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当
清末，原凤阳府有典当31家，到民国初年只存4家；滁州清末有典当10家，到民国初年只存3家。这些典当行大多为外来客商和官僚家族投资经营，规模大小不一，有资金较多的“当铺”；也有资金短少而与外地当铺挂钩的“转当”(又称“滚当”或“代当”)；还有街头巷尾的“小押”，实际上是不具备正式营业的店铺，只是暗地折放的高利贷者。
自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以前，滁城先后有南当、北当、张良臣当铺；天长县有丘以屏、天裕两家当铺以及崇二牛、厚生两家代当；凤阳县典当行业较早，清同治年间，临淮关老街附近有李小规当铺，光绪末年停业。嗣后在广运桥西北台子又设立一家郭姓当铺，民国4年(1915年)停业。民国23年临淮关店口街曾有小押性质的典当铺一家，开业不久即停；清道光年间，全椒县城内即有典当业，咸丰年间因战乱停歇。民国5年，古河镇有当铺一家，资金3万，至民国15年倒闭。清末定远县定城中大街有陈姓当铺一家，民国初年，市民吴忠培在定城西大街开设小押店1所。此外，定远县张桥镇曾有外地商开设典当一所，后因火灾停业。嗣后该镇又有合肥李鸿章家族开设当铺一家，规模较大，全店占地10余亩，门面瓦屋10间，前后两进，四周挖有濠沟，进出通过吊桥。民国初年因外来赌徒借款未遂而聚众抢劫，在抢劫中引起火灾而倒闭。民国10年，张桥豪绅胡鼎三等集资与合肥当铺挂钩，经营“滚当”性质的当铺1家，前后二年停业；合肥李鸿章家族亦曾派人在定远县炉桥镇等地开设当铺。抗日战争爆发本区内当铺均歇业。
二、钱庄
清同治年间区内已有正式的钱庄设置。民国初年，津浦铁路通车，农副土特产品外运以及洋货内销增多，商贸较前发展。为适应资金周转和方便货币流通，外地客商相继入境开设钱庄。民国23年(1934年)以后，区内银行机构普设，钱庄行业受到抑制。
抗日战争期间，在敌占城镇原设银行搬迁，日伪利用钱庄进行金融掠夺，吸收硬币、法币，推行伪币，抢购农土产品，倾销日货。铁路沿线的滁城、明光、临淮关三地，奸商蜂起组织钱庄，从事金融投机，一地多至数家，形成畸形发展。抗战胜利后，法币急剧贬值，银元交易复趋活跃。战时的汉奸、奸商在隐形匿迹之后，又改头换面，乘机活动，但终于在法币崩溃的形势下，自食恶果。及至金圆券发行，物价腾飞，货币狂贬，钱庄无法经营而收歇。
区内先后开设的钱庄，其资金大多来源于南京、镇江、扬州和蚌埠等地外商，或挂钩于外地钱庄，或为外埠钱庄的“子庄”；又多以钱业而兼营商业；或原为商业而分营钱业。各县先后开设的钱庄，滁县有惠康、惠敏、元康、益昌、华丰、裕丰、恒隆等7家；天长县有施良臣、德春、涵音符3家；嘉山县有五丰、恒源2家；凤阳县有王兴元、孙少三、恒和、华丰、鸿安、福淮6家；来安县有永丰、永园2家；定远县仅德和1家；全椒县有鼎泰、鼎泰生、通裕、聚源4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