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站在革新派范仲淹一边，遇事仗义执言、不顾个人得失要求改革弊政，因而屡遭贬谪。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因受守旧派的诬陷而入狱，同年十月出狱后，被贬以左迁知制诰知滁州。
时值江淮之间百年不见干戈，人民安居乐业，因其地僻事简，民俗敦厚，兼有山水之美，故转忧为乐。到滁州的第二年，住持僧智仙为欧阳修在琅琊山麓建造了一座游亭，欧阳修自号“醉翁”，亭命为“醉翁亭”，并作《醉翁亭记》。
同年夏日，欧阳修“偶得一泉于州城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与韩忠献王书》)，以与州人往游其间。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名亭为“丰乐亭”，并作记。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使二亭闻名于世。为了美化丰乐亭的环境，欧阳修常率僚属来此广植花木，并作出精心安排：“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谢判官幽谷种花》)。在这些花木中，还有来自广陵(今扬州市)的名花，供人观赏。在《与梅圣俞》书中说：“广陵韩公闻之，以细芍药十株见赠，亦植于其侧。其它花竹，不可胜记”。一到春来，亭前繁花似锦，游人络绎不绝。“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丰乐亭游春》)。为了点缀亭上风光，还特地派人从东乡菱溪塘边移“怪石”立于亭侧，引来观者不绝。
继丰乐亭之后，欧阳修又于此筑“醒心亭”，其门人曾巩来游，为之作记。
在政事之余，欧阳修常同宾客优游琅琊山。琅琊山中的归云洞、琅琊溪、石屏路、班春亭、庶子泉和琅琊寺，都是他经常游息之所。他在《班春亭》诗中说：“信马寻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辉。野僧不用相迎送，乘兴闲来兴尽归”。有时夜宿山中，领略林壑幽趣：“石屏自倚浮云外，石路久无人迹行。我来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峰秋月明”(《石屏路》)。欧阳修还在寺僧惠觉的指点下，在苍苔密布的崖壁上，找到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于大历六年(771年)所作《庶子泉铭》的石刻篆文。当时他高兴得“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他在京都馆阁任职时，就曾征集海内古碑石之文，并见过李阳冰《庶子泉铭》的篆刻拓本，他“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如今意外发现这一珍贵文物，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于是，他写下《石篆诗并序》，赞赏这一“世罕传焉”的艺术珍品：“寒岩飞流落青苔，旁斫石篆何奇哉!……山祗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群仙飞空欲下读，常借海月清光来”。并转请梅尧臣、苏舜卿二人作诗刻于石，以纪此胜事。
欧阳修谪居滁州两年间，讴歌滁州风物的诗文，存世的有100多首(篇)。“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一时成为梅尧臣、苏舜卿、曾巩等名家不断吟咏的题材，为琅琊山水增添了光彩。 庆历八年二月欧阳修迁任扬州知州，后历任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青州、蔡州知州等职。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退归颍州西湖畔。次年闰七月二十三日病故。赠太子太师，谥文忠，葬于开封府旌贤乡。
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南宋词人，著名抗金将领。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即归南宋。初为江阴军的签判，后为建康府的通判、司农寺主簿。他不顾官职低微，不断上书进献抗金谋略，写过《美芹十论》和《九议》，但由于主和派掌握朝中大权，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始终没有能够施展抱负。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辛弃疾以右宦教郎出知滁州。
辛弃疾到任前，滁州因屡遭战祸，民穷财尽；乾道四年至七年，又连遭灾荒，城廓已成废墟，人民多逃往他乡，市衢冷落，田野荒芜。辛弃疾早在《美芹十论》里就说：“虏骑之来也，唯滁之兵为最后。”他非常重视这个地方。到滁之后，就努力实现他“守江必先守淮，继以恢复中原”的计划。首先上疏朝廷，请求豁免历年积欠租赋5800贯，又为恢复市场，减免了商贩营业税额的7／10；其次是发布招抚令，把逃荒在外地的人民召回来，从事生产。逃荒者初回乡时，官府帮助修建房屋，使人心安定；对流亡来滁的，分给无主荒地耕种，贷款给缺少耕畜、农具、粮种的人，鼓励他们安家落户。因此，滁州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他继而修整街市，兴建商铺、旅店、酒馆，以便行旅，复兴市场。并营造奠枕楼、繁雄馆，作《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词，以抒发其情。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他在滁组织群众，训练士卒，时时刻刻将中原故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挂在心头，以图收复失地。同年秋，滁州通判范昂奉诏进京，辛弃疾作《木兰花慢·滁州送范昂》词送别，抒发报国之志。他的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
淳熙元年(1174年)，辛弃疾调任江东安抚参议官，其后又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安抚使。辛弃疾希望国富民强收复中原的大志，终因南宋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而“不为人所要”。以致在淳熙八年受革职处分而退隐，长期闲居在江西上饶带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晚年再度被起用时，身已病重，终于在开禧三年(1207年)九月十日“抱恨入地”。葬于铅山。赠光禄大夫少卿，谥忠敏。
范常
范常，字子权，号琅琊山人，滁州人。生卒年月不详。元末，朱元璋进军滁州时，范常求见朱元璋，面陈谋略：滁州虽好，但毕竟是一个山城，舟楫不通，商旅不集，又无险要可守，不是久留之地。不久，果然出现了“困守孤城”、“兵众乏食”的困难。范常又向朱元璋提出攻打和州的建议，很合朱元璋的心意，当即委他为行军顾问，随朱元璋参议军事。朱元璋占领和州后，一些将士不讲纪律对百姓烧杀掳掠。范常对朱元璋说“现在只得了个和州城，便大烧大抢，怎能创建大业呵!”朱元璋接受了范常的建议，整顿军纪，严禁滥杀无辜，并送还掳掠的妇女和财物，军威因此大振。范常被朱元璋授为元帅府都事。后来大军渡江，攻占了太平府(今当涂县)，范常被任命为太平府知府。三年后，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范常被召为侍仪。明洪武元年(1368年)，提升范常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寺卿。后因患有足疾，辞官还里，安度晚年。卒时，归葬乌衣河北。
何文辉
何文辉(1340～1376)，字德明，滁州人。14岁时，朱元璋兵进滁州，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并赐朱姓。朱元璋军收宁国后，何文辉因守宁国有功，被以天宁翼元帅任江西行省参政。继而讨伐新淦，援安福、平山寨；随从徐达取淮东，下平江，改任江西行省左丞，赐文绮，改回原姓。
随后，以征南将军与平章胡美由江西向福建进军。当军临建宁时，元军佥达里麻、参政陈子绮闭城拒守，不投降。何文辉与胡美率军围困建宁城十余天，被围困的佥达里麻终于支撑不住，夜晚潜出城外，至何文辉营中乞降，总管翟也先不花亦率众投降。胡美迁怒两人，欲斩之，何文辉劝告说：“我与你同受命于此，今敌既已降，何以泄私愤杀之，这样怎能安定百姓?”胡美才息怒，率部下入城，秋毫不犯。由于号令严明，军民皆称赞，汀、泉诸州县闻之，皆相继归附于何文辉部。朱元璋称其谋略威望，调任为河南指挥使。
明洪武三年(1370年)，何文辉被授命为大都督府佥事，并赐世袭指挥使。因平蜀有功，留守成都。洪武五年，率领山东兵从李文忠出征应昌，次年移镇北平。文忠北征，何文辉自督兵巡居庸关，后以疾被召回。洪武九年六月病故，年仅36岁。葬在滁州沙河。
胡松
胡松(1503～1566)，字汝茂，别号柏泉，滁州人。先世居定远，元末避乱徙滁。自幼好学，因家贫，常借书抄读。明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授山东东平知州。秩满，任南京兵部员外郎，旋改礼部祠祭司进郎中，不久，又升湖广参议。时值滇湘边境苗镇筻之变，他参与平息，因功升山西提学副使。是时，有会酋在山西南部掳掠，导致10余万民众仓卒避至太原。太原城坚闭，拒民众于城门外。胡松出面力保，太原城守将才开城纳民。随后，就边防现状上书数千言，皆切中边计要害，被明世宗采纳，并嘉奖其忠心，委以左参政，协助镇守雁门关。后因奸臣严嵩当道，被诬，削职为民。10余年后，严嵩伏诛，胡松重被起用，始为陕西参政，历官浙江按察使、副都御史，江西左布政使。不久奉令讨伐广西张琏，战功显著，升兵部左侍郎、兵部尚书，后又任吏部尚书。
胡松一生洁身自好，在山西任提学副使时编辑《古名臣奏疏》，为士林进修的程式范本。落职家居期间，辟“尚友堂”，披阅典籍，广收博览，富于经术。在《明史·吴悌传》里，曾称他为“南都四君子”之一。著述有《良知议辨》和《滁州志》4卷，后人辑录《胡庄肃公集》。
卒时，世宗为之辍朝，追赠太子少保，谥庄肃。归葬滁州，墓地在今来安县十二里半乡新河村徐大郢。
侯度
侯度，字谨之，滁州人。约生于清道光年间，卒年不详。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擅长书法，精于行草。因家境清贫，以教书、卖字为生。为人正直无私，不附权贵、疾恶如仇，每遇为富不仁或贪啬者求墨，虽以千金润笔，却不施舍半字，深受地方父老敬重。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叛将李昭寿掳掠滁州时，无恶不作。侯度妻、妹为免遭污辱，投河自尽。李部下吏强行拉伕，侯不从，其母被活活打死。数年后，李昭寿自我炫耀树德政碑，慕名侯度书法，召令书石。侯不肯执笔，李大怒，持刀欲杀之，侯面无俱色。李左右有慕侯度者，深知李虽残暴，但侍其母极孝，乃向李母求救。李迫于母命，免侯一死，却剁其右手拇指一截，以泄私忿。左右以无指永不能执笔，遂释之。此后，度含恨离滁远游。益重其书，坚其志。后觅得巧匠装一银质拇指套，愈苦练书法。30岁时，滁州乱平，乃回故里。时书技大进，自号“断指生”。余姚朱侍郎督皖学知其事，赠匾额“一节千秋”，并赋《赠断指生诗》。
侯度曾著有《心正集注》一书，今轶。然民间尚存对联两幅，一存滁州陆姓，一存来安赵家。
吕本元
吕本元(?～1910)，字道生，滁州黄圩人。清末淮军将领。清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回原籍合肥办团练，吕本元应征。同治七年(1868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赐号强勇巴图鲁。同治九年李鸿章任直隶(今河北省)总督，调吕本元至直隶。光绪初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仍留直隶统率马、步各营。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吕本元奉令统率大军出关，进驻安州。朝鲜平壤失守后，日军偷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吕本元随同宋庆军退守大高岭。他令各军夜间在各要隘处树旗，广布疑兵。当日军迟疑不决时，突然袭击。后与聂士成部在分水岭败于日军。次年，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吕本元仍回直隶防守。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天津等地抗击八国联军，吕本元署天津镇，提升为直隶提督，统率淮练各军。后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负伤，慈禧太后赏赐黄马褂，调任浙江提督。上任后，勤于训练，尤严治盗，常亲自督队入山搜剿。不久，浙江裁废绿营，推行新军编制，吕本元兼领新军。宣统二年(1910年)因病乞归，寻卒于宁波。
吕本元在浙江任职时，在滁南圩等处购买土地约二、三千亩，并在宁波建有“华美公馆”及市房数处。
孙凤鸣
孙凤鸣(1905～1935)，又名孙凤海，出生于滁州城东关大街天龙池巷。因家境贫寒，读私塾三年即辍学，在家协助父母做小生意。15岁时，父亲得罪当地权贵，被捕入狱。孙母变卖家产，将父亲保出，父已疾病缠身，不久去世。又不久母亦逝去，孙凤鸣无依靠，遂离井背乡，到他乡谋生。
民国17年(1928年)底，在江苏安宜结识了华克之(江苏宝应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忠实的力行者)。次年与江苏姑娘崔正瑶结为伉俪，民国19年随同华克之到上海，先后认识了王亚樵、余立奎，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主要成员；参与行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等运动。
“一·二八”事件爆发后，他积极投入上海军民的抗战行列，同时动员余立奎等“安徽劳工会”的弟兄起来抗日，协同十九路军作战。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孙凤鸣等深感报国无门，时常聚集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里232号，议论报国之道。
民国23年11月，孙凤鸣与华克之等在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等待时机，以图报国。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便决定在大会开幕时下手刺杀蒋介石。民国24年11月1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间集体照相，孙凤鸣作好一切准备，届时行动。不料拍照时蒋没在场，孙凤鸣临时决定改杀汪精卫。仓促之下，汪精卫未被打死，他自己反被汪的卫士击中要害而被擒。警方将他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想从他口中了解刺杀行动的政治背景，他回答：“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一颗中国人的良心”。次日凌晨3时许去世，后埋葬在南京紫金山附近。
达修
达修(1876～1940)，字赞泉，俗姓李，后姓姚，原籍滁西边境将军集(今属安徽省肥东县)。弟兄5人，他排行第二。因家境贫寒，5岁时顶他人名在准提庵剃度为僧。他学习用功，谙熟四书五经，18岁受戒后，即为准提庵住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滁州知州熊祖诒爱他有才干，邀来琅琊山住持开化律寺(琅琊寺)。
是时，琅琊寺因屡遭兵燹，遍地瓦砾，寺内仅存茅屋数间；寺外除遗留无梁殿、三天门两处外，其余古迹均遭破坏。达修为了重建寺院，与军阀显贵、富商豪门打交道，四处奔走化缘，先后募集巨金，经30余年的努力，复建了大雄宝殿、韦驮殿、明月观、藏经楼等殿宇亭榭近百间，并建造驰道磴道多处，使开化律寺得以复兴。又于民国17年(1928年)，同县人章心培编纂《琅琊山志》，为研究琅琊山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珍贵史料。
民国29年，达修圆寂。民国31年，由他的佛门大弟子根如督工监造达修墓塔于琅琊山深秀湖北侧山坡。后毁于“文化大革命”。
林英坚
林英坚(1908～1941)，安徽省金寨县人。抗日期间，从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在滁州西部一带山区坚持抗日斗争，直至牺牲。
林英坚出生贫苦，15岁时帮人伐木、烧炭当窑工。民国18年(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他先后任饲养员、战士、班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六三团团长。他在鄂豫皖苏区参加了4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后又随红四方面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左手在长征途中的战斗中负伤致残。到达延安后不久，被调往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民国26年10月回大别山，在红二十八军特务营任教官。民国27年2月新四军组建后，他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参谋长。因“路线”错误，被驱出四支队，到地方做武装工作。不久，又任游击纵队大队长，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五旅，他先后任第十五团、十三团团长。
部队进入皖东后，林英坚率部与日、伪、顽军进行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每次战斗，他都亲临前线，关键时刻带头冲锋陷阵。
民国30年年初，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正过春节，日伪军纠集3000余人向淮南津浦铁路路西根据地发起全面“扫荡”。此时，林英坚率第十三团驻扎皇甫山。2月12日拂晓，盘踞在滁城和珠龙一带的4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向皇甫山第十三团驻地偷袭。林团长将计就计，选择有利地形，与战士们翻穿棉衣，卧伏在冰天雪地里。敌军走到跟前，还没有觉察，战士们猛地一跃而起，向敌人开火。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慌成一团。林团长叫大家爱惜子弹，远处用枪打，近处用手榴弹炸，到跟前用大刀砍。敌军一股寻隙突围，向曲亭方向逃窜，林英坚又派队追踪，次日中午再截击敌于曲亭，给敌以重创。
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以5个团的兵力向路西根据地进攻。时，林英坚率第十三团守卫在黑狼庙一带，以一个营固守黑狼庙，迎击正面之敌；两个营在余家圩，巩固侧冀，防敌增援。26日上午，第一七一师五一一团两个营和柏承钧支队两个大队共4个营的兵力，分别由西王集和周家岗向黑狼庙进犯。林英坚率领指挥部亲临前线指挥，连续打退顽军的进攻。顽军增调援军向侧翼疯狂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林团长带领从余家圩赶回的3个连战士与顽军展开了肉搏战，终于打退了进攻之敌。不幸的是在最后时刻一颗冷弹击中他的左前胸，致使他当场牺牲。此次战斗，毙伤敌200余名，内有副团长1名，营长2名。
当晚，部队转移到津浦铁路东。12月25日，师部在岗村为林英坚举行了追悼大会。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二师师长罗炳辉亲临参加，张云逸致悼词，对林英坚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号召全体指战员向林英坚学习。1965年春，滁县人民政府在皇甫乡为烈士树碑，以示纪念。
阮官清
阮官清(1901～1946)，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战时期落户于滁州施家集。阮官清少年时因家贫逃荒来皖，先在霍邱县南集学打铁手艺，后成为当地有名的阮大铁匠。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当过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在民国25年(1936年)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共“围剿”时，逃到嘉山县张八岭。民国27年日军侵占张八岭，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逃到滁县施家集。
民国28年，新四军第五支队经滁县西乡陆续挺进津浦铁路路东，常请阮官清带路。民国29年滁县独立营成立，阮官清被调到三连当向导。由于他胆大心细，在这一带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每次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民国30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6月，中共津浦铁路南段工作委员会(简称铁路工委)和铁路保卫大队建立，阮官清任工委委员兼保卫大队大队长。此后，他以大柳为基地，经常活动于铁路两侧，保护淮南津浦路西、路东根据地交通往来的畅通。曾利用拜寿之机，将张八岭伪自卫队长张西汉逮捕，为民除害。又利用关系，经常进行对伪军、土匪的瓦解工作，并取得成效，从而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开辟了一条安全可靠的交通线。他除经常进滁城购买军需物资外，先后护送过徐海东、罗炳辉、谭震林、曾山、魏文伯、谭光廷等领导人安全过往铁路。
民国32年3月，阮官清调任中共津浦铁路南段工委第二区(即独山区)任区长。一年后，独山区由初建时3个乡政权扩大到10个乡政权，并建立了农抗会。是时，津浦铁路线上装满各种物资的日军列车频繁来往，阮官清带领一支飞行队，专扒日军过往货车，以此为部队提供急需物资。一次，路西军分区枪械所试制枪榴弹急需用煤，飞行队就扒日军的煤车，发动铁路两侧群众把煤挑到军分区，一担煤换一担稻子，不几个晚上就挑完了所扒煤炭。
阮官清革命立场坚定，作战英勇。在国民党政府军向路西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时，他曾收为徒弟的华辅成(盈福寺乡副乡长)叛变投敌后，到荒冲子诱劝他投奔国民党，被当场击毙。
民国35年5月，国民党政府集中9个团的军队进攻淮南津浦路西解放区。阮官清率领分区交通大队，随定滁全县长罗应生坚持在花山一带打游击。24日晨，队伍行进到全椒县石沛桥的白庙张宿营时，被国民党政府保安团柏承君部包围。阮官清正在山坡上侦察敌情准备突围，被敌方子弹射中而牺牲。在生命垂危时，他将手中的枪交给警卫员说：“你们快走，别管我!”部队突围后的第二天夜晚，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白庙张找到他的遗体。只见他胸中4弹，还被敌人戳了几刀。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江家凹。
史健
史健(1918～1949)，原名史必清，滁州汪郢乡人。抗日战争前，先后于芜湖中学、安庆中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流亡大西南。当时他年仅19岁，他在离校前给家中写信说：“日寇入侵，中华危急，宁死不当亡国奴，望父勿望儿归”。爱国之情，溢于纸上。民国33年(1944年)秋，考入贵州大学外文系。
在大学期间，史健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民国34年，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因此得罪校方，次年被迫以休学方式离校回乡。
民国36年初，他复学于贵州大学。是年，北京、天津、南京各地的学生运动蜂起云涌，国民党对学生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消息传到贵大，激起同学们的愤怒。适逢贵州工学院机电系学生朱登鼎在贵阳街头被保安兵无理殴打，史健乃联络各大院校，组织600多名同学高举“抗暴”的大旗，游行到省政府向省长杨森递交请愿书。后又在校内组织同学开展“反高压，争民主”斗争，反对校方压制学生的正当要求；创办“高原文艺社”(后改名为“高原社”)，宣传革命思想。并创办油印《高原文艺导报》。
解放前夕，贵大教职工为改善待遇酝酿罢教，史健和高原社同学以及“衡岳学会”的一些湖南籍同学秘密串联，联络各院校，发起“抢救师生员工生活运动”，以配合教师行动。各学院选一位同学参加，组成主席团，公推史健为主席团主席。3月26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向省政府提出改善师生生活的要求。4月15日，贵大系代表会决定举行“反饥饿，反迫害，支援南京‘四·一’血案运动”，成立罢课委员会，史健为副主席，再次宣布罢课。5月底，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公开逮捕进步学生。史健在帮助一部分同学安全离校后，也不得不设法逃离。但在逃到安顺后，由于坏人告密，终于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压杠子、烙胸口、夹手指、灌石灰水、剥落手指甲等酷刑，但始终英勇不屈，大义凛然。9月28日，他被国民党以“罪大恶极，参加奸匪组织，从事叛乱”的罪名，杀害于贵阳南郊，年仅31岁。
单志伊
单志伊，又名单启训，清末举人，珠龙桥人。生卒年月不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时值孙中山流亡日本，单受其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了兴中会，并任孙中山秘书兼日语翻译。数年后，单志伊为振兴中华之实业辍学回国，先后在芜湖、安庆等地兴办肥皂厂和造纸厂。不久两厂相继倒闭，单志伊再次东渡日本留学。民国3年(1914年)秋学成回国，受潘赞化、柏文尉、詹月甫等留日同学举荐，先后在山东埕子口关、安徽黎霞关、珍珠关、芜湖关等海关任关长、监督等职。
单志伊在芜湖期间，芜湖警察局长喻为樵为取得社会名流的支持，特聘他为顾问。民国16年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后，残酷屠杀共产党人。芜湖警察局奉命欲捕杀芜湖大官山民生中学李泽田(即李克农)、钱杏邨(即阿英)、宫樵岩(又名王少春)等进步学生。因单志伊是民生中学的董事长，该校校长马景常又是单的女婿，故喻在抓人前先到单家打招呼。单志伊得知后，随即秘密派人通知李克农等当晚离开学校，连夜过江到裕溪口某人家集中，并提取现金送往裕溪口，给李克农等作盘缠。一切布置停当后，重回上房与喻喝茶闲聊，并商议如何缉拿李克农等之方案。喻当夜抓入扑空。翌日清晨，赶到单家，一见单志伊就说：“昨晚和你合计的事，人全跑光，一个也没抓到!上峰追查下来，不好交待啊，我可是只告诉过你呀!”单志伊闻之脸一沉：“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铐走好了!”两人不欢而散。事隔不久，单志伊的“顾问”被免去。
民国23年，单志伊应留美回国的实业家唐景周之邀，到上海筹建大公布厂，仍暗中接济共产党人。
民国26年“八·一三”前的一个晚上，李克农突然来到单家，经与单商量，举家迁往福熙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住宅，以此宅秘密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楼下办公，楼上住单志伊一家5口人及李克农全家。后又迁至贝勒路(今黄陡南路148号)的一幢三层小楼内。中共秘密电台曾先后两度设于此楼，颇受单之全家真诚帮助。
上海解放后，党和地方政府妥善安排单志伊一家人生活。中央有关部门还派专人前往慰问，并赠送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发的慰问金500万元(旧人民币)。
蔡家璋
蔡家璋(1906～1965)，又名蔡文培，原籍安徽省太湖县，幼年随父母迁至滁县，住西乡珠龙桥附近。幼读私塾7年。民国16年(1927年)由父母用100多块钱替他捐了个保长职务。民国22年，被委任为珠龙桥红庙子供销合作社理事长，后又任滁五区区长。但他明为县政府干事，暗里却利用合作社和区长身份的有利条件，救济穷人，掩护共产党人。并通过各种途径为新四军筹粮筹款，秘密组织抗日武装队伍。民国28年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由于频繁地与新四军接触，引起敌人怀疑，滁县政府撤去他的滁五区区长职位，并派武装人员对他进行诱捕。在这种形势下，经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指示，公开脱离滁县政府，于7月在珠龙桥瓦湖一带拉起一支16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即第四支队八团滁县游击大队。谈先知任大队长，他任政治部主任。当年底，这支队伍发展到五六百人，组成5个连。在消灭土匪、反“扫荡”、反“摩擦”战斗中，起到重大作用。后来他领导的这支部队大部编入新四军。
民国29年3月，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蔡家璋被选为首任县长。其间，大柳、广卫一带土匪猖獗，他带领县大队剿匪安民，不到半年时间，土匪被肃清。第二年，他兼任淮南津浦路西第一独立团团长和滁县总队总队长。日军投降后，他专任独立团团长和县参议会参议长。
由于蔡家璋是当地人，对滁县西乡的地情人事非常熟悉，加之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尽管滁县的地方武装多次补充新四军主力部队，他很快又把本县的武装力量很快地重新扩充起来。他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在附近伪军中的内线，多次派人到滁城等地购买部队急需的枪械子弹和医药器材。有时在日伪军向根据地“扫荡”以前，他能及时从伪军内线获得情报，并转报地委和军分区，使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能及早做好反“扫荡”准备。
民国35年主力部队北撤，蔡家璋开始随罗应生、方浩的机关大队行动。由于体胖又患多种疾病，行动不便，为不拖累大家，他单独带一个警卫班撤退。后来警卫班被打散，他乔妆打扮，在乡民的帮助下，艰难地返回到津浦铁路路东。到达路东找到组织时，他光背赤脚，拄着棍子，浑身泥土，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地委书记黄岩称赞说：“老蔡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单身突围找到党，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后来，他随苏皖边区参议会行动，北上南下，从没掉过队。民国37年，担任怀远县县长。10月，又回路西，任定滁县总队长，直到民国38年6月定滁县撤销。
蔡家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新中国建立后，他转业到地方，一直战斗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历任滁县专区土产公司经理、安徽东流农业学校校长、淮南种猪场场长、水家湖农场党委委员、种猪场场长等职。
单寿父
单寿父(1898～1967)，原名单昌其，滁州人。出生在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但本人受新思潮影响，不愿继承家业，决定走自己的道路。民国8年(1919年)于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即专心从事农业科学的研究。
民国9年2月，单寿父与吴学谦(1902～1974年，又名吴六吉，蚕业教育家)结婚。婚后，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打算赴法留学。次年暑假期间被家中强留照管产业。不久，得到吴学谦的帮助，逃离家庭去日本留学。
单在日本先实习日语，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习，毕业后，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室从事蚕体解剖学研究，师承日本著名学者田中义磨教授。
民国20年4月，单寿父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金陵大学迁往四川成都。民国30年至34年先后兼任成都华西大学农业专修科、四川大学农学院蚕桑系特约教授。在此期间，利用暑假期前往西康省藏族和彝族地区进行蚕桑业务考察，历尽辛苦，收集到一些珍贵的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单寿父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一直从事《栽桑学》和《养蚕学》两门主课的教学工作，并兼任中国蚕业公司专员。民国38年初，谢绝中蚕公司赴台北工作的邀请，继续留在金大执教。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院系调整，金陵大学蚕桑系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单寿父任蚕桑系教授。1954年2月安徽大学分成安徽师范学院和安徽农学院两校，农学院迁往合肥，他仍任蚕桑系教授，并兼蚕体解剖生理病理教研室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委员。
单寿父毕生从事蚕业教育。主要讲授的课程是《蚕体解剖学》和《桑树栽培学》，编写了大量的教学讲义，并参加1959年全国第一本《蚕体解剖生理学》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1967年病逝。
周仁义
周仁义(1887～1969)，字殿侯，号复生，原籍安徽省肥西县，后迁来滁州，先以教书为生，后操祖传医业，行医在担子、乌衣一带。
周仁义精通医术，尤熟谙《难经》。众人称誉：可脉断生死。如患者赵家寿病入膏盲，挺单三日，经友人介绍周去诊治，诊脉后，周断言可医，仅服三帖中药，果然起死回生，后终治愈。又如，周春国得病数日，但饮居尚好，行动自如，请周诊脉后，即嘱其家属料理后事。家属疑而未信，不出三日，患者病情突变而亡。周还研制出生胎秘方，即死胎能降，活胎能保，多有效验。
民国22年(1933年)，周仁义为维护和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与南京的张简斋、北京的施今墨以及合肥、广州、上海等地医生共17人组织的请愿团，到南京与中央政府交涉，历经18天的谈判和南京各界人士的支援，迫使南京政府成立了以考试院长焦易堂为馆长的“中央国医馆”。周为该馆的调查员，并参预制定中医人员的考试制度和开业规定等。同时建议在地方成立中医师公会，并制定章程。民国26年，滁城沦陷，周仁义重返原籍肥西行医，民国35年再次入滁城开业行医，并积极参与“滁县中医师公会”的组建。
新中国建立后，周仁义在黄圩乡贯龚村开业行医。1952年秋，泗洪县灾民住乌衣、担子一带，疟疾、痢疾、肠胃炎流行，他免费为灾民医治，并亲自煎药、喂药，照顾病人。1958年调滁县中医院任医生。1968年退休。他一生积累数以千计的单验方和部分医案，曾汇集成册，题为《周氏医著》，后毁于“文化大革命”。
胡竟良
胡竟良(1897～1971)，字天游，滁州人。民国10年(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民国25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硕士学位。
民国21年胡竟良任湖南棉业试验推广部主任时，针对当时采用演说、展览、劝说等后进推广方式，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合作推广方式，即每2000～2500农户组成一个合作农场，所用棉种向棉业试验场贷借，并由试验场负责技术指导。当时共建合作农场40个，面积9.5万亩。与此同时还贷款建立了一所轧花厂，所轧皮棉直接向纱厂销售，种子留作次年推广之用。这种以生产合作改进棉农生产、以信用合作活跃棉农经济、以运销合作增加棉农收益的作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深受棉农欢迎。
民国25年任河南省棉产改进所所长，提出了棉种管理16条，经省政府批准实施，并推广到陕西、四川两省。
民国34年著《中国棉产改进史》，对全国棉产改进的分期、试验研究成果、推广成绩、分级检验概况、棉产统计等方面，均有论述。
民国35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副处长、上海分处主任兼棉产咨询委员会秘书。40年代陆续发表一系列棉业技术与政论文章，如《原棉改良与棉纺业》、《农业推广的基本问题——整个的管理》、《论战后复兴中国棉业》、《中国棉产复兴纲领》等，对当时植棉政策和技术策略均有重大影响。
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他毅然留在祖国，为新中国服务。
1950年由美国进口岱字15号棉种480吨，根据胡竟良的建议，在江苏、浙江、江西设立良种管理区，种植16万亩，1955年扩大到1300余万亩，使良种一举在三省普及，代替了过去推广40年的中棉和退化洋棉。到1958年，岱字棉在全国种植面积达5200余万亩，占全国棉田面积的61.7%。
1957年胡竟良任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创办《棉花知识》杂志(后改称《棉花》和《中国棉花》)，任主编。
胡竟良不尚言笑，但内心赤诚炽热。凡向他有所请教，均能获得良深教诲。病故前，他再三叮嘱家人，将他的全部书籍和资料捐献给国家。
胡竟良的科学专著除《中国棉产改进史》(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尚有《胡竟良先生棉业论文选集》(1948年中国棉业出版社出版)、《棉花生理研究综述》(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张西侯
张西侯(1902～1975年)，字学江，晚号南谯居士，滁州乌衣人。自幼家贫，3岁丧父，由寡母杨氏抚养。初就读私塾。后考入滁县初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立志习医，从师于中医周殿侯。
张西侯精于中医内科，对妇科、儿科、外科、针炙等也都很擅长。行医中，对病人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对有的贫苦患者，治病送药不仅不收分文，还有微赠。他常说：“君子忧道不忧贫，立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抗日战争时期，为新四军征粮、联络、送信、营救伤员。新中国建立后，设父子诊所于乌衣镇，颇有声望。1954年，协助筹备和参加中西医联合诊所。1955年秋，乌衣一带白喉流行，他用中药诊治患儿，无一例死亡。1954年4月被选调省中医进修学校研究班深造(任七级研究员)，同年9月以安徽省中医代表出席国家卫生部召开的研究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座谈会。著有《张氏津梁》一书，并注释了《难经》、《儿科学》、《妇科学》、《校正国药古方汇编》4卷。
陶振武
陶振武(1893～1979)，曾名陶国楠、陶靖、汤振武，滁州人。5岁进私塾念书，成绩优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入安徽省陆军小学，改名为陶靖。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南京临时军官学校。后袁世凯政权把南京临时军官学校同在南京入伍的原学生军合并送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次年暑假后开学时，倒袁战争爆发，陶因没有及时赶到学校而被开除学籍。民国3年，顶“汤振武”名到北京升学。民国7年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后，被编入段祺瑞的边防军第一师二团七连任少尉排长，复改原姓。
民国10年，陶振武经同学推荐任山西督军署上尉劈刺副教官。他在全军掀起一股劈刺热潮，受到阎锡山的赏识。以后逐步升督军署少校参谋、军团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在与奉军的作战中，他所训练的劈刺术曾发挥极大的作用。
南京编遣会议后，他改任第九十八旅旅长，兼顺德城防司令。民国23年冬，曾奉阎锡山令协助蒋介石“围剿”陕北、晋西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升少将。
“七七”事变后，陶振武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曾被派往临汾，任长官部汽车司令。后因阎锡山不给抗日兵权，不得已，将汽车司令部及所属2个大队，移交兵站总监部，只身回陆军大学读书。民国29年于陆军大学特别班(将军班)第四期毕业后，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联络参谋，因与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建立了关系，由此弃阎投卫。
民国30年冬，受卫立煌委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中将副官处长，掌管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又先后被改任西安办公厅第三处(总务处)中将处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并曾随卫立煌到远征军供职。民国35年春，偕同妻子迁回原籍滁县，并于同年在南京办理退役手续，结束了近40年的戎马生涯。
陶在退役后不甘寂寞，多方参与地方政事。民国36年，当选为滁县参议会议长。此后，他常住南京。
民国38年初滁县解放后，地方政府派人到南京动员在南京的滁县籍人回乡生产，陶振武率先回滁。同年9月离滁赴天津女儿处定居。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社会成员支部，1959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曾被委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三、五届委员。与其他3名民革成员，共同翻译有40多万字的《奥地利简史》(1972年出版)。
姜汉三
姜汉三(1901～1979)，祖居潜山县，出生于滁州珠龙桥陈槽坊一个农民家庭。念过6年私塾，民国11年(1922年)中学毕业后回村种田。民国18年在珠龙桥小学当教员，后又在区公所自卫团当排长、运输兵等。民国22年滁县政府在珠龙桥红庙子办供销合作社，姜汉三任供给部经理。
日军侵占滁县后，姜汉三带领全家逃难。不久，参加了蔡家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后抗日游击队被收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滁县游击大队，他担任秘书。民国29年3月，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施家集成立，他先后担任珠龙桥区区长、县民司科科长、四专区建设处处长、山东省实业厅农业调查处处长等职。
民国36年2月，姜汉三任中共定滁全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次年3月任定滁县县长，兼县总队总队长。同年5月底，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书记杨效椿、军分区司令员艾明山为了开辟全椒县北部和滁县中部游击区，带领淮南支队一个营攻打周家岗和施家集，姜汉三带领一个工作组随同作战。在歼灭驻周家岗全椒县保安大队一个中队后，途经李集大韩村宿营，因敌保长告密，天亮前被国民党政府军一个连包围。战士们觉察后奋力突围，23名战士光荣牺牲，姜汉三腿负重伤被俘。他先被抬到滁城“示众”，后被关押在徐州监狱。同年12月间，徐州即将解放，监狱防备不严，姜汉三趁乱逃脱，回到滁县。
新中国建立后，姜汉三先在中共巢湖地委搞救灾工作，后历任巢湖专区鸡龙山林场场长、芜湖专区农林科科长、安庆大济圩水产养殖场场长、安徽省水产局副局长。1958年因被捕这段历史受到错误处理，党籍被开除。“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叛徒”帽子，强迫退休。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历史问题得到纠正，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和待遇。1979年8月9日病逝。
杨继赞
杨继赞(1904～1980)，出生于江苏邳县。12岁起随父学打明口镰刀绝技。民国12年(1923年)因邳县发生洪涝灾害，逃荒来滁，落户于沙河集，与堂兄3人开炉设店，店号“杨同兴”，生产祖传明口镰刀。其刀选用上好钢材，经淬火的特技处理，厚薄均匀，刀刃锋利，钢质坚硬，久用不炸，后被称为沙河集三宝(黄砂、茅草、明口刀)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杨继赞响应党的号召，带头走合作化道路。1952年参加了沙河铁器生产小组，1954年改为沙河铁器生产合作社，1958年并入沙河镰刀厂。在此期间，杨继赞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使明口镰刀得以批量生产。1962年“沙河明口镰刀”被安徽省正式定为地方名牌产品。杨继赞多次被评选为地、县手工业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当选为安徽省手联社理事会候补理事；1964年4月，出席全国第二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1980年病逝，终年76岁。
袁永康
袁永康(1943～1981)，滁州三官乡人。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连续7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8年，转业到江苏省江阴县水上派出所任民警，1981年5月15日在一次执勤时与歹徒搏斗而牺牲。
袁永康在江阴县水上派出所期间，在黄田港口执勤中，先后抓获流窜犯200多名，截获被盗自行车200多辆。并为上海、无锡等地破获了一批案件，被群众誉为“神奇的眼睛”、“港口的哨兵”。1980年12月22日经江苏省公安厅批准，荣立三等功，新华日报社、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报道了他的事迹。袁永康在荣誉面前居功不骄，再接再厉，更加刻苦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1981年1至5月间，他又抓获流窜犯罪分子28名，截获被窃自行车28辆。
5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袁永康在黄田港执勤时，一个手推51型凤凰自行车行迹可疑的人引起他的注意，经盘问后即将此人带到值班室审查。讯问开始不久，这个歹徒突然用拳头猛击袁永康的太阳穴，他赤手空拳、奋不顾身与犯罪分子进行搏斗。歹徒又取出尖刀对他头部、颈部和身上乱刺。他临危不惧，全身负伤24处，倒地后仍三次站起来与罪犯搏斗，并厉声警告歹徒：“你逃不了!”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后经公安部批准，授予袁永康革命烈士和公安战线英模称号。
骆健马德英
骆健(女)、马德英(女)，均系外县人，后工作于滁县。1982年9月28日，同时为保卫国家财产与坏人搏斗而牺牲。
骆健，四川省峨嵋县人。民国20年(1931年)4月生。民国34年至38年先后在峨嵋县、乐山县师范学校读书，1950年5月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入川南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任清匪反霸工作队员、四川省雷波县人民政府收发员、邮电局话务员、商业局营业员。1972年3月调来滁县工作，先后在章广、琅琊供销社任营业员。曾4次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
马德英，回族，嘉山县人。民国36年5月生。1966年10月参加工作。后来滁州，先后在花山及琅琊基层供销社任仓库保管员、旅社服务员、营业员。工作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
1982年9月28日凌晨三时许，2名流窜犯从琅琊供销社宝塔松门市部摇头窗潜入店内行窃，睡在西头百货、棉布柜值班室的骆健首先被惊醒，便急忙呼喊：“来人!”一罪犯闻声后，立即卡住骆的脖子，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对着骆的胸前说：“再喊，我就捅死你”。骆健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毫不畏惧，一手抓住罪犯衣领，一手将凶器夺了过来。罪犯失去凶器，即用拳头猛击其头部，并用手背将刀打落在地。骆健又从床上拿起手电筒继续与罪犯搏斗。罪犯夺过手电筒，继续猛击骆健头部，致使骆健昏倒在床上。在骆健与一罪犯搏斗时，惊醒了另一头日杂仓库值班室的马德英，马又急喊：“来人!”监视马德英的另一罪犯手拿凶器，威胁说：“不准喊，再喊我就敲死你!”这时打昏骆健的罪犯亦闻声赶来，逼迫马德英把钱交出。马答：“没有钱!”两罪犯便将马击伤后，又用麻绳捆绑住手、脚，然后翻箱倒柜行窃。马挣扎着再次呼喊：“来人呀!……”一罪犯抓起被角捂住马的嘴巴。这时，骆健苏醒过来。忍着剧痛，从床上爬到值班室门口，又大声疾呼：“来人呀!来……”另一罪犯见状，连忙抓起一把铁扳手朝骆健的头部猛击，又将带血的铁扳手向马德英狠狠地砸去。就这样，骆健、马德英英勇牺牲。
1983年，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骆健为烈士；省民政厅批准马德英为因公牺牲。
张庆松
张庆松(1908～1982)，滁州人。著名医学家，教授，中共党员。他16岁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当时学生中最年轻的。民国17年(1928年)获燕京大学理学士学位，民国21年获美国纽约州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协和医学院耳鼻喉科助教、讲师。民国27年再次到美国深造，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科，美国吞扑尔大学医学院气管食管镜科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变态反应科进修。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耳鼻喉科副教授；并创立了国内第一个变态反应科。抗日战争时期，协和医学院停办，转任北平医院副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张庆松任北京医院副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主任、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医院院长、空军总医院耳鼻喉科顾问、中国协和医院副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教授等职。1952年起兼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华医学总会耳鼻咽喉学会历届主任委员。《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历届总编辑。1954年起任聋哑人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副院长兼耳鼻喉科及变态反应科主任、教授，国家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庆松专长耳鼻咽喉科变态反应学，于民国25年撰写论文《中国人的鼻窦发育——100个婴儿头颅的解剖》，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是国内医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份研究资料，对儿童鼻窦病的诊断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后，他又在国内外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喉部变态反应》、《儿童扁桃体摘除与变态反应的关系》、《变态反应性鼻炎及鼻窦炎》、《鼻部变态反应与其它部变态反应的关系》等论文，对变态反应的临床研究及临床医学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还有一批论文发表于国内医学刊物。1963年主编《耳鼻咽喉科学》一书，后修订再版。
张庆松从事医学研究和教学50年，是中国耳鼻喉科的专家，变态反应科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金悫
金悫(1899～1983)，字肖宗，滁州人。幼承家学，颖悟过人。17岁时，入南洋大学附中，继而经预科升本科修读，成绩优异。民国12年(1923年)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民国13年赴美国威司汀好施电器制造公司实习，次年进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深造，民国15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民国17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天津工学院、安徽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从事教学及行政领导工作长达52年。曾任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名誉主任。为九三学社成员。
金悫学术精湛，理工科技知识丰富广博。他所专长的课程门类很多，在基础课方面，有物理学、理论力学、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水力学、高等材料力学、弹塑性理论等；在机械方面，有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热机学、水力机械、内燃机、柴油机设计、汽轮机设计等。
金悫热爱祖国，思想进步，在交通大学时，曾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全国解放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勤奋工作。1978年秋，虽已八旬高龄，还参加了交通大学所率领的访美代表团，与留美校友、美国友好人士交流学术。在住院治病期间，仍关心学校的工作和建设。弥留之际，遗嘱将私房一幢赠给学校作职工宿舍，2万元积蓄捐赠学校作学生奖学金。去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以及柴树藩、汪道涵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其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章益
章益(1901～1986)，字友三，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生于滁州一个小康之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父亲章心培是清末拔贡。
章益16岁到上海考进圣约翰大学附中，将毕业时，因参加爱国反帝运动，被学校开除。5月下旬回到家乡，联络旅外学生聚会，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讲演、贴标语，发通电，支持北平学生斗争。并与其他人共同创办《清流声》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暑期快结束时回到上海，借助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李登辉的帮助入复旦公学继续读书。民国11年(192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获金质奖章。民国13年自费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因学习成绩全优，受到校长和教师的器重，并获得研究生奖学金，是该校建校以后获得研究生奖学金的第二个外国人。民国15年获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民国16年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劳动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民国27年至32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中等教育司司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民国32年至民国3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
章益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遵循蔡元培的治校原则，主张校内言论、思想自由。对于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极为不满，曾多次保释被捕的进步学生和教师，并以辞职和赞同教师罢课来抵制当局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民国38年上海解放前夕，当局密令他迁校华南，并催促他本人迅速离沪。他拒不迁校，也不离沪，并组织“护校委员会”，将复旦大学完好地保存下来，归还于人民。
上海解放后，章益继续投身于大学教育，初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并担任外文系教授，1952年调任山东师范学院(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1955年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64年任山东分会理事。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纠正，1979年彻底平反。1980年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和山东名誉理事长。
他于1951年参加民革，为山东省委员。1954至1986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 章益在学术研究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并具有创新精神。早在30年代就撰写一系列论文，阐述了他的主张。如在《国家与教育》一文中，他不赞成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说法，而主张面对现实，不让社会的邪恶影响侵入学校，相反学校教育应起改革社会的作用。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文中，他初步提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中等教育应负之使命》一文中，他提出中等教育不仅有培养学生升学的任务，而且还应面对地方，造就各类建设人才。其它如《横直行排列及新旧标点对阅读效率的影响》、《读法心理的研究》等，都对革新教育提出了一些积极建议。
章益在治学方法上，牢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主张学思结合，不肯食人唾余。民国15年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时，正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美国盛行之时。行为主义强调人的学习是刺激——反应的机械联结，是一种固定习得的反应。他对此大有疑窦，使用大白鼠(行为主义得心应手的被试)做了一个精巧的试验，结论说明：即使是大白鼠的学习，也不会是机械的刺激——反应联结，而是含有认识成份。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托尔曼的认识理论在此六年之后才公诸于世。章益此举，可见其治学方法之一斑。
章益后期主要是从事普通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其专著及论文有《心理学讲话》、《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略论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
章益在文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曾翻译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司各特的《中洛辛郡的心脏》等世界文学名著。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章益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精神矍铄，治学不息。1984年春，他在一首抒怀诗中写道：“饱阅沧桑六十年，艰辛历尽入尧天。黄童白叟齐欢乐，叠图岑楼亘陌阡。黉宇广开英俊集，轻骑驰骋物资阗。老去犹甘效十架，庶几芹献瓦砖添”。笔端凝聚着一位老学者对党由衷的热爱和壮心不已的献身精神。在病中他也不肯停笔，把病房当书斋，完成了最后一部译著《人心中的宇宙》。
金言直
金言直(1905～1986)，又名金延泽、金润生，滁州人。金言直自幼聪颖，学习用功。民国12年(1923年)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因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受到美籍校长的指责和限制，与部分同学、教师集体离校，以示抗议。民国14年9月，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就读，进修教育系，立志教育救国。民国1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初，曾与同学和工友一起沿沪杭铁路列队欢迎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8月，回到滁县。次年2月在滁城仓巷兴办私立淮南中学，自任校长，并亲自教课，期望藉此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家乡。但是，他的热情受到旧势力排挤及办学经费拮据的多方困扰，至民国18年2月被迫辞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言直受聘于滁州中学任教务主任，重新执教。他帮助校长俞树森整修校舍，整肃校纪。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消除顾虑，继续在滁州中学任教，工作格外积极。曾先后任总务副主任、数学教研组长等职。
金言直执教严谨，重视因材施教。他布置的作业有两套：一套是必做的；一套是选做的，并认真辅导学生自习，因而使好、中、差三类学生的智力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1962年11月24日《安徽日报》以“学而不厌，诲入不倦——记滁县中学老教师金言直”，报道了他的事迹。
自1968年起，他坚持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20元钱为学校添置图书，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