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十一节 教育经费
清末，中、小学堂由于行政领导和经费来源不同，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府办官、公立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当地的商业税（如米厘、木厘、茶税等），田产、房租息，书院膏火以及当地官民联合捐款等。县办官公立学堂，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书院、义塾的田租款息，其次是寺庙庵田租息以及当地的商业税、公益捐等。私立学堂的经费，除学费收入外，或由创办人捐拨款产，或由祠堂族人捐助，或由当地寺庙田产拨助。教育经费多入不敷出。
民国时期，省立学校经费，由省政府拨款，私立学校，一般由祠祖、庙产、私人捐款、国家补助及学费收入解决。建国后，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预算外，有中小学学（杂）费收入、勤工俭学收入。此外，开辟多种渠道广泛筹集教育资金。
(一)国家财政拨款
建国初期，公办学校经费，中学、师范由皖南专署文教处直接管理，统筹拨给；小学属地方财政，由地方附加公粮解决。私立小学经费仍以自给为主。1953年，小学教育事业费纳入国家预算。从1954年开始，教育经费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初中、小学经费划归县级预算，中等技术学校预算划归各业务主管部门，原属省教育厅直管的完中（高中）及师范学校，逐步划归专署管理。1953年，教育经费支出范围只有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师范教育、工农业余教育五项。1955年增加扫盲教育事业费一项。1956年增加中小学教师进修及轮训经费一项。1959年将中等师范教育经费并入中等专业教育费内。1963年增加民办教育事业补助费一项。1964年增加职业教育事业费一项。从1971年起逐年有少量增长。1982年起，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通称“分灶吃饭”，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也随之进行了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通教育事业费都列为地方财政预算。1984年，随着乡（镇）一级财政的建立，教育经费管理实行省、地（市）、县三线预算，省、地（市）、县、乡（镇）四级管理的体制。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全区中小学教育经费逐年增长。
(二)中小学学（杂）费收入
为弥补教育事业费的不足，国家规定中小学生应缴纳学（杂）费。建国初期，中学学费收入，一律上缴国库；小学学费收入，县市可留用50％作为特种资金，统一掌握用于学校修缮和设备补充。1956年，省人民委员会规定，小学、幼儿园的学费全部用作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主要是学校的办公费）；省每年核定各县市预算时即按其应收的学费，扣抵预算指标。1958年起，中学学费下放归县市管理。1960年起，允许中学可留用应收学费的15％及学费超收部分。1982年后，规定中小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全部留校使用。按专项资金管理，主要用于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三)勤工俭学收入
建国初期，勤工俭学主要是开展建校劳动。1958年，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全区中小学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中学、乡镇中心小学及中等专业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同年11月，教育部、团中央在北京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贵池中学组装的25千瓦电动机参展并受到好评。但劳动过多，严重影响了教学。60年代初，根据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认真总结了勤工俭学的经验教训，对校办工厂、农场进行了调整整顿，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63年起，贯彻执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进一步摆正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使勤工俭学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被保留的办得好的校办企业纳入了地方经济发展计划。1964年，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全区改办农、职业中学21所，此类学校大都建立了校办工厂、农场，学校勤工俭学，又一次掀起热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中小学勤工俭学在一个短时期内，矫枉过正，陷于停顿。1982年后，逐步恢复。1984年，各县教育局成立勤工俭学服务公司，配备专职干部，具体指导勤工俭学工作。1985年，东至县开展勤工俭学的学校有247所，校办工厂14个，总产值30.2万元，纯利13.8万元。1986年，贵池县教委和贵池中学印刷厂被评为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7年，东至县木塔中学仪器厂生产的厂2108型斜面小车，经国家教委产品质量检查验收小组鉴定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在济南市召开的全国勤工俭学会议上，国家教委为该厂颁发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据1988年统计，全区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学校1105所，学农基地626个，校办农林场拥有土地面积6780亩，校办工厂59个，第三产业68个。校办企业固定资产净值1032万元。是年，全区勤工俭学总纯收入114.3万元，其中校办工业利润39.2万元，平均每个学生4.31元。全区用于补助教育经费42.2万元，其中用于改善办学条件20.7万元。1989年，全区勤工俭学总纯收入121.4万元，平均每个学生5.23元。总纯收入和生均收入分别居全省第16位和第12位。1990年，总纯收入143.9万元，均6.5元，生均收入列全省第10位。是年，勤工俭学收入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达50.2万元。1991年，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勤工俭学工作再上新台阶，是年10月，专署教委组织各县、市教委分管主任、勤工俭学服务公司负责人及部分骨干厂、校负责同志计19人赴江苏省考察学习。是年，全区勤工俭学总产值487万元，总纯收入207.4万元，生均收入9.40元。1992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勤工俭学开展面达到74％；其中，贵池市池口小学利用当地资源冶炼白银，年产值达到102万元，贵池市总纯收入达到120万元；全区总产值919万元，总纯收入268.5万元，生均收入12.39元。1993年，全区有校办工厂63家，第三产业网点107个，年产值及营业额累计3337.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722.6万元，工业总利润187.7万元；有学农基地540个，拥有土地396公顷，固定资产净值462万元；勤工俭学开展面达80.3％，比上年增长3个百分点，勤工俭学总纯收入399.1万元，比上年净增48.9％，生均18.94元，比上年增长52.86％。
(四)开辟多种渠道集资
建国初期，农村虽一度发展民办公助小学，其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区乡人民代表会议或校董会筹措，国家给予适当补助。1958年，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公办、民办、教育部门办、行行业业办，机关团体办、工厂农场办，自己单独办、联合协作办，从而使其他部门办和民办中小学教育事业有了快速发展。这些学校的经费统由主办单位负责筹措。为扶持民办学校，1962年起，教育事业费预算开始安排“民办教育补助费”专款。1981年，开展“三结合”建校，即国家拨款补助，社队群众集资，学校勤工俭学。1983年6月，省委、省政府制发《关于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的决定》，规定农村可以从当地人均总收入中提取0.5％的教育基金，纳入经济合同，主要用于修建中小学校舍，添置课桌凳和必要的教育设备及农民教育，同时提倡厂、企业单位、农村合作组织和群众集资办学。1985年，省政府制发《关于筹集农村教育经费的通知》，提出了“分级办学、分级负责”的原则，并对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作了具体规定。1990年11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自1990年8月1日起，农村教育费附加按不低于人均年纯收入1.5％的额度计征；城镇教育费附加由1％提高到2％；城市维护建设税按5％至8％的比例安排用于城市中小学校舍的维修。1993年6月，专署印发《池州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乡征、县管、乡用实施办法》，规定农村教育费附加从1993年起实行“乡征、县管、乡用”办法，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作为教育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
从1985年起到1990年，全区共集资535万元。1991年，全区遭受特大洪灾，共有350多所学校被洪水毁坏。为恢复重建水毁校舍，保证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地区、专署及各级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共筹集建校资金1685.9万元，其中省地补助195万元，各县市财政拨款90万元，教育费附加443.7万元，乡村拨款158.2万元，群众集资476.8万元，学校自筹232.2万元，借贷款60万元，港台同胞支助30万元。1993年，获邵逸夫教育基金捐款230万元港币。此外，一些中小学与旅台、港同胞取得联系，争得援助，其中，1991年，旅台同胞李效廉先生支助青阳县木镇中学14.1万元建实验室；1992年，旅港校友捐助青阳中学20万元建图书馆；旅台、港同胞、著名书画家谢忠安先生等9人捐助东至一中13741美元，作为教学奖励基金；台胞徐斡捐助东至县平原乡洪方小学1000美元，1993年，台湾著名文化商人李志仁先生捐助东至县长岭小学10万新台币，均用于校舍建设。若干年份全区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表
民国时期，省立学校经费，由省政府拨款，私立学校，一般由祠祖、庙产、私人捐款、国家补助及学费收入解决。建国后，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预算外，有中小学学（杂）费收入、勤工俭学收入。此外，开辟多种渠道广泛筹集教育资金。
(一)国家财政拨款
建国初期，公办学校经费，中学、师范由皖南专署文教处直接管理，统筹拨给；小学属地方财政，由地方附加公粮解决。私立小学经费仍以自给为主。1953年，小学教育事业费纳入国家预算。从1954年开始，教育经费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初中、小学经费划归县级预算，中等技术学校预算划归各业务主管部门，原属省教育厅直管的完中（高中）及师范学校，逐步划归专署管理。1953年，教育经费支出范围只有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师范教育、工农业余教育五项。1955年增加扫盲教育事业费一项。1956年增加中小学教师进修及轮训经费一项。1959年将中等师范教育经费并入中等专业教育费内。1963年增加民办教育事业补助费一项。1964年增加职业教育事业费一项。从1971年起逐年有少量增长。1982年起，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通称“分灶吃饭”，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也随之进行了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通教育事业费都列为地方财政预算。1984年，随着乡（镇）一级财政的建立，教育经费管理实行省、地（市）、县三线预算，省、地（市）、县、乡（镇）四级管理的体制。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全区中小学教育经费逐年增长。
(二)中小学学（杂）费收入
为弥补教育事业费的不足，国家规定中小学生应缴纳学（杂）费。建国初期，中学学费收入，一律上缴国库；小学学费收入，县市可留用50％作为特种资金，统一掌握用于学校修缮和设备补充。1956年，省人民委员会规定，小学、幼儿园的学费全部用作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主要是学校的办公费）；省每年核定各县市预算时即按其应收的学费，扣抵预算指标。1958年起，中学学费下放归县市管理。1960年起，允许中学可留用应收学费的15％及学费超收部分。1982年后，规定中小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全部留校使用。按专项资金管理，主要用于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三)勤工俭学收入
建国初期，勤工俭学主要是开展建校劳动。1958年，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全区中小学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中学、乡镇中心小学及中等专业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同年11月，教育部、团中央在北京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贵池中学组装的25千瓦电动机参展并受到好评。但劳动过多，严重影响了教学。60年代初，根据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认真总结了勤工俭学的经验教训，对校办工厂、农场进行了调整整顿，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63年起，贯彻执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进一步摆正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使勤工俭学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被保留的办得好的校办企业纳入了地方经济发展计划。1964年，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全区改办农、职业中学21所，此类学校大都建立了校办工厂、农场，学校勤工俭学，又一次掀起热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中小学勤工俭学在一个短时期内，矫枉过正，陷于停顿。1982年后，逐步恢复。1984年，各县教育局成立勤工俭学服务公司，配备专职干部，具体指导勤工俭学工作。1985年，东至县开展勤工俭学的学校有247所，校办工厂14个，总产值30.2万元，纯利13.8万元。1986年，贵池县教委和贵池中学印刷厂被评为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7年，东至县木塔中学仪器厂生产的厂2108型斜面小车，经国家教委产品质量检查验收小组鉴定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在济南市召开的全国勤工俭学会议上，国家教委为该厂颁发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据1988年统计，全区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学校1105所，学农基地626个，校办农林场拥有土地面积6780亩，校办工厂59个，第三产业68个。校办企业固定资产净值1032万元。是年，全区勤工俭学总纯收入114.3万元，其中校办工业利润39.2万元，平均每个学生4.31元。全区用于补助教育经费42.2万元，其中用于改善办学条件20.7万元。1989年，全区勤工俭学总纯收入121.4万元，平均每个学生5.23元。总纯收入和生均收入分别居全省第16位和第12位。1990年，总纯收入143.9万元，均6.5元，生均收入列全省第10位。是年，勤工俭学收入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达50.2万元。1991年，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勤工俭学工作再上新台阶，是年10月，专署教委组织各县、市教委分管主任、勤工俭学服务公司负责人及部分骨干厂、校负责同志计19人赴江苏省考察学习。是年，全区勤工俭学总产值487万元，总纯收入207.4万元，生均收入9.40元。1992年，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勤工俭学开展面达到74％；其中，贵池市池口小学利用当地资源冶炼白银，年产值达到102万元，贵池市总纯收入达到120万元；全区总产值919万元，总纯收入268.5万元，生均收入12.39元。1993年，全区有校办工厂63家，第三产业网点107个，年产值及营业额累计3337.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722.6万元，工业总利润187.7万元；有学农基地540个，拥有土地396公顷，固定资产净值462万元；勤工俭学开展面达80.3％，比上年增长3个百分点，勤工俭学总纯收入399.1万元，比上年净增48.9％，生均18.94元，比上年增长52.86％。
(四)开辟多种渠道集资
建国初期，农村虽一度发展民办公助小学，其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区乡人民代表会议或校董会筹措，国家给予适当补助。1958年，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公办、民办、教育部门办、行行业业办，机关团体办、工厂农场办，自己单独办、联合协作办，从而使其他部门办和民办中小学教育事业有了快速发展。这些学校的经费统由主办单位负责筹措。为扶持民办学校，1962年起，教育事业费预算开始安排“民办教育补助费”专款。1981年，开展“三结合”建校，即国家拨款补助，社队群众集资，学校勤工俭学。1983年6月，省委、省政府制发《关于加强和改革普通教育的决定》，规定农村可以从当地人均总收入中提取0.5％的教育基金，纳入经济合同，主要用于修建中小学校舍，添置课桌凳和必要的教育设备及农民教育，同时提倡厂、企业单位、农村合作组织和群众集资办学。1985年，省政府制发《关于筹集农村教育经费的通知》，提出了“分级办学、分级负责”的原则，并对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作了具体规定。1990年11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自1990年8月1日起，农村教育费附加按不低于人均年纯收入1.5％的额度计征；城镇教育费附加由1％提高到2％；城市维护建设税按5％至8％的比例安排用于城市中小学校舍的维修。1993年6月，专署印发《池州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乡征、县管、乡用实施办法》，规定农村教育费附加从1993年起实行“乡征、县管、乡用”办法，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作为教育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
从1985年起到1990年，全区共集资535万元。1991年，全区遭受特大洪灾，共有350多所学校被洪水毁坏。为恢复重建水毁校舍，保证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地区、专署及各级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共筹集建校资金1685.9万元，其中省地补助195万元，各县市财政拨款90万元，教育费附加443.7万元，乡村拨款158.2万元，群众集资476.8万元，学校自筹232.2万元，借贷款60万元，港台同胞支助30万元。1993年，获邵逸夫教育基金捐款230万元港币。此外，一些中小学与旅台、港同胞取得联系，争得援助，其中，1991年，旅台同胞李效廉先生支助青阳县木镇中学14.1万元建实验室；1992年，旅港校友捐助青阳中学20万元建图书馆；旅台、港同胞、著名书画家谢忠安先生等9人捐助东至一中13741美元，作为教学奖励基金；台胞徐斡捐助东至县平原乡洪方小学1000美元，1993年，台湾著名文化商人李志仁先生捐助东至县长岭小学10万新台币，均用于校舍建设。若干年份全区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