏挹翠，黄流襄陵”，据旧志记载，为范蠡冢。时至今日，松柏伐尽，尚存一土冢。县境革命旧址，有捻军会盟的“山西会馆”；张乐行故居；新四军四师司令部旧址。另有彭雪枫德政碑尚座落在新兴集东北隅。
本世纪20、30年代，涡阳曾多次流行霍乱，死者不计其数。1929年初夏，霍乱流行，染病者很少得救，县城四关日出棺材各10余口。黑热病、疟疾、梅毒，以及各种皮肤病，也为县境常见的地方病。由于文化落后，民间又缺医少药，巫婆和庸医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解放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50年代初，组织中西医成立联合诊所，对地方病进行调查、治疗和预防。50年代中期，霍乱、黑热病根治绝迹，并建立和完善了县、区两级医疗机构，医疗水平逐年提高。此时起，对疟疾、钩虫病、脑炎、出血热、麻疹、痢疾的预防成效卓著。1977年，县境全民预防疟疾服药达414.2万人次。1983年末，全县有区级以上医疗机构17个，医务人员555人，病床679张。由县、区级医院，乡村医生组成的三级医疗网络，正趋向完善。县医院能进行高难度的颅脑损伤和中段食道癌切除手术。县中医院肛肠科，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使单纯中医治疗痔疾引起术后大出血的问题得以解决。70年代中期起，县委、县政府组织医务人员，在宣传晚婚、少生、优生的同时，利用先进的节育技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县内大部分适龄夫妇都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
建国35年来，勤劳朴实的涡阳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初步改变了解放前遗留下的贫穷落后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涡阳的经济腾飞起跃。1983年比1979年的工业产值增加63％，农业产值增加90％，财政收入增加82％。涡阳的工农业总产值，1983年为25353万元，比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5191.34万元，增加488％。
涡阳之所以在近4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关键在于党所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深得民心；在于县委、县政府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逐年纠正了“左”的错误，陆续解决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于有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按照宪法规定，1980年成立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县政治协商会议，也都是保证涡阳实行法治，取纳民意的重要机构。全县万余名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聪明才智；勤劳朴实、不畏艰苦的广大工农群众，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创造着财富。
涡阳至今尚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矿藏，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众多的剩余劳动力，涡阳的工业尚待进一步挖掘、改造和发展，农业也存有潜力，涡阳有着雄厚的发展经济的物质基础，这一切急待人才和资金去开发！
发展涡阳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近几年已为涡阳各级领导所认识。并在其各自权力所许可的范围内，为发展涡阳的经济、文化事业作出正确的决策。不久的将来，涡阳将是淮北大地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