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财政
一、财政体制
清代财政沿袭明代体制，州、县级财政由知州、知县负责，州同、县丞佐理，户房承办帐册、稽核等业务。州、县均设仓库，钱(粮)由库子(旧衙署属下管理钱物库房之人员)管理，为财粮合一形式。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御颁钦定《赋役全书》，详载各州、县赋税类别、法则、征收及留解定额，以及差徭力役征发规章。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州、县将《赋役全书》中有关本州、县赋则勒石示民。继《赋役全书》后，清廷又颁布《钦定户部则例》，此两文清代视为钱粮、财政的经典法令。
民国元年至16年(公元1912年——1927年)，仍实行清代统收统支与解款制度，在北洋军政府统治下，地方财政军阀截留，中央无力统驭，无款可解。军阀混战，费用浩繁，各级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赋加税，弊端滋生。
民国18年11月9日，本县第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设立了财政部。民国20年7月，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财政的支收、帐目审查、制定预、决算方案、经济建设事业的立项、监督和各种财政计划的规定。财权统一集中在县财政经济委员会掌管之下，不经财委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任意开支或领取款项，下级财委会绝对服从上级财委会。
1949年初，财权集中在中央，奉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和标准，统由中央制订，县级财政纳入国家预算，收入上交，支出下拨，年终结余回缴。1949——1950年，由省财政统一管理，县财政作为省财政的预算单位，统收统支。当时属财粮合一体，既管财政，又管粮食。1951年——1952年，继续巩固财政统一管理，整顿收入，掌握开支。同年，在摸索城市自养管理基础上，于下半年接收乡村财政管理工作。其管理范围：收入有农业税(公粮)附加、工商税附加、公用事业附加、公产收入、规费收入和其它杂项收入；支出有行政管理、文教、市政建设、社会事业、民兵训练、卫生事业补助和交通事业补助等。1953年分级管理，分类分成，实行三级财政体制，建立县级财政。中央把一部分财权下放地方，发挥地方管理财政的积极性，在收入划分上，把中央和地方预算收入分类为：固定收入(包括地方企、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地方其它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包括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调剂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支出方面，大体按企、事业和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各级财政支出范围。1958年在三级管理的基础上，又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办法。其内容是：工商税中的地方各税，地方企、事业收入和其它收入划归地方；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公债收入按比例分成，县留21％，上缴中央和省79％，年终结余全归地方。体制变革扩大地方财权，增加收入，但随着经济体制由下放到上收，从1959年开始又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年继续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县级财政以收支挂勾、总额分成，坚持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为原则。根据这一办法，地方商业收入，超收地方留用，城镇房地产税全归地方。1971年，中央大部分企、事业下放地方管理，财政体制相应改变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结余留用”的办法，简称“收支大包干”。收大于支的上交，支大于收由省补贴，超收和支出结余地方留用，短收和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1971年——1973年，三年上交中央金额为；903万元、990万元、1055万元。1974年，财政预算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比例分成”的管理体制，即中央根据地方收支总额，确定固定比例(最高6％，最低1．6％)留给地方，作为地方一项稳定的机动财力。本县经上级确定留成比例1．4％，超收分成比例20％，支出由国家下达指标，包干使用，结余留用。1976年，财政体制为“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超收部分，县留55％，上缴45％。但按总收入1．4％的固定比例留成不变，这项规定至1977年予以取消。1982年——1984年，执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即年初由省核定本县预算收支，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支大于收的由省定额补贴，超收分成，短收分担，地方工商税仍划归地方。本县财政分成比例：县留成75．3％，上交24．7％，超收、增收亦按此分成，超收超过100万元以上部分，县留55％，上交45％。1985年，本县开始执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体制。与上年不同的是：地方工商税列入总额分成，城市建设维护税为县财政固定收入，分成比例也由原来75．3％、24．7％改为80％、20％，超收亦按此比例分成。
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始于1983年，全县组建12个区(镇)财政所，招收财干108人、招聘财干176人。1985年执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短收扣支，结余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体制。1986年起，乡(镇)财政实行“核定收支基数，收入递增包干，超收比例分成，减收扣支赔补，收入金额上交，支出分期下拨，经费超支不补，一定两年不变”的体制。同年底，下划13项经费归乡(镇)。
二、财政收入
清末，本县财政收入有田赋、厘金税、麻税、烟酒税、硝磺税、牙帖税和契税等7种正税；另有捐钱、加耗等杂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额征洋约28．8847万银元，其中捐钱1．4万银元。民国初沿清旧制征收。民国19年厘金税和麻税裁废，改为统税。民国22年，本县财政主要收入有田赋、印花、烟酒、牙帖、牲畜、营业、茶税、契税、硝磺等9种正税，另设田赋附加、契税附加、牙帖附加、牲畜附加、商捐、茶捐等6项附加，年征额洋为61．2043万银元，其中附加31．1726万银元，超过正税征额。民国23年开始征特货税。民国26年开始征所得税。民国37年征额赋银约47．4万银元，田赋附加64万银元(按征额折实计)。
六安革命根据地在创建时期，财政主要来源是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对富农、富商的征收和战争缴获。
建国后，本县财政收入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类，预算内收入有农业税、工商税、企业收入及其它收入；预算外收入有农业税附加、工商税附加和其它收入。1978年，本县财政预算收入2609．28万元，其中工商税收1688．79万元，农业税收431．7万元，企业收入480．24万元，其它收入8．55万元，除本县行政、事业支出，每年均有上交。1979年市区范围财政收入划交六安市后，年总收入1312．33万元，其中工商税527．42万元，农业税562．6万元，企业收入为214．64万元，其它收入7．67万元，年相差近款1300万元，需国家财政补贴。
三、财政支出
清末，钱粮在解运之外尚有存余，每年从州仓岁存月米中支付庐州守门军丁饷给约大米2030石，存留本州支坐，每年约银2390两。其开支项目有俸给、军工、教育、祠祭、交通、慈善等。民国元年，本县岁入一半支付县公署公费，一半充县议会及乡镇自治之用。民国2年奉省令，正税一律上交于省，地方开支以田赋附加为唯一财源。
六安革命根据地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给养、各项建设事业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用费。
建国后，县财政支出主要有经济建设费类、社会文教类、行政管理费类和其它支出4类。经济建设费包括工业基本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两项。社会文教费包括文化、教育、卫生、通讯、广播、体育、计划生育、抚恤、社会救济、城市青年就业、人口下放等项；行政管理费包括国家机关经费、干部训练费、行政业务费等项；其它支出类包括价格补贴、地方外事、兵役征集等项。财政部门根据核定的年度预算指标，拨发预算资金。1952年以前，县级财政尚未建立，除行政干部(包括区级)由省供给外，农林水气、文教卫、社会优抚、乡镇干部等经费，往往从乡镇财政收入中列表。1960年全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年共节约公用经费和建设经费19．35万元。1982年，县财政部门根据省核定收支总预算，分配支出金额，由于支出指标较紧，对临时性支出仍需调整追加。1984年至1986年，经费开支标准按上级规定制度执行。
1956年——1986年县财政预算外收入表
单位：万元
1949年——1986年县财政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1956年～1986年县财政预算外支出表
单位：万元
四、财政监督
民国20年，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县、区、乡的帐目清算，各乡经选举产生6名清算委员参与审查，各级均有经手人出席报告和监察委员监证。县苏维埃政府帐目，由鄂豫皖区派专员审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节俭，坚决反对浪费，严厉制裁贪污，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超过1角，每人每月鞋袜、毛巾、牙刷、纸烟等费用不超过1元5角，伙食标准与普通农民相同。
1951年县财政科设立审计组，负责对各单位进行财政监督。主要监督其对国家财政制度的贯彻和预、决算及财务收支计划的编造和执行情况；各企、事业单位对于各项税收、利润、折旧及其它应缴财政款项的计算和交库情况；基本建设单位是否遵守财务制度，执行基建管理程序及其资金运用等情况；检查各级各单位财务、财产管理是否遵守国家有关制度；揭发各种贪污、盗窃、浪费国家财产及违反财政制度等现象。
1952年，配备专职财政监察员。县财政科预算股对各区及县引进单位实行月份审核单据制度，企财股实行定期组织企业财会人员互审，通过财政监督，当年除去不合理开支1577元，积压浪费1．1648万元，经费尚结余6128元。
1953年“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对有关单位进行财务检查，发现城南区会计贪污420元，县卫生院财务管理不严，盲目采购积压浪费1万余元。据县卫生院、文教科、张店区政府、县总务股、县农场5个单位统计：挪用公款2316元，滞交1952年结余经费6128元，擅自支出1577元，积压浪费1．1684万元。1955年上半年，在检查7个乡财政工作中，据统计给国家造成损失29．9808万元，其中有贪污21人，计款16．2009万元；浪费3．1036万元；挪用公款7．1671万元；其它损失3．1756万元。
60年代初，反对铺张浪费，保障市场稳定，贯彻“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政策。1961年1月23日，中央规定社会集团在一年内一律不准购买沙发、地毯、桌椅、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照相机、录音机、扩音机、打字机、计算机、电风扇等13种商品。1962年又增加丝绸呢绒，控制商品为14种。1978年1月起，专项控制商品从14种扩大到30种。县财政局对各单位分配控制指标，并和商业局印发购货证，商店凭证方可出售。1980年专项控制商品从30种扩大到32种。1982年专控商品调整为31种。1983年又缩为14种。1985年，专控商品又调整为11种。
1982年，县酒厂多转售成本，减少利润，多年累计数额达1153．2786万元，并有部分产品，原料数量与帐面不等，经查明纠正。1984年，县审计局对县酒厂审定落实，对少转利润，多列费用多年滚转等款1050．9084万元，决定补交财政收入914．4780万元。1985年，对县食品厂上半年财务进行审查，其主要问题：流通资金占用大，定额流动资金月平均余额达565．6668万元，超过核定限额的要求；流动资金银行贷款70．1万元，借款利息月平均4000元，占利润41．36％；销售货款清收不及时，影响资金周转；库存余额过大，月平均余额44．4796万元，其中白纸条抵库金额2500．45元。
清代财政沿袭明代体制，州、县级财政由知州、知县负责，州同、县丞佐理，户房承办帐册、稽核等业务。州、县均设仓库，钱(粮)由库子(旧衙署属下管理钱物库房之人员)管理，为财粮合一形式。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御颁钦定《赋役全书》，详载各州、县赋税类别、法则、征收及留解定额，以及差徭力役征发规章。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州、县将《赋役全书》中有关本州、县赋则勒石示民。继《赋役全书》后，清廷又颁布《钦定户部则例》，此两文清代视为钱粮、财政的经典法令。
民国元年至16年(公元1912年——1927年)，仍实行清代统收统支与解款制度，在北洋军政府统治下，地方财政军阀截留，中央无力统驭，无款可解。军阀混战，费用浩繁，各级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赋加税，弊端滋生。
民国18年11月9日，本县第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设立了财政部。民国20年7月，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财政的支收、帐目审查、制定预、决算方案、经济建设事业的立项、监督和各种财政计划的规定。财权统一集中在县财政经济委员会掌管之下，不经财委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任意开支或领取款项，下级财委会绝对服从上级财委会。
1949年初，财权集中在中央，奉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和标准，统由中央制订，县级财政纳入国家预算，收入上交，支出下拨，年终结余回缴。1949——1950年，由省财政统一管理，县财政作为省财政的预算单位，统收统支。当时属财粮合一体，既管财政，又管粮食。1951年——1952年，继续巩固财政统一管理，整顿收入，掌握开支。同年，在摸索城市自养管理基础上，于下半年接收乡村财政管理工作。其管理范围：收入有农业税(公粮)附加、工商税附加、公用事业附加、公产收入、规费收入和其它杂项收入；支出有行政管理、文教、市政建设、社会事业、民兵训练、卫生事业补助和交通事业补助等。1953年分级管理，分类分成，实行三级财政体制，建立县级财政。中央把一部分财权下放地方，发挥地方管理财政的积极性，在收入划分上，把中央和地方预算收入分类为：固定收入(包括地方企、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地方其它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包括农业税、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调剂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支出方面，大体按企、事业和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各级财政支出范围。1958年在三级管理的基础上，又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办法。其内容是：工商税中的地方各税，地方企、事业收入和其它收入划归地方；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公债收入按比例分成，县留21％，上缴中央和省79％，年终结余全归地方。体制变革扩大地方财权，增加收入，但随着经济体制由下放到上收，从1959年开始又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年继续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县级财政以收支挂勾、总额分成，坚持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为原则。根据这一办法，地方商业收入，超收地方留用，城镇房地产税全归地方。1971年，中央大部分企、事业下放地方管理，财政体制相应改变为“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结余留用”的办法，简称“收支大包干”。收大于支的上交，支大于收由省补贴，超收和支出结余地方留用，短收和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1971年——1973年，三年上交中央金额为；903万元、990万元、1055万元。1974年，财政预算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比例分成”的管理体制，即中央根据地方收支总额，确定固定比例(最高6％，最低1．6％)留给地方，作为地方一项稳定的机动财力。本县经上级确定留成比例1．4％，超收分成比例20％，支出由国家下达指标，包干使用，结余留用。1976年，财政体制为“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超收部分，县留55％，上缴45％。但按总收入1．4％的固定比例留成不变，这项规定至1977年予以取消。1982年——1984年，执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即年初由省核定本县预算收支，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支大于收的由省定额补贴，超收分成，短收分担，地方工商税仍划归地方。本县财政分成比例：县留成75．3％，上交24．7％，超收、增收亦按此分成，超收超过100万元以上部分，县留55％，上交45％。1985年，本县开始执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体制。与上年不同的是：地方工商税列入总额分成，城市建设维护税为县财政固定收入，分成比例也由原来75．3％、24．7％改为80％、20％，超收亦按此比例分成。
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始于1983年，全县组建12个区(镇)财政所，招收财干108人、招聘财干176人。1985年执行“定收定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短收扣支，结余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体制。1986年起，乡(镇)财政实行“核定收支基数，收入递增包干，超收比例分成，减收扣支赔补，收入金额上交，支出分期下拨，经费超支不补，一定两年不变”的体制。同年底，下划13项经费归乡(镇)。
二、财政收入
清末，本县财政收入有田赋、厘金税、麻税、烟酒税、硝磺税、牙帖税和契税等7种正税；另有捐钱、加耗等杂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额征洋约28．8847万银元，其中捐钱1．4万银元。民国初沿清旧制征收。民国19年厘金税和麻税裁废，改为统税。民国22年，本县财政主要收入有田赋、印花、烟酒、牙帖、牲畜、营业、茶税、契税、硝磺等9种正税，另设田赋附加、契税附加、牙帖附加、牲畜附加、商捐、茶捐等6项附加，年征额洋为61．2043万银元，其中附加31．1726万银元，超过正税征额。民国23年开始征特货税。民国26年开始征所得税。民国37年征额赋银约47．4万银元，田赋附加64万银元(按征额折实计)。
六安革命根据地在创建时期，财政主要来源是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对富农、富商的征收和战争缴获。
建国后，本县财政收入分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类，预算内收入有农业税、工商税、企业收入及其它收入；预算外收入有农业税附加、工商税附加和其它收入。1978年，本县财政预算收入2609．28万元，其中工商税收1688．79万元，农业税收431．7万元，企业收入480．24万元，其它收入8．55万元，除本县行政、事业支出，每年均有上交。1979年市区范围财政收入划交六安市后，年总收入1312．33万元，其中工商税527．42万元，农业税562．6万元，企业收入为214．64万元，其它收入7．67万元，年相差近款1300万元，需国家财政补贴。
三、财政支出
清末，钱粮在解运之外尚有存余，每年从州仓岁存月米中支付庐州守门军丁饷给约大米2030石，存留本州支坐，每年约银2390两。其开支项目有俸给、军工、教育、祠祭、交通、慈善等。民国元年，本县岁入一半支付县公署公费，一半充县议会及乡镇自治之用。民国2年奉省令，正税一律上交于省，地方开支以田赋附加为唯一财源。
六安革命根据地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给养、各项建设事业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用费。
建国后，县财政支出主要有经济建设费类、社会文教类、行政管理费类和其它支出4类。经济建设费包括工业基本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两项。社会文教费包括文化、教育、卫生、通讯、广播、体育、计划生育、抚恤、社会救济、城市青年就业、人口下放等项；行政管理费包括国家机关经费、干部训练费、行政业务费等项；其它支出类包括价格补贴、地方外事、兵役征集等项。财政部门根据核定的年度预算指标，拨发预算资金。1952年以前，县级财政尚未建立，除行政干部(包括区级)由省供给外，农林水气、文教卫、社会优抚、乡镇干部等经费，往往从乡镇财政收入中列表。1960年全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年共节约公用经费和建设经费19．35万元。1982年，县财政部门根据省核定收支总预算，分配支出金额，由于支出指标较紧，对临时性支出仍需调整追加。1984年至1986年，经费开支标准按上级规定制度执行。
1956年——1986年县财政预算外收入表
单位：万元
1949年——1986年县财政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1956年～1986年县财政预算外支出表
单位：万元
四、财政监督
民国20年，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县、区、乡的帐目清算，各乡经选举产生6名清算委员参与审查，各级均有经手人出席报告和监察委员监证。县苏维埃政府帐目，由鄂豫皖区派专员审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大力提倡节俭，坚决反对浪费，严厉制裁贪污，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超过1角，每人每月鞋袜、毛巾、牙刷、纸烟等费用不超过1元5角，伙食标准与普通农民相同。
1951年县财政科设立审计组，负责对各单位进行财政监督。主要监督其对国家财政制度的贯彻和预、决算及财务收支计划的编造和执行情况；各企、事业单位对于各项税收、利润、折旧及其它应缴财政款项的计算和交库情况；基本建设单位是否遵守财务制度，执行基建管理程序及其资金运用等情况；检查各级各单位财务、财产管理是否遵守国家有关制度；揭发各种贪污、盗窃、浪费国家财产及违反财政制度等现象。
1952年，配备专职财政监察员。县财政科预算股对各区及县引进单位实行月份审核单据制度，企财股实行定期组织企业财会人员互审，通过财政监督，当年除去不合理开支1577元，积压浪费1．1648万元，经费尚结余6128元。
1953年“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对有关单位进行财务检查，发现城南区会计贪污420元，县卫生院财务管理不严，盲目采购积压浪费1万余元。据县卫生院、文教科、张店区政府、县总务股、县农场5个单位统计：挪用公款2316元，滞交1952年结余经费6128元，擅自支出1577元，积压浪费1．1684万元。1955年上半年，在检查7个乡财政工作中，据统计给国家造成损失29．9808万元，其中有贪污21人，计款16．2009万元；浪费3．1036万元；挪用公款7．1671万元；其它损失3．1756万元。
60年代初，反对铺张浪费，保障市场稳定，贯彻“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政策。1961年1月23日，中央规定社会集团在一年内一律不准购买沙发、地毯、桌椅、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照相机、录音机、扩音机、打字机、计算机、电风扇等13种商品。1962年又增加丝绸呢绒，控制商品为14种。1978年1月起，专项控制商品从14种扩大到30种。县财政局对各单位分配控制指标，并和商业局印发购货证，商店凭证方可出售。1980年专项控制商品从30种扩大到32种。1982年专控商品调整为31种。1983年又缩为14种。1985年，专控商品又调整为11种。
1982年，县酒厂多转售成本，减少利润，多年累计数额达1153．2786万元，并有部分产品，原料数量与帐面不等，经查明纠正。1984年，县审计局对县酒厂审定落实，对少转利润，多列费用多年滚转等款1050．9084万元，决定补交财政收入914．4780万元。1985年，对县食品厂上半年财务进行审查，其主要问题：流通资金占用大，定额流动资金月平均余额达565．6668万元，超过核定限额的要求；流动资金银行贷款70．1万元，借款利息月平均4000元，占利润41．36％；销售货款清收不及时，影响资金周转；库存余额过大，月平均余额44．4796万元，其中白纸条抵库金额2500．4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