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机构
明、清时期，府、州、县均置典史掌管刑狱，配巡检、弓兵负责巡察检查，加强治安防范。宣统元年(1909)，宁国府、广德州及郎溪、宁国、泾县均设有巡警局，配警务长1名，职员1～6名，巡警20～100名不等，并在较大集镇设分局。
民国时期，第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未专设警察机构，专员兼行政区保安司令，掌管全区治安。专员公署第二科管理全区户口、保甲、治匪、禁烟、禁赌、禁娼、保安等事宜。民国元年(1912)，安徽省警察厅在省内设十个警察分署，第五警察分署设宣城。同年，各县巡警局改警察事务所，重点乡镇设分所。警察所配警佐(所长)1人，巡官1人，长警按县大小配备100～300人。16年，所改为局。21年，全省警察机构整顿、改革，全区除宣城县设公安局外，其他各县均设公安科；县下设驻巡所共6个。
民国25年，各县公安机构裁撤，县府成立警察队，负责治安，设警佐1人掌警政。27年，裁警佐。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县设警察局，以下形成区警所→分驻所→派出所→警管区的管理系统。同时，各县成立保安警察队，一般50人左右。36年，基层警察机构撤销。37年，各县保安警察队划归省保安司令部，直接受区保安司令指挥。
1949年5月宣城专署公安办事处成立。1950年5月改称公安处。1952年2月改为芜湖专署公安处。“文化大革命”初期，机构瘫痪。1968年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同年10月，芜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保卫组，下设治保小组。1973年3月，地区成立公安局。1980年9月，改称宣城行署公安处。
区属各县于1949年5～7月相继成立公安局，下设区、乡派出所，直至“文化大革命”，机构瘫痪。1973年，各县恢复成立公安局、派出所。
1987年，地区公安处内设政治处、办公室和政保、内保、治安、刑侦、预审5科，下辖刑警大队、消防大队。各县公安局内设秘书(或办公室)、治安、政保、预审、刑侦、内保科，下辖刑警队、消防队、治安行政拘留所和看守所。
建国初专署公安处成立的同时，建立公安大队，1955年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警部队安徽省总队芜湖专区支队。1966年改编为陆军内卫支队。1983年又归属公安系统，复为武警支队，隶属地区公安处和省武警总队双重领导。
区属各县亦建公安队。1955年整编为武警中队。1966年改编为陆军内卫中队。1983年恢复为武警中队，隶属县公安局和地区武警支队双重领导。
二、镇压反革命
1、剿匪反霸
1949年底，宣城军分区统计全区有番号的匪特武装34股，匪徒830余人，各类枪支500余支。主要组织有：“江南挺进军”，活动于宁国港口一带；“国防部江南反共救国团”，活动于郎溪鸦山一带；“中国救国军黄山支队”，以宣城周王一带为巢穴；“中国反共救国团”第二团，主要活动在郎溪南漪湖和广德邱村一带。
根据华东军区《惩治土匪暂行条例》，中共宣城地委1949年8月发出《关于肃匪指示》和《关于肃匪补充指示》，地、县、区成立剿匪委员会，在全区展开全民剿匪运动。
1949年7月5日，宁国县杨山乡姜渭、毛坦夫等人策划组织千余人在杨山暴动，皖南军区、宣城军分区和宁国县大队即时会同剿匪，除毛坦夫等40余名匪徒逃往天目山外，其余匪徒皆被俘或投降，缴获长短枪80余支。
1949年8月，地方政府、军队与公安机关协同展开全面清剿。9月，在宣城周王茅山坑歼灭“中国救国军黄山支队”，生擒匪首杨树森；在郎溪鸦山毛竹园附近歼灭“国防部江南反共救国团”。10月，围歼由南漪湖流窜到宣城敬亭山的“苏浙皖突击纵队第三团”残匪，活捉匪首陈凤五；剿灭“江南挺进军”。至1949年底，全区共歼灭土匪1848名，其中俘虏1386名，投降417名；缴获各类枪支898支，六○炮7门，子弹26467发。
1950年5月，郎溪、广德一带有10人以上股匪14股近300人活动。8月美军侵略朝鲜，土匪特务活动猖獗。全区军民协同作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肃特斗争。当年，全区歼灭匪徒1528名，缴获六○炮7门，轻重机枪28挺，长短枪645支，各种子弹47704发。1952年，境内散匪基本肃清。
在剿匪的同时，全区开展反霸斗争。地、县组织农村工作队，领导反霸斗争。反动地主恶霸受到惩治，武装匪特的社会基础被摧毁。
2、取缔反动会道门
建国前，全区反动会道门有30余种，名称较多，派系繁杂。组织较为庞大，活动猖狂的有一贯道、大刀会、先天道。反动会道门散布封建迷信，愚弄毒害群众，诈骗群众钱财。解放后，散布复辟谬论，蛊惑人心，顽固对抗新生的人民政府。1950年，专区公安处宣布，所有会道门为非法组织，责令其停止活动。
取缔一贯道民国29年(1940)，一贯道由浙江湖州和本省寿县传入全区各县。各坛(堂)主均系汉奸，道徒多为汉奸家属和在日军占领区经商的商人。35年春，各县国民党县党部以附敌罪查封一贯道，并将首要分子逮捕入狱。同年秋，该道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改名“中华道德慈善会”重新出现。解放初统计，全区共有一贯道坛(堂)153个，道首289人，道徒8295人，后化整为零，转入秘密活动。一贯道骨干分子多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汉奸、国民党特务、反动官僚。他们长期与人民为敌，利用开坛、扶乩向群众搜刮“功德费”、“供果费”、“香纸费”、“免灾费”；利用传道进行反动宣传，散布复辟谬论，破坏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元月，全区对一贯道首进行登记，第一次取缔一贯道。时全区共取缔坛(堂)56个，逮捕道首25人，45名道首登记自新，1083名道众自动退道。1953年元月至4月，第二次取缔一贯道，时全区(含区内4县)有坛(堂)240个，大道首113人，一般道首771人，道众34948人；逮捕道首126人，管制144人，自动退道道众29005人。
取缔大刀会大刀会于民国19年(1930)在宣城与南陵交界的乡村出现。抗日战争开始时，有些地区将同善社易名为大刀会。27年后，全区各县大刀会不断发展。组织较为复杂，有仍用同善社为名的，有国民党军人为首组织的，有当地恶霸、地主为首组织的。他们以欺骗、胁迫的方式拉群众入会，不少地痞、流氓、失意政客混迹其中。同善社为文坛，负责传道及策划道务，大刀会有武装组织为武坛。日军侵略皖南时，区内大刀会多被利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他们自始至终与新四军、游击队为敌。解放初，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对抗新生政权。
1950年12月第一次取缔大刀会，至1951年2月，全区160个村的大刀会组织解散，500余名坛主以上会首登记自新，13600余名会徒纷纷联名宣布退出组织，并自动交出武器。1952年12月第二次取缔，经查明全区(含区内4县)大刀会(含枪会)共设有坛(堂)1284个，点传师312人，一般会首5032人，会徒68072人；同善社有香灯39处，事务所6个，传道师13人，一般道首144人，道徒2131人。至1953年5月，坛堂等全部被取缔摧毁，会首145人被逮捕法办，3071人登记自新，会徒纷纷退出组织。
取缔先天道先天道有“西华堂”、“三华堂”两派。三华堂于清光绪十年(1884)传入区内，西华堂于光绪十五年(1889)传入。解放后先天道以佛教为掩护进行反动活动，他们散布反动言论，破坏土地改革，离间党群关系。1953年，政务院明令取缔。至1955年，全区(含区内4县)取缔坛(堂)44个，逮捕道首70人，管制36人，375名道首自首，889名道徒退道。1956年，有些道首刑满释放后死灰复燃，恢复组织活动。1957年第二次取缔，逮捕5名骨干分子，23人自首。1958年第三次取缔，逮捕4名骨干分子，责令一般道徒登记悔过。此后，先天道组织在区内消亡。
3、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
1949年7月至1950年初，各级公安机关对反动党、团、特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工作。全区共登记15062人，其中国民党员8499人(县党部级干部77人，区党部级426人，区分部级1323人，一般党员6623人)；三青团员4921人(县团部级33人，区队部级360人，分队部级769人，一般团员3372人)；民社党、青年党员395人(县党部级105人，一般党员290人)；中、军统特务852人。在登记基础上，按照政策，区别情况，适当处理。
4、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华东惩治反革命罪行暂行条例》，全区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员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地、县均成立镇反法庭，专区法院成立审判委员会。在全区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后由政法部门惩治处理。至1954年底，全区(含区辖5县)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19636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三、监管改造“四类分子”
建国初，全区公安机关实行依法管制反革命分子。1952年，全区(含区内4县)管制反革命分子16788人。随着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不法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危害社会的坏分子也被列入管制、监督改造。1954年，各县对一些表现较好的反革命分子撤销了管制。是年，全区共监管“四类分子”6314名。
建国初期监管的方法是，被管制分子制定守法公约，由治保人员、民兵检查其遵纪守法情况，以乡为单位不定期检查户口，不定期召开训话会。对表现好的被管制分子，经过群众评审，缩短管制期。1955年，全区(含区内4县)撤销管制1004人，缩短管制期108人，延长管制1261人，全区实有被监管分子5579人。
1958年后。管制对象扩大到“右派”分子，称“五类分子”。农村生产队或城镇居委会均成立监改小组，负责对被监管分子的监督改造工作。公社和镇定期召开训话会，年终召开评审会，逐个评议被监管分子，对他们分别作出撤销管制、缩短或延长管制期的决定。
“文革”期间，管制对象扩大到九种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70年，全区(含区内4县)有被监管分子24858人。1973年，公安机关开展对被监管分子的清理工作。1974年全区共监管“五类分子”24027人，其中地主分子9531人、富农分子5403人、反革命分子5432人、坏分子3076人、右派分子585人。
197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对“五类分子”进行复查、纠正和评审摘帽工作。至1985年底，全区原有“五类分子”全部摘帽，撤销管制。
四、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初至50年代末，全区刑事犯罪率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年)，偷盗、哄抢粮食财物事件时有发生，刑事发案率上升。1964年后，发案率下降。
“文化大革命”后，地、县公安机关加强刑侦工作，抑制刑事案件发生。但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及西方国家不健康思想的侵入，刑事发案率呈上升趋势。1980年，全区发生刑事案件3084起，其中大案154起。地、县公安机关组织了“破大案、打流窜、挖团伙、追逃犯”的侦破战役。6月，开展“治安秩序良好月”活动。当年，破获案件313起，挖出犯罪团伙15个，处理犯罪分子366人，缴获凶器13件和大批赃款、赃物。
1982年，根据省公安厅部署，全区公安机关行动3次，共抓获流窜犯582人，挖出犯罪团伙14个，破获案件648起，缴获匕首2360把，手枪、火枪50支，手榴弹17枚，子弹244发，雷管2360支，炸药40公斤和赃款2.2万元。年底又破获流氓案件37起，挖出流氓团伙5个，抓获犯罪分子59人。全区当年发生刑事案件2753起，其中大案170起，特大案件7起，治安形势较为严峻。
1983年8月起，按中央统一部署，全区进行为期三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简称“严打”斗争)。8月26日，第一战役开始，当天，全区出动8923人，机动车207辆，摧毁犯罪团伙62个，抓获犯罪分子1252人，收缴枪9支，子弹216发，手榴弹1枚，雷管83支，炸药83公斤，导火索21米，匕首等凶器77把，赃款和赃物折款1.2万元。这一行动受到群众拥护，镇慑了犯罪分子。几天内公安机关收到群众检举犯罪分子信件190封，230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
1984年9月20日，“严打”第二战役开始，全区抽调8027名党政干部、公安干警和民兵，出动86辆机动车，27艘船只，对公共场所，水上船只进行清查，追捕流窜犯。年内，破获案件647起，摧毁犯罪团伙43个，抓获犯罪分子1018名，收缴枪5支，子弹363发，雷管1230支，炸药242公斤，各种凶器143件，赃款和赃物折款9.6万元。经过“严打”，全区刑事案发率1984年比1983年下降32％。
1985至1987年，进行第三战役斗争。全区共摧毁犯罪团伙72个，抓获犯罪分子1275人，收缴枪支3支，子弹71发，雷管509支，炸药71公斤，各种凶器103件，赃款和赃物折款34.5万元，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