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畜饲养
（一）猪
品种：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群众饲养的猪均为本地土种黑猪（现定名为皖西黑猪）。其特点是适应性强，耐粗饲，早熟、瘦肉多。母猪母性好，繁殖率高，平均产仔12.21头。在常规饲养条件下，初生仔猪窝重9.84公斤，个体重0.93公斤；断奶窝重62.64公斤，个体重8公斤。1955年，从浙江金华引进“约克夏”种猪8头。随后，又相继引进“巴克夏”、“苏白”、“上海白”、“新金”、“梅山”、“内江”、“克米洛夫”、“长白”等10多个国内外优良种猪进行杂交改良，由于缺乏计划性、科学性、导致猪种混杂，品种退化。1974年，成立俞林畜牧良种场，进行“皖西黑猪”的品种选育、提纯，经数年努力，又恢复其优良性。
肉猪，已部分实现杂交化，其中以长白公猪与当地黑猪交配所产的杂种猪生长发育较快，深受群众欢迎。
饲养量：解放前，本县虽素有养猪习惯，但由于粮食产量低，饲料短缺，生猪饲养水平很低。民国30年（1941），全县养猪4.01万头，民国32年下降为3.91万头。1949年，全县饲养量11万头，平均每农户0.69头，年末存栏仅有7.8万头，平均每户0.49头。
建国后，生猪的饲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50年至1953年，经过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生猪饲养有较大发展。1953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16.4万头，平均每农户1.3头，比1949年增长49.6％；年末存栏10.4万头，平均每农户0.65头，比1949年增长34.2％。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户的生猪随之入社，交归集体饲养，生猪饲养量略有下降。当年，全县饲养12.6万头，比1953年减少3.8万头，通过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鼓励社员多养猪，饲养量又很快上升。1957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25.9万头，平均每农户1.5头，比1949年增长1.35倍。年末存栏18.4万头，平均每农户1.06头，比1949年增长1.36倍。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生猪大部交归集体饲养，社员全部入公共食堂吃饭，农民私人养猪很少很少。当时，虽然各公社、大队在“共产风”中平调生产队和社员户的猪，兴办“万头猪场”、“千头猪场”，但大多有名无实。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广大农民意愿的错误做法，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大减产，饲料奇缺，导致生猪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县生猪饲养量下降到19.6万头，1960年又下降到11万头，1961年为12.27万头，均比1957年减少一倍多。1962年纠正“五风”，允许社员养猪，实行“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并划给社员少量的自留地和饲料地。此后，生猪饲养又逐步回升。1965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30万头，比1957年增长15.7％，但年末存栏猪仍比1957年少2.6万头。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生猪饲养时增时减，发展缓慢。1967年饲养量34万头，1969年又下降到27.3万头。1971年上升到41.5万头，1972年又下降到40万头。后期，本县被列为安徽省商品猪基地县之一，各级政府把生猪饲养作为“农业学大寨”、超《纲要》的硬性指标，下达指令性计划，同时集体和社员群众对养猪户、售猪户给予“补水”（平均每头猪补给粮食200斤左右），生猪饲养才有所发展。1974年，饲养量上升到51.9万头，平均每户2.66头，全县实现生猪超《纲要》。但是，1975年又下降到50.39万头，比上年减少1.6万头。
1979年以后，随着农业联产承包制的全面实行和不断完善，粮食大幅度增产，饲料充足。同时生猪售价提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1980年，全县饲养生猪56万头，比1949年增长4倍多，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86.7％。1984年，发展到68.86万头，平均每农户3.09头。1987年，上升到78.84万头，平均每农户3.12头，比1949年增长6.16倍。年末存栏猪41.1万头，平均每农户1.63头，比1949年增长4.3倍。并且涌现出一大批养猪致富的专业户，冯瓴乡花墙村汪多义和西隐贤乡隐贤村黄应坤两户，1984年，各育肥猪30头，加上农业收入，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成为当地有名的养猪“专业户”。
（二）牛
品种：本县水牛居首位，黄牛次之，奶牛在70年代末才开始养殖。
水牛多为当地土种，其特点是体躯粗重，矮壮，性温驯，耐粗饲，役力大，放牧时采食能力强，在当地饲养水平低、管理粗放的条件下，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毛色以青灰色居多，黑褐色少。母牛一般在一岁半开始发情，公牛一岁半后有“爬胯”现象，6岁“去势”。全县无专用种公牛，大多自然交配，受孕和繁殖率低。为提高水牛品质，1980年由省、地区拨款，姚李区农技站承办，在姚李、长集两区部分村队用“摩拉”、“尼里”公牛冷冻精液进行人工授精试验。1983年在洪集乡尚善村产下杂交牛1头。此后，这项试验中止。
黄牛也多系本地土种，毛色以黄色、深黄色为多，其次为棕色、黑色、栗色，体型中等，呈长方形，角较长，颈较短，背腰平直。其特点是耐粗饲，抗病力强，役用性能好，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优良。母牛一岁后开始发情，二岁时交配。由于本县农村无专养种公牛的习惯，长期自然交配，甚至近亲交配，其优良种性日趋退化。1958年，农业部门先后引进“黑白花”、“秦川”、“南阳”、“鲁西”、“科斯罗姆”、“拉脱维亚”等国内外良种公牛21头，在沿淮地区设立配种站，对当地黄牛进行杂交改良，因管理不善，收效甚微。1982年，由周集区农技站承办，采用以“西门答尔”种公牛为主的冷冻精液进行人工授精，收到良好效果。到1987年底，累计授精298头，已繁殖小牛234头，成活234头，表现出良好的杂交优势。
奶牛，1979年从六安小华山园艺场购进“黑白花”奶牛7头、公牛1头，交给俞林畜牧良种场饲养，向县城居民供应鲜奶。由于管理不善，亏损严重，1983年转售给城西湖驻军饲养。
饲养量：建国前，本县牛的饲养水平低，数量少，民国30年（1941），全县仅有牛5314头。1949年，有牛3.63万头，平均每2.3个农户一条牛。其中水牛2.38万头，占65.7％；黄牛1.24万头，占34.3％。
建国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着购进多、死亡的多、自己繁殖的少等问题。除集体和群众自筹资金年年到外地购牛外，政府还拿出大量资金，组织农业、供销部门到外地成批购牛。1955年，从金寨购牛200头。1963年，从辽宁铁岭购牛500头。1965年，从贵州安龙购牛300头。据供销部门收购的牛皮统计，1952年至1978年，累计收购牛皮10.77万张，平均每年死牛3989头。其中尤以1959至1961年刮“共产风”时死牛最为严重，仅1960年一年就死牛1万多头。1960年至1964年，全县有繁殖能力的母牛2万头左右，而每年繁殖的小牛在3000头左右，繁殖率为15％。1980年以后，饲养繁殖才趋向正常。从1981年到1987年，全县共繁殖小牛4.8万头，平均每年繁殖小牛6858头，比60年代增加一倍多。1987年年末，全县有牛9.9万头，比1949年增长1.73倍：其中水牛4.8万头，占48.2％；黄牛5.13万头，占51.8％；有繁殖能力的母牛2.4万头；当年生小牛8724头，繁殖率提高到36.2％。
本县养牛主要用于耕田，不养菜牛。群众食用牛肉，主要靠自然淘汰的老口牛和病牛，1984年至1987年，共宰杀老、病牛1.6万头，计产牛肉321.3万斤，平均每年宰杀4050头，食用牛肉80.3万斤。按全县总人口平均，每人每年仅可吃到牛肉0.6斤。
（三）马、骡、驴
品种：建国前，农村饲养的马、骡均系本地土种。1958年从新疆购进“伊犁马”200匹，用于运输，没有繁殖。
驴在本县大牲畜中居第二位，仅次于牛，饲养历史较久，均系当地土种，体形中等，以灰色较多，褐色和黑色次之。其特点是体质强健，耐粗饲，役用性能好。
饲养量：民国30年（1941），全县有马、骡、驴448头。1949年，发展到1.45万头，占大牲畜总头数的28.5％；其中马、骡451头，占大牲畜总数的0.9％。这三种牲畜主要用于粮、油和副业产品加工及运输（拉磨、拉碾、拉车），极少数用于地主、官僚乘坐。
建国后至60年代初期，饲养量呈上升趋势。1953年有1.73万头，其中马骡434头。1957年发展到2.23万头，比1949年增长54％，平均每7.7个农户、33人有一头。1959年到1962年，由于“五风”和自然灾害，造成连续4年下降。1962年底，全县仅有马、骡、驴6329头，比1949年减少1.3倍，比1957年下降2.5倍，平均每27.3个农户、117.9人有马、骡，驴1头。当时农村曾出现吃面难的困境，有些农户，为了吃上米、面，只得用人抱棍推磨、拉碾。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又开始回升。1971年，全县有马、骡、驴9170头，比1962年增加2841头，但仍比1957年减少1.41倍。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逐步为机械代替，马骡驴逐年减少。1981年，全县饲养量下降到1325头。1987年，仅剩下942头，占大牲畜总头数的0.9％；其中马、骡53头。此一时期，驴的用途转为小板车短途运输的牵引役力。
（四）羊
品种：本县有山羊、绵羊两种，以山羊居多，绵羊极少。山羊多为本地的土种白山羊，属皮肉兼用的淮羊类。其特点是早熟，高产，耐粗饲，适应性强。成年羊平均体重18.5公斤，肉质鲜美。公羊3～4月龄时，就有性行为；母羊4～5个月龄即发情、配种，一般为两年三产，少数一年二产，每胎以双羔居多，平均产羔率为246.8％。绵羊系当地寒羊，以产裘、产毛为主。1975年，曾从六安引进“撒力斯”种羊8只，交给王圩公社胡埠大队饲养，由于缺乏饲养知识和管理条件，未繁殖后代。
饲养量：本县养羊虽然历史悠久，但在民国30年（1941），全县养羊仅有1.86万头。建国初期，养羊4—5万头，系农户私养。60年代以后，除农户私养外，沿淮和湖湾有牧场的大队和生产队有少量的羊群放养，年饲养量上升到10万头以上。1964年，县商业部门收购羊皮26万张，创历史最高纪录。因板皮拉力强，弹性好，毛孔小，薄而光滑，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属汉口路），受到商业部、外贸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嘉奖，并列为全国山羊板皮基地县之一。自此以后，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但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饲养量时增时减，很不稳定，连续10多年在10万只左右徘徊。1978年以后，羊的饲养量稳定增长。1981年，全县养羊17.6万只，平均每农户饲养0.7只，当年出栏羊7.8万只。1987年，全县养羊24万只，比1949年增长5倍，比1981年增长36.3％，当年出栏羊9.5万只，比1949年增长3.5倍，共产羊肉170.4万斤，按全县总人口平均，每人一年可吃到羊肉1.23市斤。
（五）兔
品种：本县有皮用兔、毛用兔、肉用兔三种。以毛用兔居多。50年代，引进“力克司”、“青紫蓝”等毛用兔饲养，数量很少，也未推广开。70年代中期，又引进“安哥拉”长毛兔饲养。70年代后期，县食品公司引进“日本大耳兔”（肉用型）饲养。1981年，县外贸部门又引进西德长毛兔良种，放在牌坊乡五里村饲养，每只成年兔年产毛0.5公斤，比当地长毛兔产毛量高出二倍多。但由于饲养管理不善，未繁殖纯种后代。1986年六安行署确定本县为肉兔基地县，由县外贸和畜牧部门共同负责，先后从江苏省邳县和本省亳州市引进“日本大耳兔”768只，放在陈家埠乡唐店村和沈台乡饲养，由于缺乏科技知识，饲养管理条件差，收效很小。
饲养量：解放前，本县无养兔习惯。解放后，虽曾引进多种兔子饲养，但在70年代以前，只限于一些点上大队养殖，如李集乡狮子口大队，人均养长毛兔近一只，成为全县养兔典型。1979年以后，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力由种植业转向养殖业，除大量养猪、养禽外，养兔也较为普遍。1979年，全县养兔9.33万只。1980年上升到14.57万只。1981年发展到34万只，当年产兔毛11.68万斤。但是，因兔毛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不稳定，养兔时多时少。1983年下降到12.5万只。1986年，回升到25万只。1987年又下降到19万只，当年产兔毛7.3万斤，出栏肉兔2.15万只。
二、家禽饲养
（一）鸡
品种：本县长期饲养的麻黄鸡，因其羽色麻而得名，属蛋肉兼用类鸡种。体型中等，成年公鸡体重2.06公斤，母鸡1.89公斤。其特点是活泼、敏捷、觅食力强，抗病，耐粗饲，鸡肉红嫩，味鲜美。母鸡年产蛋120～150枚，蛋壳厚，粉红色，蛋重48～55克。鸡和蛋在上海、香港市场上是紧俏商品。60年代中期，曾引进少量“来杭”、“芦花”等鸡种。1970年又从省农学院购进100多只“洛岛红”、“澳平黄”、“巴什”、“白洛克”“芦花洛克”等种鸡饲养，但均未推广开。80年代初，又从外地购进一批“S220”、“星杂288”、“罗斯”等商品代鸡饲养，也未推广开。
饲养量：本县虽然养鸡历史悠久，但在建国前因经常受灾，粮食不足，鸡饲养的不多。民国30年（1941）年末，全县存栏鸡仅有7.14万只。建国之初的1949年，全县养鸡不足100万只，平均每农户6只。1951年以后，由于粮食持续多年增产，饲料比较充足，农民把养鸡视为“小银行”。1957年，全县养鸡277.4万只，平均每农户16只，比1949年增长近二倍。1959年至1960年，因“五风”和自然灾害，粮食大减产，农民进食堂吃饭，鸡的饲养量连续三年下降。1960年，全县鸡的饲养量下降到85万只，比1957年减少2.3倍，比1949年还少13.7万只。1962年以后，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1979年，仍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80年以后，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连续几年丰收。同时，大批妇女劳动力从农田里脱身出来从事养殖业，鸡的饲养量持续稳定上升。1981年全县养鸡189.7万只，1984年发展到343.2万只，首次超过1957年的水平。1987年又上升到426.4万只，比1949年增长3.3倍多。当年出栏鸡211.7万只，年末尚有存栏鸡214.7万只，平均每农户留鸡种7只。
（二）鸭
品种：本县饲养的多为麻鸭，历史上鸭苗均来自巢湖地区各县。麻鸭体型较大，成年公鸭体重1.75至2.75公斤，母鸭1.5至2.5公斤，年产蛋90～120枚，蛋重60～70克。60年代中期，曾引进“北京鸭”饲养，因其觅食能力不如麻鸭，未普及。70年代，县食品公司多次批量购进“昆山麻鸭”、“绍鸭”，交给各区食品站和重点大队饲养。“昆山麻鸭”体型大，成年公鸭3公斤左右，母鸭2.5公斤，年产蛋140枚左右，蛋重70～75克。“绍鸭”虽然体型小，但生长快，成熟早，产蛋量高，适宜圈养。成年公鸭1.3公斤，母鸭1.25公斤，年产蛋250至300枚。由于这两种鸭比本地麻鸭具有更多的优点，遂逐步推广开。1985年，城西湖驻军购进“樱桃谷鸭”，县科协引进“获高”鸭，分别在城西湖农场和陈家埠乡水门塘养殖场饲养。这两种鸭，羽毛纯白，生长快，体型大，产蛋量较高，群众喜爱。
饲养量：鸭的饲养量主要受饲料的制约，本地曾流传“家有千石粮，不养扁嘴王”的说法。因此，在建国前，饲养量小。民国30年（1941）年末，全县存栏鸭1.7万只，仅限于南部水稻产区部分农户少量饲养。1949年，全县养鸭32万只，平均每农户2只。50年代至70年代，虽有所发展，因粮食未过关，饲料较紧张，发展速度缓慢。到1979年，全县养鸭也只有58.8万只。80年代以后，由于粮食连年增产，饲料充足，养鸭遂遍布全县各地。同时，由于鸭子生长快，本地农民的口头禅是：“鸭鸭，三个月，拿刀杀”，因此，不少农民，把放养群鸭，做为尽快脱贫致富的一项门路。平岗公社黄祠村时性初一户，1984年放养群鸭2500只，当年收入1.1万多元。陡岗乡严凤英一家养种鸭，办孵坊，1984年收入1.8万元。全县1984年至1987年，共出栏成鸭702.9万只，平均每农户出鸭25只，占四年家禽出栏量的37.5％。1987年，全县养鸭231.8万只，比1949年增长6.2倍，当年出栏鸭176.8万只，年末存栏鸭55万多只。
（三）鹅
品种：本县原饲养有白鹅、雁鹅两种，雁鹅生长快，体重比白鹅重2公斤左右。1959年，送500只供省农科院纯繁用。同时送往北京，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作为优良种禽展出。从60年代起，因其羽毛色灰、价低而被淘汰，已绝迹。1976年，从郎溪县引进产蛋雁鹅16只。由叶集区农技站指导饲养。以后，县科委又两次引进近百只四季雁鹅，放在岔路乡饲养。但引进的雁鹅与本地原有雁鹅比，差异很大，主要是体型小，成年鹅只有4公斤，比本地雁鹅轻一倍。其长处是四季产蛋，年产蛋40至60枚。本县是“皖西白鹅”的重要产地，白鹅饲养已普及全县。白鹅具有早期生长快，觅食力强，肉质好，抗病，就窝性强，羽绒朵大质优的特点。成年公鹅体重6.1公斤，母鹅5.55公斤，开产日龄为318.5天，年产两茬蛋，平均22.97枚，蛋重146.15克。头茬蛋多集中在元月，平均为15.2枚；二茬蛋集中在4月，平均7.77枚。1978年开始，在省畜牧局支持下，选购白鹅种在俞林畜牧良种场建立保种点，开展选育工作。1979年，选种场址更换在龙潭乡的五里村和扈胡镇的古城村。因经费困难，1986年选育种工作中断。
饲养量：本县养鹅历史很久，早在400年前——明嘉靖年间，即有文字记载，但饲养量很小。民国30年（1941）年末，全县存栏鹅1256只，民国32年（1943）发展到1.15万只。1949年，全县养鹅20万只，年末保种6万只，平均每2.6个农户留种鹅一只。1950年以后，曾连续7年持续发展。1957年，全县饲养量达63.9万只，平均每个农户养鹅3.7只，比1949年翻了两番多。1958年以后，因“五风”和自然灾害，曾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60年，全县养鹅仅有16万只，比1949年还少2万只。1962年以后，虽有所回升，但发展速度很慢。1979年，全县养鹅44万只，仍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80年以后，因饲料充足，农村剩余劳力多，加上国内外市场鹅绒需求量大，白鹅饲养量才逐年增多。1984年，全县养鹅76.2万只，首次超过1957年。1985年，养鹅97.8万只。1986年，猛增到146.2万只。1987年，又上升到161.3万只，比1949年增长7倍。当年出栏成鹅127万只，平均每农户出鹅4只，年末存栏鹅种34.3万只，年产羽毛80.3万斤。
由于本县饲养畜、禽多，自70年代开始就被确定为商品畜禽蛋基地县之一，除群众自食外，每年可向社会提供商品猪10万头、羊5万只、禽100万只、鲜蛋100万斤、羽毛20万斤以上。进入80年代，每年可提供商品猪20万头，羊10万只，家禽200万至400万只，鲜蛋500万斤至800万斤，羽毛80至100万斤。
三、饲草饲料
（一）饲草
本县传统饲草有稻草、麦草、山芋叶、藤，花生秧、豆类秸秆、麻叶、油菜秸，水生的菱角秧、杂衣草、绿萍、藕叶、槐树叶、榆树叶、皮树叶、苦麻菜、胡萝卜秧等等。60年代中期，从外地引进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红萍（简称“三水一萍”）在水田和池塘放养，作为猪的饲料，开始因缺乏保种技术，屡遭失败。70年代初，砖洪公社臧好章用地窖土法保护水浮莲种苗越冬成功，并在全县推广。嗣后，“三水一萍”放养面积逐年扩大，1976年，水浮莲发展到3万亩。80年代以后，因无人抓保种和春繁，“三水一萍”日趋减少。仅有水花生因其抗寒、繁殖能力强，得到保留，但很少利用。1980年，从六安小华山园艺场引进1000多株“聚合草”，在俞林畜牧良种场和龙潭乡五里村试种失败。
在利用方法上，每年午、秋收获后，农民将稻草、麦秸堆积起来，供耕牛冬、春食用。夏、秋则以放牧为主，并割取青草，早晚为耕牛添食。山芋藤叶少数供猪、牛、羊鲜食，多数晒干后供猪、羊冬季食用。各类豆秸、花生秧晒干后储存起来，供牛、羊、免食用。70年代以后，粉碎机在全县推开，广大农户遂将各种秸秆加工粉碎后供猪食用。正常年景，本县所产的各种饲草尚能满足猪、牛、羊、兔的食用，若遇水旱灾害，饲草常感不足。1954年，因遭受特大洪水，灾区家畜饲草奇缺，供销社从县南非灾区购牛草820多万斤调往灾区，冬季又将8300多头耕牛迁到金寨县及本县叶集、姚李、长集等非灾区代养。灾后，耕牛缺饲草和风吹、日晒、雨淋，因疾病死亡的较多。1954年冬至1955年春，全县死亡耕牛1万多头。
（二）饲料
本县传统的饲料有稻谷、大小麦、山芋、玉米、黄豆、黄豆饼、花生饼、菜籽饼、棉籽饼以及部分农副产品（麦麸、米糠、豆腐渣、酒糟）等。饲养家禽以稻秕、麦瘪为主，家畜则以山芋、糠、麸和各种饼类为主。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家畜每头每年留饲料粮150公斤，正常年份尚能保证，若遇灾害，则大牲畜的饲料粮常常落空。在喂料方法上，有的在稻草内加包用水泡过的黄豆或豆饼喂牛，有的以豆浆、粉浆饮牛，而且仅在冬季才给牛喂料。80年代以后，除冬春给牛加料外，大忙季节，也普遍给耕牛加料。猪的用料，主要在仔猪和育肥时多喂精料，平时则以青、粗饲料为主。80年代初，曾推广棉籽饼、菜籽饼喂猪，收效甚微。
生产畜、禽配合饲料始于70年代末，当时县粮食系统首先在城关兴建配合饲料车间。1984年正式建饲料厂，产配合饲料2.5吨。各区米厂也生产配合饲料，供应广大农户。1985年，县畜牧兽医站建饲料添加剂厂，时产矿物质畜禽添加剂1吨，供应各畜禽养殖户。
四、疫病防治
（一）疫病种类
建国前及建国初期，兽医技术落后，畜禽疾病记载甚少。自50年代中期以来，本县先后发生的畜禽疾病有80余种，按类型分，在传染病方面有炭疽、破伤风、气肿疽、口蹄疫、流感、放线菌病、狂犬病、牛恶性卡他热、高热水肿病、马腺疫、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白痢、支原体病、猪传染性胃肠炎、鸡新城疫、鸡白痢、禽霍乱、鸭瘟、小鹅瘟等；在内科疾病方面有胃肠炎、肺炎、异物性肺炎、支气管炎、牛前胃迟缓、积食、急性臌气、创伤性网胃炎、心包炎、瓣胃秘结、真胃阻塞、肠扭转、肠套迭、肠梗阻、肾炎、膀胱炎等；在外、产科疾病有骨折、脱臼、瘫痪、风湿、难产、直肠脱、子宫脱、胎衣不下、疝、肿瘤、膑骨移位、淋巴外渗、尿道结石、蜂窝组织炎等；在代谢性疾病方面有软骨病、牛血红蛋白尿等；在寄生虫疾病方面有猪囊虫、绦虫、疥螨、牛肝片吸虫、牛伊氏锥虫、猪肺丝虫、猪弓形体、勾端螺旋体、牛住肉孢子虫，羊鼻蝇、免球虫、蛔虫等等；还有山芋黑斑病中毒、农药中毒和植物中毒等。
炭疽病见于50年代前期，零星发生在沿淮一带。1976年和1982年，沿淮沿湖产黄牛地区大面积流行牛三日热病，虽死亡率不高，但给群众造成很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80年代初，从湖北省及我省江南和巢湖地区购进的部分耕牛，将牛伊氏锥虫带入本县，随后在全县广为流行。1984年，县畜牧兽医站张永林等人用间接血凝反应普查牛伊氏锥虫病通过，对31588头牛的化验，阳性牛2001头，阳性率为6.33％；其中黄牛357头，占4.15％；水牛1644头，占7.15％，基本摸清牛伊氏锥虫病在本县的分布情况。
猪瘟、猪丹毒、猪肺疫是危害本县生猪健康的三大疾病，在50年代初广为流行，其中以猪瘟为最，丹毒、肺疫次之，发病率为10％左右。以后，加强防治，至70年代，丹毒、肺疫基本未见，但猪瘟至今仍有发生。50年代中后期，全县还流行猪支原体病（原名猪病毒性肺炎，俗称气喘病），以母猪、仔猪多见，尤其在猪场流行更为严重。经过治疗，目前仅有零星发生。70年代中期，县食品系统从蚌埠、合肥等地肉类联合加工厂调进部分猪头、蹄，将口蹄疫带进县内，很快在全县大量流行。以后，经大力防治，迄今未发生。
鸡新城疫（俗名鸡瘟），在70年代前流行十分严重，年死亡率占总饲养量的20％左右，70年代末已基本控制。与此同时，禽霍乱却大量流行，死亡较为严重。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曾零星发生鸭瘟，到80年代，极少出现。在养鹅地区，小鹅瘟流行始于50年代，80年代仍未得到控制。
（二）兽医培训
建国初期，全县仅有民间兽医108人，均为祖传、师传中兽医。1951年冬，六安专员公署在六安举办农业干部训练班，本县有民间兽医4人参加学习。1952年县畜牧兽医站成立，着手组织培训兽医人员，提高医疗技术。当年冬，在城关用以会代训方式，培训防疫员120人（多数为民间兽医，少数为农村积极分子）。1953年冬，成立霍邱县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1956年，集中60名民间兽医，在俞林进行技术培训。1958年成立畜牧水产学校，畜牧班招收学员40人，学制一年，结业后充实在各公社兽医院。随后，各公社兽医院自行承担兽医培训工作。1968、1969两年，全县有“社来社去”的凤阳农校兽医中专毕业学生24人，分配到石店、周集、临淮、柳树等公社兽医站工作。70年代中期，各区建立“五·七”大学，先后培训近800名防疫员，到70年代末，每个村有一名防疫员。同时，有以师带徒、自费上学、广播函授等各种形式学成的兽医22人。到1986年底，全县共有兽医422人，基本上形成兽医防治网络。
（三）防疫
1952年春，开始在沿淮周集、西湖、新店3个区进行牛炭疽防疫注射。1955年，在全县开展猪瘟结晶紫疫苗注射。1958年，在寿县畜牧兽医站的支持下，本县自制了兔化猪瘟弱毒疫苗（湿苗），并以一天时间在全县完成80万头生猪注射任务。1960年起，改用国家生产的猪瘟冻干苗。
家禽防疫始于70年代初，主要注射鸡新城疫Ⅰ、Ⅱ系弱毒菌（冻干苗）。1984年，先在长集、姚李两区注射禽霍乱菌苗，继而推广全县。1984年，先在龙潭乡五里村白鹅选种点上开展小鹅瘟母体免疫试验。1985年，叶集区畜牧水产站在全区开展小鹅瘟母体免疫注射。
表3-17家畜、家禽生产量统计表

防疫注射工作，在50年代前期多由县畜牧兽医站临时组织民间兽医和防疫员巡回或分片注射。1956年，各兽医站配备兽医技术干部，防疫注射分区进行。1958年，公社兽医院建立，防疫工作则由公社兽医院统一组织进行。1962年，防疫工作改由区农技站组织，分社进行。自70年代起，防疫工作由县统一部署，每年春、秋两季普遍注射。70年代中期，除每年春、秋两季普注外，夏季又进行补注。随后，在城郊区开展常年补注（指猪瘟）。1985年，县委决定，兽医院负责治疗，防疫员包防疫。70年代前，防疫所需药械、经费，由国家统包。70年代后，除药械仍由国家无偿下拨外，防疫员劳动报酬改由大队或小队记工分。1985年起，省农牧渔业厅决定，防疫疫苗有偿下拨（计划内半数收费，计划外全部收费），同时还规定各种疫苗收取注射费用标准。
（四）治疗
1958年前，民间兽医用中草药治疗大牲畜，部分兽医专司阉割。治疗畜病采用出诊形式。以后逐渐学会用西药治疗畜病，且大多中、西药兼用。60年代起，部分民间兽医开始用西医、西药为主治疗畜病。70年代开始，防疫员队伍建立，除参加季节性防疫注射外，主要承担猪病治疗。至今，“兽医吃牛饭，防疫员吃猪饭”的治疗分工格局仍未改变。
建国前，部分医疗技术较高、服务态度好的民间兽医，与农户搞“包方”，即平时治牛不要钱，秋收后给稻谷。70年代前，由兽医院（站）与社队签订耕牛保健合同。70年代后，实行牛、猪合作医疗。80年代初，各乡兽医站兽医人员实行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大部分兽医站名存实亡，部分无技术的兽医因无人问津，只好改行或经营兽药。大部分有技术的兽医仍受农户欢迎，高接远送，待为上宾。参见表3-17。
五、霍邱县畜牧良种场
县畜牧良种场位于城南9公里的俞林乡。建于1974年，主要是担负“皖西黑猪”地方良种的选育任务。1987年底，有职工49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人，临时工5人，房屋130间，猪舍84间，机械8台（其中：面粉加工机1台，碾米机1台，饲料粉碎机1台，手扶拖拉机1台，电孵机3台，冷饮机1台），固定资产总值41.5万元。饲料地97亩（其中旱地30亩，水田67亩），水塘3口计35亩，还有离场2公里的李家圩产权也属该场，现有竹园20亩，圩沟2条约20亩。全场年产饲料粮4万公斤左右。现有种公猪8头，种母猪46头。
建场16年来，省、地、县共投资66.22万元，繁育出良种猪13265头，除供应本县农村外，还远销河南、淮北等地。1983年获省人民政府农业科技进步三等奖。1984年，获六安行署创最佳经济效益奖。
此外，还有县食品公司在城郊办的副业场，也是以繁育良种猪为主，饲养母猪70头。从1973年开始，每年向社队提供良种和杂交仔猪400头左右。1958年转产，改为羽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