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8年（1939）国民政府经济部颁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操纵办法》共15条，规定地方主管官署（县为县政府）会同当地商会、同业公会等机关设立平价委员会。是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规定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原则共四条。民国30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民国32年2月，安徽省政府颁布《安徽省管制物价实施办法大纲》共44条。民国36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评议物价实施办法》中规定，全国各重要地点，设立物价评议会。其职权是评议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的售价，协助检举违反议价行为，出售议价商品，须将核定价格标明于店门前或各商品上，发售时不得超过核定价格等等。
解放后，区辖各县物价管理，实行国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即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和主要非商品收费，由中央统一制定和调整；一般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和非商品收费，由省、地、县按管理权限制定和调整。1950年3月，执行政务院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强调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集中使用国家的财力物力，战胜财政困难，打击投机倒把、争取稳定市场物价。1951年4月，按照全国物价会议确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总方针和《物价工作暂行条例》，区、县均制定了物价调查统计报告制度，规定各种差价、比价计算原则和方法，物价实行统一集中管理。1960年至1962年是经济困难时期。区内市场商品供应量减少，计划牌价变相涨价，职工工资相对下降20％至30％。1961年8月，党中央提出：“坚决稳定占城市居民生活支出60％左右的十八类重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扩大凭票证和定量的品种范围，由1959年的19种扩增到1962年的100多种”，并开展高价商品的供应，以平衡供需差额，回笼货币。1966年1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凡是利大、原料足、生产能力大，可以多销多产的产品，都应该降价推销，凡是供不应求，降价后有脱销危险的物品，即使利润多的，也不宜轻易降价，主要消费品如粮棉等，即使供不应求，也不宜高价出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内物价改革和管理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实行以国家定价为主，议购议价，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和集市价格同时存在的管理办法。凡与国家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由国家定价，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价，三类工业品中的小商品，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实行市场调节，集市价格随行就市。1979年，根据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整顿物价、刹住随意变动价格的歪风”精神，区内开始每年开展不定期的市场物价大检查。1982年7月7日，国务院颁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物价管理必须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兼顾生产者、经营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按照商品对国计民生影响的大小不同，分别采取国家定价，国家规定范围内的企业定价和集市贸易价”。1986年，地区按照安徽省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商业厅、物价局制定的《关于加快22个体改试点县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联合通知》规定，除由国家规定的石油、食盐、食糖、彩电外，其余工业消费品由企业按批发零售不同对象和数量，自行协商定价，零售试点县适当放宽。贵池县、东至县作为省体改试点县，是按规定的零售牌价为准，上浮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小商品按国务院要求彻底放开。1987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体制》规定：“国家对价格管理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和“国家对价格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全区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改革之前的1978年，国家定价占97％，市场调节仅占3％。到1985年，国家定价占47％，国家指导价占19％，市场调节价占34％。到了1989年，国家定价占31％，指导价占23％，市场调节价占46％，明显地改变了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格局，扩大了市场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物价管理逐步形成少数主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他大宗商品和劳务由市场调节的新体制，从而活跃了区内城乡市场。
1989年，又按国务院要求从严控制提价项目，对计划外钢材、有色金属实行最高限价，对化肥、农药、农膜和彩电实行专营，加强了物价检查和行政事业经费管理，对议价粮油和计划外煤炭、石油、水泥、烧碱、食糖、电冰箱、双缸洗衣机、毛呢、毛线等三大类三十九种商品实行了企业提价申报审批制度，整顿流通秩序，纠正易地涨价，并针对不同情况，完善了差率管理，对商品和收费实行明码标价。为此，全区经济繁荣，市场兴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