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处江淮之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屯田区域。安徽的屯田最早见载于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8年），羊续为庐江太守时，“安风（今霍邱县西南）贼（统治者对起义农民的贬称）戴风等作乱，续复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渠帅，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后汉书》卷61，《羊续传》)，这是强迫解除武装的农民进行垦殖。
安徽大规模的屯田始于三国时代。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派扬州刺史刘馥在合肥（今合肥市）地区开创屯田。“太祖（曹操）方有袁绍之难，谓（刘）馥可任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广兴屯田，兴治芍陂（今寿县安丰塘）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土曷（在舒城，今为淠史杭灌区重要组成部分）以溉稻田，官民有蓄”(《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传》)。正始初（240年），魏丞相邓艾考察两淮地区，著《济河论》一书，向司马懿建议发展军屯。经批准，邓艾率5万官兵在两淮地区修水利，大规模开展屯田，屯田官兵一度发展到10万人，使当时尚未开发的淮南，从此变成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沿江和皖南地区是孙吴与曹魏交战的前沿阵地，尚处于待开发的落后地区，孙吴在这里实行军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五代，淮南的寿县地区和洪泽湖地带、淮北的宿县、阜阳地区都是重要的屯田区。两宋都在两淮积极发展屯田，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南之后，这里既是战争前沿阵地，又是重点屯田区。尽管战争频频和政策多变，屯田仍取得一定效果，使兵民获得了一批粮食，加强了防御金人的入侵。元代的屯田规模前所未有，两淮是元重要屯田区。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是当时最大的屯田管理机构之一。
明朝把屯田定为基本国策。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深感元末的大灾荒，赤地千里，军粮紧张，特别重视屯田，尤其重视他故乡凤阳的屯田，明初一系列的屯田措施几乎都与凤阳地区有关。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二十五年间，朱元璋多次把全国各地、尤其是原张士诚统治下的江南苏（今苏州市）、松（今松江县）、湖（今湖州）、嘉（今嘉兴市）、杭（今杭州市）的人民数十万人迁移到凤阳及其周围地区屯垦，其中仅洪武七年十月，一次就迁移江南富民14万人到凤阳。明代更发展了商（盐）屯和罪（犯）屯，在凤阳屯田赎罪的犯官、犯民曾发展到1万多人。
清初把屯田视为“养兵裕国之本”，各地驻军皆屯田。按清政府的规划，淮南淮北是重点兴屯地区。顺治十年（1653年），在泗县设凤庐淮徐兴屯道，下辖寿县的庐寿兴屯厅、灵璧的凤萧兴屯厅和海州的淮徐兴屯厅。清朝实行“撤卫并屯”之后，直到光绪年间，安徽屯田的数量仍占全省耕地的十分之一以上。
民国初期，安徽的农业生产开始学习西方，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屯垦事业受到国民政府一定的重视：一是开始用新方法经营垦殖，出现了一批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牧垦殖公司。早在清末，安徽就有9家农牧垦殖公司，总资本20500元。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10年间，安徽的农牧垦殖公司发展到106家，总资本2312350元，公司的投资者大都是军阀、官僚、大商巨贾、买办、归国华侨和资本家，名义上是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实质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二是安徽省政府成立了专门垦荒机构，制定《安徽省垦荒章程》，鼓励百姓垦荒；三是出现了一批国营农场，在皖北成立了普济垦殖社，在皖南出现了一群示范农场，宣城县城郊还兴办了华侨农场。这些农场由于抗战军兴，或毁于日军炮火，或自行解散。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徽省政府于民国35年，拟创办华阳河、东、西湖、安丰塘、怀望、青草湖等农垦区。民国36年，计划创建皖北合作农场。但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安徽农垦遵照人民政府关于“开垦荒地，恢复生产”的指示，迅速创建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拓展。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使东起高邮湖畔、西至大官湖旁、南迄皖南丘陵、北达黄河故道，已建立起一群农工商综合经营、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国营农业企业。
建国初期的1949年到1952年，是安徽国营机械农场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开垦荒地，增产粮食，恢复经济，着眼于创建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为推动农村走向合作化道路树立旗帜。因此，对境内大片可垦荒地，在资金、人力可能的条件下，尽力开发。重点在沿江、沿淮的安庆、滁县、六安三个专区内建立三处万亩以上的大型农场，以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当时，困难是很大的，水利未修，资金匮乏，经验不足。创业者们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当地群众的支持，历尽艰辛，战胜困难，开创着新型农垦事业。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是全省国营农场的大发展时期。农场增加到8个，耕地面积达到27万多亩，拖拉机、收获机及其它农机具逐步充实，农田水利逐渐改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国营农场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初步显示出来，对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对周围群众有很大吸引力，国营农场处于农业生产的排头兵地位。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全省农场下放到地市、县领导，有的并入公社，有的吸收农业社进农场，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规章制度受破坏，生产经营每况愈下。此间，省里能够掌握的主要是下达农畜产品出口任务，其他均由地市、县管理。“二五”期间，新建了龙亢、唐垛湖两个农场，接收外单位的皖河、周王、白米山三个农场，连同水家湖、焦岗湖、东风湖等原属分场的独立建场，此时农场总数达到16个，耕地面积58．28万亩。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期间（1963～1965年），安徽农垦经过整顿，得到恢复、巩固，并有了发展。农场增加到24个，耕地面积达到63万余亩，部分农场扭亏为盈，多数得到经营平衡。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十年，农垦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受冲击，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原来一套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废除殆尽，劳动力急剧增加，生产水平下落，经营亏损严重，几乎每个农场都赔本。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整顿，农垦又逐渐恢复了生机。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安徽农垦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生产逐年发展，改革逐步深入，1979年全系统第一次实现了盈余。从此，除了1980年水灾和1983年特大的洪涝灾害以外，年年盈余。“七五”（1986～1990年）期末，工农业生产总值4．7亿元，是1970年指数的498，实现利税总额2亿多元，平均每年4017万元。
经过40年的努力，农垦系统已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以较高的规模经营效益，成为发展农业商品生产的排头兵。到1990年，全系统农机总动力达到18万千瓦，每亩耕地0．35千瓦，机耕机播率100％，机收率70％以上，每个劳动力承担7亩多耕地的生产任务；农垦系统还拥有比较雄厚的科技力量、初具规模的实验示范手段和场地。有各类科技人员6000多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1500人，每万亩耕地近100人。皖南茶叶基地、砀山水果基地、沿江稻棉基地和沿淮麦豆基地已经成为全省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培育和推广良种的实验示范基地和良种固定供应点；农垦系统更有一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产业大军，在长期发展中，已经形成了既不同于农村，又不同于城市的特点；农垦系统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家庭农场）的双层经营机制。安徽农垦已初步形成农、工、商、运、建、服为一体，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的一个系统。垦区现有13万人口，7万多职工，拥有32个直属企业，其中国营农场27个，工业企业1个，以及农垦建筑公司、农垦供销公司、上海华安实业公司和集商贸、旅游于一身的安徽黄山大厦。27个国营农场分布在沿江平原、皖南丘陵、沿淮东、西部和淮北平原。拥有土地面积110万亩，其中耕地52万亩，茶园5万亩，果园2万亩。主要生产粮豆、茶果及牛奶、肉鸡、鸡蛋等。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工商运建服各业也获得了全面发展。现有场办工业企业176个，主要产品有奶粉、罐头、白酒、黄酒、精制茶、水泥、农用汽车、棉纺织品、草酸和柳编工艺品等。有场办运输单位19个，建筑单位23个，商业服务网点272个。全垦区有各类学校153所，拥有一支2000多人的教师队伍；场办科研所站20余个，各类技术人员1369人；场办医院46所，医务职工1298人。除农垦系统外，安徽尚有民政、司法、军队系统和外省市在安徽的国营农场18个，耕地近50万亩。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农场在积极经营农业的同时，实行了综合经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安徽的国营农场在农业综合开发，农工商综合经营，产供销一体化，组建企业集团，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已进行了有效实践，取得了经验，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安徽经济、特别是安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