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前铜工业沿革
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淮河南北，以及长江以南的铜陵、贵池、宣城、繁昌、南陵、青阳、郎溪、屯溪等地，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有许多工艺精湛、造型优美、纹饰富丽的珍品。
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看，安徽冶炼青铜的历史是古老的。安徽古为徐、扬、豫三州之地。《禹贡》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1978年，在含山县仙踪镇大城墩古文化遗址，发掘出“将军盔”（炼铜坩埚），在附近还发现铜矿渣、铜矿石。大城墩遗址属夏代中期至周代早期。说明安徽先民早在夏代或夏商之际已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进行冶炼活动。铜陵有“中国古铜都”之称，至少在商代早中期，铜陵就有了采铜生产。铜陵凤凰山铜矿就有“金牛洞古采矿遗址”，遗存大量的古代炼铜炉渣及工具。
安徽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生活用具，其次是兵器。在礼器和用具中，不少器物造型生动逼真，纹饰瑰丽浑厚，反映出较高的冶炼技术和制作工艺。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安徽南北许多地区均有发现，数量和种类繁多。此期，青铜器的铜、锡等金属的含量，与《考工记》所记载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比例相近，青铜质料很好。器物应是合范通体浑铸而成，一范一器，还没有发展到一范多器。
春秋战国时期，安徽省的青铜冶铸业较之商周有较大发展。安徽省有半数以上的市县出土了春秋战国的铜器，青铜文化遗址遍布淮河两岸、大江南北。出土器物数量巨大，制作精细，在国内占有突出地位。1955年清理寿县西门内，春秋晚期蔡昭侯墓，出土的铜制生活用具、车器、兵器、编钟多达486件。1959年在淮南市蔡家岗发掘的战国蔡声侯墓，墓虽被盗过，仍出土铜器100余件。1980年，在舒城九里墩一座春秋古墓出土的青铜器也有170余件之多。这些墓主，都是国家衰败、濒临灭亡的君主，而殉葬的铜器如此之多，既反映了他们的腐败奢侈，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冶炼铸造业的发达程度。另外，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种类明显增加（商周以来主要用来制作礼器），生活用具制作增多，特别是出现了青铜农具。出土的青铜工具有刀、斧、凿、锉、锯、錾、削、铲、锄、镰等。1977年在贵池县徽家冲东周窑藏中，除发现青铜农具和其它工具外，还有铜坯、铜锭。考古者认为这些窑藏铜器是作为废铜以待回炉。
春秋战国时期，安徽地区的炼铜遗址在江南有多处发现。20世纪70年代，先后在铜陵市凤凰山春秋遗址和笔架山战国遗址中，发现铜坯和炼铜残渣。在南陵戴镇、桂山、工山等地发现春秋时期遗留的炼铜残渣更是数量惊人。这些历史遗物展现了一个以铜陵、南陵为中心的古代青铜冶炼基地。
贵池徽家冲出土的铜锭，据检测含硫量平均值高达2．08％。南陵古铜矿遗址发现的铜锭含硫量也较高。这些表明当时熔炼时使用了硫化铜矿，而硫化铜矿的冶炼技术要求较高，需要经过精选、焙烧才能入炉熔炼。
安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铜的重要产地之一。当时在铸造技术上，不仅对浑铸、分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焊接技术。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的“铸客鼎”，仅次于河南安阳出土的著名的商代司母戊鼎，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铜鼎。铸造这座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400多公斤的大鼎，需用16个炼铜的大口陶尊做坩埚。这样多的坩埚要同时熔化，同时浇铸，工艺的复杂性和难度是很高的，表明了当时浑铸技术的发展。寿县蔡昭侯墓出土的青铜莲瓣方壶，发挥了分铸法的优点，造型生动，气派雄伟，结构复杂，图饰华丽，表现出很高的技艺水平。舒城九里墩春秋古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大型器物的铸造既采用了浑铸与分铸相结合的方法，又使用了焊接技术。
战国时期，除以上的铜器物外，还冶炼制作铜质货币铜贝，即蚁鼻钱，俗称“鬼脸钱”。这种铜贝在安徽出土的地点遍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区。1982年，广德誓节村出土一坛楚国铜贝，重3．15公斤，1159枚。1983年，在临泉崔寨乡发现铜贝约3000枚。最大的一枚长2．1厘米，宽1．3厘米，重3．6克。1985年，在肥西新仓乡发现铜贝窑藏一处，出土铜贝重24．25公斤，其中基本完好的8600枚。此外，1982年还在繁昌横山出土制造铜贝的钱范一件，长27厘米，宽11厘米。一次可铸64枚。这是中国现存唯一有出土地点和附近有古铜矿遗址的铜贝钱范。安徽是战国时期楚国铜贝的铸造地区之一。
秦汉时期，安徽手工业科技的发展，除表现在铁冶炼方面外，同时表现在铜冶炼和铜镜制作方面。西汉时，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的丹阳郡是当时全国著名的炼铜中心，也是西汉朝廷在全国唯一设置“铜官”的地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铜官山设置“铜官”负责这一带的铜矿开采冶炼。丹阳郡出产的大量优质铜材，被誉为“嘉铜”、“善铜”。位于今贵池东北的梅根冶，在东晋南朝200多年间，一直是江南两大冶铸作坊之一，（另一处在今湖北武昌东南），既能炼铜，又能炼铁，并以铸钱闻名于世。因此，当时的梅根冶被人们称为“钱溪”。而梅根冶铸钱之铜主要来自铜官山。《太平寰宇记》记载：“铜陵县有铜山，在县南十里，其山出铜，以供梅根监”。西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文帝时更是废“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盗铸如云而起”。当时铸钱最多的是吴王刘濞。刘濞之所以能大量铸钱，主要原因在于他拥有安徽地区丰富的铜矿。1955年，在西安发现西汉铸钱的一批原料铜材，共10大块。其中有一块重30多公斤，含铜量为99％，刻有“汝南富波（今阜南县）宛里田戎卖”字样，考证应是汉武帝末期到宣帝末期（前81～50年）遗物。证明安徽地区的优质铜材，是西汉朝廷铸钱原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西汉时期，铜除了用作铸钱外，还普遍用于制作铜镜，精美的铜镜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和加工技术的水平。前面已述，安徽战国时期的遗址中已有铜镜出土。西汉时期，安徽制作的铜镜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珍品。汉代铜镜铭文中常有对“丹阳铜”的称赞，如“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之为竟（镜）清如明”，“杜氏人竟（镜）大毋伤，亲（王莽新朝）有善铜出丹羊（阳）”等等。
制作铜镜需选择合适的合金成份。两汉时安徽人民已掌握合理配置制镜合金的技术。根据对安徽出土的两汉之季两面铜镜的分析，其合金成分分别为含铜70．4％，锡24．8％，铅5．9％和含铜77．197％、锡21．681％、铅1．12％。这种高锡青铜的合金成分，可以兼顾映像、铸造、加工和耐用等各方面要求。东汉时，在铜陵地区设有炼铜场。三国时（220～265年），吴国在铜官山设炼铜场——梅根冶。南齐建元二年（480年），在铜官山下复设“梅根冶”。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矿冶业的繁荣时期。隋统一全国后，为改革币制，更铸新钱，曾在鄂、扬、并、益四州设铸钱炉25座；另外还有贵族、官吏经营的坑冶。唐朝统治时期，官冶、民冶有较大发展，其中民营坑冶发展更快。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初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处，主要分布于陕（含河南陕县）、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饶（今江西波阳）、衢（今浙江衢县）、信（今江西上饶）6州。宣州名列第二，可见安徽境内的矿冶，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
就铜矿采炼看，唐朝全国“有铜”地点约62处。《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涂“有铜”，南陵利国山（今铜陵铜官山）“有铜”，池州秋浦（今贵池县）、青阳“有铜”。史料记载，唐开元年间（731年－741年）朝廷派铜官到铜官山监督采铜。此外，天长、滁州、庐江、虹县（今泗县）均产铜。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于天宝十三年（754年）游秋浦（今贵池），作《秋浦歌》17首，其中第14首写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生动地描述了唐代秋浦炼铜场寒冬月夜炉火熊熊、紫烟翻腾、歌声动地的繁荣景象。而对于梅根冶，唐孟浩然有“火识梅根冶，烟迷扬叶州”的吟咏，可见当时的“梅根冶”，是鼓铸日夜不停。李白另外还有一首诗，描写了南陵县五松山一带铜矿冶炼的宏大规模：“铜井炎炉敲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唐代铸钱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当时天下有铸钱炉“九十九”座，宣州有十座，仅次于绛州（今山西省绛县）。唐代制度，“每炉岁（年）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据此，宣州10座铸钱炉每年铸钱3．3万缗，相当全国每年铸钱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强，需工匠300人，费铜21．2万斤、镴3．7万斤、锡0．5万斤。当时宣州铜的产量和铸钱规模相当可观。
宋元时期，安徽的铜冶业仍然发达。宋徽宗时，池州铜山（今泾县西南铜山）已用胆水浸铜技术制铜。宋代，至道二年（969年）在池州设永丰监铸铜钱。开宝七年（974年），朝廷在铜官山下设置采铜管理机构利国监。著名诗人梅尧臣写下《铜官山》一诗：“碧矿不出土，青山凿不休。青山凿不休，坐今鬼神愁。”熙宁八年（1075年）在舒州设同安监，铸铜钱。据《宋史·食贷志》记载：天禧三年（1019年），全国“铜钱有四监：饶州曰丰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池州永丰监是当时全国主要铸钱监之一。铸钱规范严格，原料配比：铜占64．48％，铅占26．64％，锡占8．88％。元、明、清代史籍均有采冶铜的记载。清中叶，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安徽的铜矿一度荒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十一日，安徽洋务局代表与英国驻华领事霍毕兰及英商凯约翰在上海秘密签订勘探歙县、铜陵、大通、宁国等6处矿山的合同草约。次年5月，安徽巡抚聂缉濩授命藩司汤寿铭与英商凯约翰在安庆重新签订勘矿合同23条。合同载明凯约翰开采歙县、铜陵、大通、宁国等地的矿藏，矿区面积共38．4万亩，租期100年；英方成立华伦公司，由凯约翰任总董事。华伦公司先集资5万两白银作为开办费，于8个月内着手开办，并声明合同只作勘矿的凭据。十月，英华伦公司将开采铜官山矿机器运至大通，并派出矿师来铜官山进行勘验。
清光绪三十年六月，清政府外务部函告安徽省巡抚诚勋，对光绪二十八年与英商签订的勘矿合同进行修改，将歙县等处的矿区全部删除，独留铜官山一处，铜官山的矿区以原老矿洞为中心，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并将期限由100年改为60年。随函附来矿图一张。安徽省商务局对矿图进行核对后，发现光绪三十年的矿图上虽标明矿区面积38．4万亩，经勘察实为46．6万亩；而外务部这次寄来的矿图，又把半个铜陵县县城圈入矿区。消息传开后，安徽绅商群起反对，巡抚诚勋向清廷力请废除铜官山矿约。同期，英商撇开安徽地方政府，直接与清外务部签订开办铜官山铜矿合同，由中、英双方签字生效，并于六月二十七日正式通知安徽省。英国这次签订合同，是以“安裕公司”名义，凯约翰为该公司总董事，专事经营铜官山矿务。这次合同的矿图，不是以老矿洞为中心，而是东移5公里，南移3公里，将铜陵县城全圈在内。英商为此攫取了铜官山矿的开采权。次年5月初，英华伦公司驻沪代理派矿师、翻译来铜陵，履行勘察铜官山矿区事宜。翻译将勘察图纸送交皖省商务局，扬言马上要动工开矿，安徽绅商要求废约的声浪又起。农历四月十二日，安徽省商界、学界代表数百人在铜陵县城明伦堂召开“铜官山矿抵制正式大会”，开始夺取矿权的斗争。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安徽旅沪同乡会路矿公会组织“铜官山公司”，并派人赴铜官山矿区驻守，保护矿山主权。同年六月，英商凯约翰秘密与日本三井洋行签订合同，由英、日双方共办铜官山矿。清政府外务部分别致函英驻华公使和日驻华代理公使表示抗议。次年五月二十九日，铜陵县绅、商、学界400余人在县城明伦堂召开“抵制外商开办铜官山矿，谋求自办”大会，集资6千余股（每股龙洋5元），共3万余元。六月六日，由安徽旅沪路矿公会发起的“铜官山矿案特别大会”在上海均益里商办铁路公会堂召开，各省均派有代表参加，江苏、浙江、福建、河南等省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他们一致认为，铜官山是中国的矿山，不容外人侵占。河南旅沪同乡会会长王搏沙倡议组织“铜官山矿共济会”，与会者一致赞同，并当场推选王搏沙等23人为筹备委员。六月十七日，“铜官山矿共济会”筹委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订立《简章》8条，决定待“铜官山矿约”废止后，再改名为“中国路矿共济会”。至此，围绕收回铜官山矿利权的斗争，发展到越出一省范围，成为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一部分。该年年底，清政府与英商议定，拿出5．2万英镑作为赔偿费，收回铜官山矿权。由安徽省藩库于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初垫白银45万两赎回。五月十八日，英矿师同英领事互立清单，与清政府交接签字。英商凯约翰谋办铜官山一案了结，铜官山矿权正式收回。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皖省官矿局成立华股组成的泾铜公司，由新翰林方履中负责组织。该公司额定资本为220万银元，除政府垫付45万元作为官股外，以一半开采铜官山铁矿（当时勘察认为是铁矿，实为铜矿），一半开采泾县煤矿，每股10元，年利8厘，由农工商部颁给执照，准予注册。六月三日，皖矿总经理方履中在南京宣布收回铜官山矿实行自办，同时成立泾铜矿务股份公司。旅宁皖绅商各界40余人共集资8700余股，每股龙洋10元。
民国1年（1912年）7月25日，安徽省政府为开办铜官山矿，同日本三井洋行签订借债款20万元作为订购矿砂之款、并以铜官山矿作抵押的合同。次年皖南商人程源铨自愿出资200万元，呈请试办铜官山铁矿。民国6年2月，北洋政府农工商部矿业顾问丁格兰（瑞典人），对铜官山铁矿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测，认为老山铁矿（铜官山矿区）含铜甚高，要注意是铜矿而不是铁矿。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占领铜陵后，对铜官山铜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民国27年12月，日本成立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支调查机关联合会矿业分科会”，先后派出5个调查班到包括铜陵在内的长江中下游进行矿产资源调查，绘制了西起马当，东至铜陵的矿点图。有限公司还下设铜官山矿业所，从日本运来了大量开采设备，包括汽车、机车、采矿机械等。原拟开采铁矿，试产450吨，后因发现高品位铜矿而转开铜矿。他们在老庙基山先开出65米中段，打了200米平巷，继通斜井，并从矿区修建了一条通往扫把沟江边码头约8公里的小铁路，攫取铜1．4％以上品位的富矿石运往日本，运出多少矿石已无从考证。在日本投降后，仅遗留下未运出的手选铜矿石达14172吨，普通铜矿石465吨，精铜矿370吨。
民国34年12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战时生产局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派员来铜官山矿，接收原日本人经营的华中矿业公司铜官山矿业所。当时矿区规模为：占地2250亩，日军遗留房屋189所，1500千瓦和2500千瓦发电机各1台（均未开箱使用），小型发电机，变压器、开关、马达等电机及采矿机械380余种。火车头4台，汽车4辆（货车2辆，客车、装水车各1辆），铺设铁轨10公里，运矿货车46辆；码头浮船1只，小火轮1艘，驳船、起重船各1艘，帆船3艘，木船7艘；机床20余台，起重机一台；炸药几十箱，雷管几千只。另外还有近千只（件）火车及汽车配件，几百种医疗器械、医药、日用品、家具等，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的开采规模。但是，国民党政府接管矿山之后，不仅没有恢复开采，而且还大量盗卖矿山设备，至1949年解放前夕，铜官山矿区一片荒凉，仅留有巷道400余米（多数已倒塌），简易铁路8．7公里，连同房屋、设备在内，全部价值仅有93万元。
二、建国后铜工业沿革
民国38年4月21日，铜陵解放，铜官山矿回到人民手中，铜陵的铜工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走上了恢复建设和发展之路。
建国伊始，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迫切需要，决定重点开发铜官山的铜矿资源。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铜官山铜矿为重点开发的两个铜矿之一，投资大米2000吨，要求在一年半时间（1951年以前）完成全部工程。华东工业部根据会议精神，决定由部矿业处负责筹建工作，矿业处于1950年初先后数次派人到铜官山作设计性调查，提出了《开发铜官山铜矿初步意见书》、《铜官山铜矿采选方案（甲乙两种）说明书》报华东工业部和重工业部。1950年4月15日，中央重工业部批准乙方案，即于1951年底完成日采选400吨的基建工程，1952年起每月供应东北炼铜厂1500吨铜精砂（品位33％），并将当年投资增加到大米9500吨，同年9月，华东工业部又追加投资大米4080吨。
1950年5月，铜官山铜矿工程处在上海成立，6月1日，工作队赴铜陵，矿山恢复工作正式展开。7月，重工业部召开计划会议，鉴于铜官山矿产资源丰富及原计划铜精砂运往东北代价太大等原因，决定在铜陵建设一座年产2000吨的粗铜冶炼厂，为上海电线厂提供原料。
在中央和华东工业部重视下，工程处从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及安徽淮南、马鞍山调来一批干部、工人，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着建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业，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早的铜工业生产基地。
1950年7月，矿山至江边的铁路修复，12月修复一辆机车，保证了物资的运输。8月，10千瓦蒸气发电机修复发电，使机床由人力摇动加工零件变成使用电动力，加快了设备修复的进度。1951年11月，2000千瓦发电机组投产。1952年6月，铜官山铜矿正式出矿，同年11月，经华东工业部批准，撤销“铜官山铜矿工程处”，成立“铜官山矿务局”，隶属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同月，日选矿能力400吨的选厂投产，年产2000吨粗铜的冶炼厂主体工程完工。到1952年底，与矿山生产相配套的机修、发电、运输等辅助工厂相继建成，恢复建设的任务胜利完成。这一时期累计完成国家投资730．3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631．71万元，形成固定资产456．03万元，累计完成采掘总量5．89万吨，坑道掘进1678米，选矿处理量3．53万吨，生产铜料298吨，创工业总产值124万元。
从1953年起，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铜官山矿务局进入了创基立业时期，生产矿山由1个发展到5个（其中基建矿山2个），冶炼厂改造扩建，生产能力提高近10倍，井巷施工、建筑安装、机械修造及运输都具有一定规模，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5月1日，年产2000吨粗铜的冶炼厂正式投产，经过1954年、1957年两次扩建，年产粗铜能力达1．0万吨。铜官山铜矿于1956年建成全国第一座机械化的露天铜矿，形成露天与坑下联合开采，日出矿能力达到3600吨，选矿厂经过扩建，日选矿能力达3600吨。在巩固发展铜官山铜矿的基础上，矿山建设范围扩大到外围矿点，枞阳县境内的井边铜矿、贵池县境内的铜山铜矿开始建设。计划年产12万吨硫酸的化肥厂投入基建（1959年划归铜陵市）。
“一五”期间（1953～1957年），铜官山矿务局按照客观规律，从实际情况出发，基建和生产取得较好的效益。据冶金部设计司计算，当时铜官山矿每吨粗铜投资为7000元，大大低于其它矿山，产值利润率为31．7％，居全国同类企业的先进水平。冶炼厂从建设到投产的速度在国内是最快的。“一五”期间共完成基建投资5616万元，新增固定资产6173万元，生产铜料2．67万吨，粗铜2．64万吨。硫精砂（35％）3．99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1．59亿元。年平均递增68．65％，实现利润4486万元，提前2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产量首次突破双万吨，铜料达1．02万吨，粗铜1．03万吨，约占全国铜产量的47．4％。
“二五”期间（1958～1962年），冶金部根据中央制定的总路线提出了“投资省一半，速度快一倍，老厂翻一番、人员一顶二、成本减三成”和“奋斗五年，生产61种有色金属”的要求，铜官山矿务局根据此精神，一方面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原有厂矿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建设速度，增加产品品种。铜官山铜矿选厂经过改造，日选矿能力达4400吨；冶炼厂年产粗铜能力提高到1．5万吨；井边铜矿、铜山铜矿于50年代末相继投产；凤凰山铜矿、狮子山铜矿投入基建；日采选200吨的铜井铜矿（1958年交江苏冶金厅）先后投产；60年代初成立了井巷公司和建筑安装公司，分别承担井巷和地表设施的建设安装；机械总厂进行新址扩建。
“二五”期间共完成投资7013万元，新增固定资产5308万元，生产铜料6．76万吨、粗铜7．4万吨、硫精砂（35％）64．35万吨、铁精砂72．80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43574万元，实现利润11399万元。此间，矿务局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因受“大跃进”、高指标影响，使一些矿山仓促上马、简易投产，影响了速度和效益，矿山出现采掘失调，为缩短基建战线，凤凰山铜矿、狮子山铜矿被迫停（缓）建。
1958年6月14日，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撤销铜官山矿务局，并以矿务局和重工业厅中冶金管理机构部分为基础，成立安徽省冶金局，在铜官山改设办事处，为省局派出机构（11月16日省委决定撤销办事处），原矿务局所属厂矿直属省局领导（1958年12月24日省冶金局改名为省冶金工业厅）。
1959年4月28日，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成立“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业务上属省冶金厅领导，1962年4月改由冶金工业部直接领导。
1963～1965年，公司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对矿山进行调整，使矿山基础得到了稳定，扩大了生产能力，为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此间，铜官山铜矿日采选能力达到5000吨，冶炼厂粗铜冶炼能力达到2万吨／年，铜山铜矿1964年实现了三级矿量平衡，当年盈利54万元，扭转了连续三年的亏损局面；狮子山铜矿也开始续建，设计规模分别为日采选矿石1000吨和2000吨；机械总厂经过扩建，1965年机修总量达到1537吨。
1964年7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铜陵矿区实行政企合一，成立铜陵特区。1965年1月，经冶金部批准，“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改称“铜陵有色金属公司”，行政上受冶金部与安徽省双重领导。
三年调整期间（1963～1965年），累计完成投资4236万元，新增固定资产2397万元，完成采掘剥总量97．82万吨，生产铜料3．90万吨，粗铜3．94万吨，硫精砂（35％）5．64万吨，铁精砂41．14万吨，硫酸6．90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25337万元，实现利润6982万元。铜陵有色工业在调整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矿山生产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自1966年底至1968年上半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影响，多数厂矿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一批干部、工人受到迫害，规章制度被废弛，管理处于严重混乱之中。1968年粗铜产量仅有7073吨，为1965年的47．9％，铜料5646吨，是1965年的40．8％；工业总产值为4301万元，利润33万元，分别为1965年的43．8％和1％。就在当时极艰难的条件下，公司的广大职工仍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坚持生产，使公司的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1966年7月，狮子山铜矿投产；1971年元月，凤凰山铜矿投产；1975年5月，金口岭铜矿投产，共新增日采选能力3500吨，井边铜矿经过改造，日采选能力提高到550吨，铜官山铜矿在资源濒临枯竭的情况下，于1975年开始进行尾矿再选，铜山铜矿新区扩建和狮子山铜矿老鸦岭新区建设全面展开，冶炼厂经过多次改造、扩建，已达到年产粗铜3万吨的能力。根据铜陵地区地质储量和为进行产品深度加工，第二冶炼厂于1972年7月开始基建，其设计能力为年产粗铜3万吨、电解铜3万吨、硫酸18万吨，硫酸铜550吨；1970年建成年产水泥1．5万吨的水泥厂和年产生铁3万吨、焦炭9万吨的钢铁厂（1979年划归铜陵市），1971年建成年产电解铜1000吨的铜材厂，为铜产品的深度加工奠定了基础。
1971年，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片面追求高指标，违背矿山生产规律，采取“以采促掘”、“采富丢贫”等手段，使当年粗铜、铜料产量分别突破3万吨，（即“双三万”），造成矿山采掘比例严重失调的被动局面。1971～1973年的采、掘、剥总量比国家计划少完成600多万吨，其中掘进欠帐1．78万米，剥离欠帐50万立方米，三级矿量1973年底与1971年初相比，开拓矿量减少332万吨（减少四分之一），采掘矿量减少133万吨（减少二分之一）。备采矿量减少91．8万吨（减少二分之一），贫化损失严重，共损失矿量68．5万吨，损失铜量7535吨，矿山生产元气大伤，产量急剧下降。1974年与1971年相比，铜料由3．03万吨降到1．16万吨，利润从7457万元降到313万元，产值利润率由38．9％降到2．5％。
1977年后，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开始实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着重抓了矿山调整工作。1979～1981年，矿山共下掘、延伸了16条竖井，12个通风井，开拓了58个新中段，共完成开拓工程量4．95万米／32．9万立方米，相当于前11年开拓量总和的80％，竖井下掘工程量之大，是历史上空前的。
凤凰山铜矿深部开拓、铜山铜矿新区、狮子山铜矿老鸦岭采区相继投产，弥补了井边铜矿（1979年采完闭坑）和其它采区已消失的生产能力，矿山的提升、运输、通风、充填、排水等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矿山生产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三级矿量基本平衡，矿山生产走上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1979年安庆铜矿开始筹建，由日本国无偿援助约1000万美元的中日合作进行的安庆铜矿精密探矿工程于1982年12月动工，预计该矿在1989年投产，届时将形成年产铜料1万吨，硫精砂3．3万吨、铁精砂42万吨的生产能力，成为公司新的主力矿山。
这期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采、选、炼技术改造有了较大进展，采矿方面：完成了凤凰山铜矿充填采矿方法的技术改造；在凤凰山铜矿、狮子山铜矿进行了VCR法新采矿工艺的试验，建立了尾矿胶结充填系统。选矿方面：凤凰山铜矿引进芬兰等国选矿自动化设备，实行了浮磁等选矿工艺流程。冶炼方面：第二冶炼厂于1985年进行以富氧熔炼新工艺为主的技术改造和续建大中电解车间，以增加冶炼制酸、电解和烟灰的综合利用能力；第一冶炼厂进一步进行技术改造，增建制氧车间和一套制酸系统，将敞开式鼓风炉改为密闭式鼓风炉，实行富氧熔炼，通过改造，将对增加产品品种、改善环境污染起到积极作用。
1984年3月，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经省、市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联合验收团一次检查验收合格，获得省企业整顿验收合格证书。同时成为省能源计量一级合格企业。
1985年1月，经国家经委批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划归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接管理。该年，有色公司完成工业总产值34528万元，比计划增长7．9％，创历史最好水平，粗铜、电解铜、铜料、硫、铁精砂、水泥等主要产品产量及机修、地质、货运等辅助作业量有17种超计划完成，9种超历史最好水平，利税在11种原材料提价增支1708万元的情况下，仍实现3010万元。
1970～1985年，铜陵公司累计完成投资总额11918万元，新增固定资产19655万元，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6．63亿元，实现利润23368万元，累计完成粗铜41．40万吨，铜料18．35万吨，硫精砂（35％）146．27万吨，铁精砂232．6万吨，硫酸139．2万吨，水泥27．68万吨、电解铜2．55万吨。
为了给铜冶炼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1958年以后，又先后建成投产一批中小铜矿：
琅琊山铜矿，1958年建成投产，1958～1985年，共生产铜精矿含量1．64万吨，采掘总量210．90万吨，铁精矿13．22万吨；拔茅山铜矿，1958年建成投产，1958～1979年，共生产铜精矿含量1506吨，采掘总量29．73万吨；泾县铜矿，1981年建成投产，1981～ 1983年，共生产铜精矿含量214吨，采掘总量2．24万吨；石门庵铜矿，1963年建成投产，1963～1964年，共生产铜精矿含量99吨，1971～1979年，共生产铜精矿含量680吨；月山铜矿，1970年建成投产，1970～1985年共生产铜精矿含量1．57万吨，采掘总量132．36万吨，其中钼精矿（折45％）437吨。
1958年8月，在芜湖开始筹建芜湖冶炼厂，1959年6月简单投产，生产出首批电解铜1070．8公斤。1961年1月下马，1962年3月恢复生产。芜湖冶炼厂创建初期，铜熔炼挖地为炉，手工操作，用100＃坩埚烧焦炭鼓风炼铜，后逐步发展到2吨、5吨、40吨、50吨反射炉。电解铜生产也由小阳极铜丝到大耳阳极，由始极板、阳极板用人工平整到机械化操作。产品由单一电解铜发展到稀贵金属、有色化工、电解铜及铜合金加工材等4大类20余种的“晶晶”牌系列产品。到1985年底，国家累计基建投资1276万元，形成电解铜生产能力2．85万吨／年，生产电解铜32．2万吨，上交利税总额1．36亿元，是国家投资的10．19倍。1985年芜湖冶炼厂从意大利引进一套铜杆连铸连轧生产线，合资兴建了芜湖市金属压延厂，铜扁线厂，为芜湖冶炼厂的发展增强了后劲。
1952～ 1985年，安徽省共生产铜精矿含量52．15万吨，粗铜75．94万吨，电解铜34．88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