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祠祭《汉书》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修武帝故事，祠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博雅·释山》：常山谓之恒山）于曲阳。”又载：“神爵元年，帝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岁为礼，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读，皆有常礼。”
《汉书·郊祀志下》载：“自是五岳四读，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曲阳。”
继武帝登礼天柱山并号为南岳后，宣帝又祠祭南岳天柱山，且祭祀五岳四渎，自宣帝始成为“常礼”。
孝武帝诏祭大明七年（公元463年）春二月，有司奏礼祭南岳天柱山，孝武帝因“驻跸于野，有事歧阳”，不能亲往，于是下诏遣使致祭。对此，《宋书·世祖本纪》载：“大明七年（公元463年），春二月，甲寅、车驾南豫南兖二州。丙辰，诏曰：‘江汉楚望，咸篷秩周湮，礼九嶷于盛唐，祀蓬莱于渤海，皆前有流训。列圣遗式，联驻跸于野，有事歧阳。瞻娣风云，徘徊以想，可遣使致祭。’”
孝武帝遣使礼祭南岳天柱山，虽未亲驾，但祭祀仪式非常隆重。殿中郎邱景光向孝武帝上《祭霍山仪》中称：“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君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霾沈。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列。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家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畅，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立以赤璋珪币。又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赈则盛酒当以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用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难山川以兆，宜为增域。参议景先议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币，器用陶匏，时不复用贩，宜同郊祀以爵献，几肴馔种数，一依社祭为允。”
明成祖遣祭明成祖朱棣即位，改年号永乐。永乐三年（1405年），他亦遣使致祭南岳天柱山，并立碑颂德。惜此碑今已不存，但史志仍有记载。
附：
潜岳辨（节选）
王灼
自浔阳而东，过小孤山大雷口，再下大江以北，遥望有峰巍然秀出云表者，天柱山也。又下百五十里为枞阳。汉武帝元封五年，南巡江汉，亲射蛟江中获之，作盛唐枞阳之歌。登礼潜之天柱山，号为南岳，移南岳之神祀之于此。《尔雅·释山》：“霍山为南岳”。郭璞注云：，“天柱山也，潜水所出”。邢昺疏之最详。山势雄峻旷远，今潜山县治在其下，霍山县地在其北，虽潜山元至治置县，时代已后。而霍山县置自隋，省于宋，复于明。其复也，盖又在潜山后矣。霍山之人，乃于城南五里众山中，指一山曰南岳，又于其东数里指一小山曰回望，言武帝登封后，至此回望南岳。此不待智者知其谬妄。而世之言地理者，耳目未及，足迹未经，犹且栩栩自得，谓汉武登封之南岳在潜者非，在霍者是，不亦傎乎。予向居霍山半年，其邑人之士，每为予言南岳，予以其山名实不称，尝窃笑之。后十余年从江上望天柱山，奇其雄伟。因复检《史记》、《汉书》及《尔雅注疏》，反复参定，乃为之辨，俾后之学者识所从焉。
也谈天柱的地理方位
田三智程仁卿
众多的史志资料和今人的论说，对南岳天柱山所在，就大的方位已归于一说，即霍山，亦称潜山。霍山或称潜山，整个山系中，有两座山都叫天柱山。一是安徽省潜山县城西北二十里的天柱山，一是安徽省霍山县城南五里的天柱山。这两座天柱山，哪座天柱山是汉封的南岳呢？从以下几方面考察，我们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一、辨析登封路线
汉武登封路线，对确定南岳天柱山的地理方位至关重要。古今对汉武帝登封路线争论的焦点是旱路，还是水路？我们认为水路说是正确的。
持水路者的根据是《汉书》：“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祀祠其名山大川。”这里记载的路线是非常清楚的。“至于盛唐，薄枞阳而出”。未提及“江陵”，无疑是水路。
持旱路观点的根据是《史记》认为“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即是证明。其实，《史记》记载的路线也是很明朗的。“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这是司马迁先写登封事件的。接下去的“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是写具体路线的。如果走旱路，“至江陵”即使“登礼潜之天柱山”，那么又从何路去“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
二、判定盛唐所在
弄清盛唐所在，也就定了天柱山具体方位所在。有的同志以霍山县历史上曾一度称盛唐，即判定南岳天柱山在霍山。其实霍山县称盛唐是在汉武帝登封天柱山以后845年的事。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载：“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名盛唐，天宝元年（(742年）析盛唐，别置霍山县。”何况这个盛唐属淠水流域，淠水入淮，无从“浮江”。
那么盛唐在哪？只有按《史记》、《汉书》所载，在浔阳以下，彭蠡以东，沿江去找。清康熙辛丑（1721年）《安庆府志》：“皖城为吴楚接壤，天柱、龙眠背枕而卧，其面则吞岷江，汇彭蠡，洞庭”。由此可见，盛唐乃安庆府所辖之内。《史记纲目》称：“盛唐在今安庆府治内。”以上两种说法吻合。《安庆府志》：“宋景定元年(1260年）府治迁至盛唐湾宜城渡北（即今安庆市，安庆简称宜亦源于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盛唐山，在安徽怀宁县城内（怀宁县治亦是今安庆市）”。
《汉书》、《史记》均无记载盛唐具体方位，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未标出盛唐具体方位。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日前我们到安庆沿江寻访，得知安庆市上二十里处，自古至今沿袭一名，叫盛唐湾，湾因山得名，此处恰是皖水入江处。盛唐所在，无须赘述，理已自明。
三、考察两座天柱山
大别山自西北入皖后称霍山，主要山体属花岗岩结构。山阳之水入江。霍山山脉南段，西汉时为皖、潜两县的分水岭、界山。至今还有一座山叫公界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们对霍山山脉的两座天柱山进行了实地考察。
霍山的天柱山（当地人称为南岳山），位于霍山县城南五里，与旧《霍山县志》记载的方位一致，是霍山旁系余脉与江淮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中一座山头，海拔405米，相对高度不过百米。十五里以内没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大山。
潜山天柱山位于潜山县城西北二十里，亦与旧《潜山县志》记载的方位一致，是霍山山脉南段主山，属以天柱峰为代表的天柱山系。海拔500以上的有名山峰44座，整个山体属花岗岩结构。主峰天柱峰海拔1490米，全身石骨，一峰突起，拔地约500米，如“一柱擎天”。在其周围有23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天柱峰潜在其中。
从两个天柱山的山体、山势比较来看，潜山天柱山最有资格称岳。《说文通训定声》释：“岳者，高也、尊也。”
再说两山的古迹遗址。霍山天柱山山顶有一组古建筑，当地人称南岳庙。旧《霍山县志》称五岳观。其实是明代万历十年捐资“鼎建”的道教三官殿。从尚存的几间殿房和东西两座门楼来看，都几经修建。东门楼屋梁上标有“民国三十五年重修”字样。三官殿内外墙壁下方嵌有七块捐修题名碑刻。其年代最早的是明代，最晚的是民国。西门楼门楣有“汉帝敕封”颜体正楷四字砖刻，未标明何人何代题刻，系后人伪造。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家，“汉帝敕封”是颜体应该是唐以后的事。再说“敕封”不是“登封”，岳庙建在山顶，不合封岳之体，道家建观于山顶倒是真的。山上的植物多是松、杉，山顶三官殿前有几棵檀树。至于汉帝种植的灵霄树、碧桃花不存。其实，灵霄树就是珍珠黄杨，它必须在海拔900米以上的高寒多雾地带才能生长。
潜山天柱山，现山麓野寨中学后墙东侧山地平台上，尚存汉武祭岳坛和五岳祠础石、础砖，其遗址规模清晰可辨。现野寨粮站外有驻辇处、旌驾桥遗址。这与“旌驾桥连拜岳坛，神仙何处留空山。石牛洞里诗无数，尽在烟云飘缈间”摩崖石刻吻合。从山麓到山峰绝顶，共有400多幅石刻，仅用“天柱”为题的就有七幅摩崖石刻。三祖寺西侧山谷流泉摩崖石刻，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潜山天柱山植被率达87%，在青龙涧以上，到处都有灵霄树。
两县的旧县志和《江南通志》记载一致的宝志禅师与白鹤道人都想得到天柱山这块宝地，粱武帝令其斗法的故事，在霍山天柱山及其附近，均不见遗址、古迹。而潜山天柱山宝志所建山谷寺，今塔院保存完好，香火不断，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42个重寺院之一。白鹤宫尚存殿房四间及其殿院遗址。
上述考察结果表明，汉武登封的南岳，实为潜山的天柱山。清乾隆四十六年《霍山县志》也曾载：“元封登礼，巨典煌煌。当时玉检金泥，应与岱碣峰碑并峙。惜载籍不传其文，岳麓不存其迹，烟云过眼，亦付之想象而已”。
霍山天柱山考察报告
天柱山志办公室
《史记》载：汉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日南岳。”是指今潜山县境的天柱山，还是霍山县境的天柱山？几百年来，颇多争议。对此，《天柱山志》修志人员会同《潜山县志》办公室、潜山县文管所等单位组成考察组，于1986年12月24日至26日，专程对霍山县境的天柱山进行了实地考察。
霍山县境的天柱山，当地称南岳山，位于霍山县城南5里。霍山县地图标高405米。峰顶南端台地上，有两根倾斜的石夹。台地两侧的山崖称白虎崖。峰顶西北侧，有一群古建筑。沿百级石阶而上，有一座门楼，名东门楼。穿过门楼，便是汉至清代所称的“天池”（霍山
县文物保护单位）。池长约3米，宽约2米，深约1.5米，池壁上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的痕迹。池水浊而不腐，可供饮用。池的四周有砖砌围墙，并装有铁门，绕过天池，有明代建成后又重修的三官殿。现为霍山县广播电视接收站改用。三官殿外墙下端，有捐修碑记6块。年代最早的为明嘉靖二十四年，最晚的是民国十三年。接收站工作间内壁石墙上，嵌有鼎建三官殿碑记一块，为明万历十年所刻。三官殿门媚上，有于佑任手书的“小南岳”三字石刻。三官殿西数十步又有一门楼，名西门楼。穿过门楼回望，门楣上有砖刻楷书“汉帝敕封”四个大字。门楼正梁上，有墨笔书写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重修”字样。三官殿前的石崖。名试心崖，崖壁上有两个天然洞穴，可容数人，站在峰顶可见洞口，名风洞、石窗洞。此处虽称崖。然而并不陡峭，行人可攀登上下。山上无灵霄树，也无其它庙宇。
霍山县城西五里有淠河，河东有古城坂，此处是古潜邑的旧址。在淠河东岸的沙堆边，有一高数米、周50米的土墩，墩前有“潜台”二字石刻碑记，以标古潜邑所在。淠河上游是磨子潭、佛子岭水库。淠河经霍山县城西至六安后和史、杭河汇合，抵寿县正阳关入淮。过淠河向西数里便是迎驾厂，以应汉武帝南巡所历臣民在此迎驾之故。
霍山县城东北15公里处，有复览山，今属洛阳河林场管理，是以汉武帝重游南岳的故事命名的。安徽省地图标名为复南山，标高392米。峰顶西侧，有座古寺遗址。原寺于清末毁于战火，除大门楼外，其余皆不存遗迹。门楼内壁上，有“龙泉禅林”四字行书石刻，门楼外壁上有“汉帝重游”四字楷书砖刻。
通过这次考察，得出如下认识：
一、从山势地貌看：霍山县城周围的山为大别山东南麓霍山余脉的边缘，平均海拔高度仅在300米左右。南岳山海拔高度405米，相对高度百余米，复览山海拔392米。周围群山环围，整个山势低矮，坡度平缓，称不上巍峨雄伟，高耸峻拔。旧版《霍山县志》称：“高以丈计者三千七百，周以里计者二百五十，其言不无过奢”。所谓五岳，东岳泰山海拔高度1524米；北岳恒山2017米；中岳篙山1440米；西岳华山1992米。《汉书·郊祀志》载：武帝侍臣公玉带建议武帝封东泰山（在今山东琅琊朱虚界），并说黄帝曾“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武帝到东泰山后，以“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武帝竟不惑于长生不老之说，决然不封小山。可见，汉武当年所号日的南岳如指今霍山县城南5里海拔仅405米的南岳山，似无可能。
二、从水系流向看：霍山县境内唯一的一条比较大的河流即淠河。它当源于岳西县的鹞落坪，绕霍山县城西经六安至寿县正阳关入淮。《尔雅·释山》：“霍山在今庐江潜县，潜水所出，别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史记·孝武本记》载：“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祀其名山大川”。《史纪》、《汉书》讲得很明白，汉武帝是顺江而来，自江陵而东，至于盛唐，薄枞阳而出北至琅琊并海。《史纪纲目》注：“盛唐在今安庆府治内，浔阳、枞阳乃潜山之上下境”。盛唐又是皖水的入江处。无论汉武帝至盛唐后是继续泛舟溯潜水还是舍舟登陆，都不可能往返千里之遥，翻越无数崇山竣岭到霍山县境的天柱山去登礼，更何况是在冬季。
三、从生长的植物看：南岳山除了一些次生松杉类的针叶林外，绝大多数是灌木丛，看不到高大乔木。旧《霍山县志》载：“……其上有灵霄树，碧桃花诸迹”。碧桃花是否碧桃，未作深考。灵霄树即鱼鳞木，又名珍珠黄杨。此树只能在海拔900米以上的高山上才能生长。因此，灵霄树之说是无法成立的。旧版《霍山县志》亦称：“今已无存”。
四、从遗迹景物看：南岳山三官殿西门楼匾额“汉帝敕封”四字砖刻和复览山龙泉寺门楼匾额“汉帝重游”四字砖刻，均系颜体书法，并且出自同一时期同一人之手。西门楼正梁上，有墨笔书写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重修”字样。三官殿门匾的“小南岳”三字，也是于佑任于民国二十五年写的。当地所称的南岳庙，实际上就是三官殿，从碑记可以看出，三官殿始建于嘉靖二十四年。从南岳山峰顶南端台地上的两根旗石夹和三官殿前试心崖的名称以及当地人每逢重九登高的诸种习俗看，足以证明此处在古代实为道教圣地。由此可知，汉武登礼前叫龙泉寺，汉武登礼后改名复览山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霍山县志》自称：“说者谓宛委之，文废于天柱，荒远无征，姑勿深考。元封登礼，巨典煌煌。当时玉检金泥，应与岱碣峰碑并峙。惜载籍不传其文，岳麓不存其迹，烟云过眼，亦付之想象而已”。
辨析武帝南巡路线及登礼南岳问题
严慎之
《汉书·武帝纪》（以下简称《帝纪》）载：“（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据《史记》原意此处应句断），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枞阳盛唐之歌”等语（以下称此文为《帝纪文）））认为，武帝有可能是自南郡陆行，过江夏郡，翻大别山，登潜县（今霍山县）天柱山后，才南下浔阳（今黄梅、广济间）浮江。假如先登的是浔阳下游皖县（今潜山县）天柱山，就不会再回头“自浔阳”开始“浮江”了。
据《帝纪文》前半字面，按顺序章法作如此认定，此说不可谓不能成立。
笔者从其历史背景考查，按汉武巩固其统治权力的需要作辨析，又觉此说有待商榷之处。
请看《帝纪》中与此时间相近的几年兵事形势诸条；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四月，南越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王、王后”。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
——“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诏日：‘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睡，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折焉。”
——“东越杀王余善来降。诏曰：‘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夏，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
——“秋，发巴蜀兵平西南苗夷未服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秋，武都氏人反。”
综观上述史料，可知这些年间，正是汉武安内攘外，平乱拓疆、征伐频繁之际，而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以下简称《封禅书》、《郊祀志》）载，此其时，也正是汉武“侵寻泰山”，“东巡海上”，登太室、礼天柱等，从事封神活动的高潮期。学史者皆知，汉武通西域，击朝鲜，定朔方，平南夷，是刘氏致力开边，颇具谋略的一代君主。其所以东巡西狩，北视南行，主要意图岂止于封天祀地？陈兵耀武，宣扬国威，安定邦畿，才是真正的目的。
此次“行南巡狩”所以“亲射蛟江中”，“舳舻千里”，即“振兵择旅，射秉武节”是也。“巡边睡”是其四年前真正的初衷；“登潜天柱山”，只是即景生情，偶尔为之的一段插曲。《帝纪文》不书“礼”，“号曰南岳”事，便是证明。
整个《帝纪》中，仅见汉武有过这一次性的南下巡江，“亲帅”“舳舻千里”，“巡边”却不及“边”，反弃舟北上，跋高山，翻峻岭，登礼潜县天柱山，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果如此，则北距夷越境更远，其君威向谁扬？神威向谁耀？况且“圣驾”辛外，远离调度中心长安，聚千里水师于江上，旷日持久地“候驾”，不愁其有变么？窃以智勇如汉武者，决不会作如此决择。“浮江”应始于《帝纪文》的“盛唐”。三国的吴国史官韦昭，曾注此盛唐“在南郡”。笔者认为，或许就是《封禅书》、《郊祀志》所说“而东”的“江陵”。如按今人所说，此盛唐在安庆市上游不远处，或者在市区内，按地理方位说，《帝纪文》有文理欠通之弊。
将《帝纪文》按《封禅书》原意在“登潜天柱山”后标上句号，解“自浔阳浮江”为句，船队驶入浔阳境后，汉武出立船头，面临浩荡长江；再释后文为：汉武自盛唐逦江而下，驶舟于滚滚江涛之中，旌旗千里，舳舻相接，挽射蛟获之，其乐无穷，因作歌以纪此行，歌题为《盛唐枞阳之歌》。“薄枞阳而出”者，欲巡江淮间以慑东越之移民也。这样理解着读下去，就觉《帝纪文》首尾相顾，前后无抵捂之处了。世人公认马班是史家大笔，行文不会欠通。在肯定这一点的基础上。就文论文，只能作如此理解；就事论事，也只能作如此认定：汉武行南郡后，是沿江而下浔阳的。不存在北行霍山的可能。
以上浅析，如获得公允，就不难认别汉武号曰南岳的是哪座天柱山了。
《封禅书》、《郊祀志》载：“明年（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郊祀志》此处误为逗点）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文中明白指出，船队顺江而下，在浔阳至枞阳的江段中，过了那阳湖，才开始祭祀沿江的名山川。浔阳、枞阳，正是汉庐江郡临江的起止县名。这段江流中，千里舳舻只有从皖口溯水才有名山，这就是今潜山县的天柱山。汉武观其势险状奇，乃“号”为“南岳”。旧志载：清顺治军入境，“小吏港战舰逶迤十余里”。潜、皖二水，以前不象今日模样。自这段江流沿任何水道上溯，都不能到今霍山县的天柱山。
这里，笔者就用以史证史之法，采摘与汉武“号日南岳”时、地相近的史书文句（均取正文，不取注文）以证明以上的观点。
一、后于汉武逝世14年（公元前73年）即位的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祠五岳为“常礼”时，直书“南岳潜山”语（见《郊祀志》），班固将此事书于汉武“号岳”后的不远处。删注语，两则事的记述前后只隔一页，想必非笔误。下诏时间也仅后于汉武“登礼”后45年。在历史长河中，它最能从“时近”角度证明：当年汉武号曰南岳的天柱山就是潜山。
二、《后汉书》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遣马援、段志平“妖巫李广”。《马援传》说，李广“以言惑众，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此事距汉宣帝诏祠南岳也才102年，尤其可据“皖城”、“皖侯”，从“地近”角度证明：其时的南岳确在汉皖县境。否则，“南岳大师”义自何起呢？
三、成书早于《后汉书》的《三国志》，在《魏书·张辽传》中记载张辽督师讨陈兰，梅成事中说：“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潜山。潜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峻，步径裁道”。这更直接明载：天柱山就在潜山中。文中描绘的山势高险，两个天柱山中，唯独潜山者毕具之。
这里，笔者还要强调一点：取据越早越好，收《史》下限不要突破《三国志》，上限不封顶，而且应重于用史书正文作据。夹注之文，应详考其注时间与所据，或作注者与其事其地有何特殊关系，然后才可取之为用。至于遗迹，时隔两千年，政权更替，风雨侵蚀，真是当时存留者有几何？！以之为据时，必先识别其真伪，以免鱼目混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