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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涡阳县自1919年设警察局，至1938年5月撤销，历时20年。1939年，民国县政府组织军警联合稽查处，先后有国民党军陆庭选部、山军十一路、一二师参与，代行县境的政法职权。1948年5月，县城解放，上述组织解体。1949年3月，涡阳县人民政府下设公安局、司法科。1950年，司法科改为县人民法院。同年11月成立县人民检查署，1954年改为县人民检察院。1968年4月，成立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1969年3月县革委会人保组成立。1973年8月，公检法机构陆续恢复。1980年10月，成立县司法局。
涡阳立县晚，解放前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县境土匪多、吸毒多、娼妓多、赌博多。加之旧社会司法机构时有时无，社会治安无法保障。30年代初，入境大股土匪多达数千人。40年代后，兵匪合一，官匪相通，蹂躏地方，残害百姓。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一面配合解放军，清剿县境土匪、特务和反动会道门，一面采取办感训班，感训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会道门道徒。设立戒烟所，严禁吸毒。严禁赌博和娼妓活动。1950年，县境基本上肃清匪特等危害治安的反动组织。与此同时，设立检察、司法机构。1954年后，在各级政府下设治安保卫委员会和小组，负责维护社会治安。
治安
〔简述〕
清末，县内无专门治安机构。1912年，县行政公署在钱粮柜后空地建瓦房10间，前为监狱，后为拘留处。县行政公署下成立警备队，年支响5780余元。之后，县内治安由县警察局担任（后改为警察所）。城内设分所一处，众兴集、龙山集、花沟集、新兴集、曹市集、义门集、高炉集、临湖铺、青疃集、张村铺、西阳集、刘家集等处，均设有警察分所。1927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由省民政厅委派局长。1932年改为公安科，隶属县政府。各集镇分所旋即撤销。四境治安统由保安队及预备团负责，30年代初，县内负责治安的政警六七百人，“乡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公安警察，计40人，“多无赖分子，持罚款妓赌捐为薪晌，公然出票，滥用刑罚，市民苦之”。1934年，朱国衡任国民党涡阳县县长，下令驱逐原有政警，由“粗识文字者40名充之，按月给饷，照章规定旅费，施以训练”。是年，公安警察全体解散，“另招高小毕业学生20名充之，严加训练。”是年，撤换狱卒，挑选“团队中略有知识士兵补充”，计管狱员1人，看守主任2人，看守12人。1935年，改设区署，县增设警佐1人，每区设巡官1人，警察10名。1936年7月，县政府增设保安警察20名，协助维持县城公安事宜。
1938年5月，日军入县境。之后，县境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48年初，龙山区大王保王怀中母亲被无辜杀害，县无人过问。
解放后，为巩固新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县委、县政府一面剿匪，一面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强化治安，社会秩序迅速得到好转。
〔剿匪〕
1948年5月，县境解放后，部分匪徒负隅顽抗，拒不接受改造。大多活动在涡阳边境地区。1949年春，土匪乘灾荒，在江集、高公、楚店、花沟、佛镇地区，组织所谓“大车队”，妄图抢粮抢钱。县大队、县人武部进行几次剿匪活动，但未全歼。据统计，全县股匪计500余人，仍四出活动。曹市区以周德轩、马朝臣为首的土匪组织，10天抢粮7次。石弓区以高仲法、二老景（冯景先）为首的土匪组织，公开抢粮、派款，攻打区乡政府，连续制造7起暗杀事件。龙山集伪参议员冯瞎子（冯润生），策动区队叛变，操纵土匪钱少卿抢劫龙山集民兵枪枝8支。曾任共产党区长的张西海，叛变革命，纠集13人，枪10余支，活动在曹市、刘村一带，暗杀基层干部。石弓区土匪荆献雨结匪众30余人，机枪一挺，冲锋枪和步枪20余支，以齐山为据点，活动在涡阳、永城、宿县一带，到处抢劫，暗杀农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扰乱社会治安。14股匪、匪首活动及地区如下表。
涡阳县14股土匪、匪首及活动范围统计表
为打击土匪破坏活动，1950年3月初，县政府在高公、石弓、佛镇等处成立剿匪指挥部和工委，先后歼灭13股土匪。另一股顽匪，县公安局出动干警150余人，县大队30余余人，军分区一个营，合力清剿。1950年9月，县境土匪基本肃清。匪首魏德熙、荆献雨、尤朝良、周德轩均被镇压。逮捕土匪900人，击毙334人，关押373人，管制436人。与此同时，逮捕恶霸1398人，枪毙398人，关押810人，管制387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31支，匣枪18支，土盒子83支，汤姆式5支，手榴弹156枚，子弹2887发，委令状52张，文件9件，印鉴9枚，收发报机1台。
1950年春，在标里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胡效礼、王坤结伙60余人，组成“鲁苏豫皖剿匪总司令部”，预谋于5月12日在花沟集、义门集暴动。公安机关于5月11日将为首分子全部逮捕归案。是年8月，以匪团长戴济民为首，组织“爱民军”。特务组织，计划在涡阳城关、凡桥一带进行暴动，被公安局侦察员侦破。逮捕时，戴济民被击毙，其余为首分子归案。此外，还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武振岳为首的“正义党”；以丁孟杰为首的“皖北人民反共救国军涡亳办事处”；以孔庆彬为首的“青年义勇军”和“涡亳大队”，以内调局特务头子徐建元为首的“爱国兄弟大队”；以丁怀贤为首的“人民军”等特务组织。据1955年统计，全县逮捕特务分子309人，枪毙121人，关押149人。
〔取缔会道门〕
据史载，涡阳自1916年始有会道门活动。主要会道门有“天门道”、“圣贤道”、“先天道”、“一贯道”、“天仙道”、“摸门道”、“金丹道”、“九宫道”、“妙道”、“老牛会”、“大刀会”、“红学”、“小红门”、“修身道”等62种。其中，“天门道”以刘金兰为头目，自称尚师皇帝，1949年5月5日，纠集2万余人在涡阳、蒙城、阜阳等地举行大规模暴动，波及15个区，77个乡。袭击县政府1个，区政府6个，乡政府44个，医院二个，工作队2个。由于估计不足，牺牲县委书记以下干部38人，战士百余人，负伤干部7人，战士35人。被抓干部67人。被掠走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小炮1门，长枪267支，短枪21支，公粮1045万公斤，战马4匹。1949年春，石弓以冯传景、冯传德、秦兴隆、徐瞎子为首的天门道，发展道徒2万余人，有步枪60余支，机枪4挺，匣枪4支，汤姆式2支，小炮1门。密谋是年2月2日于石弓、齐山暴动，3月28日攻打丹城区政府，4月9日全面暴动。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特务组织“五县联络办事处”调集石弓部分反动道徒，以“红学”头子冯效恩为首，网罗国民党军残部，在曹市区桥头李庄暴动。1950年11月，西阳以任伯言、吴克棋为首的“天门道”，组织1000余人，在涡蒙结合处岳坊、小涧、张集等地举行暴动。
为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嚣张气焰，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县人民政府决定取缔反动会道门。采取如下措施：
军事清剿县公安局派出侦察员，侦察反动会道门的动向，然后将其头目一网打尽。对拥有武装力量、准备暴动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派出部队进行清剿。1949年4月9日，天门道在齐山召开5个县的道首会议，准备当晚攻打丹城区政府。县大队派出1个连，至丹城地区王双楼捕捉7个会道门头子；县武工队派1个排包围在齐山的道首，击毙道首冯传敏，伤冯传志，与此同时，公安人员逮捕吴桥、尹沟等地反动会道门头子归案。基本上摧毁其反动武装组织。是年夏天，国民党特务组织“第三小组”来涡阳。组长王如松，书记张子仪，组员鲁廷之、盛成波、傅士俊，策动土匪会道门武装暴动。上述活动被公安局侦破，将派遣特务一网打尽。
政治瓦解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12月，组织30人工作队，分7个工作组，与54名区、乡干部，273名基层干部结合，在县内9个区、172个乡，召开党团员会、治保会、训话会、师生会，揭露反动会道门罪恶。受骗上当的道徒主动上缴枪3支、子弹135发，手榴弹29枚，大刀7把，印鉴5枚，神像183尊，香炉1125个，牌子32个，经珠5串，道书59本，证件14张。对犯有严重罪恶的道首，进行捕杀。对犯有一般罪行的进行感化训练。全县共捕会道门头子201人，处决48人，判刑73人、管制16人，举办5期感训班。
〔反动党团登记〕
1948年5月，县境解放。国民党军残部、恶霸、反动会道门与土匪混为一体，破坏经济建设，暗杀共产党干部。1949年3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对国民党政府官员、军队官兵、各反动党团分子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办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旧职人员进行登记，计有46人进行重点登记，并编为小组，以便管理。根据登记名单，县公安局召开登记人员大会，交待政策，分批分期对其进行教育改造。1949年，举办三期感化训练班，每期一个月，共感化训练国民党保级以上人员143人。其中县级5人，区级11人，乡级66人，军队大队长以上3人，中队长8人，副司令1人，特务分子5人，党务人员2人，法律教育人员8人。在感训班中，对王丹山、魏宏杰、何仲豹、葛长庚、张九皋、王之家、丁佑民、王家邦、董潜斋、孙秀峰10名罪犯，分别判处3个月至1年的徒刑。
〔禁毒、禁娼、禁赌〕
据史载，涡阳为产烟区，富豪人家多以鸦片为应酬品。1934年，国民党县政府曾行禁烟令，“肃清公务各关烟灯”，“公务员吸食鸦片，应予免职”。并设立戒烟所，严禁种植罂粟。是年，吸鸦片者显著减少。由于旧政权腐败，种植罂粟者、吸食鸦片者由明转暗。直至解放前夕，也未断绝。
涡阳赌风颇炽，“街头巷尾”，“公然聚赌”。“一般妇女，亦乐之不厌”。民国年间，曾有少数县长下令取缔公开赌场，但设私局开赌场者依然如故。少数人还以开赌场为职业。
30年代上半期，县境商贾往来颇多。县城、各集镇都有明娼暗妓。其“荡则伤风，尤甚于烟赌。”1934年，曾勒劝妓女改业，此风稍煞。1938年5月，日军侵入县境，大部分娼妓逃往界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县政府忙于内战，暗娼增多。
涡阳解放时，县人民政府发布禁令，严禁吸毒、贩毒；严禁娼妓活动；严禁赌博。对娼妓、赌徒，一般采用教育办法，使其悔过自新。50年代初，县境娼妓基本绝迹。与此同时，严禁自由种植罂粟；对吸食鸦片者登记上册，集中控制，强迫戒毒。据50年代初统计，涡阳共有吸毒犯81人，经集中感化，强迫戒毒后，全部悔过自新。惟赌博者至今未绝迹。
〔政保〕
民国时期，国民党县政府为巩固统治，曾制“保民公约”，发表“保民月会口号”，强令百姓执行。
1949年3月，为安定社会秩序，各基层单位，建立群众保卫组织。1945年10月，有治安保卫委员会239个，治安小组2178个，计9147人。治保组织在镇反、维护社会治安中发挥巨大作用。治安干部负责管制反革命分子，争取做好反革命家属工作。1980年，县委、县政府对各区治保组织重新进行审查、整顿，并有计划地配备专职治保干部，1983年末，县直机关主要部门成立保卫股11个，县委成立保卫科，县直26个单位配备保卫干部74人，农村基层治保委员会918个，成员16740人。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条例》等公布后，县政府结合各区实际情况，举办法制教育学习班，狠抓“反心战”、“反腐蚀”教育。印发《关于严禁收听敌台广播的通告》、《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的宣传材料》.深入全县73所中、小学校进行宣传教育。受教育人数达11万人次。
建国后，城乡居民均订过《治安公约》或《守法公约》，1982年5月12日，城关镇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城规民约》。之后，各区人民代表大会陆续通过《乡规民约》。上述民约主要对结伙斗殴、酗酒闹事、赌博、偷盗、破坏树木花草、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侵占集体耕地、倒卖影剧票、租售淫秽书刊、照片、录音带等不法行为处以罚款和行政处分，以便加强治安、文化、卫生、交通管理，努力把县城和集镇建成文明城镇。公约制定以来，取得一定成效。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文革”期间，由于治安混乱，县内出现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983年末统计，全县共有外地流入妇女287人。其中外省211人，本省58人；已婚56人，未婚213人。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需要解救的74人，已解救34人，其中24人是有夫之妇。公安人员经过侦察，捕获拐卖妇女犯15名。已判刑处理。
1979年后，由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县内一小撮亡命之徒，在城乡扰乱社会治安。是年，在县城发生抢人武部军械仓库事件。县城又发生闯进民宅、开枪杀人；持刀抢劫储蓄所等案件。在农村也不断发生凶杀案件。偷盗、拦路抢劫、强奸等现象比以往增加。为确保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3年2月，县委、县政府统一组成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工作队24个，计500余人；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举办45期法制学习班。是年11月，全县共破获犯罪团伙63个，流氓团伙23个，盗窃团伙28个，抢劫团伙58个。共清理积案1450起，其中当年积案47起。收缴犯罪分子凶器385件，火枪12支，子弹16发，炸药3包，雷管25个。自此，凶杀、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有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日趋好转。
〔户籍〕
1932年10月，涡阳编查保甲制。由于组织松散，管理紊乱，错误甚多，1935年春，国民党县政府调集保长集训1个月，并招收初中毕业生140人，设立保甲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各区整理保甲，限两个月完成。是年末，动员职员、联保书记、教育委员编查户口，抗日战争后，县境多次沦为战场，户籍无人管理。
1949年，成立户口登记委员会，抽调249人，组成工作队，开展城镇人口登记。登记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宣传动员，安定秩序；第二步划分地段，组织登记；第三步钉街牌、门牌、发户口本。全县共登记6个镇，27条街道，3264户，13985人。登记后，由公安局派出所负责户籍管理。出生、外迁、内移，一律经公安局批准，方可履行手续。死亡要注销户口。公安部门经常开展全城性大检查，以便管理流动人口，杜绝危害社会治安因素。农村人口，一般每年终呈报一次。
1982年，全县开展户口整顿和人口普查，对全县农业、非农业人口普遍换发户口簿，城镇设立重点人口档案。
涡阳县1949年至1983年人口变动统计表单位：人
〔特殊行业管理〕
建国后，对船只、旅社、刻字等特殊行业加强管理。船只管理：1949年共发船户证769户，3578人，编成82组。店铺、旅社管理：解放初，县城内共有住客的商业店铺73户，编7个组，每户有循环簿两本。所登记的旅客，由店铺主送往公安局审阅，公安部门根据情况，及时查铺，确保安全。刻字铺管理：刻字铺开业，需有工商局发许可证，由公安局登记方可。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刻图章，必须先向公安局报告，待批准后方可篆刻。公安部门按月逐条查对。
〔消防〕
本世纪30年代前，涡阳县无消防队组织。民间消防，主要依靠邻里互助，以井水和坑水为水源。1934年，从壮丁队抽10名士兵，学习消防技术，在新华街设警钟1座，购置救火机2架。抗日战争后，人员四散，设备损失。
1949年，县城从18岁至40岁的青壮年中选拔义务消防队员130人，编为1个中队，5个分队，分队下属2个班。1956年，县建立消防队2个，消防小组54个，共有消防队员649人。1959年，由于管理松散，消防队组织流于形式。是年全县发生火灾75起，损失4万余元。之后，县境火灾骤增。据不完全统计，自1961年至1965年，全县计发生大小火灾事故199起。其中，1962年4月17日夜11时许，涡河闸工棚发生火灾，烧毁工棚131间，机电房4间，打面机1部，建闸工具4000余件；烧死2人，伤5人，直接损失计1154700元。为此，1965年，县公安局成立专业消防队。是年5月1日，公安消防队一律实行义务兵役制。1980年，消防工作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汁，帮助重点防火单位，建立防火档案，制定防火措施，培训义务消防队员，每年午季举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县专业消防队加强一人两盘水带连接，二人五盘水带连接，攀登两节拉梯、挂勾梯，翻越3.5米障碍，扑灭油池、桶、罐火灾害等技术训练。自此，县境火灾事故迅速减少。1983年来，县专业消防队计16人，各企业消防组织30个。
消防器材：1958年主要为灭火器、水桶、太平缸。1967年后增加消防车、灭火工作服、钢盔、腰带。1983年末，县消防队有消防车2辆、水袋46盘、手压泵2台、水枪6个、灭火工作服20套。
司法
〔简述〕
1912年后，县行政公署内设科分管司法，知事兼审判长，审理主要案件。检察、法院均未在县设立机构。1936年7月25日，县成立司法处，设审判官1人，主任书记官1人，书记官1人，法医1人。县长兼办检察事务及司法行政。1937年，县长兼任军法官，军法承审也由县长兼任。一切案件均由县长署名处理，重大案件由法院处理。经军法处理的案件，需呈保安司令部核准执行。以复核代替上述，剥夺当事者上述权利。根据部颁规定，各级法院受理案件，以诉讼价值作限制。抗日战争时，县司法处撤销，司法行政事务由县政府内分管民政的兼办。由于战争频仍，司法行政事务基本上无人问津，上述情况，一直延至1943年5月国民党县政府垮台。
1949年4月，县人民政府内设司法科。1950年10月，改为人民法院。是年11月，县成立检察机构，至此，县境第一次有完整的政法管理机构。“文革”期间，公检法曾一度合并。1979年，恢复县人民检察院。为加强检察工作，分设刑事，法纪、经济检察三个组（科）。
〔检察〕
刑事检察1950年1月，设立刑事检察。
1950年至1983年几个主要年份刑事检察统计表
法纪检察1979年4月，县检察院开办法纪检察工作。1980年至1981年，受理7件。其中，立案2件，起诉1件，批捕1件。1982年受理8件。其中，立案2件，起诉2件，批捕1人，1983年，接地区公安处通知，法纪检察案件列入打击刑事犯罪数内。
经济检察县内受理经济检察始于1980年。1981年，共受理各种经济案件40件。其中盗伐、滥伐林木案33件，贪污案5件，玩忽职守造成经济损失案2件。计为国家追回赃款、赃物折人民币3万元。1982年，受理34件。其中，立案15件，计17人；起诉13件，计15人；免诉1件1人；未结1件1人。挽回经济损失4.1万元。1983年，受理26件，计36人。其中立案10件，计14人；逮捕10件，计12人；起诉5件5人；免诉2件2人；未结3件5人。挽回经济损失16900元。
监所检察1979年起，县确定1名检察员负责监所检察。查狱政执行、伙食管理、卫生防疫、劳动条件、教育深度等。一月一小查，一季一大查。1979年6月25日至28日，对县看守所10个号房进行全面检查。其狱政执行基本上符合法令规定，存在的问题已报告上级，即得到纠正。
〔审判〕
司法审判1949年至1953年，施行三级两审制。1954年后，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法律程序进行。
1950年至1983年几个主要年份县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收结统计表单位：件
1978年10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县组成7人复查小组，复查自1949年来的冤假错案件。其中，1949年至1965年复查201件，宣告无罪135件，免予刑事处分27件，减刑1件。1966年至1976年复查516件，宣告无罪77件，免予刑事处分16件，减刑9件。1977年至1982年，复查135件，宣告无罪21件，免予刑事处分2件，减刑4件。
〔公证、律师〕
1956年秋，人民法院内设公证室，专司公证合同。1958年，共办理公证手续446件。其中，公私之间合同170件，公家与手工业之间合同75件，农社之间的合同575件，国营与公私合营之间的合同136件，收养子女合同2件，其他合同121件。
县法律顾问处，1965年7月成立，有专职律师。两年后，受“左”的路线干扰，法律顾问处与公证室均撤销。1981年，恢复法律顾问处与公证处。是年至1983年公证25件。其中有关经济问题138件，计收费3235元。律师顾问案件575件。其中刑事辩护42件。代书诉讼105件，法律咨询378件，民事代理5件，计收费3520元。
〔民事调解〕
县人民法院自1950年起受理民事案件。1952年，以乡为单位，建立调解委员会。全县共建调解委员会224个，调解小组1795个。是年统计，调处民事纠纷4729件，轻微刑事案件1672件。1955年，县设民事审判庭。江集、义门、龙山3地区设人民法庭。1958年，改调解委员会为调处委员会。是年，全县建立调处委员会251个，调处小组2347个。“文革”期间，调解工作中断。1978年恢复调解机构。据1983年统计，全县有41个乡建立调解领导小组，438个行政村建立调解委员会。全县调处民事案件3038件。其中，婚姻纠纷890件，房屋纠纷792件，牲畜农机纠纷354件。
县内民事案大致有以下10类：婚姻纠纷。离婚后财产生活费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房屋纠纷、债务纠纷、赔偿纠纷、继承纠纷、山林水利及其他属民事方面的纠纷。1952年至1953年，婚姻纠纷占年发生民事纠纷的78%以上。80年代后，财产纠纷的案件显著增加。
〔法制宣传〕
县内法制宣传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壁报橱窗宣传解放初期，县城、农村集镇，在墙壁上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城修建长30米的橱窗，宣传《刑法》、《诉讼法》及五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间或进行惩治犯罪活动宣传。图文并茂，效果良好。
召开公判大会抓住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案件公开审判，每年进行1至4次。1983年，县直召开4次公判大会，参加会议者达1.5万人次。对已判决的案件，分别解到15个区镇和发案地公开宣判，受教育人数达15万人。会后收到检举信100多件。
开庭审理案件对于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全部实行开庭审判。1983年10月29日，公开审理故意杀人犯郭玉杰杀害县人民医院院长焦正旺一案，从宣读起诉，庭审调查，至合议庭评议，均依《刑法》有关条例进行。
涡阳立县晚，解放前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县境土匪多、吸毒多、娼妓多、赌博多。加之旧社会司法机构时有时无，社会治安无法保障。30年代初，入境大股土匪多达数千人。40年代后，兵匪合一，官匪相通，蹂躏地方，残害百姓。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一面配合解放军，清剿县境土匪、特务和反动会道门，一面采取办感训班，感训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会道门道徒。设立戒烟所，严禁吸毒。严禁赌博和娼妓活动。1950年，县境基本上肃清匪特等危害治安的反动组织。与此同时，设立检察、司法机构。1954年后，在各级政府下设治安保卫委员会和小组，负责维护社会治安。
治安
〔简述〕
清末，县内无专门治安机构。1912年，县行政公署在钱粮柜后空地建瓦房10间，前为监狱，后为拘留处。县行政公署下成立警备队，年支响5780余元。之后，县内治安由县警察局担任（后改为警察所）。城内设分所一处，众兴集、龙山集、花沟集、新兴集、曹市集、义门集、高炉集、临湖铺、青疃集、张村铺、西阳集、刘家集等处，均设有警察分所。1927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由省民政厅委派局长。1932年改为公安科，隶属县政府。各集镇分所旋即撤销。四境治安统由保安队及预备团负责，30年代初，县内负责治安的政警六七百人，“乡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公安警察，计40人，“多无赖分子，持罚款妓赌捐为薪晌，公然出票，滥用刑罚，市民苦之”。1934年，朱国衡任国民党涡阳县县长，下令驱逐原有政警，由“粗识文字者40名充之，按月给饷，照章规定旅费，施以训练”。是年，公安警察全体解散，“另招高小毕业学生20名充之，严加训练。”是年，撤换狱卒，挑选“团队中略有知识士兵补充”，计管狱员1人，看守主任2人，看守12人。1935年，改设区署，县增设警佐1人，每区设巡官1人，警察10名。1936年7月，县政府增设保安警察20名，协助维持县城公安事宜。
1938年5月，日军入县境。之后，县境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48年初，龙山区大王保王怀中母亲被无辜杀害，县无人过问。
解放后，为巩固新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县委、县政府一面剿匪，一面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强化治安，社会秩序迅速得到好转。
〔剿匪〕
1948年5月，县境解放后，部分匪徒负隅顽抗，拒不接受改造。大多活动在涡阳边境地区。1949年春，土匪乘灾荒，在江集、高公、楚店、花沟、佛镇地区，组织所谓“大车队”，妄图抢粮抢钱。县大队、县人武部进行几次剿匪活动，但未全歼。据统计，全县股匪计500余人，仍四出活动。曹市区以周德轩、马朝臣为首的土匪组织，10天抢粮7次。石弓区以高仲法、二老景（冯景先）为首的土匪组织，公开抢粮、派款，攻打区乡政府，连续制造7起暗杀事件。龙山集伪参议员冯瞎子（冯润生），策动区队叛变，操纵土匪钱少卿抢劫龙山集民兵枪枝8支。曾任共产党区长的张西海，叛变革命，纠集13人，枪10余支，活动在曹市、刘村一带，暗杀基层干部。石弓区土匪荆献雨结匪众30余人，机枪一挺，冲锋枪和步枪20余支，以齐山为据点，活动在涡阳、永城、宿县一带，到处抢劫，暗杀农村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扰乱社会治安。14股匪、匪首活动及地区如下表。
涡阳县14股土匪、匪首及活动范围统计表
为打击土匪破坏活动，1950年3月初，县政府在高公、石弓、佛镇等处成立剿匪指挥部和工委，先后歼灭13股土匪。另一股顽匪，县公安局出动干警150余人，县大队30余余人，军分区一个营，合力清剿。1950年9月，县境土匪基本肃清。匪首魏德熙、荆献雨、尤朝良、周德轩均被镇压。逮捕土匪900人，击毙334人，关押373人，管制436人。与此同时，逮捕恶霸1398人，枪毙398人，关押810人，管制387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31支，匣枪18支，土盒子83支，汤姆式5支，手榴弹156枚，子弹2887发，委令状52张，文件9件，印鉴9枚，收发报机1台。
1950年春，在标里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胡效礼、王坤结伙60余人，组成“鲁苏豫皖剿匪总司令部”，预谋于5月12日在花沟集、义门集暴动。公安机关于5月11日将为首分子全部逮捕归案。是年8月，以匪团长戴济民为首，组织“爱民军”。特务组织，计划在涡阳城关、凡桥一带进行暴动，被公安局侦察员侦破。逮捕时，戴济民被击毙，其余为首分子归案。此外，还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武振岳为首的“正义党”；以丁孟杰为首的“皖北人民反共救国军涡亳办事处”；以孔庆彬为首的“青年义勇军”和“涡亳大队”，以内调局特务头子徐建元为首的“爱国兄弟大队”；以丁怀贤为首的“人民军”等特务组织。据1955年统计，全县逮捕特务分子309人，枪毙121人，关押149人。
〔取缔会道门〕
据史载，涡阳自1916年始有会道门活动。主要会道门有“天门道”、“圣贤道”、“先天道”、“一贯道”、“天仙道”、“摸门道”、“金丹道”、“九宫道”、“妙道”、“老牛会”、“大刀会”、“红学”、“小红门”、“修身道”等62种。其中，“天门道”以刘金兰为头目，自称尚师皇帝，1949年5月5日，纠集2万余人在涡阳、蒙城、阜阳等地举行大规模暴动，波及15个区，77个乡。袭击县政府1个，区政府6个，乡政府44个，医院二个，工作队2个。由于估计不足，牺牲县委书记以下干部38人，战士百余人，负伤干部7人，战士35人。被抓干部67人。被掠走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小炮1门，长枪267支，短枪21支，公粮1045万公斤，战马4匹。1949年春，石弓以冯传景、冯传德、秦兴隆、徐瞎子为首的天门道，发展道徒2万余人，有步枪60余支，机枪4挺，匣枪4支，汤姆式2支，小炮1门。密谋是年2月2日于石弓、齐山暴动，3月28日攻打丹城区政府，4月9日全面暴动。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特务组织“五县联络办事处”调集石弓部分反动道徒，以“红学”头子冯效恩为首，网罗国民党军残部，在曹市区桥头李庄暴动。1950年11月，西阳以任伯言、吴克棋为首的“天门道”，组织1000余人，在涡蒙结合处岳坊、小涧、张集等地举行暴动。
为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嚣张气焰，保卫革命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县人民政府决定取缔反动会道门。采取如下措施：
军事清剿县公安局派出侦察员，侦察反动会道门的动向，然后将其头目一网打尽。对拥有武装力量、准备暴动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派出部队进行清剿。1949年4月9日，天门道在齐山召开5个县的道首会议，准备当晚攻打丹城区政府。县大队派出1个连，至丹城地区王双楼捕捉7个会道门头子；县武工队派1个排包围在齐山的道首，击毙道首冯传敏，伤冯传志，与此同时，公安人员逮捕吴桥、尹沟等地反动会道门头子归案。基本上摧毁其反动武装组织。是年夏天，国民党特务组织“第三小组”来涡阳。组长王如松，书记张子仪，组员鲁廷之、盛成波、傅士俊，策动土匪会道门武装暴动。上述活动被公安局侦破，将派遣特务一网打尽。
政治瓦解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12月，组织30人工作队，分7个工作组，与54名区、乡干部，273名基层干部结合，在县内9个区、172个乡，召开党团员会、治保会、训话会、师生会，揭露反动会道门罪恶。受骗上当的道徒主动上缴枪3支、子弹135发，手榴弹29枚，大刀7把，印鉴5枚，神像183尊，香炉1125个，牌子32个，经珠5串，道书59本，证件14张。对犯有严重罪恶的道首，进行捕杀。对犯有一般罪行的进行感化训练。全县共捕会道门头子201人，处决48人，判刑73人、管制16人，举办5期感训班。
〔反动党团登记〕
1948年5月，县境解放。国民党军残部、恶霸、反动会道门与土匪混为一体，破坏经济建设，暗杀共产党干部。1949年3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对国民党政府官员、军队官兵、各反动党团分子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办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旧职人员进行登记，计有46人进行重点登记，并编为小组，以便管理。根据登记名单，县公安局召开登记人员大会，交待政策，分批分期对其进行教育改造。1949年，举办三期感化训练班，每期一个月，共感化训练国民党保级以上人员143人。其中县级5人，区级11人，乡级66人，军队大队长以上3人，中队长8人，副司令1人，特务分子5人，党务人员2人，法律教育人员8人。在感训班中，对王丹山、魏宏杰、何仲豹、葛长庚、张九皋、王之家、丁佑民、王家邦、董潜斋、孙秀峰10名罪犯，分别判处3个月至1年的徒刑。
〔禁毒、禁娼、禁赌〕
据史载，涡阳为产烟区，富豪人家多以鸦片为应酬品。1934年，国民党县政府曾行禁烟令，“肃清公务各关烟灯”，“公务员吸食鸦片，应予免职”。并设立戒烟所，严禁种植罂粟。是年，吸鸦片者显著减少。由于旧政权腐败，种植罂粟者、吸食鸦片者由明转暗。直至解放前夕，也未断绝。
涡阳赌风颇炽，“街头巷尾”，“公然聚赌”。“一般妇女，亦乐之不厌”。民国年间，曾有少数县长下令取缔公开赌场，但设私局开赌场者依然如故。少数人还以开赌场为职业。
30年代上半期，县境商贾往来颇多。县城、各集镇都有明娼暗妓。其“荡则伤风，尤甚于烟赌。”1934年，曾勒劝妓女改业，此风稍煞。1938年5月，日军侵入县境，大部分娼妓逃往界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县政府忙于内战，暗娼增多。
涡阳解放时，县人民政府发布禁令，严禁吸毒、贩毒；严禁娼妓活动；严禁赌博。对娼妓、赌徒，一般采用教育办法，使其悔过自新。50年代初，县境娼妓基本绝迹。与此同时，严禁自由种植罂粟；对吸食鸦片者登记上册，集中控制，强迫戒毒。据50年代初统计，涡阳共有吸毒犯81人，经集中感化，强迫戒毒后，全部悔过自新。惟赌博者至今未绝迹。
〔政保〕
民国时期，国民党县政府为巩固统治，曾制“保民公约”，发表“保民月会口号”，强令百姓执行。
1949年3月，为安定社会秩序，各基层单位，建立群众保卫组织。1945年10月，有治安保卫委员会239个，治安小组2178个，计9147人。治保组织在镇反、维护社会治安中发挥巨大作用。治安干部负责管制反革命分子，争取做好反革命家属工作。1980年，县委、县政府对各区治保组织重新进行审查、整顿，并有计划地配备专职治保干部，1983年末，县直机关主要部门成立保卫股11个，县委成立保卫科，县直26个单位配备保卫干部74人，农村基层治保委员会918个，成员16740人。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条例》等公布后，县政府结合各区实际情况，举办法制教育学习班，狠抓“反心战”、“反腐蚀”教育。印发《关于严禁收听敌台广播的通告》、《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的宣传材料》.深入全县73所中、小学校进行宣传教育。受教育人数达11万人次。
建国后，城乡居民均订过《治安公约》或《守法公约》，1982年5月12日，城关镇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城规民约》。之后，各区人民代表大会陆续通过《乡规民约》。上述民约主要对结伙斗殴、酗酒闹事、赌博、偷盗、破坏树木花草、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侵占集体耕地、倒卖影剧票、租售淫秽书刊、照片、录音带等不法行为处以罚款和行政处分，以便加强治安、文化、卫生、交通管理，努力把县城和集镇建成文明城镇。公约制定以来，取得一定成效。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文革”期间，由于治安混乱，县内出现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983年末统计，全县共有外地流入妇女287人。其中外省211人，本省58人；已婚56人，未婚213人。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需要解救的74人，已解救34人，其中24人是有夫之妇。公安人员经过侦察，捕获拐卖妇女犯15名。已判刑处理。
1979年后，由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县内一小撮亡命之徒，在城乡扰乱社会治安。是年，在县城发生抢人武部军械仓库事件。县城又发生闯进民宅、开枪杀人；持刀抢劫储蓄所等案件。在农村也不断发生凶杀案件。偷盗、拦路抢劫、强奸等现象比以往增加。为确保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3年2月，县委、县政府统一组成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工作队24个，计500余人；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举办45期法制学习班。是年11月，全县共破获犯罪团伙63个，流氓团伙23个，盗窃团伙28个，抢劫团伙58个。共清理积案1450起，其中当年积案47起。收缴犯罪分子凶器385件，火枪12支，子弹16发，炸药3包，雷管25个。自此，凶杀、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有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日趋好转。
〔户籍〕
1932年10月，涡阳编查保甲制。由于组织松散，管理紊乱，错误甚多，1935年春，国民党县政府调集保长集训1个月，并招收初中毕业生140人，设立保甲干部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各区整理保甲，限两个月完成。是年末，动员职员、联保书记、教育委员编查户口，抗日战争后，县境多次沦为战场，户籍无人管理。
1949年，成立户口登记委员会，抽调249人，组成工作队，开展城镇人口登记。登记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宣传动员，安定秩序；第二步划分地段，组织登记；第三步钉街牌、门牌、发户口本。全县共登记6个镇，27条街道，3264户，13985人。登记后，由公安局派出所负责户籍管理。出生、外迁、内移，一律经公安局批准，方可履行手续。死亡要注销户口。公安部门经常开展全城性大检查，以便管理流动人口，杜绝危害社会治安因素。农村人口，一般每年终呈报一次。
1982年，全县开展户口整顿和人口普查，对全县农业、非农业人口普遍换发户口簿，城镇设立重点人口档案。
涡阳县1949年至1983年人口变动统计表单位：人
〔特殊行业管理〕
建国后，对船只、旅社、刻字等特殊行业加强管理。船只管理：1949年共发船户证769户，3578人，编成82组。店铺、旅社管理：解放初，县城内共有住客的商业店铺73户，编7个组，每户有循环簿两本。所登记的旅客，由店铺主送往公安局审阅，公安部门根据情况，及时查铺，确保安全。刻字铺管理：刻字铺开业，需有工商局发许可证，由公安局登记方可。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刻图章，必须先向公安局报告，待批准后方可篆刻。公安部门按月逐条查对。
〔消防〕
本世纪30年代前，涡阳县无消防队组织。民间消防，主要依靠邻里互助，以井水和坑水为水源。1934年，从壮丁队抽10名士兵，学习消防技术，在新华街设警钟1座，购置救火机2架。抗日战争后，人员四散，设备损失。
1949年，县城从18岁至40岁的青壮年中选拔义务消防队员130人，编为1个中队，5个分队，分队下属2个班。1956年，县建立消防队2个，消防小组54个，共有消防队员649人。1959年，由于管理松散，消防队组织流于形式。是年全县发生火灾75起，损失4万余元。之后，县境火灾骤增。据不完全统计，自1961年至1965年，全县计发生大小火灾事故199起。其中，1962年4月17日夜11时许，涡河闸工棚发生火灾，烧毁工棚131间，机电房4间，打面机1部，建闸工具4000余件；烧死2人，伤5人，直接损失计1154700元。为此，1965年，县公安局成立专业消防队。是年5月1日，公安消防队一律实行义务兵役制。1980年，消防工作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方汁，帮助重点防火单位，建立防火档案，制定防火措施，培训义务消防队员，每年午季举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县专业消防队加强一人两盘水带连接，二人五盘水带连接，攀登两节拉梯、挂勾梯，翻越3.5米障碍，扑灭油池、桶、罐火灾害等技术训练。自此，县境火灾事故迅速减少。1983年来，县专业消防队计16人，各企业消防组织30个。
消防器材：1958年主要为灭火器、水桶、太平缸。1967年后增加消防车、灭火工作服、钢盔、腰带。1983年末，县消防队有消防车2辆、水袋46盘、手压泵2台、水枪6个、灭火工作服20套。
司法
〔简述〕
1912年后，县行政公署内设科分管司法，知事兼审判长，审理主要案件。检察、法院均未在县设立机构。1936年7月25日，县成立司法处，设审判官1人，主任书记官1人，书记官1人，法医1人。县长兼办检察事务及司法行政。1937年，县长兼任军法官，军法承审也由县长兼任。一切案件均由县长署名处理，重大案件由法院处理。经军法处理的案件，需呈保安司令部核准执行。以复核代替上述，剥夺当事者上述权利。根据部颁规定，各级法院受理案件，以诉讼价值作限制。抗日战争时，县司法处撤销，司法行政事务由县政府内分管民政的兼办。由于战争频仍，司法行政事务基本上无人问津，上述情况，一直延至1943年5月国民党县政府垮台。
1949年4月，县人民政府内设司法科。1950年10月，改为人民法院。是年11月，县成立检察机构，至此，县境第一次有完整的政法管理机构。“文革”期间，公检法曾一度合并。1979年，恢复县人民检察院。为加强检察工作，分设刑事，法纪、经济检察三个组（科）。
〔检察〕
刑事检察1950年1月，设立刑事检察。
1950年至1983年几个主要年份刑事检察统计表
法纪检察1979年4月，县检察院开办法纪检察工作。1980年至1981年，受理7件。其中，立案2件，起诉1件，批捕1件。1982年受理8件。其中，立案2件，起诉2件，批捕1人，1983年，接地区公安处通知，法纪检察案件列入打击刑事犯罪数内。
经济检察县内受理经济检察始于1980年。1981年，共受理各种经济案件40件。其中盗伐、滥伐林木案33件，贪污案5件，玩忽职守造成经济损失案2件。计为国家追回赃款、赃物折人民币3万元。1982年，受理34件。其中，立案15件，计17人；起诉13件，计15人；免诉1件1人；未结1件1人。挽回经济损失4.1万元。1983年，受理26件，计36人。其中立案10件，计14人；逮捕10件，计12人；起诉5件5人；免诉2件2人；未结3件5人。挽回经济损失16900元。
监所检察1979年起，县确定1名检察员负责监所检察。查狱政执行、伙食管理、卫生防疫、劳动条件、教育深度等。一月一小查，一季一大查。1979年6月25日至28日，对县看守所10个号房进行全面检查。其狱政执行基本上符合法令规定，存在的问题已报告上级，即得到纠正。
〔审判〕
司法审判1949年至1953年，施行三级两审制。1954年后，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法律程序进行。
1950年至1983年几个主要年份县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收结统计表单位：件
1978年10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县组成7人复查小组，复查自1949年来的冤假错案件。其中，1949年至1965年复查201件，宣告无罪135件，免予刑事处分27件，减刑1件。1966年至1976年复查516件，宣告无罪77件，免予刑事处分16件，减刑9件。1977年至1982年，复查135件，宣告无罪21件，免予刑事处分2件，减刑4件。
〔公证、律师〕
1956年秋，人民法院内设公证室，专司公证合同。1958年，共办理公证手续446件。其中，公私之间合同170件，公家与手工业之间合同75件，农社之间的合同575件，国营与公私合营之间的合同136件，收养子女合同2件，其他合同121件。
县法律顾问处，1965年7月成立，有专职律师。两年后，受“左”的路线干扰，法律顾问处与公证室均撤销。1981年，恢复法律顾问处与公证处。是年至1983年公证25件。其中有关经济问题138件，计收费3235元。律师顾问案件575件。其中刑事辩护42件。代书诉讼105件，法律咨询378件，民事代理5件，计收费3520元。
〔民事调解〕
县人民法院自1950年起受理民事案件。1952年，以乡为单位，建立调解委员会。全县共建调解委员会224个，调解小组1795个。是年统计，调处民事纠纷4729件，轻微刑事案件1672件。1955年，县设民事审判庭。江集、义门、龙山3地区设人民法庭。1958年，改调解委员会为调处委员会。是年，全县建立调处委员会251个，调处小组2347个。“文革”期间，调解工作中断。1978年恢复调解机构。据1983年统计，全县有41个乡建立调解领导小组，438个行政村建立调解委员会。全县调处民事案件3038件。其中，婚姻纠纷890件，房屋纠纷792件，牲畜农机纠纷354件。
县内民事案大致有以下10类：婚姻纠纷。离婚后财产生活费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房屋纠纷、债务纠纷、赔偿纠纷、继承纠纷、山林水利及其他属民事方面的纠纷。1952年至1953年，婚姻纠纷占年发生民事纠纷的78%以上。80年代后，财产纠纷的案件显著增加。
〔法制宣传〕
县内法制宣传形式大致有如下几种：
壁报橱窗宣传解放初期，县城、农村集镇，在墙壁上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城修建长30米的橱窗，宣传《刑法》、《诉讼法》及五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间或进行惩治犯罪活动宣传。图文并茂，效果良好。
召开公判大会抓住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案件公开审判，每年进行1至4次。1983年，县直召开4次公判大会，参加会议者达1.5万人次。对已判决的案件，分别解到15个区镇和发案地公开宣判，受教育人数达15万人。会后收到检举信100多件。
开庭审理案件对于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全部实行开庭审判。1983年10月29日，公开审理故意杀人犯郭玉杰杀害县人民医院院长焦正旺一案，从宣读起诉，庭审调查，至合议庭评议，均依《刑法》有关条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