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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商”观念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商为四民之末，徽州殊不然”（许承尧“《歙事闲谭》18册《歙风俗礼教》）。徽州人“男女成童，则服贾四方，视工农为贱业”（民国，胡存天、瑞林《黟县乡土地理·风俗》。）。他们表面上是把贾与儒二者放在等量齐观的位置，而实际择业时，则多是“喜厚利而簿名高”（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十八《蒲江黄公七十寿序》。），很多人都“以贾为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明，凌初《拍案惊奇》卷二七。）。徽州人所以产生这种以商为荣的原因，从一些弃儒经商的史例中大体可归纳如下几种：一是学而无才，屡考不中，在仕途上畏难而退的人，如汪文璧，明休宁人。父“业懦不售，改服贾”（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六五《汪代州家传》。）。有的从小读书，也不是为求功名，而为日后业商打基础。如“汪心如（休宁人），秉训读书......弱冠随父游闽，已解取赢术、壮益鼓箧橐，东抵粤东，北走燕京”（《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侯选郡幕心如六铁寿序》。）；二是迫于家贫。如“孙延焘，（清黟县人），因家贫弃儒就贾，尝客游宜兴”（清，同治九年《黟县三志》卷十五《艺文志·人物类》。）。又如“汪联元（婺源人）......业儒二十。后以家贫，去而服贾江右”（民国《婺源县志》人物志，乾隆志卷二十之二《孝友三》）；三是迫于家庭变故。如“洪登元（婺源县人），幼读书，以父病故，远贾金陵”（民国《婺源县志》人物志，道光志卷二十三《孝友四》。）；四是禀承父命，实行兄弟就业分工。如，“王余庆（婺源人），初与兄有庆俱业儒，承父命，去而服贾，支持家计，俾兄得专攻经业”。（民国《婺源县志》人物志，道光志卷二十三《孝友四》。）以商为荣的传统思想，还可从“弃农业贾”方面找到例证。如“洪月生（清乾隆婺源人）......少时食贫力穑......稍长，遂概然曰：‘士大夫既不能扬镳皇路，一展生平之志，胡郁郁久居田舍为？，乃挟赀斧以经营广丰，不数年而家充裕”（婺源《墩煌洪氏统宗谱》卷五九《福溪雅轩先生传》。），又如“程永湘，自幼随父佣耕，无力从师诵读。......不欲以田园终。堂兄永洪公常器之，携至江西玉山栈，习练贸易之道”（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永湘公传》。）。 佃仆经商也是以商为荣的另一反映。“徽州有小姓，小姓者别于大姓者之称。大姓为齐民，小姓为世族所蓄家僮之裔，已脱奴籍而自立门户者也。间或出外为贾，若与大姓同肆，亦平等视之，及回乡，则不可与抗行矣”(徐珂：《清稗类钞·种族类》。)。当时的徽州佃仆业商并非经常现象，只是“间或”有之。但这都是他们唯一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休宁县西乡的茗洲村，有一本“光绪十五年（1889年）记录佃仆服役时主家提供工食的史料——《葆和堂需役给工食定例》，其中“搭桥撑船’一目规定：“船桥乃一村门面，七月半搭桥，三月初一拆贮用船，省得忽发洪水误事......搭桥之日，......尔等有在外生意者，各出酒资三分，庶家客苦乐均受”（章有义：《从事故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附录’，载《文物》1977年第11期。）出外做生意的佃仆，可以免其家人为搭桥、撑船去服劳役，只需“出酒资三分”以作抵偿。这在“主仆之分甚严，役以世（终生为地主家族无偿服一定劳役）......”（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的当时，是对少数从事商业佃仆的优遇，说明以商为荣已经成为社会的风尚。 徽商事业上的成就，虽使们们对经商的选择深信不疑，但又深受“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这一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徽州，读书与经商不但不相互排斥，反而紧密结合。“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干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这种“名亦利，利亦名”的心理沟通，奠定了徽商“贾儒结合”的基础，也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长期同步昌盛的基本原因。例如徽商吴季“......孙曾罗列堂中，食指满百，或儒或贾，皆能大振其家声”（吴吉祜《丰南志》第4册《寿季常老侄七秩序》。）。徽商以商为荣，借助商业积聚的财富，在他们的子弟、乡戚当中，培育出大批文人学士，并使他们自身享有一代儒商的称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