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规民约
封建时代，各县均由县官主持订立“乡规民约”，内容多为三纲五常，谨守国法，和睦四邻的条款。民间自立规约。山区为封山禁约、竹园春季禁约，圩区有“禁乱捕鱼苗”、“保护圩堤”公约等。建国后，人民政权以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加强法制教育为重点，民间规约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制定有《村民公约》、《防火公约》、《护林公约》、《护路公约》、《仓库保管公约》。
同族聚居的村落，旧有订立族规家法的通例，内容如禁忤逆、禁盗贼、禁诈伪、禁侠党、禁赌博、禁嫖荡、禁妨妇、禁奢侈等条款。建国后破除宗法制，其习俗已不复存在。
（二）宗族
境内同姓村落为数不少，各族姓建立祠堂（宗祠）作为宗族的象征，具有祭祀与公共活动用场；人口增多族房分支另立祠堂则称为“支祠”。祠堂内供奉本姓人历代祖先牌位，逢四时八节，族人均来祠内祭祖；平时族中人家凡遇喜庆大事，亦备办香纸爆竹举行祭告祖宗的仪式。
每年逢清明节令，全族丁男人等须凑集钱物，宰杀猪、羊（均用整个头部）抬上祖坟地去祭祖扫墓，叫“做大清明”。各族姓每隔数十年编修一次族谱，出谱时举行隆重的“祭谱”仪式，然后将谱本分发到各支房族人中保存。各族姓选定族尊掌管全族事务，凡族人的婚、丧、喜、庆大事，要请族尊做主持人；家庭、族人之间发生纠纷，亦由族尊出面调解、仲裁旧社会。各族立有“族规”，别称“家法”，具有“国法”同样的效力；族尊持家法可以对所谓违犯族规的人进行体罚——开祠堂打扁担，甚至处以死罪——勒死、沉尸等，官府对此毫不过问，土地改革时，封建宗法制从根本上已被破除，上述诸俗多已无存。至80年代后，修复祠堂，私修宗谱等现象，在偏远乡村又时有出现。
（三）塾规
清未，民国均存在私塾教育。学生家长要在年初元宵节后，请定塾师设馆教书。双方商定全年的“束修”（即学俸钱）数额，签订“关书”，受学一方应当场交付红包财礼。开学后的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学生都要送礼物并设宴敬奉熟师；商业开业、农户插秧以及所有的婚丧喜庆宴席，均奉塾师为上宾，礼其上坐，各守尊师重教之俗。
私塾例定每年二月初二日开学，腊月二十四日放学，中途无有假日间隔，亦无课间休息的规定。入学新生须由家长带领前来报到，首先要向孔子神主和先生行跪拜大礼。塾师教学于持戒尺、木板、竹鞭或荆条作教鞭，用以对所谓犯规的学生施行体罚，通常有打掌心、揪耳朵、敲栗角、打屁股等罚式，不准别人求情与解释，挨打学生的家长还得在事后向先生道谢赔礼。另有写着“大小由之”字样的竹片备用，学生大小便时持此外出以作执证。年龄大受教长的学生被称为“学长”，可以代行师权，让小学生们服从管教。新学堂教育，尤其是建国后的学校，均杜绝了上述习俗的存在。
（四）赛西庙
建国前，区内普遍流行对屈原、孔子、关羽、岳飞等历史人物的崇敬习俗，特征为各地建立关帝庙、岳飞祠等四时供奉香火祭拜。贵池习俗还特别尊敬梁昭明太子萧统为神明，池州西郊建有昭明祠，俗名“西庙”，优礼尤盛。
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城乡民众会集共兴“赛西庙”活动：十二日，在庙中迎取昭明神像，敲锣打鼓配以乐队仪仗，将神像抬送至城内祝圣寺供奉；沿途遍受民家门前自备的“三牲”祭祀。至十八日仍以礼乐送神像归本庙，一年一度，官民共敬，自成一方习俗。建国后虽无赛西庙之举，但民间崇敬昭明太子的民情尤深。
（五）立承嗣
封建时代，传宗接代观念极重。俗称“家有万金不富，身养五子为孤”，意即生十个“千金”（女儿）养十个女婿（半子），仍被视作“孤老”。凡孤者须立嗣为继，为保证宗族血缘的纯正，宗法制俗定兄弟之子或同族兄弟之子方可为嗣继人，如嗣继人在生父母家亦独子，允许兼襁香烟血脉，称作“一子双祖”，“领养”为收留他姓人家的儿子为继，称“养子”，也有招养外戚子侄承继之例。招继人故世后，其同宗族多半都歧视养子类“外姓人”，或不准入宗谱从祀，或被侵夺所继财产，直至被撵回原籍了事。建国后，打破宗法制，妇女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述观念渐被革除；80年代后，男“嫁”女家，生产作业、养老育小，均遵从自愿而定。
（六）结干亲
建国前，境内风行结干亲习俗。一般为少者拜老者作干爹、干娘，老者认少者为干儿子、干女儿；同辈人结干兄弟、干姊妹。以联络感情，礼尚往来，互作依靠为宗旨。有的人还借口孩子体弱命硬，选择一个有福有寿有地位的人为干父母；干父母必给孩子另取名字，制作新装，赠项圈、锁链之类首饰以保其长寿安康。结干亲后，双方须亲密往来胜过亲戚，逢年过节厚礼敬送，任何一方都不得半点马虎。俗称“干亲如葱菜，不浇就要败”。另一种选择神、佛作干亲的人，备齐香纸、瀑竹、供品，率孩子前往庙内叩头祷告，祈求神、佛收领，同时贴上事先写好的名单算作“认亲”已定，逢年节再行祭拜这些神、佛的神位。建国后该俗基本无存。
（七）迷信
清末、民国，民俗迷信祖坟、屋场的“风水”好坏，说是事关家人后代吉凶，故葬坟、建房都要请“地理先生”（又名地仙）看风水，择地择吉日时辰后，方敢动土、动工行事。人有疾病灾难，便认为是鬼神缠身，要请道干做斋，打蘸或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放焰口，以驱逐“鬼屋”。迷信职业者有的开设卜卦摊、看相摊、测字铺坐地“营业”；有的走村串巷替人算命、招人抽签、抽牌，以收取顾主的钱财。画花女、巫婆常以“过阴”装神托鬼，愚弄民众；纸轧店以出售亡人灵器（纸轧轿马衣箱楼台等）作“生意”赚钱。土地改革后，迷信职业人员经教育、改造和学习，均转行从事生产劳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60年代后，部分存留下来的纸轧店改制花圈、黑袖章出售，以适应城乡死人开追悼会的丧事需要。80年代中后期，偏远乡村，各项迷信活动却有少数出现。
（八）赌博
清末、民国时期，城乡均盛行赌风。其方式主要有猜单双、押宝、扒牌九、搓麻将、抹纸牌等。清代时公开聚赌，开设赌局，官府不予过问；民国 时期赌风依旧，政府虽曾作禁令发文，但不见实绩。至于军警常借抓赌鱼肉民众，官绅以陪赌徇其私利，都是当时大赌屡见之事。冬春交接农闲之际，一般民众好赌成习，俗语有“正月二月好赌钱，过了清明才种田”之说，指的就是这种平民小赌的现象。建国初期，各级人民政权普遍把禁赌、禁毒、禁娼当作社会治安，根治旧社会恶习的重要工作来抓，收缴销毁赌具，改造、教育赌徒，赌风基本扫清。其后各时期，虽有暗中偷赌的个别现象发生，但一经查获，依安处罚条便惩处在五十年伏期至1978年以前，由于法制不健全，区内以少数赌博活动的组织参与者，也予以判处徒弄、“戴”上坏分子“帽子”加以管制的，，禁止基本落到实处。
（九）阴骘大会
唐末新罗僧人金乔觉来九华山时，九华山业主柯、吴、罗、姜、钱六大族姓共同组织“阴骘分”会；设立阴堂，轮流主办十年一届的阴骘大会。逢会定于五月十五日开场，历时十天左右，在代城寺门前搭台做会，纸轧焦面神像，悬挂阴文与水陆画像，演唱目莲戏或傩戏，如《目莲救母》、《九更天》等剧目。九华山佛教徒配合此举开展行香、拜忏、放生、放焰口、打水陆活动，招徕区内及举行过三次阴骘大会；1987年，九华山僧众又集资举办阴骘大会，演出了区内及境外若男倍女前来布施佛。建国后五、六十年，先后戏举行过三次阳大会；六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一直中断来举行这项佛事活动……傩戏《范杞良》、《刘文龙》与目莲折子西戈。
（十）观音会
旧时佛门定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分别为观音菩萨诞生、出家、得道之日。逢这些日子，境内部分妇女习惯交结成“八姊妹”“十姊妹”合伙上九华山观音峰、观音庙或在本乡古刹名庙中拜菩萨求签，求食素餐以敬菩萨；有的还奉行吃“观音斋”（又名“花斋”）之俗，即每年逢二、六、九月初一至十九日，均遵佛界吃素规矩自行持戒，表款虔诚。50年代初已破除了此俗。至80年代中期有少数中老年妇女恢复了做观音会的活动。
（十一）百子会
信奉佛教的人集体朝山，人数满百人以上称“百子会”或双百子；不满一百人称小百子会。会众着灰上装、青裤、围黄兜袋，兜上印有“朝山敬香”字样。在香首带领下，步行上山，沿途逢庙叩拜。该会以地藏王生日（七月三十日）活动最盛，素以能够在这天晚上赶到九华山肉身塔上通宵达旦静坐“守塔”为荣。一些香客有为死去的双亲上山敬香的习惯，他们身穿亡人的老衣，以求得九华山佛教协会盖一个地藏王的章印祭亡灵为最好心愿，佛界神话说是持此印信，亡人可以在冥司享受遍行无阻的特权。土改时曾破除此俗，至80年代又重新流行开来。
（十二）娘娘会
旧时妇女有敬奉道教神仙“花娘娘”的习俗。民家儿童感染了天花、麻疹等疾病，不懂医治的重要，而通行用面粉捏制关公刀、月亮斧、娘娘军、娘娘粑等，请道士或花匠轧纸轿、马、车船，奉送到当地娘娘庙（各县均有）上供、焚化、又以粑、果赠送亲友，以此驱除灾难。“文革”时各地娘娘庙均被拆毁，加之医药科学日益发达，该俗已基本无存。
（十三）关帝会
农历五月十三日为道教“关圣帝君”诞辰。民间习惯此日做“关帝会”，请道士设坛开祭，“上表”天庭，祈求平安，并结合演戏奏乐，庆祝丰年。建国后无此俗。
（十四）做斋
民间遇意外伤亡，必请道士做斋，名叫“开路”。做斋时间有一、三、五、七日不等，有钱大户往往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大斋。各宗族集居地修谱成书时，也请道士做“谱斋”，以示庆贺。建国初期破除此俗，80年代中期偏远乡村又有少数“做斋”活动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