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驿站
清光绪年间，驿传通过本县的主路线有：京师—安庆府、京师—江宁府2条。驿站3处：凤阳府的濠梁驿，有马夫41名，差夫24名，马65匹；凤阳县的王庄驿，有马夫28名，差夫24名，马60匹；红心驿有马夫41名，差夫24名，马65匹。驿站有驿丞主管驿务，另配有抄牌、传差、羽书、兽医、禁卒等人员。驿站传递公文，均按里程定期限。当时的凤阳府濠梁驿距安庆府360公里，马递限期4日到。
二、铺递
清朝以前，各州县衙前均设有总铺，州县境内分设若干铺递，铺递有铺司1人，为一铺之长官，铺兵数名。清末，凤阳府铺递28处，铺司、兵123人；驿站和铺递同属官方通信机构，铺递连接驿站，递送官署公文，官员家书，不收资费，兵马粮饷一应开支统有地方承担。
清朝末年，邮政兴起，驿站尚存。民国元年，北洋政府决定撤销驿站、铺递，在京各衙门外发公文，改由北京邮局寄递。
三、邮电局
凤阳的邮政和电信大体上经历“大清邮政”、“中华邮政”、“人民邮政”几个阶段。
清光绪二十年，大清邮政成立后，邮政局由通商口岸推向内地。宣统元年(1909年)，凤阳府设邮局兼军汇局，办理汇兑款。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大清邮政为中华邮政，民国3年设临淮关局、府城局。民国25年，临淮关为二等局，府城为三等局，红心、刘府、小溪河等地设邮政代办所。民国36年府城局有邮务员1名，信差1名，全局共2人；临淮关局10人，邮务员1人，信佐2人，信差2人，邮差2人，听差1人。主要业务是出售邮票、明信片、收寄信函和包裹。
民国2年，皖赣电政管理局在府城设立电报局，列为三等甲级。次年，临淮关开电报支局，民国23年3月1日，府城调整为电报营业处。
光绪三十四年到民国14年6月，凤阳电话线路有4条，即府城至浦口302公里，立杆1880根，挂线1条；府城至蚌埠43公里，立杆326根，挂线1条；府城至临淮关接五河、泗县，18公里，挂线1条；临淮关至泗县154公里，立杆927根，挂线1条。
民国27年，日军占领凤阳后，县邮政电信员工纷纷撤离，邮电通信陷于瘫痪。民国28年，邮政局代办所转入正常工作。开始办理邮件的收寄、投递和汇兑业务，并与国民党占领区邮政系统保持联系。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各县流亡政府都先后配备有无线电台，供政府间通报。据民国32年统计，凤阳县设的电台，波长是62米，电力为5瓦特，射程1000公里，收报机为三管再生式，发报机为哈特莱式，职员4人，经费4380元(法币)。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凤阳县流亡政府回县恢复政权。邮政局、所和网络组织同时开展各种业务，
民国35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第二区电政管理局在临淮关设立电信代办处，经营电报、电话业务。1949年以前，邮政资费多次调价，仅民国37年信函资费一年内涨价6次，一封寄往外埠的平信，邮资需15000元(法币)。
1951年，邮局由苍巷迁往花铺廊大街。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对邮电事业提出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方针，扩大网点，充实人员，通信能力和通信质量不断提高。1957年邮电业务总量达到93.49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计算)。
1958年邮电局由地方政府和省邮电部门双重领导，省邮电局只管理业务，人财物由地方政府管理。并提出“寄信不出庄、报纸不过夜、挂号投递到户”的口号，一度出现了盲目发展，过量增加人员，致使人员素质下降。1960年以后，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人、财、物三权实行邮电部门统一管理，邮电事业回到正常运转轨道，各项工作稳步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邮电通信受到严重干扰，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业务量下降，收支差额减少。1968年与1965年相比业务总量上升17.47%，收支差额下降66.02%，1969年开始回升，但幅度不大。1972年业务总量才恢复到1965年的水平。
1969年末，邮、电分设，县邮政局归省交通局和县革命委员会双重领导，局址迁到府东街人民商场对面。电信局归人武部领导，实行军管，办公地点在花铺廊大街旧址。1973年7月，邮、电合并成立县邮电局。县邮电局实行党组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党组书记和成员属县委任免，工会主席属县总工会和滁县地区行署邮电局双重领导，局长属省、地邮电局任免。对邮政、电信、财务、人事等科室负责人实行党组研究、局长聘任制，不再履行报批手续。在全县本系统内县局有人员调动权，但人员从县内调出调进的权力属于省局。职工工资属省邮电局管理，财务计划、职工工资调资指数均由省局编制后下达给各县，县局是执行机构，每季度财务送省地邮电局会审，年终送省局进行预算。1985年县邮电局迁到府东街百货大楼东边。同年业务总量为89.01万元，业务收入99.46万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107.19%和229.28%。函件每百人232.72件，比1978年增长67.39%，比1950年增长53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