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信贷
一、农业信贷
民国22年，六安开始发放农业贷款，至民国36年止，在县境内举办农业贷款的有中国农民银行系统的芜湖、六安、立煌、安庆办事处和六安县农村金融救济分处5个单位；地方财政系统的六安茶叶办事处、皖西茶审会、皖西茶叶管理处、省建设厅五科、六安县农民借贷所5个单位。开办的贷款种类有：合作贷款、救济贷款、抵押品贷款、农仓贷款、茶叶贷款、战贷和农贷7种，共计贷款18614万元(法币、下同)。其中：民国27年底以前贷出139万元，民国28年至34年贷出395万元；民国35年至36年贷出18080万元。民国23年，开始发放为农村地主、保长所把持的合作社贷款，至民国27年底，计发放819万元，其中区联社贷款74．3万元，主要贷给苏埠、麻埠、新安、马头等产麻区的收购运销。民国25年，国民党为配合军事需要，巩固对农村的统治，中国农民银行六安办事处开始对地主还乡团发放救济贷款，当年分别向安徽、河南、湖北的23个县贷出48．6万元。同年4月，六安抵押品农贷所正式开业，开始发放抵押品贷款。农民抵押品要付栈租2至6厘，贷款利息高达2至4分。由于条件苛刻，手续麻烦，到年底只发出2．1万元，利息收入不到3000元，经营亏损0．1万元，抵押品农贷所因此撤销。民国27年，开始发放农仓贷款，其贷款名为修建农仓，实则均被地主、乡长以1至2分的高利转手贷给农民，截至民国36年底，共放出3000万元。这段时间，还向茶行、茶商发放茶叶贷款5282．7万元。民国26年至36年，六安县农民借贷所共贷放战贷和普贷186万元。
建国后的农村信贷主要分为一般农业贷款、国营农业贷款、社队(乡镇)企业贷款、农村商业贷款等四类。1949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般农贷主要以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主，以重灾和土改区为贷款重点；在使用上，着重帮助解决口粮、耕牛、种子、肥料等方面的资金困难。1952年土改结束后，优先扶植互助组，适当照顾单干农民，以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和改良种子为主。1949年至1952年，全县共发放89．9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953年，农业贷款逐步由个体农民转移到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方面来。1954年，县境发生大水灾，当年发放农业贷款157．8万元，占总额的40％。1955年至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为了帮助贫农解决入社股份基金困难，共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141．6万元，贷给占全县入社总农户35．8％的农户。1955年，在本县推行农业“三改”中，共拨放“三改”资金20．2万元。从1953年至1957年，计发各项农业贷款1191．3万元。1956年起银行开始发放无息预购定金贷款，先是对粮、油、棉3种农产品，后扩大到牲畜、茶叶、大麻等，1958年，贷款余额为1163万元。1981年起，停止对主要农产品实行预购定金，至1985年底，历年定金贷款未收回的累计余额还剩200多万元。1958年至1960年，农贷资金在“大跃进”中大收大支，失去控制，3年共发放486．1万元，收回294．3万元，余额达到433．6万元，共扩大农贷差额181．8万无，占农贷资金总额21％的88万元无法收回。1962年，贯彻党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贷资金重点转移到支援大办农业上来，要求农贷资金“当年平衡，略有回笼”。至1965年，共发放966．9万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62年起，发放灾区口粮无息贷款，用于社员个人购买返销粮。一直到1978年至1982年，又贷了部分灾区无息贷款。截至1984年底，灾区口粮无息贷款尚有余额105．7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农贷资金大量用于建设“大寨式”的农田和居民村、挖河筑坝、围河造田等。1966年至1978年，共放出3601．9万元，比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34％，信贷收支又失去平衡，支大于收156万元。还举办了农机专项无息贷款，到1979年底，共发放63．8万元。1979年以后，调整了农贷的结构和投向，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重点支持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专业户、承包户、个体工商户。1979至1985年，共发放15318万元，超过前30年农贷总和。1979年，发放县社办小水电贷款8万元，同年，发放农机无息贷款63．8万元。从1980起，农村社队(乡镇)企业贷款，从一般农贷中分出，1979年贷款余额122．9万元，1980年至1985年，共发放3613．5万元，是1979年的8倍多。1981年和1982年，以优惠利率，向队集体蚕桑场贷款50万元。1984年和1985年，对实行联产承包的专业队、组、户和新的联合体，发放开放性的贷款，1984年放出5400万元，1985年放出120万元。1985年，发放承包户、专业户贷款2355万元，占全年发放总额的86．4％。
1952年始对国营农业企业贷款，至1955年共发放9．4万元。以后，随着国营农业企业的增多，贷款数额也随之增加，至1961年底，贷款余额已达101．3万元。1961年后，贷款余额已达101．3万元。1961后，改为财政拨款，贷款余额下降，至1979年底，只有2．3万元。1981年，开办了国营农业企业中短期设备贷款，主要用于帮助设备更新改造。至1985年，贷款余额增加至85万元，比1979年底余额增长26．1倍。1986年，又增加至1077．2万元。从1984年起，国营农业企业逐步推行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银行对承包户直接举办了生产贷款。
二、工商信贷
(一)工业贷款
建国初期，为了恢复生产，对民生工厂、裕民烟厂、六安染织合作工厂、大中铅石印书局等工厂，均分别予以贷款，用于购进原材料，增加生产、提高效益；对手工机织袜帽等小厂，也给予小额贷款，促进其恢复营业。从1949年至1952年，共贷款9．8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县内国营工厂发展到13个，按企业需要，五年中计放款232万元(新币、下同)。同时，支持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走合作化道路，向184个生产组、社发放贷款392万元。“大跃进”的1958年，贯彻“以钢为纲，工业全面跃进”的方针，为了满足“钢铁元帅升帐”的资金需要，发放工业贷款404万元，比1957年增长5．5倍；1959年发放709万元，比1958年增长39％；1960年对94个工厂共计发放816万元，比1959增长9％。这段时间，信贷资金充分供应。为了克服“大跃进”时期造成的经济困难，1961年，开始控制工业贷款，并对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进行清理回收。共清理收回264万元，是占用数的81％，其中亏损收回115万元，赊销预付收回52万元，大修理超支收回45万元，各项垫支款项收回13万元，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由上年的23％下降到9％。1963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执行“三查”制度，从严贷款。1964年，发放工资贷款210万元，同时发放手工业贷款63万元。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管理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实行“需要就是计划”，信贷资金有求必应，企业挤占、挪用贷款余额2483万元，比1966年增长4．4倍。1977年至1978年，恢复了信贷的基本政策和有关制度，但工业信贷仍在徘徊。至1978年底，贷款余额2340．2万元(含乡镇工业、下同)。1979年以后，工业贷款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和以销定贷的原则，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信贷的作用。当年工业贷款余额379万元(含后来并入六安市的六安县人民银行数字)。1980年至1984年，县属主要工厂贷款划归市工商银行统计。为了加强对农村社队企业的贷款，1980年开始从农业贷款中划出200万元，作为专项指标。1981年对社队(乡镇)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领导力量强、有原材料和销路、经营管理好、信用关系好的182个乡镇企业，占全县总数791的23％；有控制地发放贷款的企业有544个，占68．8％；对占8．2％的65个经营管理差的企业实行从严从紧贷款，并采取各种办法救活企业。到1983年，救活了34个企业，收回沉淀贷款31．5万元。1984年，进一步严格控制贷款。从1980年至1986年，共发放乡镇企业贷款1578万元(内含农村信用社贷款652万元)。1986年底余额1084．7万元，是1979年余额的8．28倍。县直工业贷款1986年余额为15．5万元。
(二)商业贷款
1949年至1952年，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总方针，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支持国营商业。3年共发商业贷款78万元(折合新人民币)，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1953年至1957年，继续支持国营企业，5年累放贷款达83440．7万元。同时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促进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发放对私商的贷款，使他们能够完成安排的营业额。城关商店1957年一年内公共积累达到75万元。1958年大跃进时期，商业贷款有求必应。当年发放商业贷款达到1305万元，支持全县国营商业购进总额为3695万元。1959年又比上年增长了32．8％，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上升了27％。1960年，又较上年增加19％。无限制的商业贷款，促使商业部门盲目收购，造成了严重的资金损失。1961年，加强了商业信贷管理。当年全县商业系统清理资金占用759万元，是占用数的44％。按照省人行制定的商业贷款暂行规定，发放2314．3万元，促进企业贷款合理使用。同年9月，对恢复了的供销合作社贷款311万元。
1963年至1965年，进一步发挥商业信贷的职能作用，促进国营经济调整。1963年，商业贷款995．6万元，1964年清理收回贷款101．3万元，清理财政性占用60．9万元，其它占用46．4万元。根据主要农副产品区别对待的原则，共发放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868万元。1965年在大幅度降低商业贷款的情况下，4月份发放预购定金225万元，其中粮油定金157万元，棉花8万元，大麻40万元，茶叶20万元。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商业信贷管理流于形式，信贷资金供应又一次失控。1975年底，商品流转贷款余额5148万元，比1965年增长6．2倍。企业资金管理混乱，盲目采购，不合理资金占用严重。县土产公司1973年购进粉丝253万斤，销售不掉，积压资金130万元；县百货公司1974年仅针织品汗衫一项，就积压资金达12万元。1977年，清理收回“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挪用、抽调、挤占的流动资金108万元，1978年，又收回571万元，占应收数的80％。1979年，商业贷款主要是支持企业对农副产品、出口物资和日用工业品的采购，年末贷款余额达498．2万元。同时恢复对集体商业的贷款，共发放18万元。1980年，商业贷款支持企业多渠道进货，全县各项贷款累计2774．4万元(含供销社贷款数字)。1981年，对国营商业贷款改为按资金周转率核定贷款额度，按季调整，共发放156．6万元，同时对集体商业扩大贷款面，贷款2829．5万元。1982年，恢复对私营商业贷款，全年共对13户个体商户发放贷款1万元，年末余额5000元。从1979年11月以后，六安县直工商业贷款划归六安市，农村商业贷款划归县农民银行办理。1980年，除了增加供销社贷款外，还放宽了农村集体和个体商业贷款，1985年发放集体工商业贷款5240万元，个体商业贷款91．8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4．56倍和11．9倍。1986年底，集体、个体商业贷款余额达到863．4万元，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县农行历年放款余额
县农行历年放款余额
1980年至1986年，银行还参与清理供销社商品质次价高，积压严重问题，实行限期处理，过期加息20％的规定。累计清理有问题商品值235万元，有问题的资金314万元，处理360万元，收回不合理资金占用90万元。此外，1983年，按国务院的规定，经过清理、鉴定，核销了农村商品的贷款19万元。
全县信用合作社历年存、放款金额金额
单位：万元
民国22年，六安开始发放农业贷款，至民国36年止，在县境内举办农业贷款的有中国农民银行系统的芜湖、六安、立煌、安庆办事处和六安县农村金融救济分处5个单位；地方财政系统的六安茶叶办事处、皖西茶审会、皖西茶叶管理处、省建设厅五科、六安县农民借贷所5个单位。开办的贷款种类有：合作贷款、救济贷款、抵押品贷款、农仓贷款、茶叶贷款、战贷和农贷7种，共计贷款18614万元(法币、下同)。其中：民国27年底以前贷出139万元，民国28年至34年贷出395万元；民国35年至36年贷出18080万元。民国23年，开始发放为农村地主、保长所把持的合作社贷款，至民国27年底，计发放819万元，其中区联社贷款74．3万元，主要贷给苏埠、麻埠、新安、马头等产麻区的收购运销。民国25年，国民党为配合军事需要，巩固对农村的统治，中国农民银行六安办事处开始对地主还乡团发放救济贷款，当年分别向安徽、河南、湖北的23个县贷出48．6万元。同年4月，六安抵押品农贷所正式开业，开始发放抵押品贷款。农民抵押品要付栈租2至6厘，贷款利息高达2至4分。由于条件苛刻，手续麻烦，到年底只发出2．1万元，利息收入不到3000元，经营亏损0．1万元，抵押品农贷所因此撤销。民国27年，开始发放农仓贷款，其贷款名为修建农仓，实则均被地主、乡长以1至2分的高利转手贷给农民，截至民国36年底，共放出3000万元。这段时间，还向茶行、茶商发放茶叶贷款5282．7万元。民国26年至36年，六安县农民借贷所共贷放战贷和普贷186万元。
建国后的农村信贷主要分为一般农业贷款、国营农业贷款、社队(乡镇)企业贷款、农村商业贷款等四类。1949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般农贷主要以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主，以重灾和土改区为贷款重点；在使用上，着重帮助解决口粮、耕牛、种子、肥料等方面的资金困难。1952年土改结束后，优先扶植互助组，适当照顾单干农民，以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和改良种子为主。1949年至1952年，全县共发放89．9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953年，农业贷款逐步由个体农民转移到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方面来。1954年，县境发生大水灾，当年发放农业贷款157．8万元，占总额的40％。1955年至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为了帮助贫农解决入社股份基金困难，共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141．6万元，贷给占全县入社总农户35．8％的农户。1955年，在本县推行农业“三改”中，共拨放“三改”资金20．2万元。从1953年至1957年，计发各项农业贷款1191．3万元。1956年起银行开始发放无息预购定金贷款，先是对粮、油、棉3种农产品，后扩大到牲畜、茶叶、大麻等，1958年，贷款余额为1163万元。1981年起，停止对主要农产品实行预购定金，至1985年底，历年定金贷款未收回的累计余额还剩200多万元。1958年至1960年，农贷资金在“大跃进”中大收大支，失去控制，3年共发放486．1万元，收回294．3万元，余额达到433．6万元，共扩大农贷差额181．8万无，占农贷资金总额21％的88万元无法收回。1962年，贯彻党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贷资金重点转移到支援大办农业上来，要求农贷资金“当年平衡，略有回笼”。至1965年，共发放966．9万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62年起，发放灾区口粮无息贷款，用于社员个人购买返销粮。一直到1978年至1982年，又贷了部分灾区无息贷款。截至1984年底，灾区口粮无息贷款尚有余额105．7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农贷资金大量用于建设“大寨式”的农田和居民村、挖河筑坝、围河造田等。1966年至1978年，共放出3601．9万元，比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34％，信贷收支又失去平衡，支大于收156万元。还举办了农机专项无息贷款，到1979年底，共发放63．8万元。1979年以后，调整了农贷的结构和投向，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重点支持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专业户、承包户、个体工商户。1979至1985年，共发放15318万元，超过前30年农贷总和。1979年，发放县社办小水电贷款8万元，同年，发放农机无息贷款63．8万元。从1980起，农村社队(乡镇)企业贷款，从一般农贷中分出，1979年贷款余额122．9万元，1980年至1985年，共发放3613．5万元，是1979年的8倍多。1981年和1982年，以优惠利率，向队集体蚕桑场贷款50万元。1984年和1985年，对实行联产承包的专业队、组、户和新的联合体，发放开放性的贷款，1984年放出5400万元，1985年放出120万元。1985年，发放承包户、专业户贷款2355万元，占全年发放总额的86．4％。
1952年始对国营农业企业贷款，至1955年共发放9．4万元。以后，随着国营农业企业的增多，贷款数额也随之增加，至1961年底，贷款余额已达101．3万元。1961年后，贷款余额已达101．3万元。1961后，改为财政拨款，贷款余额下降，至1979年底，只有2．3万元。1981年，开办了国营农业企业中短期设备贷款，主要用于帮助设备更新改造。至1985年，贷款余额增加至85万元，比1979年底余额增长26．1倍。1986年，又增加至1077．2万元。从1984年起，国营农业企业逐步推行了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银行对承包户直接举办了生产贷款。
二、工商信贷
(一)工业贷款
建国初期，为了恢复生产，对民生工厂、裕民烟厂、六安染织合作工厂、大中铅石印书局等工厂，均分别予以贷款，用于购进原材料，增加生产、提高效益；对手工机织袜帽等小厂，也给予小额贷款，促进其恢复营业。从1949年至1952年，共贷款9．8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县内国营工厂发展到13个，按企业需要，五年中计放款232万元(新币、下同)。同时，支持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走合作化道路，向184个生产组、社发放贷款392万元。“大跃进”的1958年，贯彻“以钢为纲，工业全面跃进”的方针，为了满足“钢铁元帅升帐”的资金需要，发放工业贷款404万元，比1957年增长5．5倍；1959年发放709万元，比1958年增长39％；1960年对94个工厂共计发放816万元，比1959增长9％。这段时间，信贷资金充分供应。为了克服“大跃进”时期造成的经济困难，1961年，开始控制工业贷款，并对国营企业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进行清理回收。共清理收回264万元，是占用数的81％，其中亏损收回115万元，赊销预付收回52万元，大修理超支收回45万元，各项垫支款项收回13万元，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由上年的23％下降到9％。1963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执行“三查”制度，从严贷款。1964年，发放工资贷款210万元，同时发放手工业贷款63万元。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管理被称之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实行“需要就是计划”，信贷资金有求必应，企业挤占、挪用贷款余额2483万元，比1966年增长4．4倍。1977年至1978年，恢复了信贷的基本政策和有关制度，但工业信贷仍在徘徊。至1978年底，贷款余额2340．2万元(含乡镇工业、下同)。1979年以后，工业贷款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和以销定贷的原则，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信贷的作用。当年工业贷款余额379万元(含后来并入六安市的六安县人民银行数字)。1980年至1984年，县属主要工厂贷款划归市工商银行统计。为了加强对农村社队企业的贷款，1980年开始从农业贷款中划出200万元，作为专项指标。1981年对社队(乡镇)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领导力量强、有原材料和销路、经营管理好、信用关系好的182个乡镇企业，占全县总数791的23％；有控制地发放贷款的企业有544个，占68．8％；对占8．2％的65个经营管理差的企业实行从严从紧贷款，并采取各种办法救活企业。到1983年，救活了34个企业，收回沉淀贷款31．5万元。1984年，进一步严格控制贷款。从1980年至1986年，共发放乡镇企业贷款1578万元(内含农村信用社贷款652万元)。1986年底余额1084．7万元，是1979年余额的8．28倍。县直工业贷款1986年余额为15．5万元。
(二)商业贷款
1949年至1952年，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总方针，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制度，支持国营商业。3年共发商业贷款78万元(折合新人民币)，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1953年至1957年，继续支持国营企业，5年累放贷款达83440．7万元。同时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促进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发放对私商的贷款，使他们能够完成安排的营业额。城关商店1957年一年内公共积累达到75万元。1958年大跃进时期，商业贷款有求必应。当年发放商业贷款达到1305万元，支持全县国营商业购进总额为3695万元。1959年又比上年增长了32．8％，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上升了27％。1960年，又较上年增加19％。无限制的商业贷款，促使商业部门盲目收购，造成了严重的资金损失。1961年，加强了商业信贷管理。当年全县商业系统清理资金占用759万元，是占用数的44％。按照省人行制定的商业贷款暂行规定，发放2314．3万元，促进企业贷款合理使用。同年9月，对恢复了的供销合作社贷款311万元。
1963年至1965年，进一步发挥商业信贷的职能作用，促进国营经济调整。1963年，商业贷款995．6万元，1964年清理收回贷款101．3万元，清理财政性占用60．9万元，其它占用46．4万元。根据主要农副产品区别对待的原则，共发放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868万元。1965年在大幅度降低商业贷款的情况下，4月份发放预购定金225万元，其中粮油定金157万元，棉花8万元，大麻40万元，茶叶20万元。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商业信贷管理流于形式，信贷资金供应又一次失控。1975年底，商品流转贷款余额5148万元，比1965年增长6．2倍。企业资金管理混乱，盲目采购，不合理资金占用严重。县土产公司1973年购进粉丝253万斤，销售不掉，积压资金130万元；县百货公司1974年仅针织品汗衫一项，就积压资金达12万元。1977年，清理收回“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挪用、抽调、挤占的流动资金108万元，1978年，又收回571万元，占应收数的80％。1979年，商业贷款主要是支持企业对农副产品、出口物资和日用工业品的采购，年末贷款余额达498．2万元。同时恢复对集体商业的贷款，共发放18万元。1980年，商业贷款支持企业多渠道进货，全县各项贷款累计2774．4万元(含供销社贷款数字)。1981年，对国营商业贷款改为按资金周转率核定贷款额度，按季调整，共发放156．6万元，同时对集体商业扩大贷款面，贷款2829．5万元。1982年，恢复对私营商业贷款，全年共对13户个体商户发放贷款1万元，年末余额5000元。从1979年11月以后，六安县直工商业贷款划归六安市，农村商业贷款划归县农民银行办理。1980年，除了增加供销社贷款外，还放宽了农村集体和个体商业贷款，1985年发放集体工商业贷款5240万元，个体商业贷款91．8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4．56倍和11．9倍。1986年底，集体、个体商业贷款余额达到863．4万元，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县农行历年放款余额
县农行历年放款余额
1980年至1986年，银行还参与清理供销社商品质次价高，积压严重问题，实行限期处理，过期加息20％的规定。累计清理有问题商品值235万元，有问题的资金314万元，处理360万元，收回不合理资金占用90万元。此外，1983年，按国务院的规定，经过清理、鉴定，核销了农村商品的贷款19万元。
全县信用合作社历年存、放款金额金额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