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体制
清代，一切财政集中于朝廷，县署征收赋税，悉数上解朝廷，经费全由国库开支。地方公益事业由地方捐资兴办。
民国初期。本县政务经费仰赖于省，地方性各项开支，则依靠各种附加及杂捐，无预、决算制度。民国17年（1928），经省规定，本县地方收入例当拥有田赋、契税、牙当税、屠宰税和各项杂捐；地方支出定为地方党务费、立法费等，但在实际执行中县仍无自主权限。至民国23年《省县收支标准）公布后，本县财政收支及其体制始告明确。民国29年，除将屠宰税、牲畜买卖证照费划归县有外，开始施行划归县有的行为取缔税、市房捐、客栈执照捐等项征收章程。支出方面，省、县事业各自负担。原由省款开支的县政府各项经费，改由县财政支给。从此，省、县财政分开。民国30年，省、县分属国家财政及自治财政两大系统。民国35年，恢复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原列税课收入和分配国税收入两项合并为一。本县财政收入除县有税外，田赋、营业税由省分给50％，遗产税由中央分给30％。
建国以来，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多次变革，日臻完善。
解放初期，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本县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经费开支按月向池州专署报领。1950年下半年，对公学产、罚没、规费等零星收入，划归县自收自支，用于乡村行政、小学教育、乡村交通邮电及社会优抚，按年编报收支总预算，开始建立乡镇地方财政，自此即有省款和地方款之分。1951至1952年，地方款收入有工商税附加、公用事业税附加、契税罚没、规费、公产、农业税附加、上级补助、上年结余等；支出有邮电、农业、水利、文化、教育、干部训练、卫生、社会、行政管理、民兵、财务等费。1952年，又增加交通、市政建设、政治业务3项支出。地方款开支，原由上级拨款和群众筹款解决，1952年8月，贯彻皖南皖北行署第一次财政会议精神，遂将全县96所民办小学改由政府包下来。
1953年，实行中央、省（市）和县三级财政体制，本县开始建立总预算，将原乡镇财政收支并入县总预算，从此县为一级财政。本县固定收入有地方各税，即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税及其他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工商营业税，县分成60％。支出方面，行政费和事业费的经常费大部已下划到县，事业费内的临时性开支，仍由事业部门垂直领报，由省开支。翌年，工商营业税县分成80％。1955年，货物税县分成由上年30％下降到20％。1956年，县分成比例有所调整，公债收入、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为40％，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为50％；农业税全部上缴。翌年，县分成比例复为：商品流通税、所得税、货物税、营业税均为60％；公债收入40％；地方各税、其他收入、地方企业收入全部归县。是年，地方企业列县级预算有：地方工业——青阳电厂、第二米厂；公私合营企业——大新松油厂、利民锅厂；文化企业——3个电影队。1958年，中央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办法，以后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办法，此法计算手续简化，且将所有收入与地方支出挂起钩来，有利于发挥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直至1970年未变动。本县1958年得总额分成比例为47％，1970年为52％，13年年均总额分成比例为463％。
1971年，省对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结余留用，一年一定”办法。由省核定县财政收支总额，收大于支包干上交，支大于收包干补贴。预算超收或结余全部归县，发生缺收或超支由县自求平衡，本县支大于收，由省补贴。
1972至1973年，省对县采取“定收定支，超额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核定本县超收分成比例为60％。
1974至1975年，省按本县预算收入总额，确定35％固定比例留县，作为一笔稳定的机动财力（也叫“旱涝保收”）。对两年超额完成收入任务的部分，分别另定超收分成比例为10％和20％。另县支出指标由省核定包干使用，结余归县。
1976至1979年，将上述35％固定比例改为每年固定给县14万元。其超额分成比例，除1977年县留60％，其余3年均70％。1978至1979年，还将地方各税作为县的固定收入。
1980至1981年，本县按“增收分成加基数比例留成”的办法，将当年实收与上年实收作比较，以当年增加的55％留县并将上年收入作基数，按此基数15％计算留县。
1982至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三年”的办法，此法又称“分灶吃饭”。包干范围：收入和支出原则上按隶属关系划归县级财政，并以1980年决算扣除专项经费计算确定收支包干基数。本县3年年均收入基数为4334万元，收入分成为3287万元，支出基数5461万元。支大于收，定额补贴2174万元。
1985年后，实行新的分级包干办法，即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以及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如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抗旱和防汛补助费、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等，由中央专案拨款，不列入地方财政包干范围。本县根据收支基数，确定新的收入分成比例为80％，但1988和1989两年，则将收入基数分别减去上解9万元和18万元，即为本县应得财力。1985至1989年年均支出基数8598万元，支大于收，年均定额补助2631万元。
本县1984年建立乡级财政。1986年试行乡财政包干。1989年，将包干体制由原来的“划分收支、定额上交或补贴。超收分成、短收不补”改为“定额上交递增、定额补助递减”，当年即出现大幅度超收，全年乡镇财政收入6079万元，占包干任务1249％，比上年增长216％，乡镇超收在平衡本级预算弥补支出缺口后，全县有14个乡超收566万元，5个乡短收126万元。
二、财政收入
清代，本县财政收入限在地丁杂税中坐支抵解的部分。民国初期，田赋附加作为本县财政收入。倪嗣冲督皖后，将此项附加提归省有。此后，县每办一事即另创一种附加。民国17年（928），因划归地方的税种为省收入权限，本县财政继续仰赖附加与摊派，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变卖马田以清偿债务。后来继续负债，每月须筹借5000元始可维持开支。民国20年，归还债务25624元，占县财政各帐项收入32，3％。民国29年，开始划分省县及乡镇财政，本县从此进行各项税捐年度收入预算工作。
建国后，本县财政收入有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两项。
预算内收入：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全额预算内财政收入相应逐步上升。
1949至1952年，本县财力薄弱，3年收入3847万元，其中，农业税占613％，工商税占383％。
“一五”时期，城乡购买力提高，工商税年均收入821万元，比前三年年均数增长673％，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至506％，农业税下降至435％。
“二五”时期，由于“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影响，财政收入产生不平衡现象。一方面企业收入由上一时期15万元上升至798万元；另一方面工商税和农业税自1959到1961年的3年中均逐年下降，工商税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至468％。
“调整”时期，年均收入297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75％。其中工商税年均收入1426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307％，占总收入的比重也略有上升；农业税的比重下降至382％。
“三五”至“四五”的10年，年均收入3084万元，仅比“调整”时期年均数增长38％，其中工商税年均收入1307万元，比“调整”时期年均数下降83％。
“五五”时期，财政收入回升，其间1978年虽遇百年未遇大旱，农业税比正常年景骤减一半，但年均总收入仍为3996万元，比上一时期年均数增长165％，工商税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时期437％上升到518％。
“六五”和“七五”前4年，年均收入7303万元，为“三五”和“四五”的10年年均数的24倍，其中工商税年均收入445万元，为其10年年均数的34倍，占总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至609％；农业税下降至225％。
预算外收入：主要是税收附加及自筹资金，全县自1950至1989年累计总收入13803万元，占预算内总收入93％，其中农业税附加6334万元、工商税附加55.4万元，集体企业更新改造资金1263万元、县办工业利润留成3669万元。
几个年份财政收入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三、财政支出
清光绪三十年三（1907），本县起运丁田银1474539两，存留俸工2256839两，驿站编支164859两，漕项1392006两，以上共支银19942825两。
民国元年至17年，县政府各项政务经费由省款开支，地方性质各项支出，仰赖各种附加和杂捐。民国18年起，县政府各项经费，由省政府核定预算，统由省库支给，县长得在征收款项内，以虚解虚领方式留支。县政府所属各局经费，除另有规定外，均由原地方款内开支，不足时得由省库补助。直至民国29年省县财政分开时，县政府各项经费方列入县级预算，由县统一支给。
民国时期几个年度县政府由省款开支的各项经费定额表
金额单位：元

地方款预算支出是本县财政主要支出。抗日战争前，全县岁预算支出为7万余元。此后军费逐年增多，又因实行新县制，县政府及乡、保公所组织恣意扩充，加之扩大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全县预算支出竟由民国35年9000万元，上升到民国37年68亿元，3年增加745倍，若加上乡、保摊派，还远远不止此数，其分类支出详下表。
民国时期几个年度地方预算支出统计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上表5年所列，社会文教与行政管理两类费用占最大比重，而后者中的保安及警察费支出，民国24年与社会文教费类几乎相等，而至民国37年该项支出又大于社会文教费类277％。
建国后，本县财政支出规模逐年扩大，并与财政收入相对应，逐步形成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的两条渠道，以尽可能满足各项建设需要。
预算内支出：其基本结构是支援农业、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
1949至1952年，主要是行政管理费支出425万元，占总支出966％。
“一五”时期，国家开始经济建设，本县基本建设投资309万元，占总支出89％，支援农业拨款221万元，占总支出58％，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123万元，占总支出328％；行政管理费支出1742万元，占总支出465％，且比重比恢复时期下降501％，标志着从供给财政开始转变为建设财政。
“二五”时期，总支出6673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781％。其中支援农业拨款1003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35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2159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755％；行政管理费支出2063万元，占总支出309％，其比重继续下降。本县铅锌矿等13个厂矿和林场、苗圃，以及农校、师范等单位，均于这一时期完成新建和扩建任务。
“调整”时期，总支出4937万元，年均支出比上一时期上升233％。但基建投资由上一时期年均支出119万元下降到12万元，而支援农业由上一时期年均支出20万元，继续上升到296万元。
“三五”时期，年均支出1998万元，比上一时期上升213％，各项支出均有增长。
“四五”时期，总支出1982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986％。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有所扩大，基建投资1839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28倍，仅化肥厂就投资1262万元；支援农业拨款2958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13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6515万元，比上一时期增长757％；对企业流动资金支出由上一时期11万元上升到1139万元。
“五五”时期，总支出29466万元，因1978年大旱，抗旱和水利经费增加，故支援农业拨款达7186万元，相当于上一时期24倍；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2328万元，比上一时期增加14倍。
“六五”和“七五”前4年，有两点主要变化：一是预算外安排的基建投资超过预算内，后几年基建拨款又改为贷款，不列入预算及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后，一些基建资金由企业自筹解决等因素，因此9年基建投资523万元，比上五年下降65％；二是职工增发副食品补助、节约奖、洗理费和书报费及1982年普升工资、1985年工资改革等，因此9年行政管理费年均总支出214万元，比上一时期年均增长14倍，占总支出比重为173％。
1950至1989年，全县累计总支出19885.9万元。其中用于基本建设和流动资金计8068万元，占总支出43％；支援农业3047万元，占总支出164％；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67799万元，占总支出365％；抚恤和社会救济13104万元，占总支出7％；行政管理费35343万元，占总支出19％。
预算外支出：主要是弥补预算内不足部份。全县自1950至1989年累计总支出12909万元，占预算内总支出69％。其中用于基本建设3986万元、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1713万元、企业挖潜革新改造资金2519万元、公房修建等项2245万元、支援农业1424万元、城市公用事业支出497万元、工业交通支出34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1953年本县开始建立总预算以来，各年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985年后，因增加职工工资，提高补助标准，实行技术职称津贴等，所以在收入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是总需求超出总供给，导致支大于收，至1989年连同历年滚存赤字共2954万元。几个年份财政支出见下页表。
四、财政监督与审计
建国初期，本县财政科配备监察干部负责财政监督，实行财政与审计合一制度。
1980几个年份财政支出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本县财政局设监察股，加强财政监督工作。
1984年5月，成立县审计局，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坚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报送审计制度，执行自筹基建先审计后审批的原则，以及加强厂长（经理）离任、企业承包等审计工作。1985至1989年，共审计514个单位（项目）的经济情况，查出各类违纪金额440万元，除作调帐或其他处理外，上缴财政113万元。1989年在违纪金额1625万元中，截留国家各项收入22万元、挤占成本费用776万元、偷税漏税323万元、挤占挪用专项资金29万元、其他475万元，其中属于应上缴财政资金666万元，已收缴入库432万元，其余因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暂缓收缴，属于挤占挪用性质的则作调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