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存款储蓄
一、存款
1、城镇存款
建国前，境内各银行均办理活期存款业务。民国26年，蚌埠商业储蓄银行12月底资产报告表记载：活期存款中有凤阳11户，金额11226.67元，定期存款1户，金额40元，利率均为年息8％。中国银行临淮关办事处民国27年12月31日借贷对照表载：往来存款余额90430.40元，暂时存款余额2273.80元，定期存款5876.98元(以上均为法币)。
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凤阳县支行以吸收存款作为一项主要业务，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以贷促存的方法争取存款。在主抓私营工商业存款的同时，开展国营商业部门、粮食部门、供销合作社及机关团体存款，督促各单位在银行开设帐户，建立业务关系。
1950年，国营商业实行贸易金库制，营业收入当天送入银行，上报省贸易金库。同年5月，实行现金管理，各开户单位除保留核定现金库存限额外，其余全部存入银行。年底，存款余额16.5万元，比上年增长4倍。
1953年，取消贸易金库制，金融市场活跃，存款上升。到1957年底存款余额达245.5万元，比1950年增长13.86倍。
1958年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推动下，开展工业投资存款，发动各单位和广大职工投资支援地方工业。年底存款余额达406.3万元，比上年增长近1倍。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存款业务受干扰，存款增长幅度不大。1965年存款余额249.8万元，到1972年存款余额仅为29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促进银行存款逐年以较大幅度增长，加上1980年始又扩大存款计息范围，到1985年底存款余额达6006.6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2、农村存款
1951年凤阳县人民银行在乡镇建立营业所和流动服务组，对区、乡所在地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商户开展存款业务。1954年各乡信用社建立后，农村存款转给信用社办理。1956年全国普遍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村存款逐年增加，截至1958年底存款余额已达86万元(不包括农民个人存款)，比1954年的0.6万元和1956年的17.8万元分别增加142.31倍和3.83倍。1959年凤阳县境内津浦铁路修双轨复线，大批民工经费和人民公社农、副业收入存入信用社，集体存款猛增，年底余额达196.8万元，比1958年增加1.29倍。
1960年至1963年，因受“左”倾路线影响，国民经济建设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的产值普遍下降，国家、集体、个人收入都相应减少，导致集体存款直线下降，至1963年底余额仅有18.4万元，比1962年下降9.7倍。1964年，随着大公社划分小公社，人员编制增加，财政下拨行政经费增多，年末存款余额达142.7万元，比上年增长6.75倍。
“文化大革命”时期，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利率降低，农村存款长期徘徊在40万元至60万元之间。1973年存款开始回升，年底余额达100万元。1976年存款余额达235.6万元，比1973年上升1.35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社队存款相应增多。生产发展了，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下拨区、社经费也随着经济形势好转而增多。因此，1979年机关、团体和集体在信用社存款年底余额达305.6万元，比1976年上升0.03倍。
随着代理业务的扩大，替民政局发放生救优抚款，为保险公司代办保险业务，个别社还代收税款和代发购粮款等业务，因而存款额逐年增长，1984年底存款余额达到479.5万元，比1978年增长0.98倍。1985年由于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农村存款下降，年底余额仅为349.1万元。
3、基本建设存款
建设银行的存款来源一是财政性存款，二是企业性存款。50年代至7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实行限额管理，采取“上存下支”的资金供应办法，专项存款均转存人民银行，存款额度不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1978年存款数达到115.5万元。1979年到1981年由于经济调整，存款趋于下降，1981年底存款余额仅为68.9万元。1982年后，企业活力增强，于是建行开始大力组织存款和动员企业转存自筹基建资金，同时实行“先存后批、先批后用”等自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开展信托业务，扩大存款范围，各项存款逐年增加，1985年底存款额达到352.8万元，比1978年增长2倍多。
1949—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凤阳县支行历年存款(年末余额)情况表
表18—2单位：千元
续表18—2
二、储蓄
1、城镇储蓄
民国时期，境内几家银行都办理储蓄业务。民国4年，“万国储金会”委托凤阳永丰杂货店代办有奖储蓄业务，府城居民刘少卿、刘士栋于民国21年各获奖金12500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临淮关办事处民国26年底期报载，凤阳有储户780户，存款10万多元(以上均为法币)。
建国后，为巩固人民币的信誉，人民银行开展储蓄业务，除开办定期、活期货币储蓄外，还开办整存整取、折实储蓄存款、存本折实储蓄存款和保本保值定期储蓄业务。严格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政策。1950年4月15日临淮关办事处移交表载有整存整取折实储蓄10户、143个折实单位，金额906966元(旧人民币，下同)，存本付息拆实储蓄存款1户、111个折实单位，金额590853元。(以中熟米1公斤、中等小麦0.5公斤、淮盐25克、食油25克、12磅白细布1平方市尺、柴草1.5公斤等6种实物价格为1个折实单位，后改为1个折实单位含中熟米1.5公斤、淮南统煤0.5公斤、食油50克、龙头细布1市尺)。1950年5月，增办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同年12月，又开办零存整取定期有奖储蓄。1951年9月开办面额为1万元、2万元、5万元、10万元、100万元的定额储蓄。1952年10月，成立“凤阳县储蓄推进委员会”，同年随着物价稳定，折实储蓄全部改为货币储蓄。1953年，根据国务院指示，县支行代为偿还建国前人民群众在国民政府银行的存款。1954年为配合统购统销，开办农村售粮、售棉优待定额储蓄，分1元、3元、5元、10元(折合新币)4种定额，6个月付还，1955年停办。1960年11月1日停办定额储蓄。1961年1月1日停办各种有奖储蓄。
“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遭到破坏，从1959年至1962年储蓄存款下降。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增加了储蓄种类，储蓄存款开始回升，到1965年止，储蓄存款余额达34.4万元，比1962年增长60％。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随意冻结存款和降低储蓄利率(1971年10月1日起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的利率由原月息3.3‰降为2.7‰)等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群众储蓄存款的积极性，造成群众有现金不储，已储的欲提取，使储蓄存款徘徊不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落实储蓄政策，增加储蓄种类(如1981年的定期定额有奖储蓄和定期定额实物有奖储蓄，1982年零存整取小额贴花有奖储蓄等)，5次调整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提高了群众储蓄存款的积极性。从而使储蓄工作步入前所未有的正常发展轨道。加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推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使城乡群众收入提高，所以储蓄存款余额每年以较大幅度上升。到1985年全县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53.6万元(其中工商银行1119.4万元，农业银行434.2万元)，比1978年增长9.38倍。1979年至1985年全县储蓄存款是建国后30年总和的6.77倍。
2、农村储蓄
1954年以前，农村营业所吸收的社员储蓄存款，均以城镇储蓄存款科目反映。此后全县完成农村信用合作化，社员储蓄工作，均交给信用社办理。由于信用社机构分布各乡，存取方便，加强服务，扩大宣传，农村社员储蓄开始大幅度增长，1957年底存款余额达到9.4万元。
1958年4月蚌埠专区中心支行在砀山县召开实物投资现场会，掀起实物投资存款高潮。当时凤阳县共动员社员筹集黄金38.5两、白银(包括元宝)14116两、银元9675枚、钢铁20755斤、锡1177斤、以及农业生产上需要的木料、农具、家具、肥料等。以上金银和物资均兑换和折价为人民币存入信用社，故年底农村储蓄存款余额跃升到154万元。由于实物投资储蓄存款手续不够健全，不是出于社员自愿，到期有的信用社又不能及时兑付，加上多数生产大队强行借用，违背了储蓄政策和原则，形成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群众存款积极性。1959年社员储蓄存款大幅度下降，年底余额仅有58.4万元。
1960年至1978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农村社员储蓄存款长期徘徊在10万元至40万元之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扩大了储源。为调动群众参加储蓄的积极性，县农行不断增加储蓄种类，加之从1979年4月至1985年8月5次调整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因此，农村储蓄存款余额逐年上升，到1985年底止，全县农储余额达1236.9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1950—1985年历年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表
表18—3单位：万元
续表18—3
1950—1985年历年城、乡储蓄情况表
表18—4单位：万元
续表18—4
1、城镇存款
建国前，境内各银行均办理活期存款业务。民国26年，蚌埠商业储蓄银行12月底资产报告表记载：活期存款中有凤阳11户，金额11226.67元，定期存款1户，金额40元，利率均为年息8％。中国银行临淮关办事处民国27年12月31日借贷对照表载：往来存款余额90430.40元，暂时存款余额2273.80元，定期存款5876.98元(以上均为法币)。
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凤阳县支行以吸收存款作为一项主要业务，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以贷促存的方法争取存款。在主抓私营工商业存款的同时，开展国营商业部门、粮食部门、供销合作社及机关团体存款，督促各单位在银行开设帐户，建立业务关系。
1950年，国营商业实行贸易金库制，营业收入当天送入银行，上报省贸易金库。同年5月，实行现金管理，各开户单位除保留核定现金库存限额外，其余全部存入银行。年底，存款余额16.5万元，比上年增长4倍。
1953年，取消贸易金库制，金融市场活跃，存款上升。到1957年底存款余额达245.5万元，比1950年增长13.86倍。
1958年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推动下，开展工业投资存款，发动各单位和广大职工投资支援地方工业。年底存款余额达406.3万元，比上年增长近1倍。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存款业务受干扰，存款增长幅度不大。1965年存款余额249.8万元，到1972年存款余额仅为29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促进银行存款逐年以较大幅度增长，加上1980年始又扩大存款计息范围，到1985年底存款余额达6006.6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2、农村存款
1951年凤阳县人民银行在乡镇建立营业所和流动服务组，对区、乡所在地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商户开展存款业务。1954年各乡信用社建立后，农村存款转给信用社办理。1956年全国普遍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村存款逐年增加，截至1958年底存款余额已达86万元(不包括农民个人存款)，比1954年的0.6万元和1956年的17.8万元分别增加142.31倍和3.83倍。1959年凤阳县境内津浦铁路修双轨复线，大批民工经费和人民公社农、副业收入存入信用社，集体存款猛增，年底余额达196.8万元，比1958年增加1.29倍。
1960年至1963年，因受“左”倾路线影响，国民经济建设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的产值普遍下降，国家、集体、个人收入都相应减少，导致集体存款直线下降，至1963年底余额仅有18.4万元，比1962年下降9.7倍。1964年，随着大公社划分小公社，人员编制增加，财政下拨行政经费增多，年末存款余额达142.7万元，比上年增长6.75倍。
“文化大革命”时期，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利率降低，农村存款长期徘徊在40万元至60万元之间。1973年存款开始回升，年底余额达100万元。1976年存款余额达235.6万元，比1973年上升1.35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社队存款相应增多。生产发展了，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下拨区、社经费也随着经济形势好转而增多。因此，1979年机关、团体和集体在信用社存款年底余额达305.6万元，比1976年上升0.03倍。
随着代理业务的扩大，替民政局发放生救优抚款，为保险公司代办保险业务，个别社还代收税款和代发购粮款等业务，因而存款额逐年增长，1984年底存款余额达到479.5万元，比1978年增长0.98倍。1985年由于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农村存款下降，年底余额仅为349.1万元。
3、基本建设存款
建设银行的存款来源一是财政性存款，二是企业性存款。50年代至7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实行限额管理，采取“上存下支”的资金供应办法，专项存款均转存人民银行，存款额度不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束了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1978年存款数达到115.5万元。1979年到1981年由于经济调整，存款趋于下降，1981年底存款余额仅为68.9万元。1982年后，企业活力增强，于是建行开始大力组织存款和动员企业转存自筹基建资金，同时实行“先存后批、先批后用”等自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开展信托业务，扩大存款范围，各项存款逐年增加，1985年底存款额达到352.8万元，比1978年增长2倍多。
1949—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凤阳县支行历年存款(年末余额)情况表
表18—2单位：千元
续表18—2
二、储蓄
1、城镇储蓄
民国时期，境内几家银行都办理储蓄业务。民国4年，“万国储金会”委托凤阳永丰杂货店代办有奖储蓄业务，府城居民刘少卿、刘士栋于民国21年各获奖金12500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临淮关办事处民国26年底期报载，凤阳有储户780户，存款10万多元(以上均为法币)。
建国后，为巩固人民币的信誉，人民银行开展储蓄业务，除开办定期、活期货币储蓄外，还开办整存整取、折实储蓄存款、存本折实储蓄存款和保本保值定期储蓄业务。严格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政策。1950年4月15日临淮关办事处移交表载有整存整取折实储蓄10户、143个折实单位，金额906966元(旧人民币，下同)，存本付息拆实储蓄存款1户、111个折实单位，金额590853元。(以中熟米1公斤、中等小麦0.5公斤、淮盐25克、食油25克、12磅白细布1平方市尺、柴草1.5公斤等6种实物价格为1个折实单位，后改为1个折实单位含中熟米1.5公斤、淮南统煤0.5公斤、食油50克、龙头细布1市尺)。1950年5月，增办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同年12月，又开办零存整取定期有奖储蓄。1951年9月开办面额为1万元、2万元、5万元、10万元、100万元的定额储蓄。1952年10月，成立“凤阳县储蓄推进委员会”，同年随着物价稳定，折实储蓄全部改为货币储蓄。1953年，根据国务院指示，县支行代为偿还建国前人民群众在国民政府银行的存款。1954年为配合统购统销，开办农村售粮、售棉优待定额储蓄，分1元、3元、5元、10元(折合新币)4种定额，6个月付还，1955年停办。1960年11月1日停办定额储蓄。1961年1月1日停办各种有奖储蓄。
“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遭到破坏，从1959年至1962年储蓄存款下降。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增加了储蓄种类，储蓄存款开始回升，到1965年止，储蓄存款余额达34.4万元，比1962年增长60％。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随意冻结存款和降低储蓄利率(1971年10月1日起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的利率由原月息3.3‰降为2.7‰)等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群众储蓄存款的积极性，造成群众有现金不储，已储的欲提取，使储蓄存款徘徊不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落实储蓄政策，增加储蓄种类(如1981年的定期定额有奖储蓄和定期定额实物有奖储蓄，1982年零存整取小额贴花有奖储蓄等)，5次调整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提高了群众储蓄存款的积极性。从而使储蓄工作步入前所未有的正常发展轨道。加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推行农业大包干责任制，使城乡群众收入提高，所以储蓄存款余额每年以较大幅度上升。到1985年全县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53.6万元(其中工商银行1119.4万元，农业银行434.2万元)，比1978年增长9.38倍。1979年至1985年全县储蓄存款是建国后30年总和的6.77倍。
2、农村储蓄
1954年以前，农村营业所吸收的社员储蓄存款，均以城镇储蓄存款科目反映。此后全县完成农村信用合作化，社员储蓄工作，均交给信用社办理。由于信用社机构分布各乡，存取方便，加强服务，扩大宣传，农村社员储蓄开始大幅度增长，1957年底存款余额达到9.4万元。
1958年4月蚌埠专区中心支行在砀山县召开实物投资现场会，掀起实物投资存款高潮。当时凤阳县共动员社员筹集黄金38.5两、白银(包括元宝)14116两、银元9675枚、钢铁20755斤、锡1177斤、以及农业生产上需要的木料、农具、家具、肥料等。以上金银和物资均兑换和折价为人民币存入信用社，故年底农村储蓄存款余额跃升到154万元。由于实物投资储蓄存款手续不够健全，不是出于社员自愿，到期有的信用社又不能及时兑付，加上多数生产大队强行借用，违背了储蓄政策和原则，形成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群众存款积极性。1959年社员储蓄存款大幅度下降，年底余额仅有58.4万元。
1960年至1978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农村社员储蓄存款长期徘徊在10万元至40万元之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扩大了储源。为调动群众参加储蓄的积极性，县农行不断增加储蓄种类，加之从1979年4月至1985年8月5次调整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因此，农村储蓄存款余额逐年上升，到1985年底止，全县农储余额达1236.9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1950—1985年历年城镇储蓄存款余额表
表18—3单位：万元
续表18—3
1950—1985年历年城、乡储蓄情况表
表18—4单位：万元
续表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