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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包干前的凤阳农村
历史上的凤阳，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勤劳的农民一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民国38年1月，县境解放，人民获得新生。为医治封建统治和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创伤，从1949年起，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生产救灾、反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等群众运动，政治形势初步得以稳定。1951年6月至1952年4月，县内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分得土地的农民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仅2年时间，农业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1952年12月下旬开始，农村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在初级社中，社员的私有土地作股入社，实行统一经营；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统一使用，取得适当报酬，或作价归社，由社分期付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并按照劳动和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以社为单位进行统一分配。因此，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全县粮食总产由1949年的4991.4万公斤，增加到1955年的1.3133亿公斤，6年增加0.8亿公斤，平均每年增产1333万公斤。这个时期被群众称为凤阳的“黄金时期”。不过，初级社也有自身的不足，如何评工记分是其主要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农村还实行了包工制，即分为小段包工、季节包工、全年包工等几种形式。包工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包工制对后来创造大包干是很好的启迪。
1955年下半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合作化运动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一个冬春凤阳农村全部建立了高级社。其中，有30%的农户是从互助组甚至是从单干直接进入高级社的。它超越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农村的具体条件，经营管理水平也跟不上，因此出现了管理上的瞎指挥、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等弊端。为解决这些矛盾，县内推行了“包工包产”、“包产到队、分户管理”、“三包一奖”等农业生产责任制。这虽然使矛盾有些缓解，然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当矛盾重重的高级社尚需进一步巩固时，“大跃进”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凤阳大地。1958年8月17日至9月25日，仅用48天时间，全县便实现了公社化，初级社、高级社时所实行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几乎全被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即以公社为单位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1960年下半年，根据党的调整政策，建立了人民公社新体制。这种体制在组织机构方面，实行“政社合一”；在生产资料占用方面，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实行集体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社员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参加生产劳动；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主要采用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办法。随着“大跃进”不断升温，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五风”猖獗，凤阳农业受到致命的摧残，粮食产量急遽下降。到1960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4753.4万公斤，比1949年的4991.4万公斤还少238万公斤。农村普遍出现了“荒、饿、病、逃、死”现象。很多社队人畜死亡，农具毁坏，房屋倒塌，土地抛荒。
1961年，为改变“五风”造成的惨痛局面，凤阳实行过农民称之为“救命田”的“责任田”，可惜时间太短，最长的只一年多，种了三季庄稼；有的地方刚实行，就被“改正”了。1962年以后，由于部分调整了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农村政策，生产略有发展，然而，“左”的错误没有解决，发展缓慢。
“文化大革命”时期，县内“闹派性、打派仗”、“学大寨、割尾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全县不少地方又急于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合并生产队，实行大队核算，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管理更加混乱，“一平二调”和平均主义更为严重，直接侵犯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长期低产，农民生活困难，1967年，全县有7.8万人外流。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左”的禁锢，农业生产依然形势严峻。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48亿公斤，仅比1955年的1.31亿多公斤增长了1700万公斤；农民人均产粮312.5公斤，比1955年的407.5公斤反而减少95公斤。广大农民生活极其困难，“生产靠贷款，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凤阳成为全国有名的“三靠县”。
据统计，1956年至1978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4.8亿公斤，而国家向凤阳县销售粮食6.7亿多公斤，凤阳倒吃国家粮食1.9亿多公斤。23年中，国家向凤阳发放贷款、无偿投资、预购定金等合计人民币13598万元。国家对凤阳的生产投资年均590多万元。另外，国家共发给凤阳救灾粮、回销粮0.7亿多公斤，救灾款2823万元。然而，如此巨大数额的粮款，没能挽救农民贫困的命运，也没有唤起民众的觉醒，相反的则是农民生活日渐贫困，集体变成“空壳”。1978年底，全县生产队固定资产总值仅有1879万元，只能抵上国家贷款的1/4。有的生产队既无公共积累，也无集体储备，连仓库都没有，生产、生活全靠国家支持。每年春耕生产开始，种子要向国家调，肥料要向国家要，牲畜要靠国家买，生产投资要靠国家贷。秋收后，尤其是冬春时节，大批救灾款、回销粮源源不断地从省、地区拨下来，分发给每个社队。尽管这样，仍满足不了农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他们不得不重踏先人们所走过的老路，背起花鼓，漂泊异乡。1978年，全县逃荒要饭的人数由往年几千人猛增到2.3万人。每当国庆节和春节来临，省外的电报不断发来，省、地电话不断打来，频催凤阳派人去接回外流人员。“春催种、夏催收、秋抓购、冬忙救济接外流”已成为县领导的工作规律，农民温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
民国38年1月，县境解放，人民获得新生。为医治封建统治和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创伤，从1949年起，全县开展了减租减息、生产救灾、反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等群众运动，政治形势初步得以稳定。1951年6月至1952年4月，县内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分得土地的农民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仅2年时间，农业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1952年12月下旬开始，农村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在初级社中，社员的私有土地作股入社，实行统一经营；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统一使用，取得适当报酬，或作价归社，由社分期付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并按照劳动和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以社为单位进行统一分配。因此，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全县粮食总产由1949年的4991.4万公斤，增加到1955年的1.3133亿公斤，6年增加0.8亿公斤，平均每年增产1333万公斤。这个时期被群众称为凤阳的“黄金时期”。不过，初级社也有自身的不足，如何评工记分是其主要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农村还实行了包工制，即分为小段包工、季节包工、全年包工等几种形式。包工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包工制对后来创造大包干是很好的启迪。
1955年下半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合作化运动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一个冬春凤阳农村全部建立了高级社。其中，有30%的农户是从互助组甚至是从单干直接进入高级社的。它超越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农村的具体条件，经营管理水平也跟不上，因此出现了管理上的瞎指挥、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大锅饭等弊端。为解决这些矛盾，县内推行了“包工包产”、“包产到队、分户管理”、“三包一奖”等农业生产责任制。这虽然使矛盾有些缓解，然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当矛盾重重的高级社尚需进一步巩固时，“大跃进”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凤阳大地。1958年8月17日至9月25日，仅用48天时间，全县便实现了公社化，初级社、高级社时所实行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几乎全被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即以公社为单位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1960年下半年，根据党的调整政策，建立了人民公社新体制。这种体制在组织机构方面，实行“政社合一”；在生产资料占用方面，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实行集体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社员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参加生产劳动；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主要采用按劳动工分分配的办法。随着“大跃进”不断升温，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五风”猖獗，凤阳农业受到致命的摧残，粮食产量急遽下降。到1960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4753.4万公斤，比1949年的4991.4万公斤还少238万公斤。农村普遍出现了“荒、饿、病、逃、死”现象。很多社队人畜死亡，农具毁坏，房屋倒塌，土地抛荒。
1961年，为改变“五风”造成的惨痛局面，凤阳实行过农民称之为“救命田”的“责任田”，可惜时间太短，最长的只一年多，种了三季庄稼；有的地方刚实行，就被“改正”了。1962年以后，由于部分调整了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农村政策，生产略有发展，然而，“左”的错误没有解决，发展缓慢。
“文化大革命”时期，县内“闹派性、打派仗”、“学大寨、割尾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全县不少地方又急于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合并生产队，实行大队核算，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管理更加混乱，“一平二调”和平均主义更为严重，直接侵犯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长期低产，农民生活困难，1967年，全县有7.8万人外流。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左”的禁锢，农业生产依然形势严峻。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48亿公斤，仅比1955年的1.31亿多公斤增长了1700万公斤；农民人均产粮312.5公斤，比1955年的407.5公斤反而减少95公斤。广大农民生活极其困难，“生产靠贷款，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凤阳成为全国有名的“三靠县”。
据统计，1956年至1978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4.8亿公斤，而国家向凤阳县销售粮食6.7亿多公斤，凤阳倒吃国家粮食1.9亿多公斤。23年中，国家向凤阳发放贷款、无偿投资、预购定金等合计人民币13598万元。国家对凤阳的生产投资年均590多万元。另外，国家共发给凤阳救灾粮、回销粮0.7亿多公斤，救灾款2823万元。然而，如此巨大数额的粮款，没能挽救农民贫困的命运，也没有唤起民众的觉醒，相反的则是农民生活日渐贫困，集体变成“空壳”。1978年底，全县生产队固定资产总值仅有1879万元，只能抵上国家贷款的1/4。有的生产队既无公共积累，也无集体储备，连仓库都没有，生产、生活全靠国家支持。每年春耕生产开始，种子要向国家调，肥料要向国家要，牲畜要靠国家买，生产投资要靠国家贷。秋收后，尤其是冬春时节，大批救灾款、回销粮源源不断地从省、地区拨下来，分发给每个社队。尽管这样，仍满足不了农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他们不得不重踏先人们所走过的老路，背起花鼓，漂泊异乡。1978年，全县逃荒要饭的人数由往年几千人猛增到2.3万人。每当国庆节和春节来临，省外的电报不断发来，省、地电话不断打来，频催凤阳派人去接回外流人员。“春催种、夏催收、秋抓购、冬忙救济接外流”已成为县领导的工作规律，农民温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