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就业安置
就业
民国时期，本县无业或失业者均自谋职业，他们受雇于业主充当学徒或勤杂工，雇主可随意解雇人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本县屡遭日军扫荡，店铺、作坊纷纷倒闭，各业凋敝，失业者颇多。民国38年(1949年)初，仅县城就有300余人失业。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就制定了“统一介绍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1951年，由县人民政府统一介绍到本县粮食、商业等部门就业有的100余人，介绍到外地就业的118人；用政府发给临时救济费作本钱去做小生意的68人。在发展国营工业、商业的同时，政府还鼓励发展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手工业，扩大了就业门路。1953年，县粮食、商业、水利等部门，先后招收了城镇闲散人员360余人。1956年，全县共安排1421名吃商品粮的城镇闲散人员(县城436人，农村集镇985人)到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部门就业。至此，本县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和城镇闲散人员基本就业。1957年，全县职工总数达2795名。1958年全民大办工业中，本县盲目办起数十家工业企业。当时，除城镇具有劳动能力的闲散人员全部就业外，还从农村招收3000多名农民到工商业企业中就业。1960年至1962年，1958年兴办的大部分工业企业陆续停办，部分职工被精简下放，就业一度出现困难。1963年以后，本县工业、商业、服务业逐步恢复和发展，就业门路随之逐渐扩大。1963年至1966年，全县有635名城镇无业者就业，其中工业企业招回1962年前后下放的技术工人153名，粮食、商业等部门通过珠算考核招收新职工共400名，由省、地劳动部门安排到外地就业的82名。这一时期，本县还从农村中招收“亦工亦农”职工477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内停止招收正式工，县劳动部门仅能安排部分临时工和季节工。此时，城镇待业人员逐年增加，中学毕业生被一批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1970年起，本县除按照政策规定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和转业退伍军人就业外，开始在下放农村锻炼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职工。招收方法是基层组织推荐、审核，县主管部门审批。当年，全县招收下放知识青年322名，其中安排在县内就业的122名，由省、地劳动部门安排到外外地就业的200名。1971年，临时(合同)工制度改革后，本县有1300名临时(合同)工转为正式工。
1978年起，城镇中学毕业生不再下放农村，城镇待业人员又迅速增长。本县在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鼓励支持发展城乡集体工商业、饮食服务业、手工业等，广开就业门路。当年，本县还根据国务院〔1978〕104号文件规定，开始办理工人“双退补员”工作，即工人退休或退职后可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顶替当工人。1979年，根据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规定，本县开始办理国家干部“双退补员”工作(根据国务院规定，1983年9月起停办，工人依旧)。同时取消了1965年开始实行的“亦工亦农”用工制度，清退了477名“亦工亦农”人员，从而扩大了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门路。1979年，全县共安排2083名城镇待业人员就业，占当年待业人员总数的90.7%。1981年起，招工制度进行了改革，凡招收正式职工，必须通过文化考试择优录用。
为进一步广开就业门路，1981年县成立劳动服务公司，该公司除安排临时工、季节工外，还根据劳动部门提出的“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协助各企事业单位兴办集体经济，安排职工子女就业；支持鼓励个人集资联合兴办企业，自谋职业。该年，全县共兴办集体经济实体49个，安排待业人员354名；个体经济实体128个，安排待业人员183名。1984年，全县共兴办集体经济实体102个，安排就业人员1271名；兴办个体经济实体405个，安排就业人员649名。
1985年，全县正式职工总数为20103名，其中全民职工12256名，集体职工7847名。未安排就业的城镇待业人员尚有21名。
附：
1970～1984年来安县招收职工情况统计表
安置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1950年，县复员委员会成立，1952年改为转业建设委员会。1950年至1957年，主要接收安置复员转业的志愿兵。1958年，义务兵开始退伍，本县成立了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1950年至1984年，共接收复员军人1183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219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396人，建国初期入伍的568人；接收退伍军人6009人。在接收总数7192人中，安置回农村的6063人，安置在城镇的1129人。安置回农村的6063名复退军人中，有1472人担任村队干部，933人担任民办教师、乡村医生、拖拉机手和农业技术员，376人被安排在乡镇企业工作。安置在城镇的1129人都分配了适当工作。
下放知识青年安置
1963年，本县水口镇的范俊贤、解国民等6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为本县第一批下放知识青年。1966年至1967年，本县部分城镇居民陆续下放农村落户，全县随家庭下放的知识青年共有78人。这一时期，随家庭下放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安置费50元，木材0.3立方米。1968年6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讲话)，县成立“五·七”工作领导小组(1970年9月，“五·七”领导小组更名为“五·七”办公室；1972年10月，又更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办理城镇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安置工作。1968年8月，本县下放551名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2月，本县接收上海市静安区340名首批沪籍下放知识青年。当年12月，又接收上海下放知青387名。之后，本县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上海、马鞍山等地也有部分知识青年陆续下放到本县农村；1978年，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下放。
1968年下放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安置费165元，1969年增加到180元，1972年增加到500元。到1985年底，全县共使用下放知青安置费198万余元、木材3100立方米，为知青建房7208间。
1969年以前下放的知识青年多为单身插队或随户插队。1970年以后，以集体插队为主，或由3～5人组成插队小组，或由10～30人组成知青茶、林场，大英公社还曾成立了1个知青生产队。1975年统计，全县共有在队知青5065人，其中单身插队的181人；知青插队小组1012个，4382人；知青茶、林场28个，484人；知青生产队1个，18人。
从1970年起，每年都有部分下放知识青年因招工、招生、参军，陆续离开农村。到1985年底，全县下放知识青年中招工的5368人，升学的635人，参军的276人，病退或按政策规定回城的1422人，转入他地的365人，提干转正的113人，其他148人，与农村社员结婚尚留在农村的35人。
1979年，多数下放知识青年离开农村，县知青办公室着手对下放知青住房、用具进行清理，除留少部分给已婚知青使用外，大部分折价处理给社队，共折款人民币18.36万元，只收回1000元。
附：
来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计表
民国时期，本县无业或失业者均自谋职业，他们受雇于业主充当学徒或勤杂工，雇主可随意解雇人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本县屡遭日军扫荡，店铺、作坊纷纷倒闭，各业凋敝，失业者颇多。民国38年(1949年)初，仅县城就有300余人失业。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就制定了“统一介绍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1951年，由县人民政府统一介绍到本县粮食、商业等部门就业有的100余人，介绍到外地就业的118人；用政府发给临时救济费作本钱去做小生意的68人。在发展国营工业、商业的同时，政府还鼓励发展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商业、手工业，扩大了就业门路。1953年，县粮食、商业、水利等部门，先后招收了城镇闲散人员360余人。1956年，全县共安排1421名吃商品粮的城镇闲散人员(县城436人，农村集镇985人)到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部门就业。至此，本县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和城镇闲散人员基本就业。1957年，全县职工总数达2795名。1958年全民大办工业中，本县盲目办起数十家工业企业。当时，除城镇具有劳动能力的闲散人员全部就业外，还从农村招收3000多名农民到工商业企业中就业。1960年至1962年，1958年兴办的大部分工业企业陆续停办，部分职工被精简下放，就业一度出现困难。1963年以后，本县工业、商业、服务业逐步恢复和发展，就业门路随之逐渐扩大。1963年至1966年，全县有635名城镇无业者就业，其中工业企业招回1962年前后下放的技术工人153名，粮食、商业等部门通过珠算考核招收新职工共400名，由省、地劳动部门安排到外地就业的82名。这一时期，本县还从农村中招收“亦工亦农”职工477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内停止招收正式工，县劳动部门仅能安排部分临时工和季节工。此时，城镇待业人员逐年增加，中学毕业生被一批批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1970年起，本县除按照政策规定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和转业退伍军人就业外，开始在下放农村锻炼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职工。招收方法是基层组织推荐、审核，县主管部门审批。当年，全县招收下放知识青年322名，其中安排在县内就业的122名，由省、地劳动部门安排到外外地就业的200名。1971年，临时(合同)工制度改革后，本县有1300名临时(合同)工转为正式工。
1978年起，城镇中学毕业生不再下放农村，城镇待业人员又迅速增长。本县在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鼓励支持发展城乡集体工商业、饮食服务业、手工业等，广开就业门路。当年，本县还根据国务院〔1978〕104号文件规定，开始办理工人“双退补员”工作，即工人退休或退职后可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顶替当工人。1979年，根据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规定，本县开始办理国家干部“双退补员”工作(根据国务院规定，1983年9月起停办，工人依旧)。同时取消了1965年开始实行的“亦工亦农”用工制度，清退了477名“亦工亦农”人员，从而扩大了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门路。1979年，全县共安排2083名城镇待业人员就业，占当年待业人员总数的90.7%。1981年起，招工制度进行了改革，凡招收正式职工，必须通过文化考试择优录用。
为进一步广开就业门路，1981年县成立劳动服务公司，该公司除安排临时工、季节工外，还根据劳动部门提出的“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协助各企事业单位兴办集体经济，安排职工子女就业；支持鼓励个人集资联合兴办企业，自谋职业。该年，全县共兴办集体经济实体49个，安排待业人员354名；个体经济实体128个，安排待业人员183名。1984年，全县共兴办集体经济实体102个，安排就业人员1271名；兴办个体经济实体405个，安排就业人员649名。
1985年，全县正式职工总数为20103名，其中全民职工12256名，集体职工7847名。未安排就业的城镇待业人员尚有21名。
附：
1970～1984年来安县招收职工情况统计表
安置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1950年，县复员委员会成立，1952年改为转业建设委员会。1950年至1957年，主要接收安置复员转业的志愿兵。1958年，义务兵开始退伍，本县成立了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1950年至1984年，共接收复员军人1183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219人，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396人，建国初期入伍的568人；接收退伍军人6009人。在接收总数7192人中，安置回农村的6063人，安置在城镇的1129人。安置回农村的6063名复退军人中，有1472人担任村队干部，933人担任民办教师、乡村医生、拖拉机手和农业技术员，376人被安排在乡镇企业工作。安置在城镇的1129人都分配了适当工作。
下放知识青年安置
1963年，本县水口镇的范俊贤、解国民等6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为本县第一批下放知识青年。1966年至1967年，本县部分城镇居民陆续下放农村落户，全县随家庭下放的知识青年共有78人。这一时期，随家庭下放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安置费50元，木材0.3立方米。1968年6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讲话)，县成立“五·七”工作领导小组(1970年9月，“五·七”领导小组更名为“五·七”办公室；1972年10月，又更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办理城镇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安置工作。1968年8月，本县下放551名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2月，本县接收上海市静安区340名首批沪籍下放知识青年。当年12月，又接收上海下放知青387名。之后，本县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上海、马鞍山等地也有部分知识青年陆续下放到本县农村；1978年，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下放。
1968年下放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安置费165元，1969年增加到180元，1972年增加到500元。到1985年底，全县共使用下放知青安置费198万余元、木材3100立方米，为知青建房7208间。
1969年以前下放的知识青年多为单身插队或随户插队。1970年以后，以集体插队为主，或由3～5人组成插队小组，或由10～30人组成知青茶、林场，大英公社还曾成立了1个知青生产队。1975年统计，全县共有在队知青5065人，其中单身插队的181人；知青插队小组1012个，4382人；知青茶、林场28个，484人；知青生产队1个，18人。
从1970年起，每年都有部分下放知识青年因招工、招生、参军，陆续离开农村。到1985年底，全县下放知识青年中招工的5368人，升学的635人，参军的276人，病退或按政策规定回城的1422人，转入他地的365人，提干转正的113人，其他148人，与农村社员结婚尚留在农村的35人。
1979年，多数下放知识青年离开农村，县知青办公室着手对下放知青住房、用具进行清理，除留少部分给已婚知青使用外，大部分折价处理给社队，共折款人民币18.36万元，只收回1000元。
附：
来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