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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古桥、古渡专记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原始状态的路也自然地形成。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路的作用日益增大。帝王巡幸、战争掠夺和商贾行旅等都对路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路的标准才逐渐有所提高，数量也逐渐增多。 9世纪初，在皖南山区祁门县武陵岭，人们利用地形展线，“凿石为盘道”。18世纪中叶，淮北平原上宿灵凤驿路的修治，采取边挖沟边筑路的办法，创造了“渠成路就”的好经验。古代陆路，历经几千年的沧桑演变，有的早已湮没，保存下来的古道，大多数为现代公路所利用，但至今仍有不少乡间大道和山径，还起着联系交通的作用，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整个安徽交通构成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一、古道 周代城外的干线道路为野涂，野涂以外是乡村道路，按路幅宽度分设径、畛、涂、道、路，与野涂沟通，直达王城。周代对道路的修治和养护已有一定的制度，设专吏管天下道路，每年9月治路，10月修桥，路两旁植树，有专人养护道路，“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注：见《周礼》。）。在全国的道路上，10里有亭，30里有馆，50里有市，使原始道路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安徽在这个时期的水路交通比较发达，但在汉水、淮水和长江三大水系之间，有不少地方都有赖于陆路的沟通。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鄂君启节”（注：1957年在寿县丘家花园出土车节是免税专用的陆路通行证。）的车道路线就是三大水系之间的一条陆路通道。鄂君启经商，从湖北省的江陵县出发，经过一段水路汉水后，改走陆路，经河南的方城、泌阳北境的象河关、遂平、进入安徽临泉西边的阳城，从临泉南经过直抵凤台，渡淮后自寿县南下经合肥至巢县。这条陆路，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水陆路交通线（注：陕西金牛道是公元前316年所开，著名于世的罗马亚平大道是公元前312年修筑。）（见图1—2—1）。 图1—2—1《鄂君启车节大道》路线示意图  说明：居巢地望，众说纷云，该图中的居巢，系根据197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时期·楚越》中的居巢（后鄂）确定的。 图1—2—2安徽省秦驰道路线示意图  战国时期，七雄之间，互相征战，战争的规模扩大到“车千乘、骑万匹”，即游说之士，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往来于江河南北。各国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修建不同标准的道路，造成了道路的“车途异轨”（注：《说文解字·序》。）至秦修驰道，天下始“车同轨”。 安徽驰道有二：一自江苏徐州南下，经宿县至凤台，渡淮至寿县，再南下经六安沿古彭蠡泽至湖北省的黄冈和江陵一带；二自马鞍山的采石渡口经当涂东边的丹阳至杭州（见图1—2—2）。3世纪末，寿县八公山下古元康城外的元康南路驰道，就是秦驰道的一段（注：《重修凤台志》，清嘉庆十九年。）。 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相争的行军路线，也可看出安徽当时几条主要陆路的情况。 陈胜、吴广起义于大泽乡，占靳县，攻取临涣集、河南永城西、亳县、河南鹿邑和柘城等地，后至陈。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与诸侯起兵共击楚军，追项羽至阳夏南，受阻大败，撤军灵璧，深堑自守，不久楚汉展开决战自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经城父；韩信自齐、刘贾自寿春（今寿县），分别引兵过淮，途经城父；周殷在舒（城）寿（县）六（安）会集九江兵四路大军会师垓下，楚兵溃败，项羽突围，渡淮至阴陵，误入大泽，复引兵东城，战于九斗山，败退乌江（注：阴陵：今定远西30公里处；大泽：今定远炉桥一带；东城：今定远东南25公里的三官集；九斗山：今全椒西北48公里处；乌江：今和县乌江。）。 从楚汉相争的军事路线可以看出，当时自河南淮阳经安徽宿县至灵璧；自淮阳经鹿邑、亳县，再经河南永城至安徽宿县；自舒城经六安、寿县，过淮河至宿县；自山东临淄经江苏徐州、安徽宿县至灵璧以及灵璧经定远、全椒至乌江，均有直通大路。 汉代在中原以洛阳为中心，东南方有很多条道路通往淮泗平原，自洛阳至寿县，就是其中主要的一条。当时寿县是淮水上第一个大商埠，也是交通中枢，陆路交通发达，自寿县南下经合肥至枞阳入江；经六安南行可至舒城、桐城、安庆，东北行经宿县可至江苏徐州。合肥也是“受南北潮、皮革、鲍、木之会”（注：见《史记·货殖列传》。），是长江流域物资销往北方的一个集中地，交通亦较发达。（见图1—2—3） 图1—2—3楚汉垓下之战陈胜吴广起义路线示意图  西汉驿传大抵10里一亭，亭前矗立指路木牌，亭内可供食宿，行旅称便。 晋和南北朝时期，“师旅相继，率户从戎”，连年的战争，人民苦难深重，在长达324年之久的历史时期内，少有修治道路的业绩。 隋、唐时代的陆路交通很发达。隋筑御道，“举国就役”，唐代全国有1297个陆驿，86个水陆两用驿。安徽有史可考的有临淮县馆杨梅馆、青阳驿、六丈驿和都梁驿（注：临淮县，今盱眙县，旧属安徽；杨梅馆，今贵池县西45公里之石岭镇，白居易由江洲往四川途中曾宿于此，并作《杨梅馆》诗；六丈驿，全椒县西20公里；都梁驿在今盱眙东南7．5公里的都梁山，隋炀帝在此避暑，设驿。）等。当时自河南洛阳南行陆路干线165公里至宿县，自河南开封南行经汝南、信阳，东河至寿县。安徽江南地区当时有很多新辟的道路，唐元和年间（806至820年），在祁门西20公里的武陵岭，“凿石为盘道”。（注：见《新唐书·地理志·江南东道歙州祁门下》。），武陵岭地处当时江南东道歙州至江南西道饶州的交通要冲，凿石修盘道，乃是改善旧有道路的交通条件。从李白先后游历黄山、九华山、贵池的齐山、宣城的敬亭山、铜陵的五松山、泾县的桃花潭、黟县的碧山、旌德的石璧山、繁昌的隐静寺、岳西的司空山、宿松的南台山、当涂的天门山和横山、采石，以及李白由山东移家南陵，由当涂至皖西，转庐江，北上至亳县，游河南开封，后由山东荷泽南下，经砀山至皖南，由宣城至庐山，再由江西至当涂等行踪，可以看出当时安徽的江南和江北以及与邻省的陆路交通都已有较大的发展。这时，著名的六安和祁门的茶叶，也已大量运销外地，“自邹、齐、沧、棣（注：邹、齐、棣，在今山东省；沧，在今河北省。）渐至京邑，……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也表明安徽水陆交通的兴旺发达。 宋、元时代的道路，沿袭唐制。元代规定每年9月1日至11月1日修路，重要大路随坏随修，禁止砍伐道路两旁种的树。当时，驿运很发达，通往京城的驿道，谓之京道，每五里置一杆桅灯，夜里亮灯，指示方向，以便驿传来往。安徽有史可考的有临津、池口、渔亭、青口、杨梅、青阳、黄花、清颍、皇华、白塔镇和仁义等驿（注：临津驿，今铜陵顺安；池口驿，今贵池西北处；渔亭驿，今在黟县，宋制元裁；青口驿，今在潜山东北2．5公里；杨梅驿，今在贵池石岭镇；宋改驿，黄花驿，东至县东流镇北；清颍驿，阜阳西湖上；皇华驿滁县沙河东北；仁义驿，滁县清流关，宋改驿；白塔镇，来安县北30公里处。），宋王安石诗：“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弦的绝句《古临津驿对雪偕友共酌》：“野田飘去琼为树，庭院飞来玉作花，逐马银杯连驿路，骑驴锦句觅诗家”。既刻画了临津驿的勃勃生机，也反映出当时驿路交通的繁忙景象。 除驿道外，这个时期的民间道路也有所改善，位于绩溪的逍遥岩山道，“巉岩陡绝，危若栈道”，宋宝年间（1253～1258年）“随势高下，削石为磴”，元大德年间（1297～ 1307年）“复伐石为之阶，行旅称便”，自绩溪赴杭州，走逍遥岩山道要比绕道歙县近60公里。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修建了广德东门外到浙江长兴泗安镇的石板路，全长25公里，计用麻石条37242块，耗银数万两。 明清路政和前代相比，很少有重要的改革。明代自京都至四方设有驿传，在京为会同馆，在外为水马驿和递运所，急递铺仍沿元制。自南京经六合入安徽经瓜蒌铺、天长县、石梁铺、泥沛湾、异川铺至江苏淮阴北上去北京，是明代由南京至北京的一条驿道，“匹马向天长，扁舟渡石梁”，这条驿道至今还有烽火墩遗迹多处。 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程敏政由北京返休宁探亲，从淮北南下经定远、滁州、全椒、和县转江南绩溪途中，曾历险“两峰夹峙，石栈岖岭”的清流关和“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穷”的夹山关（注：夹山关与昭关同在一条山脉，居东，相距约50里，程敏政在《夜渡两关记》中误作昭关。），直至绩溪县的丛山关，始稍自慰解：“江南江北路迢迢，马上朱颜觉未凋。今日故乡初入眼，丛山关下巧溪桥”。可见当年这条纵费安徽大江南北的重要驿道，也还有不少路段未能得到很好的修治。 清代道路以北京为中心，通向各省省城的称官马大路，简称官路；各省自省城通向地方主要城市的道路称大路，联络县市和村镇之间的道路称小路。自北京由东、中路至安庆，是清代著名的广东官路之一。外国使节从广州到北京多半经过此路，故又称“使节路”，“轺车往复，冠盖纷驰，送往迎来，应接不暇”。这条官路全长1312公里。从德州南下经徐州共历827公里至安徽宿县的夹沟驿，再经睢阳驿、大店驿、固镇驿、凤阳县的王庄驿、濠梁驿、红心驿、定远驿、张桥驿、合肥的护城驿、店埠驿、金斗驿、淮河驿、舒城县的三河驿、梅心驿、桐城县的吕亭驿、练潭驿至安庆的同安驿。再往西南经潜山县的青口驿、太湖县的小池驿、宿松县的枫香驿可至湖北省黄梅县的亭前驿。睢阳驿位于安徽古战场的要冲，清李心锐过《睢阳古道》诗：“揽辔睢阳道，山川感慨中。饭牛多隐逸，逐鹿几英雄。柳胜堤边绿，尘消陌上红。符离谁驻马，月照战场空”。从睢阳驿另道35公里至百善驿，30公里至河南永城大邱驿。 从定远驿向西南经岱山铺、仙居铺、大柳铺、梁村铺、霍家铺、洛川铺、清流关铺、赤湖铺、总铺、八里铺、担子铺、官塘铺（乌衣）、苗练铺至江苏省江浦界，这条路为福州官路的一段，“毂击肩摩，文报络驿”，号称“九省通衢”。 著名的大路有：自六安经正阳关、阜阳而达河南开封，称“颍州大路”；自安庆经东流、彭泽、湖口而达江西九江，称“彭泽大路”。此外，由南昌经饶州、浮梁至祁门的“饶州大路”，也很有名气。还有一条西起成都沿“宜昌大路”经万县、宜昌、汉口至安庆，渡江后经大通、芜湖而至南京的大道，通称“长江路”。 明代，省境设驿45处，清代额设81驿，后增加到87驿，并设铺870个，铺路总长6700．5公里。除铺路外，在皖南山区还有不少不见于图经的山道。明代，唐枢自歙县出发经黄刺堂、三岔、汤口、黄山祥符寺，度汤岭、焦村、望仙村，“四匝黄山之趾”，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自休宁经南渡至白岳，复自白岳经南溪桥、猪坑、虎岭、古楼坳、高桥、双岭、江村、汤口至黄山。两年后他又循原路去黄山，离开时，从承相源下到苦竹溪，然后向东北行，经乌泥关、白亭、谭家桥转太平。清顺治进士施润章《过荤岭》诗：“崇岗郁峻山曾，乌道绕山腹，……鱼贯度行人，瘦马艰踯躅……”就是对绩溪县荤岭古道极好的写照。 明、清时代修治道路的风气也很盛。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故地凤阳集数十万工匠，营建中都，兴筑御道，历时8年，使“中都外围50里430步……皇城周围9里30步……里城周围6里……皇城至兴龙寺2里……均有道而通”。 凤阳御道基本是子午方向（南北方向），“宽直平坦，两侧松柏遮荫，可数十人并行……”，明初，每年都有皇室、官宦拥乘谒陵，朱元璋曾3次亲祀皇陵。明大学士胡广在《陪驾祀皇陵》一诗中描绘当时御道的盛况是：“圣主春巡日，皇陵晓祀时，千宫陪玉辇，万骑拥龙旗”。 巢县至柘皋的万家山古道始治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88年后，适明皇室有事，将自北京往湖广，欲取道于巢，又将这段古道凿山劈石为阶，遂成大路，明崇祯元年（1628年），增修了滁县清流关前后路面，路中间石曼以石条，两边用块石铺砌，后来又经过整修，至今尚可见一部分残存的石条上留有两条深寸许的手推独车车辙。明万历年间（1573～ 1619年），将南京至芜湖道中的铜井至芜湖二十余里一段“石曼以石”，使行旅免除泥泞之苦。 这个时期，安徽江南道路大多以石铺面，如歙县入山小径，“靡不石也”。清代中叶以后，更采用浙江淳安茶源的青石，质美而坚，全县交通“虽积雨不病泥泞”。在休宁去婺源的古道上，更于交叉路口埋设指路碑，以明方向。 图1—2—4清宣统元年八月安徽省全图  清乾隆七年（1742年），淮北大水，查勘地方的官吏采用“挑浚沟渠，以防积涝；修整桥路，以资利涉”的利民之举。清乾隆八年（1743年），以工代赈修筑宿州经灵璧至凤阳的驿路，路旁各开1．5丈宽的大沟（按推算：路宽亦可筑至1．5丈），渠成路就。路上又造了很多石桥，以通沟水。这个地区这一年共修路220里。清光绪十年（1884年），又修治凤阳至临淮关大路，由城北龙兴寺山门起至临淮关马公祠止，同时在淮河南岸修治由临淮关鼓楼北起至滁定界碑止，以及淮河北岸的唐家洼驿路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将太湖小池驿至宿松凉亭河一段驿路进行大整修，补缺加宽，取直填平。根据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安徽省全图》（见图1—2—4）载有官路1075余公里，大路6250余公里。 这些经过历代劳动人民辛勤筑成的道路，不仅基本构成了以省城安庆为中心的全省陆路交通网，而且与相邻各省都能贯通，主要路线有： 〔安庆通往北京的官路〕 由安庆经桐城、舒城、合肥、定远、临淮镇（今临淮关）固镇、大店驿、宿州、夹沟驿而通北京的官路，安徽省境内长485公里，是当时安徽最长、最重要的一条官路。 〔联接江苏省的五条路线〕 一是由安庆过江经池州、青阳、南陵、芜湖、当涂、慈湖通往南京的官路，安徽省境内长275公里，是江南一条主要的官路； 二是由黄练铺经徐州至界首，长95公里； 三是由当涂经宣城（今宣州市）至省界，长120公里； 四是由宣城经广德至省界，长120公里； 五是由大店驿经灵璧、泗州（今泗县）至省界，长90公里。 〔联接浙江省的两条路线〕 一是由歙县经苏村至省界，长70公里； 二是由五渡经小川口至省界，长35公里。 〔联接江西省的两条路线〕 一是由宣城经宁国、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至省界长305公里，是江南一条主要的大路； 二是由歙县经屯溪、休宁、婺源至省界长115公里。 〔联接湖北省的两条路线〕 一是由桐城往潜山、太湖、宿松至省界长155公里； 二是由舒城经霍山、英山（注：英山县于民国21年（1932年）12月划属湖北。）至省界长220公里。 〔联络河南省的四条路线〕 一是由宿州经白善驿、铁佛寺至省界长50公里； 二是由合肥经六安、正阳关、颍上、颍州（今阜阳市）、太和、亳州至省界长455公里，是安徽最长的一条大路； 三是由颍州经临泉、阳城至省界，长82公里； 四是由颍州经地里城至省界，长58公里。 这就是安徽有公路通行汽车前的官路和大路的基本状况。这些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后来公路的发展，也以此为基础。直到民国15年（192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安徽省明细全图》，陆路仍是官道和驿路。抗日战争时期驿道曾一度恢复并有所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古桥 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在比较狭窄的河沟上架一根树干通行，这就是最早的独木桥，古时叫“杠”，在比较宽阔而水又很浅的河中，则利用大卵石或大石块摆成一步一个石磴，以联接两岸的交通，古时叫“鼋鼍以为梁”，也就是汀步。后来逐渐发展到利用一些大卵石和大石块垒成石垛，上架园木的简易跨水桥。 自公元前约6000年仰韶文化时期创造了原始的木构框架后，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用木杈杩桥（或木梯架）为支柱，有园木横拼串接为木梁的多跨跨水桥。木杈杩桥是安徽最古老的桥型之一。这种桥结构、制作和架设都非常简单，并可就地取材，因之盛行于山区，是最简易的人行跨水高桥。其长度可至百余米，各部构件可随时拆换，架桥时，在两端岸上各固定铁链或粗铁丝，分别拴住桥的一半，涨水时，桥身随水流自行拆开向两岸飘移，水退后，可很快依原样架好。在石台通往黟县大道上的太平县结坑桥，就是这种典型的结构。几百年来，不知重建过多少次，但基本桥型未变。这座桥13孔，全长65米，桥高约2米，桥面宽约70～80厘米。 周制“十月成梁”，又“水涸而成梁”，西周时期已有比较牢固的木柱木梁桥。这种桥型较之木杈杩桥有较大的进步，后代沿袭很久，并逐步发展为木柱木梁木面桥。 古代在水深流急的江河之上则采用架设浮桥的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浮桥古称舟梁，是后代大型桥梁的鼻祖。由于它的架设既简便又快速，一般多用于军事，所以又称“战桥”。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征南唐，曾在采石矶架设过长江浮桥。后代在淮河上的正阳关、下蔡、涡口等处，也先后架过几座军用浮桥。 安徽还有不少民用浮桥。宋初（960年后），宣城县宛溪上的凤凰桥倾废后，乃“联舟为梁”。宋端平元年（1234年）歙县练江上架了一座长50丈的浮桥（今太平桥前身），历百余年至元末始毁于兵祸，其它如太湖的载阳桥、歙县的八柱梁、全椒的后河渡、滁县的乌衣、凤阳的临淮关等都架过浮桥。“淮水望深深，飞梁倚碧浔。断虹垂百尺，横锁绝千寻。灯火连河市、波涛慰客心，不愁衣带隔，坦坦履能任”。可见当年临淮浮桥的架设规模是很壮观的。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浮桥确是能够解决大江大河阻隔的唯一可以采用的桥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古桥建筑中出现了以石代木的结构。晋咸安元年（371年），“桓伊击前秦王鉴、张蚝于石桥（今全椒积玉桥）”。证明最迟在晋代，安徽即有石桥的建筑。石桥最早以石梁桥（亦称石平桥）的形式出现，垒石为垛，上架石梁，构成原始的单跨石梁桥。石梁桥以其适应性强的特点，很快就从单跨发展为多跨，建筑质量也有所提高。又由于建筑工艺的不断改进，以轻型双柱式墩台代替实体重力式墩台的结构也开始出现，安徽宿松县的保儿桥系5孔净跨3．6米的石梁桥，其下部结构为2根石柱立于河床之内，上穿一根石横梁，构成双柱式石排架，桥面石板就架在石横梁上。这种结构用料省、阻水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应当说是古石桥建筑工艺上的一个创新。定远县的刘会桥又别具特色，这个桥也是5孔石梁桥，桥高3米，宽1．5米，长14米，2个边孔孔径各1米，中间3孔孔径各2米，所不同的是这个桥的基础为小木桩群，桩上铺以条石（构成承台），条石之上立以石磙，垒3层，每17磙（构成墩台身）计6个墩台。这种构造在古石梁桥中不多见，是实体重力式墩台的一种特殊形式。 由于石梁（板）的长度受到限制，使石梁桥的跨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古代建桥大师以其杰出的智慧和不断的努力，创建了石拱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代表中国古桥的石拱桥，以其独具的承载能力高、耐久性能好的特点，为中国古代交通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石拱桥起源于何时，尚无确凿的考证。1957年河南发现东汉时单孔裸体拱桥画像砖。晋太康三年（282年）于洛阳七里涧上造的张人桥，系单跨半圆拱结构，这是已经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石拱桥。安徽与河南临近，石拱桥的建筑时间当不会相隔太久，但直至明代始普遍兴起。明正统八年（1443年），宣城县宛溪上的凤凰和济川2桥先后改建为石拱桥，济川桥5孔长25丈，凤凰桥7孔长30丈，宽均为2丈6尺，李白的“双桥落彩虹”，写的就是这两座桥。但这两座桥在唐代是否即为拱桥，尚无史实可考。凤凰桥今残存2台4墩，济川桥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按旧制重修，1978年加固时，发现这个桥用的是直径30厘米圆木，纵横密排，重叠三层，上铺条石而成。安徽现存最长的石拱桥歙县太平桥，系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创建，乾隆九年（1744年）续建，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竣工，共16孔，全长294米，宽6．9米，高20余米，跨径自12．4至16米不等，半圆形拱圈厚50厘米，桥中建有一亭。1951年整修时，发现桥基是用直径10至15厘米松木桩打入砂砾石河床，桩距40厘米左右，桩间用柴条填塞，锯平桩顶后上铺大块石构成的。这座桥20年代末已通行汽车，并为皖南主要干线芜湖至屯溪公路上最重要的一座大桥，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次整修和加固，至今仍承担着日趋繁重的汽车交通。 宋代以前石桥不多，规模也较小，至明、清，才修建大量的石梁桥和跨径较大的石拱桥。明代郑琪题颍上县通津桥“桥跨两崖横卧涧，平铺万石亦为台。寻常车马空中过，十二栏杆水上栽……”。但“桥自宋以来，率六十年一成毁”。在清代以前，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很多桥的使用寿命都不长。据考：在全省5658座古桥中，明代以前创建的仅有158座，占2．8％，现存的578座古桥中，131座为明代所建，其余皆为清代兴建或重修。全部古桥中，由地方集资修建的有1351座，约占31％。集资修建，安徽起于宋代。后来逐渐蔚成风气，有些地方还自发地成立了“桥会”组织，负责建桥、养桥和管桥。如绩溪县的临溪上游桥会、川上桥会、罗坑同善桥会等，都是这种群众性的组织。还有一家几代人坚持修桥的明万历年间陕西商人雷滚出资兴建天长县的石梁桥，备料期间，因病不起，遗嘱弟雷鹏、儿雷锋、侄雷霄继续完成，以了心愿。雷鹏、雷锋续修了2年，又先后病故，经过3年备料，8年施工，最后由雷霄坚持完成。人们为了纪念雷家相继为善，坚持修桥的美德，把这座桥命名为雷公济美桥。后来一度桥毁改渡，过往行人尚缅怀往事，寄以无限的感慨：“路出河西达凤阳，河东一舍到天长。只因舟子招人涉，盛事犹传架石梁”。 除石拱桥外，在古桥的各种结构形式中，还出现过一种木拱桥。北宋年间，在沟通汴梁漕运的汴水（注：汴水，隋代开凿的沟通黄、淮的人工运河，自河南黄沙的汴口经开封、永城，进入安徽的宿县、灵璧、泗县至盱眙入淮。）上，这种构造独特的桥，曾风靡一时，由于构造简单，制作方便、架设时间短，故称“飞桥”，因其外形似虹，又名虹桥（见图1—2—5）。《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虹桥，其跨径约25米，净跨20米，矢高约5米，矢跨比约1／5，桥下净空5．5米至6米，基本满足通航要求。虹桥于宋明道年间（1032～1033年）首创于青州（注：青州，今山东益都地区。），后流传至安徽宿州，宿州是北宋时的东京开封沟通江淮地区的水陆重镇，原有的跨越汴水的柱式桥，因跨度小，来往船只常常撞在桥柱上，“损舟害人”，严重影响漕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当时可能采用的许多桥型中，因地制宜的选用了跨度远远大于柱式梁桥的虹桥——木拱桥，自此，在800多里长的汴水上，普遍地推广这种桥型，“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长虹（注：摘引自《东京梦华录·沙道》。），经过防护处理的虹桥，其使用寿命可达五、六十年。北宋末年，金兵南进，虹桥多毁于战火，宋室南渡临安（今杭州）后，汴水漕运衰落，“满沟杨柳乱鸦啼”，河道亦逐渐淤塞，盛行一时的虹桥，亦随之湮没失传。 古桥的发展史揭示：自从人类开始走出了路，桥也随之产生，由于路的建筑规模不断完善，桥的造型和质量也逐步提高，特别是古桥桥型的适应性很强，所以安徽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座汀步桥、木杈杩桥、石梁桥和石拱桥。 三、古渡 古代的陆路交通在受阻于江河湖渠的地方，除架设桥梁之外，还利用原始的独木渡、早期的筏渡以及发展到后来的船渡，以维持交通。 古渡按其设置和使用的性质不同，一般有官渡、军渡和义渡之分。安徽著名的古渡有采石、下蔡、宣城、涡口、黄连、后河、石梁头、杨林、誓节、黑石、灵津、枞阳、荻港、贵池、尧池、长风、临淮、苏家埠、符离、横江、渔邱、当利以及漆林渡等。 采石，西接乌江，东连南京，与和县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出江中，自古以来就是长江重要渡口，“甲险塞于东南”。由于这里的江面较狭，所以“自古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岸上建有横江馆，又名采石驿。采石渡是长江上著名的险渡之一，李白曾在此住宿，因受风雨阻止未能及时渡江而在《横江词》中写道：“人道横江好（注：横江，因长江至此受天门山阻隔，由东西流向改为南北向，故称横江。），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宫阁”。清初刘世  更惊呼：“惊涛怒湍，昼夜冲 ，澎湃訇磕之声，若轰雷逸马，悍不可驭”。长风渡在今安庆市，李白的《长干行》诗中有“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的诗句，长风沙即长内夹，也就是长风度。 古尧城渡为安徽通往江西取道东至县的要津，在唐代颇负胜名“尧渡疏航”是江南八景之一。 安徽有不少古渡都留有历代诗人的足迹和墨迹。如李白赞泾县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烟横积素。漏流昔吞，沓浪竟奔注。潭落天上星，龙开云雾”。唐代常建《泊寻李九庄》：“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月荡轻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韦应物咏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清代李心锐题《符离晓渡》：“谁唤符离渡，苍茫送客舟。野烟低水面，初日上滩头，两岸人声聚，中流浪影浮。前村鸡唱晓，黄叶一鞭秋”。即使在“走遍天下路，难过黑石渡”的霍山县黑石古渡，也留下了名诗“石烂墨花落，磊磊古渡头。舟回多指  ，湍急少淹留。坐觉西风晚，呼残夕照秋。愿言风力顺，容易济中流”。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对各具特色的古渡，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也有些古渡，原曾有桥，后桥毁改渡；或桥工未竟，仍以渡过，给行旅带来了困难。铜陵县焦家埠，河既深广，且涛翻波撼，往来视为畏途，未建桥前，“楼风铺有驿卒递送文牒至此，呼渡莫应，历揭难施，复畏稽延，反奔涕泣”。 全省共有古渡1028处，其中民办义渡76处，六安县的苏家埠渡为安徽许多民办义渡之一。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骆某、尤某捐田44石，设渡船8只，船夫8人，其船3年小造，5年大造，船夫月给稻一石，不向行人索取渡资，黑夜两岸悬灯，以便来往。 还有些季节性的渡口，水涸则联舟为桥，水发则拆舟为渡，如郎溪古渡和涡阳县涡河上的5处渡口皆是。 古渡的变迁与水系有关，和县的渔邱渡、横江渡和当利渡，实际是长江上的同一个渡口。渔邱渡就是《越绝书》中的“千斧津”，伍子胥入吴时过昭关后即由此渡江，遗址在今和县第一中学北面围墙处（百福寺后古江岸）；横江渡遗址在今和县横江街；当利渡即新河渡，在今新河口处，同一渡口的移位，说明古长江岸的三次变迁；由春秋时的和县一中处，到唐代已南移到横江街，明代更进而移到新河口。 安徽现存的古渡有253处，如安庆市的长风渡，凤台县的淮河渡（古下蔡渡）以及泾县的章家渡（古漆林渡）等历史悠久的古渡，都还是今天的重要渡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