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鉴(1785——1858年)，武威人， 曾任过一个时期小京官，道光十一年(1831年)开始以道府用，此后历任粮储道、按察使、府尹、布政使，道光十九年(1839年)署江苏巡抚，不久，升为河南巡抚。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授两江总督。
当时，英军入侵浙东，危及江苏。牛鉴抵任后，一度曾以“江、浙毗连”为由，奏调防海。道光帝谕其对“江苏各海口，防堵事宜，亟须筹办，务使处处有备，不致临时周章。”①实际上，牛鉴对防堵事宜，很少过问，上海、吴淞防务主要是江苏巡抚梁章钜会同江南提督陈化成认真经办。牛鉴只是同意梁章钜对上海实行开港的主张，以“上海县口，日久封闭，商船守候多时”为由，与梁章钜共同向道光奏请开港。牛鉴对道光帝强调江苏各海口，“务使处处有备”的旨意，根本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加以抵制。
就在牛鉴上任两江总督的同月(九月)，京口副都统海龄亲到焦山地带，查看长江形势，以为当时焦山一带只有旗兵一千六百人，不敷守御，曾奏请添兵，增强防守力量，并给其营兵预支半年钱米，道光帝即谕牛鉴等“体察情形调派，毋误事机”，而牛鉴“均以毋庸入告”②。
十月，江南著名“谋士”包世臣向前任江南提督陈阶平(即陈化成，1842年6月牺牲于上海吴淞)上 书，认为“江南海防，狼、福以上三百余里，并无险隘”，要求在丹徒境内的圌山设立军事“重镇”。并具体提出：凿石开山，修筑炮台；木龙扎栅，安设炮位；环山咀三面，分三层安设大中小炮；再用红船数十，列载小炮，巡徼栅外；并在三江营署前，坚筑炮台，从而达到“南北夹击”使侵略军“不敢内犯”③。陈阶平即告牛鉴，但牛鉴对包世臣的这些献策，十分冷淡，“莫有然其说者”④。
牛鉴对两江防务很不热心，其原因是想坐观浙江局势变化，以等待时机，向侵略者妥协“议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因“疏防火药被焚，伤毙防护员弁”，牛鉴受到革职留任处分。同月九日，英军攻占乍浦，上海、吴淞面临严重威胁。牛鉴便与耆英、奕经等人相呼应，竟无视道光帝“竭力严防”谕旨，否认江苏各口海防的必要，公然纵容侵略者入江内犯。当道光帝闻讯乍浦失守，即谕牛鉴、陈化成当此吃紧之时，务须“督率文武员弁，昼夜竭力严防，毋稍疏虞”“纪律严明，有进无退”“其有首先退却者，即以军法从事”⑤。四月二十五日牛鉴奏复，则对道光帝说：“逆夷行事，虽属诡诈多端，然其志在牟利通商，并非争城略地”“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⑥实际上，所谓仅“止须扼定吴淞一口”，也不过是牛鉴应付道光帝的哄骗虚词而已。
与牛鉴相反，当时驻防吴淞的江南提督陈化成面对英军进攻形势，不分寒暑，深入军营，与士卒同甘苦，积极备战，切实加强防守力量，时刻准备着打击来犯之敌。
1842年8月20日，牛鉴同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同英国签定《南京条约》，谈判中，他们对英国的条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轶事典故
牛鉴蒙羞
清朝人牛鉴少年时家贫，徒步走了一千多里地，到西安关中书院读书，无法解决食宿，常常寄食在院中厨师家里。那个厨师待他很宽厚，也不要他报偿。牛鉴做官后，送给厨师千金为报。后来牛鉴出任两江清总督时，厨师已经七十多岁了，家境也宽裕了，来访牛鉴，被牛鉴留在官署中。
鸦片战事起，提督陈化成、钦差大臣裕谦战死，于是牛鉴附和奕山，力主和议。厨师给家中捎书，将家中产业全部卖掉，得汇银二千两，拿来见牛鉴，说：“牛先生，从前我接济你，觉得你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并没想要报偿。不想你今天这样误国，这是你从前送给我的，本利全部还你，我回去继续当厨师去。”牛鉴挽留不住，厨师找乡人借了钱，回家了。
坐着轿子上战场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已经危及长江口岸，但牛鉴认为英军不会进犯长江，所以对海防并不热心。1842年6月，英军向长江口岸第一道门户——吴淞口，发起猛烈进攻。牛鉴命当时镇守该地的老将军陈化成退避宝山，却遭到拒绝。为保住他的乌纱帽，只好亲自率兵增援。而在紧要关头，牛鉴还是摆着总督的架子，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赶往前线。结果被英军一炮将轿子打翻，牛鉴混进士兵队伍里逃走。吴淞口守将陈化成阵亡，阵地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