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祥（1876年2月4日——1932年8月19日），甘肃省兰州府河州城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绥远都统，安徽省主席，青岛特别市市长。北洋将军府祥武将军。中华民国时期西北马家军领袖，与马福禄、马福寿合成西北三马。
清光绪二十一年间(1895)与其兄福禄招募丁勇，组织民团，协助清军镇压河湟地区各族农民起义，从此跻身仕途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武举，1900年其兄马福禄在北京正阳门与侵华八国联军激战中殉国，马福祥接统遗部继续抗击 。后奉旨护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积功以提督记名” 。辛亥革命积极通电赞成共和，拥护孙中山国民革命，后跟随冯玉祥和蒋介石，先后任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办航空督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32年，病逝于天津，葬于北平三里河回民公墓 。
光绪时代
清光绪十四年（1888），13岁的马福祥随兄马福禄到河州观看陕甘总督杨昌浚阅兵，回家后遂生习武从戎之心，乃随马福禄演习刀枪弓马，三年不废。光绪十六年（1890）完婚，娶双城乡（今临夏县双城村）绅女载德为妻，翌年与三兄马福寿一同参加武举考试。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循化撒拉、回、东乡、保安族等群众近万人在韩奴勒（撒拉族）率领下起义，清廷飞檄甘肃各地，准回族绅士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祥与兄马福禄招募士勇200名，称“安宁军”，分步骑两营，马福禄任督带兼步兵管带，马福祥为骑兵管带，归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节制。
五月初五，河州循化义军猛攻河湟要隘积石关，马福祥兄弟率队往援，解其围。七月二十八日汤彦和军溃于双城堡，汤仅以身免，马福祥兄弟率残部拼死保护汤彦和窜逃甘南绕道进省城，得总督杨昌浚嘉许。起义军以马福祥兄弟“助官军”，烧其“阳洼山住宅，以及亲族庐舍荡然无存”。
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湟、海固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朝廷急调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马福祥兄弟率队配合，与马采哥战于河州城（今临夏）外围，手刃马采哥，河州围解，董福祥赞其兄弟“真良将也”。授马福禄记名总兵职，并将“安宁军”编入简练军。
光绪二十二年（1896）马福祥赴省参加武举考试，以乡试第二名考中武举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义和团起，马福禄、马福祥随董福祥进京，驻防蓟州。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马福祥统率马步七营，驻防山海关。
八国联军从天津进攻北京，马福祥兄弟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同时有义和团配合阻击，在廊坊车站合围侵略军。马福祥兄弟令骑兵下马设伏，步兵两翼包抄，敌近即放枪，敌人死伤甚众。马福祥兄弟“挥短兵闯入敌阵，喋血相搏”。敌人乘火车逃跑。八月十三日，侵略军抵正阳门，马福祥兄弟率部力战，马福禄阵亡，马福祥统率余部。八月二十四日京城失陷，慈禧挟光绪帝西逃，马福祥随驾扈从至西安，担任宫廷警卫。
光绪二十六年（1900）马福祥与慈禧近侍太监张兰德结为金兰，九月清廷屈辱签订《辛丑条约》，两宫回
京。马福祥随驾护送，慈禧、光绪以马福祥“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著加恩，遇缺尽先即补”。光绪二十七年（1901），补为甘肃靖远协副将，奉命回靖远驻防。在此期间，马福祥延请当地名举人高炳辰教读侄马鸿宾、子马鸿逵。自己也博览群书，摹习名人法帖，其书法如人，谨守法度，刚劲有力。
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福祥调任甘肃庄浪协镇守使。光绪三十年（1904），马福祥调任陕甘督标中协。光绪三十一年（1905）升任西宁镇总兵，不久又兼阿尔泰护军使。清宣统元年（1909）升允将部分新军编制改编为常备军，共分马步四标，马福祥任步兵第二标标统。闰二月，马福祥兼代巴里坤镇总兵。是年冬，长庚任陕甘总督，将常备军改为巡防队，马福祥任西路巡防统领，驻防兰州。与彭英甲共同发起创办“光明火柴有限股份公司”。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陕西革命军起义响应。清陕甘总督长庚妄想在甘肃组织-武装，扑灭陕西革命，即在兰州召集官绅开会商议对策。有回族老将甘州提督马进祥（字云卿，固原人，系马鸿逵、马廷贤的岳父）首先反对说：“我在南方多年（曾任广西、广东提督），看清目前形势。这次民军起义，是革命性质，不是过去的一般变乱，要慎重应付。”马福祥也认为：“甘肃财政困难，民生困苦，不宜再从事战争，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而已。”只有在籍的喀什噶尔提督马安良认为是为清廷立功建业的机会，积极主张用兵攻陕，并扬言要“马踏华阴庙，火烧长安城”。长庚即命他星夜向河州征拨门兵，编为西军精锐军十四营，任命他为“西军精锐马步全军军统”，自兼中军，马麒为前军分统，马占奎为左军分统，马麟为右军分统，马国礼为后军分统，配合振武军陆洪涛所部四旗一营，由陇东正面攻陕；另编靖洮军马国仁、骁武军崔正午归固原提督壮凯军军统张行志节制，由陇南进攻陕西，统归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的升允指挥。马福祥则以昭武军驻守兰州。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电示各省以承认共和国体的为拥护，不表态的为反对。马福祥与在省外求学的甘肃青年王之佐等人，多方联系，发动赵惟熙以清朝护理布政使的身份，联络绅士与甘肃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代表全省绅民，通电承认共和政体。袁世凯先电长庚暂时维持甘局，长庚坚持不干。因赵惟熙领衔通电。遂任命赵为甘肃都督。
甘肃临时省议会成立，选临洮人李镜清为议长，马福祥与忠武军统领天水人周务学等30余人为议员。当时驻天水的清军统领黄钺起义自称“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赵惟熙等人主张用武力解决，李镜清、马福祥等出面调解，黄钺取消独立，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天水人民免受一次兵灾。
马安良等各路军回甘后，赵惟熙以攻陕“有功”并想拉拢回军以自重，便大加封赏，请袁世凯任命马安良为甘肃提督，马麒为西宁总兵，马麟为凉州总兵（后调任甘州镇守使，马廷勷为凉州镇守使），马占奎为中营协统，马国仁为秦州总兵，马福祥为宁夏总兵（不久，改宁夏护军使）。这时，甘肃八镇中回族人占其五，世袭相承。到北洋政府时代，只保留甘州、凉州、西宁、宁夏四镇。
在回军中独树一帜尘，马福祥的身世和马安良不同，作风也不相同。马安良是由反清而降清起家的，马福祥则是因保皇而飞黄腾达的。马福祥的父亲马千龄在同治年间的回民变乱中，靠拢官府，办理地方团练，保护乡里。当撒拉族民由循化县进攻积石关时，积极阻击，保护汉藏村落，并以自己的粮食赈济汉藏灾民，建立起友谊关系，致引起反清回族的愤怒，烧毁了他家的住宅及亲族庐舍。马福祥的二兄马福禄考中清朝武进士，马福祥中武举。马福禄自北京回来，要求在马安良部下任一军职而不得，旋在河州总兵汤彦和衙门当了一名“随军参赞”的挂名差事。他为了图功报恩，与马安良争上下，在平变和镇压回众方面特别出力，为清军所信赖，为回民所愤慨。马福祥以其先世办团练以及马福禄庚子之役为国捐躯为光荣，并以科甲出身自豪，鄙视马安良系各首领。辛亥革命时，升允征调回军镇压陕西起义时，马安良提出各分统人选，独不提马福祥。经升允提出，马安良反对说：“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而马福祥也不愿受其指挥，自请留在兰州。迨这支-军队回来，赵惟熙论“功”行赏，以马福祥保卫后方，拥护共和，首先提名为西宁总兵（马福祥在清末任西宁总兵，丁艰在家），马安良起而反对说：“西宁冲要，阁臣（马麒字）去相宜。”旋以外-立为借口，提马福祥任阿尔泰护军使。马福祥志在实权，当然不愿去荒僻的边疆。马安良又推荐为宁夏总兵，说“宁夏为北番之地，云亭去相宜”，赵惟熙照此发表。马福祥失望，延不赴任。马安良每隔十天半月，派小马队到马福祥公馆门口，吹号吵闹，马福祥问其原因，答云“提帅（马安良）听说四大人（马福祥行四）将上任去，特派来送行的。”双方差官且故意制造事端，斗殴伤人，被马安良拘捕扣押。马福祥在这种逼迫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到宁夏去。不想，宁夏因此而成了他以后发迹的基地。
统治宁夏
马福祥在宁夏八年，初到时，正值外蒙库伦宣告独立，绥远（今内蒙自治区）西二盟的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响应骚动，以达拉特旗班达-旺德呢玛为头目，遣兵南下，盘踞河套，震动绥包。马福祥亲赴河套，设计诱擒旺德呢玛，缚送北京。又擒俘伪皇帝达尔六吉。库伦失援，包绥得宁。为北洋政府所重视，擢任宁夏护军使兼宁夏将军，并管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两盟事务。护军使职位，可以向中央直接言事，马福祥向北洋政府条陈边防大计，多中肯綮，迭获嘉奖，由是声望日隆。马安良死后，他便成为甘肃回族军阀中的翘楚。
五马反张
1914年初，袁世凯为控制西北政权，派安徽人张广建督甘。张广建入甘之初，以巡按使名义带有一个混成旅，武器精良，甘肃地方军从未见过。到兰后，分编为左右两支新建军，左军驻省城东郊，安徽人吴攀桂为统领；右军驻临洮，安徽人吴桐仁任统领。另挑精壮千余人作为卫队，驻扎督署。时马安良以提督名义驻在省城南关什字附近帅府街（今互助巷），所部分驻西关、河北、华林山一带，张广建感到威胁，想把马安良调离省城，即请袁世凯任命马为甘州护军使，马辞不就，张又想寻隙以达驱马之目的，便怂恿所属军队每与西军在街头、戏院、茶馆打架闹事。有一次从督署门前打起，马部军士节节退让，经过南关什字，快要到马之府第。马容忍不肯下令还击。经此一事，马恐酿成事端，影响治安。遂带队返回原籍河州。1917年，临洮护法运动发生后，因牵涉到马安良，张广建为了拉拢，任命马的第三子马廷勷为凉州镇守使。
张广建认为陆洪涛之任陇东镇守使、孔繁锦之任陇南镇守使是他保荐的，均是他的亲信。为了笼络地方回族势力，又与马福祥结为同盟兄弟。对马麒方面则由西宁道尹黎丹斡旋，信使往返，联络感情。马麟拜张为老师，执门生礼。在军事上彼此暂时相安无事。在政治上，张带来了一批皖籍老官僚、旧政客把持政柄，横征暴敛，大肆搜刮，增收各种税捐。并以龚庆霖为政务厅长，孔宪廷为兰山道尹，许承尧为渭川道尹，蒯寿枢为榷运局长，洪延祺为财政厅长，郑元良为警务处长。时人称之为“四凶”、“八恶”。同时，还带来大批安徽人，互相援引，委以优差美缺，据说有一理发的也当了县长，一时传为笑柄。当时民谚说：“早上学会安徽话，晚上就把洋刀挂。”（指当军官）张广建利用民间旧存的烟土，-收买，高价贩运，并建立土药、官膏局，稽征、督察处等机关，名为禁烟，实际收税。借口军政开支无着，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达40余种之多，激起宁县、环县等十余县农民“抗捐”“罢耕”斗争，平凉、武都、酒泉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人，于1917年冬至在临洮发动的甘肃护法运动斗争，震动很大，地方群起响应，旅京甘肃同乡也表示同情。当初张广建以巡按使名义督甘后，首先扩建署前牌坊，正中匾曰“宪纲文武”，左曰：“控制三边”，右曰：“保障西域”。实际上已纪纲废驰，威信扫地，自保不暇，遑论西域了。
1919年前后，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学者和研究地方自治的人，有鉴于国家南北对峙，不能统一，军阀割据，互争雄长，使国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乃提倡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成了当时的时髦政治口号。北洋政府采纳众议，制定各项自治法规，令各省成立自治筹备处，北京成立自治讲习所，由各省保荐人员参加学习。同时，有些省份的督军，也响应赞同。如浙江督军卢永祥，进而倡导“联省自治”，订出具体法规，派其儿子卢小嘉赴苏皖各省联系，而其目的在利用联省自治名义，达到联防割据之目的。省外各地的甘肃同乡也迎合潮流，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首先有旅沪的张宗海等通电呼吁在北京的甘籍议员、同乡会和甘肃各镇守使、道尹，倡议驱逐张广建，民选省长，实行自治。马福祥乘机于12月8日通电全国，作出响应。其余各镇内心赞成，但慑于张广建的淫威，不敢公然表态。
同时北京的甘肃议员和同乡，派系很多，有以贾缵绪为首的天水派，以秦望澜为首的会（宁）定（西）派，以周之翰为首的河西派。还有临洮附近各县同乡拥护张维，皋（皋兰）、金（榆中）同乡拥护王鑫润。但对驱逐张广建后的继任省长人选，意见分歧，提不出一个适当人物，只各在本派系内提出一人，向国务院申请，并未引起当时政府的重视。由于马福祥赞成“甘人治甘”，各方视线集中，马福祥联络实力派的镇守使派代表到银川商讨大计。西宁马麒派朱绣为代表，凉州马廷勷派张学仁为代表，甘州马麟派苏成章为代表，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派喇承基为代表。还有北京同乡会推汪青为代表，同时代表河州镇守使裴建准。他们首先制造舆论，云集银川召开‘“公民大会”三天，马福祥和各镇代表及地方绅商学兵各界都参加大会。揭露张广建祸甘罪状，群情愤激。西宁、凉州镇代表明确提出以“武力解决”。大会通过由马福祥、马麒、马廷勷、马麟、马鸿宾领衔，通电全国，列举罪状驱逐张广建，实行自治，这就是“五马”驱张之由来。通电发出后，提倡地方自治的各省旅沪同乡会，北京同乡会和部分议员纷纷响应。但北洋政府国务院迄无表示。马福祥和各代表商议进一步采取武力夺取政权的办法，其战略步骤是由宁夏、西宁、凉州出兵进攻兰州。以宁夏为主力军，俟宁夏军到达一条山（今景泰县），马福祥率骑兵急行军会师，和西宁、凉州兵同攻兰州，估计兰州驻军不多，无力抵抗，逼张广建让位。计划既定，马福祥派马鸿宾为先遣军，行至中卫，有马福祥之掌案（相当于军需处长）兰州人何朴，向马呈送公文之后，马福祥想听取一些舆论，问他；“出兵驱张，外边有啥舆论？”何答：“将军（指马）此举，知道内情的人们说是为民除害，不知的人说回回又反了。”这句话触及了马福祥心弦，立即电令马鸿宾停止待命，不得前进一步。因为他自认为是科第正途出身的人，平素以和睦民族，维持和平相标榜，生平最嫉把“造反”二字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宁可不当督军，不愿冒此逆耳之名。但事已发动，势难终止，就放弃武装夺取的办法，改为和平进攻的方式。1920年12月24日，乃联合各镇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节制，直接听命北洋政府。
这时北洋政府大总统是清朝余孽、北洋系支柱的徐世昌、马福祥以乃兄福禄“效忠”清室阵亡的往事，向徐电陈，望他追念前劳，得一顾之情。原电大意“庚子之际，联军入侵，先兄马福禄率兄弟子侄，保卫清室。前门喋血，以身殉职，忠骨累累，丛葬京师。……”，“福祥束发受书，敬恭桑梓。乙未河湟变起，团结汉藏，毁家纾难。辛亥革命，翊赞共和，拥护中央。调停黄钺独立，饵患无形……”等语。同时，马福祥又走了一条内线，庚子之役慈禧、光绪逃出北京，他扈驾行在，禁卫宫内，结识了慈禧的大宦官张祥斋（宫内称小德张），订为盟交。民国成立后张氏居住天津，当时马鸿逵在北京-任侍从武官，每逢年节赴津探望馈赠，交谊很好。马福祥在这紧要关头，派马鸿逵请张祥斋向徐世昌说项，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广建看到地方自治呼声很高，省内外反对他的声势浩大，势难再恋栈下去，想利用马安良和马福祥之间的矛盾抵制马福祥，邀清马安良来兰代理职务，希图自己安全离甘。马安良欣然就道，行抵锁南坝（今东乡自治县所在地），旧病复发，急回河州后病逝。张广建感到事与愿违，又指使陆洪涛反对马福祥，以密保陆继任督军为条件。陆在甘多年，熟习政情，不敢冒昧从事，怕引起民族纠纷，即嗾使外号“张狼”的帮统张兆钾出面发难，成则自任督军，张可继陆任；不成则充其量将张另调他职。张兆钾向以简单粗暴著称，以权利所在，不加考虑，通电全国说：“甘省汉回世仇，马福祥不能当督军”，并以“身率六十营健儿相与周旋到底”来恫吓。这才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视，不能再延。即调绥远都统蔡成勋为甘肃督军，调马福祥为绥远都统，以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至1920年7月改为镇守使。
北洋政府这一措施，在马福祥虽未达到当督军目的，但绥远是一特别区域，辖制一道、四厅、八县，兼管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等于一省的督军兼省长，况又保持了一个宁夏旧地盘，感到满意。但蔡成勋原兼第一师师长，带兵入甘，地方确实负担不起，无论省内省外，一致坚决反对。陆洪涛利用时机，积极策划、兰州各界举行--，通电全国反对“蔡老虎”督甘。
陆洪涛系随清新疆巡抚陶模来甘，由军功渐升为振武军统领，谨小慎微，为甘人所熟悉，因有张广建的密保，北洋政府遂将蔡成勋另调江西督军，令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而省长职务，则令兰山道尹陈訚代理，不让陆兼任。
各镇守使以驱张、拥马、反蔡目的已达，无甚异议，但对张兆钾通电中“汉回世仇”一语，实不甘心，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授意的是张广建，指使的是陆洪涛。张兆钾仅是一个打手的身份而已。于是对陆洪涛采取既不欢迎也不反对的态度。惟对地方的行政、税收，一手把持。当地的县长、局长自己委派，税收款项，自收自用。陆洪涛困守兰州，一筹莫展，所部军人叫嚣武力征讨，但无奈实力有限。而温和派如督署参谋长魏鸿发（魏绍武）等，却主张和平疏解，遂请前清老翰林刘尔炘出面调停，说什么张兆钾电文中侮辱挑拨之句，出于幕僚措词不当，曲为解释，各镇也就见风转舵，适可而止，复电响应。
甘州马麟（玉清）是各镇中野心不大，势力最小的一个，抱着谁当督军就服从谁的主意。张广建当权时，他连镇署中的一个参谋长都不敢自用，要请张委派，以表心迹。陆洪涛当了督军，他自然也竭力服从，首先响应号召，进省表示诚意，并呼吁各镇一致拥陆，“化干戈为玉帛，共维甘肃之大局”。经此一番斡旋，大家言归于好，还政于省。
马福祥自宁夏到绥远赴任，随带不多的昭武军作卫队。因幅员辽阔，武力空虚，他先改编地方武装郑金声部为绥远混成旅，郑为旅长。又向北洋政府多所陈述，另编了一个混成旅直属中央，（即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马鸿逵为旅长，武器由中央发给，兵源自己招募。马鸿逵在他的原籍临夏，招募农民子弟，重新训练，将原来的昭武军老兵，一律淘汰，因此引起了军官中一些亲属的不满。在训练方面，请吴佩孚派来军事教官罗震为参谋，请冯玉祥派赵守钰为督署参谋长。训练的方式完全采用冯玉祥的规章制度，又向马麒借来马步青的骑兵团来绥支援，所部共约六七千人，地方暂告平靖。
在政治方面，对曾经同意他反张的人，各予适当安置。在议员中，以吴本植为财政厅长，段永新为实业厅长，敏翰章为军需处长（未就），范振绪为萨拉齐县县长。在军代表中，以张学仁为土默特总管（等于地政局长），喇承基为马鸿宾的团长。还用临潭人、日本士官生包述铣为参谋长，联络蒙汉各方上层人士。马福祥到绥后，处于直系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两大势力之间，为两方所争取。
1922年第一以自己兵力不足，地方辽阔，奔走于吴、张之间，说明不能有一臂之助，为两方所谅解。及1924年第二次直奉之战，因地势关系，参加直方，派马鸿逵带领所部及绥远地方军，归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指挥，取道热河攻奉，行抵赤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冯军回京，站在胜利一边。这时，绥远划定为冯军势力范围，马福祥探得其情，自请让出绥远，遂被任为西北边防会办，扩编马鸿逵部为冯军第七师，马鸿逵任师长、第四路军司令，归孙良诚指挥，援陕攻豫，参加大战。1926年春，冯玉祥在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下失败，赴苏联时，马福祥直送到平地泉，冯即向北洋政府推荐马福祥为航空督办。马蛰居天津，并未到职。
投靠国府
1928年4月，蒋、桂、冯、阎联合“北伐”时，马福祥透过关系，从天津秘密南下，到徐州晋见蒋介石，陈述统一北方、安定西北计划，蒋鉴其熟习北方政情，又与奉张、阎、冯及吴佩孚都有关系，且其子马鸿逵正在为冯效力，其侄马鸿宾又任宁夏镇守使，为西北回族中的一个实力派。即任命马福祥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开封、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编遣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29年5月，阎、冯联合反蒋时，马福祥于事前被蒋介石派往冯玉祥处疏通，希望和平协商，不要用兵，马到华山冯的总部，正在斡旋时，其子马鸿逵联络韩复榘、石友三，突然率部10万人反冯投蒋，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使冯的40万大军乱了部署，放弃京汉路战线，这就使马福祥的处境，十分尴尬。马福祥甚感自危，又身在虎穴，急忙派人向驻防陕西朝邑的侄子、冯部军长马鸿宾通消息。马鸿宾经过缜密的考虑后，感到只有自己挺身而出，向冯玉祥面谈，或可达到救叔之希望。自韩、石、马叛冯后，冯玉祥已令宋哲元部队向朝邑包围，严密监视马鸿宾部的举动。马鸿宾见冯后，首先说由于他们平常教育无方，发生了马鸿逵叛逆罪行，愿将部队立即交出，请冯派人接管，自己在冯的身边听候差遣，以赎前愆。冯听了怒气稍平，说：“马鸿逵的事，不-事，事实上你们父、兄也管不了他，我对你仍旧相信，不必顾虑，好好练你的兵。”接着冯玉祥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提出要“倒蒋”、“倒阎（锡山）”大家明知自己力量不够，不能同时两面作战，但又不敢向冯当面提出。马鸿宾毅然发言，分析了敌我力量，建议先“倒蒋”胜后再“倒阎”，大家相继发言赞同。冯考虑后觉得有理，即决定派人去联系阎锡山，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人选，马鸿宾趁机建议说马福祥与阎锡山是多年换帖弟兄，请考虑前往，冯即决定放了马福祥，由马鸿宾接去，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协商结果，冯玉祥通电下野，部队交宋哲元统率，马福祥平安回到南京。冯玉祥到太原后，却被阎锡山软禁在晋祠8个月之久。
到了1930年，蒋介石稳定北方局势以后，准备向阎锡山动手，把大批部队集结到晋北边境和石家庄、娘子关一带，阎锡山情急，才主动向冯玉祥道歉，商定再次联合“倒蒋”。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任“副总司令”，掀起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扩编马鸿逵为讨逆军十五路总指挥，在陇海、津浦各线作战，为蒋出力不小，对蒋军的取胜起了一定作用。冯军溃败后，所部投蒋、投张学良，意见不一，各方自觅出路。
马福祥因以前曾任过冯玉祥的“西北边防会办”，又因马鸿逵在冯部数年，善于交际，与冯部将领或结盟换帖或密切往还，如孙连仲等人对马福祥都非常尊敬。马福祥遂衔蒋命奔走阎、冯与各将领之间，劝说冯部将领接受编遣，各得安排。1930年1月，马福祥被任命为青岛市长⑶，当时纱厂工人因劳资关系，-对抗日本资方，马福祥与日领事几经协商，另订新约，工潮始息⑷。旋调任安徽省主席，在职7月，大半时间奔走于南京、北京、郑州、西安之间，为蒋介石与各军阀之间作联络调解工作，省政则由程天放代理主席，形成看守政府，无大措施。旋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特别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工作，召开蒙藏会议，0-派人贡忱，班禅-不断派员输诚拥护。秋季辞职⑸，专任国民政府委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等职。马福祥对甘肃政治本不想染指，但对当年所受陆、张之耻辱，耿耿在心，1931年1月，他向蒋介石推荐马鸿宾任甘肃主席，不料马鸿宾不谙甘肃政情，不能控制复杂局面，未数月，为国民党政客与冯系军人发动政变，失败而去。马福祥认为有伤他在中央的威信，因之抑郁成疾，于1932年，在鸡公山得病，在赴北京就医途中，行抵琉璃河去世。
个人轶事
马福祥好读书，善书法，留心时政，喜欢接近汉族中上层人士。幕府中所延揽的人中，有擅长时文的，有长于研究金石书画的，也有专写电文书札的。他自称“戎马书生”，相识之人，诩为“儒将”。晚年，自书“贺兰舞剑，青山立马，沧海擢缨，长江观潮”，叙其经历。他长于交际，善于游说，清朝的翰林、进士，北洋的督军、省长，以及国民党的显要如戴季陶、何应钦、陈果夫等人，相与往还，或订为金兰，或亲密结交，常语人：“生平无不可言之事，天下无不可交之人。”这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也取得了不小的帮助。他的处世哲学，崇尚黄老祸福相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说，尝亲书《黄石公素书》并以之规劝朋友，激励部属，训诫子弟。他熟习历史掌故、封建礼俗，在宁夏期间，好整以暇，继志述事，给他父、兄请恤立碑，请名人书写，精工镌刻，在原籍建立碑亭，供众浏览。并为其父做冥寿。
马福祥在宁夏创立了蒙回师范，在北京资助成达师范、西北中学（一说西北公学），在兰州、临夏、包头等地设立学校30余处。他的遗作有《磨盾余墨》、《蒙藏状况》、《先哲言行类钞》、《训诫子侄书》等。为了供研究儒、释、回、耶各种宗教的需要，曾刊印回教名人所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五功释义》、《清真指南》等十余种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