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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盐商
明洪武三年（1371年）改订盐法，“令商人输粮於边，给以‘盐引’赴场支盐，许其贩运，谓之开中”（民国《准北盐务纪要》第一章，沿革。）。开中制实行以后，盐利较厚，原来不经营盐业的徽商有的也参与了北上“开中”的盐商行列，成了徽人涉足盐业的开端。如歙县人汪玄仪“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三。卷四五。）。休宁盐商王全“豪故业，客燕、赵、齐、楚间”（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三。卷四五。）。这种赴边“开中”的商人叫“边商”。徽人“边商”不多，大部分是在两淮一带当“内商”。 明弘治时，改行“开中折色”，以纳银代替纳粮。主张这一改制的是户部尚书叶琪，“盐商皆其亲识，因与琪言：商仍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便。琪遂奏淮：两淮运司盐课，于运司开中纳银，解户部，送太仓银库收贮，分送各边，盐价积至一百余万。人以为便而不知坏旧法也”（《孤树裒谈》卷十。）。开中制废弛之后，边商纷纷南下与“内商”汇合，两淮盐商财力因此大增。两淮盐商的主体是徽商。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间（1522～1795年）扬州著名客籍商人共80名，其中徽商60名（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故徽郡大性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也”（陈去病《明代社会经济史料》转引《五石脂》。）。两浙当时著名盐商共35名，徽商占28名（嘉庆《两浙盐法志》。）。在长芦盐场的徽商也不少，靠近长芦的临清，当时“十九皆徽商占籍”（明、谢肇制《五杂俎》卷十四。）。 明、清交替的历史战乱中，两淮盐商损失惨重。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下扬州后，清政府召集盐商宣布盐政管理办法，劫后的盐商大都是“挟空囊，裹疮痍，扶杖来听”（《清史·食货志四·盐法》。）。经过10余年休养生息，惨淡经营，才渐渐恢复元气。康熙中期，清王朝对其财政主要来源的两淮盐务更为重视，实行“恤商裕课”政策，鼓励盐商扩大经营，两淮盐商从此“生意年年俱好，获利甚多”（《两淮众商代题再借皇帑折》，《李煦奏折》。）。开始了飞黄腾达的时期。徽州盐商也发展成为挟资千百万的巨大商帮，不仅垄断食盐运销，而且以雄厚的经济实力赢得了“宠荣拟于大僚”的政治地位（《徽商研究论文集》450页《清代前期两稚盐商的盛衰》。）。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置“总商”，这是具有半商半官性质的特殊商人。“总商”既是众盐商的代表，又是盐政衙门贯彻各种规章，催索盐课的代理人，当时的“两淮八总商中，邑人（歙县就占其四”（张华父稿本《扬州八大总商》。）。“总商”往往是父死子继，形成盐业豪门。家居扬州的歙县大盐商江春，就是继承了父亲“总商”位置，“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张华父稿本《扬州八大总商》。）。歙县盐商鲍志道和儿子漱芳也是父子两代连任“总商”（《徽商研究论文集》，《清人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转引《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三。）。有清一代，在两淮任“总商”的徽州盐商还有吴、黄、程、汪、余、郑、许、曹、宋、鲍、叶等姓。清王朝“恤商裕课”的本意是为了增加税源。向官府“报效”，自然就成了盐商义不容辞的任务。“凡遇军需、河工、灾赈，两淮盐商即以‘捐输’、‘报效’为名，向清政府提供动辄数百万两的巨额经费。仅以军需一项为例，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征讨大金川开始，到乾隆六十年镇压湖南石三保苗民起义为止，大的捐输达八次之多，总计银一千三百一十万两。其中......总商江达（即歙县江春）第一次捐银四百万两为最巨”（民国26年《歙县志》卷九）。江春勇於“报效”，“指顾立办”的态度得到高宗的恩识，“先后赐奉宸苑卿、布政使等衔，赏戴孔雀翎”，“时谓以布衣上交天子”，“诸商无出其右者”（张华父稿本《扬州八大总商》。）。除上述这类依附官府，富王侯的总商巨富之外，在两淮的其他徽州盐商，富裕程度也非一般。祁门人马振怕，父辈“业盐居淮扬”，“家中藏书十余万卷。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马献出可供采用的书卷达七百七十六种”（《扬州画舫录》卷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日《内阁奉上谕》。）。歙县人汪应庚，“世业淮盐......修文庙......动以十数万计”（《扬州画舫录》卷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日《内阁奉上谕》。）。这些踊跃捐输的盐商均得到“宜沛特恩，以示奖励，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宛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带一级”。（《扬州画舫录》卷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日《内阁奉上谕》。）乾隆南巡，曾将一块用赤金粉御书的匾额赏赐给在扬州的歙县盐商洪征治。抗日战争期间，其后裔洪曾将这块匾运回徽州老家保存，“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新编《歙县商业志》上册。）。盐商由于清政府支持而暴富，清政府则由于盐商的“报效”而充裕了财源。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当后来私盐泛滥，课税又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成了盐商不堪承受的重负，终于导致衰败。嘉庆元年（1796年），持续8年的白莲教起义波及5省。清王朝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耗费白银一亿两以上”（《徽商研究论文集》载《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于是加强对两淮盐商的盘剥，以致到嘉庆二十年之后，两淮盐商负担的“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两之多。（《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比“乾隆年间的四百多万两”多一倍（《徽商研究论文集》载《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除了“正纲”成倍增加外，文武官吏私自向盐商勒索的“浮费”更是层出不穷。连嘉庆皇帝都承认：“两淮盐务浮费每年不下数百万两，近年虽节次裁禁，若盐务各官不能洁己自奉，则浮费仍属不少，于商力未免有亏”（《清仁宗实录》卷六十）。在税课负担日重的同时，私盐又大肆泛滥，“嘉庆末年，淮引销售市场已由原六省二百五十余州、县，减至不过十数郡”（《陶文毅全集》卷十五，卷十一，卷十八。）。“无论城市村庄，食私者什七八”（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一。）。两淮盐商处于市场丢失，税负重压的夹击之下，纷纷破产倒闭，“向有数百家，近（道光十年）因消乏，仅存数十家”（《陶文毅全集》卷十五，卷十一，卷十八。）。这仅存的数十家，资力也日趋枯竭，“能运四、五万引者无多”。（《陶文毅全集》卷十五，卷十一，卷十八。）民清王朝长期奉行的官督商办纲引制度，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王朝先后将淮北、淮南的“引盐”改成“无论官绅商民皆可承运”的“票盐”。至此，历来为盐商所垄断的盐业终告结束，依靠专营盐业兴盛的徽州盐商也从此一蹶不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