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修志，历史悠久。自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至民国13年(1924年)，有8次修志，均定稿成书。现略述于后：
南宋淳熙《春谷志》
《春谷志》修于南宋淳熙十六年。主修郭山尧，时任南陵知县，旷才博学，刚正不阿，热心修志。这部志书已失考。南宋淳熙以后的历代修志者偶而在序中赞其“文简事核”，“于古事多依据”。今存黄裳的一篇序言，故对该志内容尚能见其梗概。序中说：“取南陵历代兴废沿革之由，与其邑里所至，土地所宜，人物所会，及名山胜迹列著为一书，谓之《春谷志》”。可见内容很简单，体例不完备。但是，它毕竟是南陵修志的开端，为后世修志提供了部分资料。《春谷志》距今已有八百多年。清顺治以前，并未绝迹。明嘉靖七年，俞昌言主修《县志》，时“郭志尚在人间，虽残缺未尽亡也”。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陵知县钱照又收得郭志残本，整理3卷刻印保存下来。清顺治年间，知县杨必达重修《南陵县志》。在一秀才家又发现了郭志的手抄本。但顺治以后，历雍正、嘉庆、同治、光绪四次修志，序言中均未提到“郭志”是否存在。
《春谷志》是否付梓无明确记载。据明万历南陵知县沈尧中说：“南陵旧无志，志修于嘉靖甲午也。肇自钱令，而其体甚略”，很可能因《春谷志》内容简单，体例不备，未获官方正式批准付印。故曰“南陵旧无志”。
明嘉靖《南陵县志》
这是南陵第2部县志。自嘉靖七年(1528年)始修，至十二年(1533年)定稿付印。历时6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修人为知县俞昌言，俞和郭山尧一样，也是一位热心修志者。嘉靖七年，他刚就任南陵知县，就增设修志机构，组织人员，采摭博访，积极撰修。其内容“大约仍郭志者什之六，补辑者什之四”。由于内容过于简单，故未能付印。第二阶段主修人为知县钱照。钱为进士出身，有文名。郡守邵烨对修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钱遵照邵的意见，在俞辑原稿的基础上，扩大篇目，重新考核资料，去疑存信，于嘉靖十二年定稿付梓，共计10卷。嘉靖南陵志，流传时间不长，清顺治年间民间尚有抄本，雍正南陵志凡例云：“陵邑志，自宋淳熙郭令创始。厥后屡经修纂，皆散逸莫稽。惟明万历乙酉沈令尧中，国朝顺治丙申杨令必达二志存”。可见雍正初年，钱志已不复存。
明万历《南陵县志》
第3部南陵志修于万历八年(1580年)，成于万历十三年。知县沈尧中主修。沈氏在序言中列举的目录有建置沿革、仓储、学校、祠堂、寺观、桥梁、古迹、杂志、官师、循吏、选举、乡献、宦业、孝友、忠节、武烈、逸民、土地、水利、人物、艺文。可见其内容相当充实，与以往旧志相比，增加了不少新的篇目。沈志的主要成就是对南陵建置沿革作了重要考定。该志明确指出：“南陵古扬州域，秦创名陵阳，隶之鄣郡。西汉改为春谷，隶之宣城。已而春谷改阳谷，又改南陵，而县名始定”。参与这次修志的27人中，既有举人，也有进士。他们不仅在社会上有影响，而且在省内文坛上也享有盛名。主修沈尧中，字执甫，号瀛台，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他是明代的一位较有影响的经学家。一生著作，达15种之多。其中如《古文大学集注》、《春秋本义》、《沈氏学韬》等，均为当时及后世所推崇。
清顺治《南陵县志》
南陵第4部县志修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主修杨必达，时任南陵知县。在他任职的第二年，安徽道台孙登第檄令各县加紧修志。杨遂在本县籍山书院设立修志机构，“捐俸授餐，广延能者”，“一切增汰可否，悉以委之”。顺治十三年(1656年)脱稿付印。卷首载有杨必达、秦凤仪、秦才管、许允成的序言。在序言中，秦才管称赞斯志“举前志所载未及载者，删汰冗冒，网罗遗逸，上穷星纪，下迄艺文”。“称为信史，殆不诬焉”(许允成序)。在雍正南陵志的序言中知县宋廷佐说：“丙申杨必达奉道台孙公登第檄令修志，志成，较前为备”。参加这次修志的有17人，主要成员有秦凤仪(举人)、何一化(贡生)、许允成(举人)、何天骏(进士)、刘宏基(举人)等县内外著名人物。何一化精通经史，尤工于诗，著有《瑟斋集》，侍读为其作序。这部《县志》的顺利完成，是与知县杨必达网罗人才、重用人才分不开的。诚如许允成在序言中所说“兹志之成，由侯之嘉意，任人以始之终之”。
清雍正《南陵县志》
雍正南陵志，是在宁国府知府黄叔琪的亲自督促下逐步写成的南陵第五部县志。由于纂修人的变动，中途曾一度停顿，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康熙六十年(1720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康熙六十年夏季，知县宋廷佐奉知府之命，在本县崇教寺建立修志机构。不久，聘请邑人汪越(清初史学家)、陶性(举人)、刘焘(举人)为编纂，刘运鲋、王三锡、刘沛等为同订，刘祖佑、徐擢用为校对，连同后来聘请的沈廷璐，以及监修黄叔琪和主修宋廷佐共15人。编纂3年，汪越和陶性相继逝世，修志随之中断。第二阶段，雍正三年(1725年)至四年。知府黄叔琪荐请宣城沈廷璐(进士)担任编纂。黄说：“沈馆吾署斋久，素以方正称，诚欲陵志之速成，非斯人不可”。知县宋廷佐敬受命。“沈因礼请，又重念一邑传言之书”，乃“镂肝濯髓，不避群喙，不染一尘”，虽“寒炉暑扇”，亦终不稍怠，终于在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脱稿付印。凡16卷，主修宋廷佐受而读之，赞此志“纲举目清，搜讨备、记载确、持论公”，并归之序。雍正南陵志距今200多年，仍保存无缺。
清嘉庆《南陵县志》
嘉庆南陵志，修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成于嘉庆十三年，是南陵第6部县志。主修徐心田，江西新宁人，进士，嘉庆八年被免去庶吉士调任南陵知县。到任不久，他即收罗旧志、编修新志，但只进行了一个月就停顿了。嘉庆十年，宁国知府鲁铨檄令所属各县，立即抽调人员，广征博采，将资料集中送往府署。徐心田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机会，遂又恢复了修志机构，继续修县志。从嘉庆十年至十二年，历时3年脱稿付印。
全书分10大类，卷首有县城、水道、塘坝、山川四图，与宋志相比，增加了圩坝、恤政、城池、坛庙、漕运、武员、封荫、名臣、乡饮宾、方伎、方外等新的篇目。对旧志的校正和增补，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徐氏在凡志中，也作了一些说明。今择其要者录于后。(1)山川形势，缕分原委，非土人莫悉。旧志固舛。今据所知，改正其余，尚俟后之详核者。(2)职官选举，旧表间有脱误。细加校正，特于卷首详载设官原委，制科始末，俾后有考。(3)圩坝隶东北乡，旧志颇多讹误。今一一委临踏验，鳞次查对，并注明坐落四至，有无埂脚，以杜纷争。
这次修志，参与者计90人。其人员之众、文士之多，在南陵修志史上，仅次于民国13年修志的规模。在人员分工上，和过去也大不一样，除知县担任主修，教谕担任同修，县丞担任监修外，还有鲁铨、钟英两位知府担任总修。
清光绪《南陵小志》
《南陵小志》修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计6卷。主修宗能徵，浙江会稽人，进士出身，曾做过寿、亳两州的知州。早在亳州任上，他就提倡修志，并把自己的薪俸捐作修志之用。光绪二十四年仲春，他由亳州调任南陵知县。到职不久，即披阅南陵嘉庆徐志，感慨地说：“徐志之作，迄今八十余年矣!若不及时纂辑，日久恐益无彰”。遂延请邑中文士，拟定修志方案，开始编纂县志。对如何考订旧志，宗能徵提出要以《通志》为依据，以宣城、青阳、繁昌等志为参考，对照旧志，细心核正，不厌其繁，真正做到“伪者正之，支者芟之，增昔所无，续今所有”。在编纂新志方面，宗氏计划把内容扩大到12类即舆地、营建、水利、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杂类等，比嘉庆徐志多两类。附图20幅，即斗属合象图、斗宿六星图、舆地图、上东乡图、下东乡图、南乡图、西乡图、上北乡图、下北乡图、南陵山川图、南陵水道图、南陵圩坝图、县城图、县署图、圣庙图、文昌宫图、春谷书院图、养正学堂图、籍山图、工山图，比徐志多16幅。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宗氏调离，只完成了舆地、职官、列女、艺文4类和8图，尚缺8类、12图。故宗氏在序中说：“半途而废，心殊耿耿。曰小志者，亦示志之未竟也”。“后之续斯志者，若斟酌损益，使成全璧，不令鄙人不幸，亦合邑人幸也”。参与这次修志的，计79人。除主修1人，分纂6人，分校6人，绘图2人外，其余64人均为采访。该志的质量，据宗氏在序言中说：“虽不敢谓繁简得宜，折衷至当，聊举一隅，足以传信云尔”。分校叶资深，在读完该志以后也认为：“图说较旧志为详明，订正较旧志为的确，疑者存之，复者注之，书虽未全，要其所成者皆足信。”
民国《南陵县志》
民国13年(1924年)徐乃昌编纂的《南陵县志》，是南陵旧志中的最后一部。民国2年(1913年)，俞谊密就任南陵县知事，“观风问俗，深感文献之无徵”。翌年，在县绅的支持下，设立修志机构，延请编辑和采访人员。因徐乃昌多才博学，撰有《南陵建置沿革表》，熟悉乡邦掌故，故被推为纂修，俞谊密则为当然主修。参与修志的共198人，从民国3年开始至民国13年脱稿付印，前后10年，是南陵修志史上人员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全书计48卷，包括《舆地志》7卷、《学校志》1卷、《武备志》1卷、《营建志》2卷、《食货志》3卷、《职官志》2卷、《选举志》6卷、《人物志》9卷、《列女志》6卷、《艺文志》3卷、《经籍志》1卷、《金石志》4卷、《杂志》1卷，卷首附有《南陵县全境图》与《南陵城厢图》；卷末《叙录》，载有历代《县志》的序言、凡例、篇目以及主修、纂修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姓名。
这部《县志》，徐乃昌等人以10年时间收集资料，考证真伪，拾遗增补，另立新篇，有不少特点为旧志所没有。今择其要者，分述于后：第一，增编《金石志》。《金石志》4卷，是按朝代的顺序编排的。上起西周，中经北齐、隋、唐、五代、宋、元，迄于明代。凡264篇，包括水利兴修。古桥、亭台、寺观、建筑和墓志等等丰富内容。如《唐修大农陂记》和《宋重修大农陂、永丰陂记》，就是南陵有关兴修水利的最早记载。《宋青阳桥记》、《宋敬临堂记》、《唐开化寺古钟》、《明千人胜会碑》、《明建城碑记》、《明籍山亭碑记》、《明香由寺重修山门碑记》、《明重修安贤祠碑记》等，均为后世保存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第二，充实《艺文志》。清嘉庆徐志《艺文志》，分疏、礼、议、辨、书、记、序、箴、铭、赞、赋、诗12类。徐乃昌将12类压缩为文、赋、诗、词4大类。就诗而论，嘉庆徐志只收录236首，徐乃昌增补89首。其中有唐人诗2首，元人诗1首，明人诗7首，清人诗78首。合计325首。新增部分将近1／3。在增补的篇什中，大部分诗作与南陵历史密切相关。有些诗作，还直接反映了某一时期 的重大历史事件。明代余姚进士黄尊素路经南陵，适逢大雨滂沱、农田淹没，慨然作《感赋》两首，为后人考察明代南陵的水患灾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元朝刘锡作有《至正丙申哭张国冈公歌》，反映了元末红巾军五次猛攻南陵的战斗场面。以前的旧志中，几乎没有这类记载，这说明古代农民战争并非与南陵无关，只是历次修志者不予重视而已。增诗中有不少涉及南陵名胜古迹。李白《游谢氏山亭》、陈效《过新酒坊》、梅庚《题慕园》、施闰章《何生伯示近诗兼约文澜亭野眺》、王成璐《香由寺》等，使早就湮没的名胜古迹仍依稀可辨。第三，增编《经籍志》。嘉庆徐志无《经籍志》，所载著述都附于艺文，且邑人和官师著述往往张冠李戴。《音律启蒙》、《砭俗要略》本为明代南陵知县福建人沈尧中所著，却误列为邑人所述。《大观本草》原为邑人王秋所刻，而徐志归为官师，徐乃昌重加考订，系统整理成《经籍志》1卷。“首列邑人著述，次附官师著述，后附邑人校刊”。包括邑人著述171种，官师著述31种，邑人校刊12种，共计214种。邑人著述中，晋朝何琦的《三国评论》，《晋书·何琦传》和《隋书·经籍志》均有著录。可能在当时的史学界有一定影响。明丁镃《东江集》，陈宏治《林下农谈》，汪景《读陆子辨》，许梦熊《襟日楼草》、《寓理千言》，盛於斯《休庵影语》等，《省志》和《江南通志》均有著录。特别是清康熙汪越的《读史记十表》10卷，除《江南通志》著录外，被纪晓岚收入《四库全书》，并在《四库全书提要》中，专为此书作了介绍。官师著述，除唐南陵主簿李频的《梨岳集》和宋王德文的《注魏鹤先生渠阳诗》，其余著述大都出于明、清两代的南陵知县之手。其中，王成璐的《朗陵杂咏》和沈尧中的零星之作，仍保存至今，收录在《县志·艺文志》里。邑人校刊12种，除《大全本草》21卷外，其余《无阝斋丛书》、《随庵丛书》、《玉台新咏》等11种，皆出于徐乃昌之手。徐藏书极富，校刊典籍，尤其是他增编的《金石志》、《经籍志》以及对《艺文志》的大量增补，其成绩则更为显著。
全志48卷，其中人物、职官、选举、列女等志，就有23卷，将近全志的一半。但《食货志》仅有3卷，并以两卷记述恤政和田赋；另一卷记述漕运、户口、丁额、徭役，而物产只占一卷的1／6。说明这部县志仍未摆脱以人物为主的编纂方法。尽管徐乃昌在斯志序中声称“邑志为经济之书”，但实际上不可能兑现。嘉庆徐志主修徐心田，把列女附于《人物志》，在志书中只处于从属地位。徐乃昌将嘉庆徐志中所附的列女，连同咸丰年间因敌视太平军而“殉难”的妇女(不下几百人)，一并编成《列女志》计6卷，使这部县志中的封建道德观念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