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俊（1902-1931），固军坝人。家富裕，幼聪慧，喜爱读书，思想活跃。1919年就读于绥定联合中学。“五四”运动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万源旅外学生一道创办《萼山钟》报，倡导改革，抨击时弊，被校方以“言论激烈，违章肇事”为由开除。1922年秋，赴上海考入同济医学院学习。1923年春，他认为读书和学医都不能救国，遂停学离校，先后在上海、北京、山东等地进行社会考察，参加革命实践。1924年因病返回家乡。
他回乡后接办了厚坪小学，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一面带领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固军坝、厚坪一带，他鼓动人们毁神像，剪长辫，不缠脚，主张男女平等，宣传民主自由，在封闭的乡村蓬勃兴起，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上的沉闷、冷寂气氛为之一扫。1925年秋， 地方官吏克扣赴外地求学学生的生活经费，他带领学生赴县知事公堂，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县知事以“哄闹公堂”罪将他逮捕。狱中，他挥毫在墙壁上写下“身似虎，气如虹，那堪囚絷在笼中。安邦志，济民衷。潜伏爪牙，忍气吞声，任彼小丑且横行。他日身返潭穴后，再作霖雨济群生”的诗句以明其志，壮其行。
1926年春，李家俊被释放出狱后，他往来于宣汉、达县、重庆、成都等地，从事革命活动，适逢陈毅到达县，他与之就革命活动进行了交流，并合影留恋，旋即参加国民党（左派），担任万源县党部执行委员。
1927年3月，他在达县经牟曼悦、牟仲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底，建立中共万源县特别支部，他任支部书记。
中共“八七”会议后，王维舟、唐伯壮等由武汉返回川东，秘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以革命的枪杆子对付-的枪杆子”。他精神振奋地说，“我奋斗多年，现在算是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道，说干就干，我打先锋。”于是，决定在固军一带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4月，武装集结万源固军坝、白羊庙、铁矿坝和宣汉县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和烧炭工人，准备起义。5月12日，在王维舟的支持下，他率300余农民军在区所在地白羊庙打响了起义的枪声，歼敌1个连，随即成立“城万红军游击队”，并建立县农会，李家俊任游击队总指挥和农会主席，在万源、城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盘踞达县的刘存厚获悉起义消息后，十分恐慌，即委任团长廖震代理第三路司令，率3个团兵力，对游击区进行围剿。李家俊采取“寓兵于农”“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以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深入敌后、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飘忽”战术，率领农民起义军陆续发动了攻打白羊庙、石塘坝、井溪坝等一系列战斗，连续粉碎敌人第一、第二次围剿。战斗中，李家俊机智勇敢，多谋善断，指挥灵活，多次化装深入虎穴，出奇制胜，在人民群众中有“千里眼”“顺风耳”“隐身法”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1929年底，中共四川省委派江巴军委书记文强前来根据地协助李家俊工作，成立宣（汉）、达（县）、城（口）、万（源）四县行动委员会，正式命名“城万红军”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李家俊任总指挥，文强为-表，全军发展到2000余人，800余支枪，建立了15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还成立了1个县农会，4个区农会和23个场农会，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
1930年3月，刘存厚以万余兵力向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敌人气势汹汹，步步为营，实行“集村制”“连坐法”，大肆-无辜，血流成河。针对敌我力量悬殊、难以取胜的情况，李家俊与王维舟取得联系，作出“分散行动，隐弊精干，以待时机”的决定。5月李家俊前往省委，其余领导人去陕南等地积极准备，以期再举革命大旗。
1930年8月，李家俊当选为省委行动委员会委员，参加省军委工作。1931年春，李家俊被任命为川东特委军委书记。在重庆工作期间，他勇敢机智，有时身穿长衫，手持水烟袋，满面胡须，斯斯文文是个医生，自称“何胡子”；有时戴礼帽，蹬皮鞋，穿西服，手执文明棍，俨然一达官贵人，自称“李治安”；有时化装成教员或学生，自称“陈国太”；有时扮成工人、商人，自称“刘柏华”。在敌军、政、警、宪、特人员的眼皮下，策动武装起义，开展对敌斗争。同年10月26日，他由合川执行任务返回重庆，经过存心堂街时，被叛徒刘文达出卖而不幸被捕。押送刘湘军部，由刘湘亲自“提讯”。刘湘说：只要你写-、自白书，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李家俊冷笑道：“共产党为国为民干革命，有什么悔过？想我投降变节，那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刘湘见软的不行，便令爪牙多次施用酷刑，李家俊坚强如钢，誓死不屈。29日，在重庆罗家湾被秘密杀害，时仅29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李家俊》说：李家俊是“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在四川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坚强战士和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