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经费
清代，教育经费主要是依靠学田的租金，此外，尚有省、县拨款和学费作补充。宣统元年，凤阳府、滁州、天长县、来安县教育经费略有盈余，定远、全椒、凤阳县经费不足。
民国期间，省立中学、师范均由省拨款，县立中、小学为县财政拨款。本区各县的教育经费来源以捐税附加和学田租息为主，由县政府财委会、建设科统一拨给县劝学所支配，不足部分由地方自筹。抗战胜利后，开始征收学费及学米，作为教育经费的一项收入。
建国初期，学校经费主要靠学田收入，政府拨发大米或小麦作为补助。1950年，全区公办中学、师范教育经费由皖北行署文教处直接管理，小学经费属于地方财政，由各县地方附加公粮解决。1953年，公办中、小学经费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经华东区核定后，由省教育厅分配到专署，再由专署分配到各县。从1954年起，全区初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划归各县预算，原屑省教育厅管理的完中、师范划归专署管理。1960年，本区教育经费为635万元，1974年为1039．9万元。1982年开始对教育经费实行包干，后又实行分级办学和管理，全区普遍建立了乡(镇)级财政。1984年，全区教育经费为3161．4万元。1986年以来，本区教育拨款逐年增长。1991年，全省遭受百年未遇的水灾，地区财政为负增长，但教育拨款仍比1990年增长8．2％。1992年教育经费比1989年的5691．3万元增长65％，年平均递增率为18％。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1989年为17％，1992年上升到23％。由于教职工不断增加，人头费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1年人员经费占77．23％，用于发展事业的公用经费只占22．7％；1992年人员费占83．72％，公用经费只占16．28％。
教育经费来源除财政拨款外，还有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收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群众集资和捐资助学等。
一、教育费附加
1989年3月，滁县地委、行署规定教育费附加征收办法，农村按上年农民人均收入1．5％计征，城镇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总额的2％计征。当年10月底统计，全区城乡共征教育费附加1578．56万元，占应征数的58％。1992年，全区计征教育费附加2284．2万元。
二、学杂费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即以收缴学杂费作为教育经费的一项收入。
建国后，各级学校仍收学杂费。本区各县收缴学杂费的标准不一致，城市高于农村，富裕地区高于贫困地区，正常年景学费减免的比例在15—20％之间(按学生数)。1960年，县城初小1．5元，高小2．0元，中学4．0元；农村初小1．0元，高小1．5元，中学3．0元。1982年，县城高中4．5元，初中3．5元，高小2．0元，初小1．5元；农村相应要低0．5—1．0元。
80年代末，随着物价上涨，各县城纷纷另立名目，提高收费标准。由于各校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不同，很难统一规定收费标准。
“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收取的学费40％上缴县教育行政部门，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综合全县情况，分别下拨到各校作办公费用，60％自留，用于学校公务、修缮的补助和杂支。“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校学费不再上交，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发给学校办公费。
三、勤工俭学
1958年，全区学校全面贯彻勤工俭学方针，部分学校开始创办工厂、农场，收入逐年增加。
1982年，天长县教育局和来安一中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4年，地委、行署作出《关于开展校办企业、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校校有项目，项项有收益，人人有劳动，年年有发展”的目标。地、县、市加强对勤工俭学的领导，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并得到财政、物资、税务、银行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勤工俭学、校办企业迅速发展。到1992年，全区有1251所学校有项目，占学校总数42％，校办企业864个，其中工厂257个，拥有铸造、五金、化工、仪表等三百多种产品，学农基地125个，拥有耕地4139亩，第三产业367个。1992年产值达19573．2万元，是1984年的17．8倍；利润2419．3万元，是1984年的10．3倍。涌现出一批骨干企业，定远实小铝箔厂、嘉山中学玻璃厂、天长三中输液器厂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校办企业。天长县教委和定远实小铝箔厂1988年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1年至1992年，全区累计产值73062．63万元，利润9209．2万元，向学校提供建校经费和教师福利基金3793．88万元。
滁县地区1983—1992年校办产业概况
民国期间，省立中学、师范均由省拨款，县立中、小学为县财政拨款。本区各县的教育经费来源以捐税附加和学田租息为主，由县政府财委会、建设科统一拨给县劝学所支配，不足部分由地方自筹。抗战胜利后，开始征收学费及学米，作为教育经费的一项收入。
建国初期，学校经费主要靠学田收入，政府拨发大米或小麦作为补助。1950年，全区公办中学、师范教育经费由皖北行署文教处直接管理，小学经费属于地方财政，由各县地方附加公粮解决。1953年，公办中、小学经费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经华东区核定后，由省教育厅分配到专署，再由专署分配到各县。从1954年起，全区初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划归各县预算，原屑省教育厅管理的完中、师范划归专署管理。1960年，本区教育经费为635万元，1974年为1039．9万元。1982年开始对教育经费实行包干，后又实行分级办学和管理，全区普遍建立了乡(镇)级财政。1984年，全区教育经费为3161．4万元。1986年以来，本区教育拨款逐年增长。1991年，全省遭受百年未遇的水灾，地区财政为负增长，但教育拨款仍比1990年增长8．2％。1992年教育经费比1989年的5691．3万元增长65％，年平均递增率为18％。教育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1989年为17％，1992年上升到23％。由于教职工不断增加，人头费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1年人员经费占77．23％，用于发展事业的公用经费只占22．7％；1992年人员费占83．72％，公用经费只占16．28％。
教育经费来源除财政拨款外，还有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收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群众集资和捐资助学等。
一、教育费附加
1989年3月，滁县地委、行署规定教育费附加征收办法，农村按上年农民人均收入1．5％计征，城镇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总额的2％计征。当年10月底统计，全区城乡共征教育费附加1578．56万元，占应征数的58％。1992年，全区计征教育费附加2284．2万元。
二、学杂费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即以收缴学杂费作为教育经费的一项收入。
建国后，各级学校仍收学杂费。本区各县收缴学杂费的标准不一致，城市高于农村，富裕地区高于贫困地区，正常年景学费减免的比例在15—20％之间(按学生数)。1960年，县城初小1．5元，高小2．0元，中学4．0元；农村初小1．0元，高小1．5元，中学3．0元。1982年，县城高中4．5元，初中3．5元，高小2．0元，初小1．5元；农村相应要低0．5—1．0元。
80年代末，随着物价上涨，各县城纷纷另立名目，提高收费标准。由于各校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不同，很难统一规定收费标准。
“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收取的学费40％上缴县教育行政部门，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综合全县情况，分别下拨到各校作办公费用，60％自留，用于学校公务、修缮的补助和杂支。“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校学费不再上交，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发给学校办公费。
三、勤工俭学
1958年，全区学校全面贯彻勤工俭学方针，部分学校开始创办工厂、农场，收入逐年增加。
1982年，天长县教育局和来安一中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4年，地委、行署作出《关于开展校办企业、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校校有项目，项项有收益，人人有劳动，年年有发展”的目标。地、县、市加强对勤工俭学的领导，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并得到财政、物资、税务、银行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勤工俭学、校办企业迅速发展。到1992年，全区有1251所学校有项目，占学校总数42％，校办企业864个，其中工厂257个，拥有铸造、五金、化工、仪表等三百多种产品，学农基地125个，拥有耕地4139亩，第三产业367个。1992年产值达19573．2万元，是1984年的17．8倍；利润2419．3万元，是1984年的10．3倍。涌现出一批骨干企业，定远实小铝箔厂、嘉山中学玻璃厂、天长三中输液器厂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校办企业。天长县教委和定远实小铝箔厂1988年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1981年至1992年，全区累计产值73062．63万元，利润9209．2万元，向学校提供建校经费和教师福利基金3793．88万元。
滁县地区1983—1992年校办产业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