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土地制度
建国前，本县土地属封建地主所有制。在全县耕地面积中官僚、军阀占有约50％、商业资本占有约10％、农民占有约30％，以致本县农业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全县较大的地主，占有千亩以上良田的，有潘、袁、丁、史、晁、涂、刘、吴等圩子。大地主史野琴一家收租在万担以上，潘子雅、袁敬夫、杨鹏山均各占田地2000余亩。他们系官僚、土匪、恶霸三位一体；土地、武装、权势相辅相成，对农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949年，全县总户数为201394户，总人口为861966人，总耕地面积为183．7万亩，农村主要各阶级、阶层占有土地状况，如下表：

上表表明：占本县总户数5％、人口约7％的地主，就拥有55％左右的土地，而占全县总户数和人口80％以上的贫、雇、中农仅占有土地的31．5％。本县西南山区尤为严重，占人口仅4．2％的地主、富农，竟占土地达80％以上。地主阶级人均占有土地比中农多十几倍，比贫农多几十倍。地主出租土地给贫、雇、中农耕种，以地租残酷剥削农民。地租不论丰歉，每年的租额相当于全年主要农产品全部收获量的30～40％左右，西南和西乡一带，几乎达到60％。地租分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在经济作物区实行)、劳役地租三类，又分“死租”、“活租”两种。“死租”又称“定租”，是农民向地主租种时，先凭中签订的租约，写明田主租田(地)石数、年限、租金、押金、交租时间、租稻成色及租佃人划押、担保人签章。不论年景收成好坏，一律按租约办事，如有违抗即强行索租或夺田。“活租”又称“分租”，即不预先规定租额，每年午季登场、大秋作物成熟以前，由佃农请东家看租设课(课即课稻、租课，按收获物多寡分成，有四六、对分不等)，依估产定下当年租额，约在总产50％。本县收租在万石以上的大地主有两户；收租在六、七千石的有五、六户；小地主收租在200石以内的，各地皆有。货币地租，即租稻改交钱币，本县苏家埠独山等地经济作物区普遍实行，每租5斗地要交课银24元，并要预交；5斗地可产麻200捆，值50元，课银约占50％。在山多地少的地区，每石田(地)租课约在30元上下(以上皆为法币)。劳役地租，在确立东佃关系后，佃户就有无偿送工的义务，有的租约上注明，有的租约虽无定规，但已“世风俗成”。送工只管饭食，不给工钱，服役项目有：抬轿、打柴、担水、掸尘、修房筑屋、红、白事等。佃农妇女还要替东家做鞋、带孩子、打零工杂活。押金(租)，佃户在租田(地)之前，预交实物作抵压，其数量得根据田地多少、土质好坏、水源丰缺等条件由东家自定。佃户只有按约交清押金(租)后，方可种田，直至“下庄”(退佃)时才还。预收租，本县尚有一种预收租规定，即今冬收明年全年之租，对佃户进行超前剥削。每遇年节还有鱼课、鸡课等。此外，地主、富农还以高利贷形式剥削农民。本县高利贷的形式和利率，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春借秋还，这是最普通的形式。借钱是五分到十分的利息；借稻是春一秋二(即春借1斗，秋还2斗)，利率达100％。②鞭子钱，是日息贷，早放晚收，有的债权人以九角充一元，当日归还，过夜则利上加利。③青苗钱，贷者当青黄不接时，出卖青苗，利息十分，到期不还，以田产抵押。④驴打滚，是又一种以日计息的高利贷，过日则将利转本，再行计利，一直“滚”下去。抗日战争时期，农村经济更为窘迫，高利贷花样百出，有“春一秋三”、“月利二成”、“对利”等，大多不计年月息，一秋为一期，不论何时借，到秋本利齐算。王滩王帮成，于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春借秦国富1．5石稻，到秋本利3石，两年无偿还能力，到民国37年已滚欠本利8．4石。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除田赋、田赋附加、印花税，屠宰税外，还有保甲费、壮丁费、佚役费、军粮、枪枝捐、门牌捐、锅灶捐、“剿匪”捐等四十余种。
建国前，本县农村各阶层典型户经济状况：地主李玉和，4口人，40石田，雇长工3人，种10石田，年收入140担稻(每担50公斤、下同)出租30石田，收地租150担稻，年收高利贷息200多担稻，共收入490担稻；支雇工40担(稻，以下同)，种子杂税30担，剩余420担，每人平均150担。中农曾正余，5口人，种田四石，年收40担，支地租10担，苛捐杂税8担，头稻0．9担，种子1．8担，雇放牛工食5担，共支24．8担，剩15．2担，人均收入243公斤。贫农李明志，3口人，租种2石田，收2175公斤，支地租810公斤，头稻18公斤，牛租126公斤，兵差佚费720公斤，种子26公斤，其他50公斤，还高利贷250公斤，计支2150公斤，下剩只有25公斤，人均8．5公斤。
二、土地改革
本县历史上进行过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六安县委于民国19年，先在六区，后在三、七两区开展土地改革，接着四区(南岳庙)、八区(新安集)、九区(丁家集)、二区(毛坦厂至东河口)相继进行，至民国20年4月，苏区内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建国后的1950年，仅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在全县完成土改工作。
(一)苏区土地改革
民国19年4月，中共六安县委在六区(金家寨)，参照鄂豫皖边区革命委员会的《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制定《六安六区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组建领导土地制度改革的各级专门机构——土地委员会，下设没收、征收、斗争、监察等委员。《实施细则》阐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共分甲、乙两项，没收细则四条、分配细则十六条，合计二十条，具体规定：没收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中农土地不得侵占；将没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革命职业家、红军军官、退伍士兵、小商贩及其它职业者，地主本人和反革命家属，也可分得一份土地。
土地改革具体方法、步骤：对土地改革目的意义的宣传教育，划分阶级的标准、没收与分配的对象、标准、组织领导，以《六安六区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森林办法》等为主，并编印《土地问题》，供土地分配时释疑解难。划分阶级是贯彻土地革命路线的关键，当时规定：凡自己没有土地，帮人打长工或短工的为雇农；只有少量土地，出卖劳力或兼做小贩或佃种他人的土地，一年收入不够吃穿用的为贫农；自耕自己的田地，时常请短工或终年雇人放牛，一年收入略微有余的为富裕中农；自己有多余土地出租或雇人代耕，剥削佃农和雇农或自耕而又请人开作坊或商店，或以多余的粮、钱放高利贷，一年收入有剩余的为富农；占有大量或较多的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他人为生的为地主。划分阶级过程：先由群众讨论，再由土地委员会、贫农团、苏维埃政府共同研究，提出各家成份划分的初步意见，经群众评议，报上级苏维埃政府审查、批准，张榜公布。为了给广大农民撑腰，推动土地革命深入进行，发动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公审和处决恶霸地主分子，当场烧田契、毁债据。为了分配土地，由土地委员会同老农对人口、田地、山场、森林作调查登记，分配原则是：一般照顾原种户，抽多补少，好坏搭配，并考虑农民移居的困难，尽量就近于同冲、同畈分配田地，以便耕作。三区(独山)三乡于民国19年4月分配土地，标准是按年户粮需要量和劳动力多少决定的。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红军战士的家属可分得最好的土地，由群众代耕。七区(麻埠)第八乡于同年6、7月间分配土地，人均分得——斗田左右。8、9月间，六安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占领，土地革命处于低潮。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再次东征，取得六安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重建苏维埃政权，民国20年2月，又普遍掀起土地革命高潮。中共皖西分区临时特委，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对原规定作了调整，使土地政策逐步完善。如：废除单纯以年户粮需要量为标准的分田原则，改为按人口和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减少分田对象，对无力耕作的小商贩、手工业工人、革命职业家只分给占农民二分之一的标准田或不分田；严格控制代耕范围，除了缺乏劳力的教师、红军兵士及为革命残废的人，任何人也不能采用代耕制；纠正个别地方极“左”做法，对地主、富农采取了“给出路”政策，使他们能自食其力。这些规定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使土地革命运动迅猛展开。六安革命根据地，从民国19年春至20年春，在三、六、七区全部，一、二、四、八区的三分之二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土改摧毁了地主阶级进行地租剥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得到温饱生活。四区康家铺(今属独山区狮子岗乡)农民李其芳，全家11口人，过去两个兄弟帮工，父亲和其余人租田耕作，终年不得一饱，母亲带弟妹4人讨饭。民国20年春，分得田地3．4石，当年收50多担粮食，第一次家里有了余粮，过年时还杀了头80多斤重的猪，这是他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
(二)1950年土地改革
1950年9月，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是月在张店区新街、新安区古城两地进行典型试验，于11月中旬完成，继而用“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法，计分三期，历时半年，全县完成。1951年6月至12月，又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土改中，全县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90万余亩，房屋19万余间，耕牛3500多头，农具13万余件，粮食395万公斤。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工商业兼地主等阶层的土地25万余亩，房屋43万余间。没收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对地、富也同样分配自耕的土地。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和使用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农民从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获得大翻身。
土改后各阶层土地使用情况表单位：亩

三、农业互助合作
(一)农业生产互助组
土地改革后，本县广大贫雇农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由于长期受封建剥削，很大部分农民获得土地后，资金少，家底薄，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有的无劳力、技术，这种一家一户生产方式给进一步发展生产带来很多困难。一些地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采取相互换工办法克服生产困难，出现了本县农村互助劳动组织的萌芽。1950年春，在党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中共六安地委和县委派出干部，在本县关田畈乡进行“马家聚互助组”的建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是年秋，县委又派出大批干部，本着“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在新安、关塘、新街、杨桥、小庙等区、乡，扩办11个农业互助组。这一互助互利生产形式，不侵害农户之间的权益，很快被全县广大农民所接受。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给各地试行，更有力地促进本县互助合作的进展。当年底，全县299乡，就有互助组3092个，1952年激增到11688个，1953年又增加到12090个，参加互助农户达120494户。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社
随着生产的发展，互助组集体财富逐步增长，许多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逐渐转变为常年互助组。为了正确引导，稳妥发展，1952年秋，县委派出工作组，选择徐玉珍、李乃友、韩谋全、郭可鸣、张大明、马家聚、管世道、王子言等8个基础较好的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在具体政策上，允许农民保持其土地所有权，妥善处理土地入股、资金入股和劳动收益分配；其方法采取土地统一经营，农具、耕畜统一使用，实行评工记分，劳动报酬按四六分成，即劳动分配占60％；土地、农具、耕畜的股份分红占40％。在经营方向上，提倡以农为主，农副结合，多种经营。各社均成立管理委员会，设正、副社长2～3人，按照“民主办社”的方针，由社员讨论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同时，县委在木厂组建农业合作干部学校，以学习经营管理为主，分批分期对全县正、副社长进行短期轮训。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其经营管理体制，正确处理了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三者利益关系，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生产力得到巩固与提高。1953年全县共办初级社61个，入社农户973户，占全县总农户的0．47％；1954年底，初级社发展到901个，入社农产23435户，占全县总农户12．6％。1955年全县共建初级社898个，入社农户160494户，占全县总农户84．1％。1956年初，经整顿和调整后，初级社规模划小，全县共有初级社3573个，入社农户153745户，占全县总农户81．4％。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本县在省、地委部署下，是年秋，县委选择关田畈乡东方红初级社和小庙乡淠光初级社为试点，筹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经验及时推广，接着在全县试办72个高级社。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提出：“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进程，到1956年底，全县又办高级社255个，1957年底，共办高级社323个，入社农户141363户，占全县总农户73％，实现全县农业合作化，其中，千户以上的高级社25个，最大的东方红高级社有2070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全部归社，社员仅留少量自留地(约占1％)种植自食蔬菜；劳动管理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产品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
四、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人民公社好”的气氛下，本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未得到很好完善和巩固，就在很短时间内全面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9日至20日，县将原有323个高级社以及全部初级社、单干户，合并建立3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214524户，占全县总农户100％。人民公社的规模，平均7000户，最大的公社1．7万户，最小的公社2000户。30个人民公社设313个大队，每大队平均600户，共设2000多个生产队，每队平均150户。生产队下设专业组，分别进行专业生产。人民公社为“政社合一”、“五位一体”(工、农、商、学、兵)，土地悉归公社，所有权属集体农民共有；经营管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组织管理搞“五统一”(即：领导、计划、指挥、步伐、行动五个统一)；生产劳动搞军事化，以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别编为团、营、连、排组织，搞大兵团作战。取消家庭锅灶，兴办公共食堂，以生产队为集体经营单位，计工计酬，吃大锅饭。1961年，人民公社改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年底，根据省委决定，在全县普遍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充分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大大刺激社员生产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群众称责任田为“救命田”。1962年，中共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遵照指示精神，本县将原有30个人民公社划小为96个人民公社，805个生产大队，11346个生产队。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的劳力和集体所有的牲畜、农具、土地，由生产队支配使用，停办了食堂，分配上进一步纠正平均主义。同时，根据省委决定改正责任田。1969年在“农业学大寨”中，本县又推行极左政策，改变社队规模，公社再度合并为30个，大队合并为408个，生产队合并到4057个，规模过大，既不便群众生产，又不便于领导。同时，有90个大队一轰而起，实行以大队核算，导致“一平二调”重演，有些地方分光积累，乱伐树木，超支挪用严重，分配不能兑现，挫伤群众积极性。直至1972年，北方农业会议后，本县才将公社规模调整到84个，大队调整为812个，生产队划为8059个。对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根据省委“二十条”规定，逐步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重点抓了分配政策落实，并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长期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倾错误，重视农业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本县农民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努力探索，逐步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全县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3234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27％；搞定额记工的有4021个生产队，占33％；按时记工加评议4556个生产队，占39％。1979年9月3日，县委从本县出现多种形式责任制的情况出发，发出[79]94号《关于建立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文件，提出进一步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发展集体经济。1979年冬，首先在孙岗区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广大社员的积极拥护，在很短时间内，孙岗区6个公社，64个大队，855个生产队，20747农户，普遍实行这一制度，从而促进该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0年，按复种面积平均粮食单产279．5公斤，总产达4834．1万公斤，粮食单产跃居全县之首。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热情赞扬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所建立的各种形式责任制，肯定这一体制重大改革。同年秋，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总结和推广孙岗区农业联产承包到户的办法，即将土地按人口、劳力联产承包到户，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下，生产收入除缴纳农业税和集体提留外，全部归农户支配。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克服子集体经济吃“大锅饭”和分配上平均主义的弊端，使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按劳分配原则落到实处，使经营管理过分集中，形式单一的状况有所改变，农民在生产上有了自主权。1981年春，全县84个公社，788个大队，12304个生产队，295216个农户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全县农业生产出现全面增产，粮食总产5．83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26.9％；油料总产3028．5万公斤，增长112％；麻类总产1255．5万公斤，增长64％；茶叶107．5万公斤，增长7．5％。1983年冬，本县全面开展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将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组，改变“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成立以乡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下设农技、农经、畜牧水产三站和企业办公室的管理机构，克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状况。1984年10月，县委发出［84］134号文件，提出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九条意见，使各项管理制度，日臻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