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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生产救灾和社会救济
本县境内多高山，水流湍急而不畅，造成“旱则难资灌溉，潦则泛滥成灾”。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到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的159年中，有7年发生较大旱灾，12年发生较大水灾。民国元年（1912年）——36年，有8年发生旱灾，3年发生水灾。较小的水、旱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清朝没有专设的赈灾机构，一切赈灾事务由地方行政长官督办或派专员查放。历代也储粮备荒，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建东南西北4社仓，40年后存谷2345石。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建丰备仓，有房10余栋，城乡储谷4655石，同时在千箩寺保设五保丰备仓，所有备荒粮因保管不善，或毁于火灾或霉变“多枯腐不可食”。民国22年设积谷仓，到24年底，全县有县仓1，区仓4，乡仓6，储谷20962石。28年，有县仓1，乡、镇仓12，储谷2206石。但无官办社会救济机关，民国23年，为应付上级，成立救济院1所，但有名无实。31年，县政府设社会科，主办救济事务。37年，设粥厂1所，日供粥两餐，每人每日需米0.5公斤（五岁以下减半），每日千人领食，供食三个月耗账粮30吨。
解放前，民间慈善事业补充官赈之不足。以设在太平畈的永安局、黄泥畈的太平会为著名，有田产、义仓，贫民受益。民国20年，本县遭特大水灾，当时淠河以西是苏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分局“水灾斗争纲领”，发动水灾斗争，采取不还债、不纳税、不出捐、不交租、没收帝国主义企业、银行和官僚、军阀的财产，强割地方豪绅、富农的稻谷，征收富农余粮等措施进行救灾。解放后，1950年起，生产救灾工作由县土改、生产办公室兼理。1953——1954年，县成立联合办公室兼理生产救灾工作。1964年遭洪灾，县成立生产救灾指挥部，领导生救工作。1978年遭特大旱灾，县再次成立生产救灾办公室。1980年起，同扶贫办公室合署办公。
一生产救灾
解放后，遇有各种自然灾害，县、区、乡各级党委和政府一面组织领导群众抗灾，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发动群众互助互济；一面拨发救济款和各种实物，帮助群众克服困难，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灾害。
解放初，农民生活极端贫困，1950年又受旱灾和病虫害侵袭，县委县政府大力倡导生产自救，利用山区资源丰富，副业门路多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在农闲时搞采集、编织、渔猎、加工、运输、药材培植等生产。1949年冬——1950年底，全县副业总收入534.62万元，人均收入28元。
1952年5月，落儿岭乡发生煌灾，很快蔓延到上土市、大化坪、诸佛庵、佛子岭、下符桥、与儿街等地。全县组织8万人，一周内捕蝗蝻近6万公斤，仅10天基本灭尽蝗虫。1953年，诸佛庵区的小堰口和与儿街区的石河子等地又发现蚯蝻和越冬蝗虫，均被群众一举捉尽，至今县内无此虫害。
1953年，水、旱、病、虫、风雹灾相继发生，全县57个信用社、3个信用部、7个高级信用组、108个低级信用组共发放生活和种子贷款80481元，帮助农民生产自救、战胜灾害。
1954年夏，山洪暴发，造成严重灾害。县委抽调县直机关干部49人赴各区指挥、组织群众抢险补种。当县城汛情危急时，县委、县政府4次组织机关干部613人次带领群众抗洪抢险，保证了城区安全，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群众30多户120多人。灾后，县政府先后拨发5批救灾款32198元，连同农村社会救济款，救济灾民2249户9795人；银行发放支援救灾贷款150429元，粮食部门从四川调进大米1000多万公斤。洪水退后，及时发动全县农民补种各种农作物16755亩，改种8515亩，收获晚秋粮食168.35万公斤，可供给8000人的5个月口粮。同时广种瓜菜，大挖野菜，扩大代食品，共晒干菜132万公斤，除支援霍邱灾民外，折抵粮食17.25万公斤，可供2300人吃5个月。
1958年夏，百日未雨，全县受旱面积达20.4万亩，县委提出“抗旱第一、丰收第一”，全县有10多万人日夜奋战抗旱第一线。结合抗旱，全县建成小水库6座，修大小塘堰160多个，沟渠7道，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20多万亩。
1960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全县在完成秋种（麦、豆、油菜）任务后，有5万多人大搞“小秋收”，到年底，共采集各种野生植物如橡子、葛根、茅栗等代食品共750多万公斤。为帮助困难户恢复和发展生产，县政府在1961年发放救济款73189元。
1964年5月，洪水成灾，全县通过群众互助互济，非灾区群众捐献和无偿支援灾区粮食3150公斤，人民币142元。帮助灾民修建房屋194间。
1969年7月连阴，18天降雨804.3毫米，造成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7月14日，佛子岭水库水位超过坝顶1米多，平畈地区一片汪洋，仅城关镇和13个公社就淹死54人（全县死71人），白莲岩公社门前大河流量高达6000立方米／秒。全县许多机关学校淹没在洪水中，大量物资被洪水冲走，县城许多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生火做饭。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抗洪抢险。驻军南字142部队和县抢险队一起用门板、竹排先后救出群众3200人。班长朱锡生（江苏）为抢救一落水儿童献出了宝贵生命，被追认为烈士。省委、省政府两次派直升机投下大批救生器材、药品和食物，灾民倍感党的关怀。当年县政府拨款23.5万元救济灾民重建家园。1970年，又拨发救济款31.4万元，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5年8月中旬，发生水灾，县政府先后发放3批救灾物资和建筑用材，用于学校、集体仓库、牛栏和受灾群众的房屋修理；新旧军服和布票、棉花等用于解决灾民过冬衣被。9——11月，县政府两次发放救灾款28万元。1976年春荒，发放救灾款116.8万元，其中地区直拨机械设备专款5万元。
1978年6月——1979年3月，发生百年罕见的旱灾，塘库（小水库）干涸、田地龟裂，竹木成片枯死，全县有41个公社2456个生产队15万人，14.7万亩田地受灾（占耕地的58.8％），其中颗粒无收的2.3万亩，受灾人口9万多人，其中特重灾民3万人。县委抽调县直机关干部160多人，深入灾区发动群众6万多人，动用电机931台5571.5千瓦，柴油机123台1762匹马力，各种水泵1276台，水管9300米，投入抗旱保苗，抗旱秋种。共用去480万元，旱情趋于缓和。县政府拨发130万元救济款，帮助农民生产自救，全县抢栽早稻10万亩，抗旱抢栽双晚秧9万亩，播种小麦12万亩，种菜1.6万亩，并大力开展“小秋收”，总值320万元。全年粮食总产9150万公斤。
1984年是风、雹、洪涝、“清风”、病虫害等多灾之年，洪灾最重，受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1％，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70％。因灾死亡31人，重伤365人，轻伤1000多人，冲毁民房4200户11029间，损坏9522间，冲毁公房615间，全县出现“三无户”（无吃、无住、无衣被）3074户15389人。当年除拨发43.6万元救济款外，县委、县政府动员干部、群众捐献和互助互济，共捐款1.76万元，粮食6500公斤，衣物2100件，木料3800根，献工10万个。县内各单位和省属单位捐款6万元，粮票1.115万公斤，衣物5800件。
1953——1984年，全县共发放救济实物，棉花8.41万公斤，棉布38.95万米，布票4.67万米，棉被9265床，棉衣71781件，单衣21700件，木材1080立方米。
1961——1985年拨发救灾款表
单位：元
二农村扶贫
本县是贫困县，解放前战事不断，灾害频繁，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森林几经破坏，一是1958年大办钢铁时，砍掉大批树木炼铁“放卫星”，一是“文化大革命”中严重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两次严重过量砍伐，造成水土严重流失。水库淹没区大，佛子岭、磨子潭和响洪甸水库，淹没了大片良田沃土，全县有5个区9个乡被淹没土地67267亩，移民4388户19613人，损失3623.9万元。库区人口密度增大，生产用地、经济收入减少，损失总额达4285.71万元。横排头灌溉枢纽工程建成后，淠河河床增高，沿河1镇3乡的12400亩田地连年洪涝成灾，年减产粮食350万公斤、蔬菜50多万公斤。1982年，水库大坝加高后，新增淹没土地3412亩，新增移民252户1474人。县内产木竹因交通不便，价格偏低，林业收入很少，全县林业用地是耕地面积的7.8倍，而林业总产值只占农业产值的9％。1958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仅28元，到1964年仍徘徊在30——40元之间。1979年，人均收入80元。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643个，占21.4％，农村贫困户8534户，占总农户的14.2％，46952人，占农业总人口的15.7％，其中严重困难户占总农户的11.2％，人口占总人口的13.3％。还有占农村总人口5％的痴呆、残疾人，全县有痴呆患者12020人（全痴2870人，半痴9150人），全县有1721户每家有两个痴呆人，全县有549户每家有三个痴呆人，痴呆人能吃不能劳动，是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1983年调查统计，全县缺棉被28350户，缺蚊帐40950户，住危险房屋15750户，缺口粮27111户，分别占总农户的45％，65％，25％，43％；缺棉衣124090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1％。
本县扶贫工作始于1980年。当年7月，根据“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扶贫要求，在三板桥公社办扶贫试点。9月中旬到10月底，诸佛庵等5个区在桃源河、烂泥坳、宋家河、青枫岭、落阳河、樊冲等6个公社进行扶贫试点，共扶持7区1镇44个大队的困难户，占试点大队总户数的6.8％。1981年，县成立扶贫领导组，制定1981——1983年扶贫规划。1983年，扶贫领导组改为扶贫委员会，成立多种经营技术培训学校，培训各类技术人才，当年扶持42个乡和城关、诸佛庵两镇的突出困难户。
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84）1号文件精神，全面加强扶贫工作的领导，开展救灾改革试点，把扶贫同救灾有机结合起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五大班子在城关、与儿街、佛子岭、诸佛庵、下符桥4区1镇抓点，县直部、委、办、局分工到各乡村帮助3——5户贫困户脱贫。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规定，各有关部门对贫困地区和扶持户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促进了扶贫工作。当年特大洪灾后，全县用社会救济款重点扶持2300个受灾贫困户发展生产，人均年增收100元，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并在全省推广“霍山经验”。
1985年，根据第十一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学习和推广广东思平县扶持优待对象和扶贫结合的“扶贫扶优”（简称双扶）的经验，变单一扶持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由偏重发展种、养业，改为农、工、商全面扶持。县成立“脱贫改貌领导组”和“库区生产开发委员会”、“救灾扶贫基金会”、“三扶公司”（扶贫、扶优、扶灾）等服务性机构。贫困区、乡组成多功能领导体系和服务网络，设科技扶贫咨询服务中心，提供信息服务，为开发利用本县资源，支援贫困户办的经济实体做了大量工作。全县发放有偿扶贫款162万元，占省拨救灾款总数的69％，各部门支持扶贫资金125.18万元（民政经费在外）。全县抽调723名县、区、乡干部驻村，重点扶持12个重灾乡和大部分乡的重灾村，共137个村的3081户15500人。全县组建中药材、茶叶、蚕桑、生漆、铁砂、苎麻生产等10个综合扶持联合体，形成发展商品生产的三大服务体系：由救灾扶贫基金会、库区管理委员会、农业银行和财政局组成的“信贷体系”；由林业、供销、粮食、医药和外贸局组成的“供销体系”；由科技部门、“三扶”公司和经济协作办公室组成的“技术、信息体系”。1985年人均收入182元，比1980年增长2.15倍，相当同年全省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49.3％，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120元）的有24个乡143个村26200户，约12万人（含保障对象1.1万户4.5万人）。
1980——1985年抚贫、脱贫统计表
1980——1985年有关部门投入扶贫资金表
单位：元
三城镇社会救济
城镇社会救济分定期和临时两种形式。定期救济（定补）对象是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精简退职老职工和其它符合救济、补助的人员。对家庭人口多劳力少或收入不固定以及因突然事故（水灾、火灾、风灾、疾病、生育等特殊情况）而影响基本生活的给以临时救济。解放初期城镇救济的方针是“依靠基层，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1953年，全县有城镇贫民2300人（含老、弱、残800人），对其中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或介绍就业，或助其参加生产自救。县政府曾连续3次发放城市救济款2459.6元，救济失业人员562人，城镇贫民456户1214人。1954年水灾，后组织城镇贫民和失业人员471人从事加工、运输、做临时工、贩菜等业，收入37370元（按当时一般生活水平，可维持1400人3个月的生活）。全年发放4批救济款1986元（其中失业救济款640元，救济63户188人），解决了206户722人的生活困难。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1956年起，城镇居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陆续出现了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1958年前后，民政部门帮助建立一批福利生产企业，从业人员有了工资收入。此外，向城镇困难户发放一定数量救济款，减轻了社会救济工作的压力。1984年，城镇“五保户”每人每月补助15元。1985年，城关、佛子岭、诸佛庵3镇的“五保户”每人每月补助17元。
若干年份城乡社会困难户救济款发放情况统计表
四特定救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按规定安置（或救济）宽大释放的（包括转业）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起义投诚人员和摘帽右派（不含已平反、改正的右派）等，给予特定救济。1976年3月，安置3名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含战犯1人）到县园艺场从事轻微劳动，每人每月补助20元，并酌情报销医药费。1981年2月，对仍在园艺场就业的1人，每月增加到25元，对回农村的2人（含战犯1人）每月分别为11元和30元。医疗费、探亲费由民政局统一掌握使用。1982年起，给资遣回乡的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以社会救济，做到户口、劳动、生活和困难救济“四落实”，每人每月14元，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1983年，家住农村的国民党原县团级以下人员，每人每月11元，家住城镇的每人每月18.5元，1984年增加到22.5元。
1978年2月，对全部摘帽右派中的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给以定期救济。1979年，省拨给本县上述人员的救济专款8000元。1981年全县摘帽右派247人中的142人领到救济金。
五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
1965年起，对符合条件的退职老职工，按月发给原工资40％的救济金，凭指定医疗单位的收费凭证补助医疗费2／3。全县共批准54人。1974年10——12月，全县有105人符合救济条件。1977年春，再次普查登记，全县有881人符合救济条件。1979年，增发享受40％救济金的退职老职工副食品补贴，每人每月2元，对不符合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而生活确有困难的精减退职职工，给以定期补助，1980——1983年，每人每月农村8元，城镇13元；1984年起，每人每月农村10元，城镇15元。
1976——1985年精简退职职工生活救济统计表
解放前，民间慈善事业补充官赈之不足。以设在太平畈的永安局、黄泥畈的太平会为著名，有田产、义仓，贫民受益。民国20年，本县遭特大水灾，当时淠河以西是苏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分局“水灾斗争纲领”，发动水灾斗争，采取不还债、不纳税、不出捐、不交租、没收帝国主义企业、银行和官僚、军阀的财产，强割地方豪绅、富农的稻谷，征收富农余粮等措施进行救灾。解放后，1950年起，生产救灾工作由县土改、生产办公室兼理。1953——1954年，县成立联合办公室兼理生产救灾工作。1964年遭洪灾，县成立生产救灾指挥部，领导生救工作。1978年遭特大旱灾，县再次成立生产救灾办公室。1980年起，同扶贫办公室合署办公。
一生产救灾
解放后，遇有各种自然灾害，县、区、乡各级党委和政府一面组织领导群众抗灾，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发动群众互助互济；一面拨发救济款和各种实物，帮助群众克服困难，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灾害。
解放初，农民生活极端贫困，1950年又受旱灾和病虫害侵袭，县委县政府大力倡导生产自救，利用山区资源丰富，副业门路多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在农闲时搞采集、编织、渔猎、加工、运输、药材培植等生产。1949年冬——1950年底，全县副业总收入534.62万元，人均收入28元。
1952年5月，落儿岭乡发生煌灾，很快蔓延到上土市、大化坪、诸佛庵、佛子岭、下符桥、与儿街等地。全县组织8万人，一周内捕蝗蝻近6万公斤，仅10天基本灭尽蝗虫。1953年，诸佛庵区的小堰口和与儿街区的石河子等地又发现蚯蝻和越冬蝗虫，均被群众一举捉尽，至今县内无此虫害。
1953年，水、旱、病、虫、风雹灾相继发生，全县57个信用社、3个信用部、7个高级信用组、108个低级信用组共发放生活和种子贷款80481元，帮助农民生产自救、战胜灾害。
1954年夏，山洪暴发，造成严重灾害。县委抽调县直机关干部49人赴各区指挥、组织群众抢险补种。当县城汛情危急时，县委、县政府4次组织机关干部613人次带领群众抗洪抢险，保证了城区安全，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群众30多户120多人。灾后，县政府先后拨发5批救灾款32198元，连同农村社会救济款，救济灾民2249户9795人；银行发放支援救灾贷款150429元，粮食部门从四川调进大米1000多万公斤。洪水退后，及时发动全县农民补种各种农作物16755亩，改种8515亩，收获晚秋粮食168.35万公斤，可供给8000人的5个月口粮。同时广种瓜菜，大挖野菜，扩大代食品，共晒干菜132万公斤，除支援霍邱灾民外，折抵粮食17.25万公斤，可供2300人吃5个月。
1958年夏，百日未雨，全县受旱面积达20.4万亩，县委提出“抗旱第一、丰收第一”，全县有10多万人日夜奋战抗旱第一线。结合抗旱，全县建成小水库6座，修大小塘堰160多个，沟渠7道，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20多万亩。
1960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全县在完成秋种（麦、豆、油菜）任务后，有5万多人大搞“小秋收”，到年底，共采集各种野生植物如橡子、葛根、茅栗等代食品共750多万公斤。为帮助困难户恢复和发展生产，县政府在1961年发放救济款73189元。
1964年5月，洪水成灾，全县通过群众互助互济，非灾区群众捐献和无偿支援灾区粮食3150公斤，人民币142元。帮助灾民修建房屋194间。
1969年7月连阴，18天降雨804.3毫米，造成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7月14日，佛子岭水库水位超过坝顶1米多，平畈地区一片汪洋，仅城关镇和13个公社就淹死54人（全县死71人），白莲岩公社门前大河流量高达6000立方米／秒。全县许多机关学校淹没在洪水中，大量物资被洪水冲走，县城许多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生火做饭。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抗洪抢险。驻军南字142部队和县抢险队一起用门板、竹排先后救出群众3200人。班长朱锡生（江苏）为抢救一落水儿童献出了宝贵生命，被追认为烈士。省委、省政府两次派直升机投下大批救生器材、药品和食物，灾民倍感党的关怀。当年县政府拨款23.5万元救济灾民重建家园。1970年，又拨发救济款31.4万元，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5年8月中旬，发生水灾，县政府先后发放3批救灾物资和建筑用材，用于学校、集体仓库、牛栏和受灾群众的房屋修理；新旧军服和布票、棉花等用于解决灾民过冬衣被。9——11月，县政府两次发放救灾款28万元。1976年春荒，发放救灾款116.8万元，其中地区直拨机械设备专款5万元。
1978年6月——1979年3月，发生百年罕见的旱灾，塘库（小水库）干涸、田地龟裂，竹木成片枯死，全县有41个公社2456个生产队15万人，14.7万亩田地受灾（占耕地的58.8％），其中颗粒无收的2.3万亩，受灾人口9万多人，其中特重灾民3万人。县委抽调县直机关干部160多人，深入灾区发动群众6万多人，动用电机931台5571.5千瓦，柴油机123台1762匹马力，各种水泵1276台，水管9300米，投入抗旱保苗，抗旱秋种。共用去480万元，旱情趋于缓和。县政府拨发130万元救济款，帮助农民生产自救，全县抢栽早稻10万亩，抗旱抢栽双晚秧9万亩，播种小麦12万亩，种菜1.6万亩，并大力开展“小秋收”，总值320万元。全年粮食总产9150万公斤。
1984年是风、雹、洪涝、“清风”、病虫害等多灾之年，洪灾最重，受灾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1％，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70％。因灾死亡31人，重伤365人，轻伤1000多人，冲毁民房4200户11029间，损坏9522间，冲毁公房615间，全县出现“三无户”（无吃、无住、无衣被）3074户15389人。当年除拨发43.6万元救济款外，县委、县政府动员干部、群众捐献和互助互济，共捐款1.76万元，粮食6500公斤，衣物2100件，木料3800根，献工10万个。县内各单位和省属单位捐款6万元，粮票1.115万公斤，衣物5800件。
1953——1984年，全县共发放救济实物，棉花8.41万公斤，棉布38.95万米，布票4.67万米，棉被9265床，棉衣71781件，单衣21700件，木材1080立方米。
1961——1985年拨发救灾款表
单位：元
二农村扶贫
本县是贫困县，解放前战事不断，灾害频繁，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森林几经破坏，一是1958年大办钢铁时，砍掉大批树木炼铁“放卫星”，一是“文化大革命”中严重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两次严重过量砍伐，造成水土严重流失。水库淹没区大，佛子岭、磨子潭和响洪甸水库，淹没了大片良田沃土，全县有5个区9个乡被淹没土地67267亩，移民4388户19613人，损失3623.9万元。库区人口密度增大，生产用地、经济收入减少，损失总额达4285.71万元。横排头灌溉枢纽工程建成后，淠河河床增高，沿河1镇3乡的12400亩田地连年洪涝成灾，年减产粮食350万公斤、蔬菜50多万公斤。1982年，水库大坝加高后，新增淹没土地3412亩，新增移民252户1474人。县内产木竹因交通不便，价格偏低，林业收入很少，全县林业用地是耕地面积的7.8倍，而林业总产值只占农业产值的9％。1958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仅28元，到1964年仍徘徊在30——40元之间。1979年，人均收入80元。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643个，占21.4％，农村贫困户8534户，占总农户的14.2％，46952人，占农业总人口的15.7％，其中严重困难户占总农户的11.2％，人口占总人口的13.3％。还有占农村总人口5％的痴呆、残疾人，全县有痴呆患者12020人（全痴2870人，半痴9150人），全县有1721户每家有两个痴呆人，全县有549户每家有三个痴呆人，痴呆人能吃不能劳动，是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1983年调查统计，全县缺棉被28350户，缺蚊帐40950户，住危险房屋15750户，缺口粮27111户，分别占总农户的45％，65％，25％，43％；缺棉衣124090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1％。
本县扶贫工作始于1980年。当年7月，根据“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扶贫要求，在三板桥公社办扶贫试点。9月中旬到10月底，诸佛庵等5个区在桃源河、烂泥坳、宋家河、青枫岭、落阳河、樊冲等6个公社进行扶贫试点，共扶持7区1镇44个大队的困难户，占试点大队总户数的6.8％。1981年，县成立扶贫领导组，制定1981——1983年扶贫规划。1983年，扶贫领导组改为扶贫委员会，成立多种经营技术培训学校，培训各类技术人才，当年扶持42个乡和城关、诸佛庵两镇的突出困难户。
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84）1号文件精神，全面加强扶贫工作的领导，开展救灾改革试点，把扶贫同救灾有机结合起来。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五大班子在城关、与儿街、佛子岭、诸佛庵、下符桥4区1镇抓点，县直部、委、办、局分工到各乡村帮助3——5户贫困户脱贫。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规定，各有关部门对贫困地区和扶持户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促进了扶贫工作。当年特大洪灾后，全县用社会救济款重点扶持2300个受灾贫困户发展生产，人均年增收100元，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并在全省推广“霍山经验”。
1985年，根据第十一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学习和推广广东思平县扶持优待对象和扶贫结合的“扶贫扶优”（简称双扶）的经验，变单一扶持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由偏重发展种、养业，改为农、工、商全面扶持。县成立“脱贫改貌领导组”和“库区生产开发委员会”、“救灾扶贫基金会”、“三扶公司”（扶贫、扶优、扶灾）等服务性机构。贫困区、乡组成多功能领导体系和服务网络，设科技扶贫咨询服务中心，提供信息服务，为开发利用本县资源，支援贫困户办的经济实体做了大量工作。全县发放有偿扶贫款162万元，占省拨救灾款总数的69％，各部门支持扶贫资金125.18万元（民政经费在外）。全县抽调723名县、区、乡干部驻村，重点扶持12个重灾乡和大部分乡的重灾村，共137个村的3081户15500人。全县组建中药材、茶叶、蚕桑、生漆、铁砂、苎麻生产等10个综合扶持联合体，形成发展商品生产的三大服务体系：由救灾扶贫基金会、库区管理委员会、农业银行和财政局组成的“信贷体系”；由林业、供销、粮食、医药和外贸局组成的“供销体系”；由科技部门、“三扶”公司和经济协作办公室组成的“技术、信息体系”。1985年人均收入182元，比1980年增长2.15倍，相当同年全省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49.3％，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120元）的有24个乡143个村26200户，约12万人（含保障对象1.1万户4.5万人）。
1980——1985年抚贫、脱贫统计表
1980——1985年有关部门投入扶贫资金表
单位：元
三城镇社会救济
城镇社会救济分定期和临时两种形式。定期救济（定补）对象是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精简退职老职工和其它符合救济、补助的人员。对家庭人口多劳力少或收入不固定以及因突然事故（水灾、火灾、风灾、疾病、生育等特殊情况）而影响基本生活的给以临时救济。解放初期城镇救济的方针是“依靠基层，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的救济”。1953年，全县有城镇贫民2300人（含老、弱、残800人），对其中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或介绍就业，或助其参加生产自救。县政府曾连续3次发放城市救济款2459.6元，救济失业人员562人，城镇贫民456户1214人。1954年水灾，后组织城镇贫民和失业人员471人从事加工、运输、做临时工、贩菜等业，收入37370元（按当时一般生活水平，可维持1400人3个月的生活）。全年发放4批救济款1986元（其中失业救济款640元，救济63户188人），解决了206户722人的生活困难。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1956年起，城镇居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陆续出现了各个门类、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1958年前后，民政部门帮助建立一批福利生产企业，从业人员有了工资收入。此外，向城镇困难户发放一定数量救济款，减轻了社会救济工作的压力。1984年，城镇“五保户”每人每月补助15元。1985年，城关、佛子岭、诸佛庵3镇的“五保户”每人每月补助17元。
若干年份城乡社会困难户救济款发放情况统计表
四特定救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按规定安置（或救济）宽大释放的（包括转业）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起义投诚人员和摘帽右派（不含已平反、改正的右派）等，给予特定救济。1976年3月，安置3名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含战犯1人）到县园艺场从事轻微劳动，每人每月补助20元，并酌情报销医药费。1981年2月，对仍在园艺场就业的1人，每月增加到25元，对回农村的2人（含战犯1人）每月分别为11元和30元。医疗费、探亲费由民政局统一掌握使用。1982年起，给资遣回乡的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以社会救济，做到户口、劳动、生活和困难救济“四落实”，每人每月14元，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1983年，家住农村的国民党原县团级以下人员，每人每月11元，家住城镇的每人每月18.5元，1984年增加到22.5元。
1978年2月，对全部摘帽右派中的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给以定期救济。1979年，省拨给本县上述人员的救济专款8000元。1981年全县摘帽右派247人中的142人领到救济金。
五精减退职老职工救济
1965年起，对符合条件的退职老职工，按月发给原工资40％的救济金，凭指定医疗单位的收费凭证补助医疗费2／3。全县共批准54人。1974年10——12月，全县有105人符合救济条件。1977年春，再次普查登记，全县有881人符合救济条件。1979年，增发享受40％救济金的退职老职工副食品补贴，每人每月2元，对不符合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而生活确有困难的精减退职职工，给以定期补助，1980——1983年，每人每月农村8元，城镇13元；1984年起，每人每月农村10元，城镇15元。
1976——1985年精简退职职工生活救济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