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诚，1915年8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研子岗杨保益湾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八岁时入私塾，后来由三伯资助到汉口新民小学读书。1930年他考入湖北省立高中，因经济困难，白天读书，晚上做工。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二九运动后，转入哲学系学习。
杨学诚初入清华时，还是一个埋头读书，不太关心政治的人。那时他常夹着书本进图书馆，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参加课外活动。随着日本侵略者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开始关心时局问题，每天到阅报室聚精会神地阅读报纸，了解时局的变化，思虑着国家的前途。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学诚积极地参加--。当中共北平市委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时，他首先报名参加。他与李昌、于光远等组成了第三团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情况，选好路线，安排食宿。杨学诚没有自行车，他常常徒步跟着有自行车的同学赶路。因此，一路上他非常辛苦，赶路时总是半走半跑，汗流浃背。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在宣传团到达固安时，他由于过度疲劳而病倒了。
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立后，杨学诚成为活跃分子。他承担了很多重要工作，对每一件事都认真负责。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他值勤守夜；在开大会的时候，他巡逻放哨。凡是比较艰苦的事，他都抢着去做，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有一次，在清华学生会主持召开的反法西斯晚会上，有个混入学生中的汉奸跑到会场捣乱，打翻了会场门口写着抗日标语的灯笼，撕毁了会场上张贴的标语。见此情景，杨学诚首先振臂而起，率领同学们痛打了这个坏蛋。
1936年2月29日黎明，国民党反动派出动400多名-开进清华大学，搜捕-的领导人。当晚又增兵到四五千人，对清华园实行-，四处搜查。这时同学们都躲进体育馆，杨学诚和何礼等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监视敌人，他们密切注视全副武装-的一切活动，直到学运领导人安全撤走后，他们才离开。当时学运领导人蒋南翔隐蔽到杨学诚房里，安然脱险。
这次大搜捕之后，民先队一些主要领导人离校隐蔽起来，为了继续开展斗争，3月间，清华民先队举行全体队员大会，选举李昌、杨学诚等为大队领导人。3月31日，为追悼死在狱中的郭清，民先队和进步学生约2000人，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大会。杨学诚和其他几个人抬着一口空棺材进了会场，准备会后抬棺-。因国民党反动派堵住了学校大门，于是同学们在三院后墙挖开了一个大缺口，杨学诚和李昌等便把空棺材弄出墙外，跟着冲出六七百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抬棺-。
1936年5月，杨学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因李昌要负责民先队总队的工作，清华民先队大队部的工作就由杨学诚、凌松如、纪毓秀、林传鼎等人担任。当时清华参加政治活动的学生分为三派：左派是民先队，占全校学生半数；右派是护校团，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党分子和特务；还有救亡团，是爱国的群众组织。护校团斗不过民先队，于是每逢开大会时，他们就进行捣乱，破坏会场秩序，两派常发生武斗。有一次，护校团擅自搜查民先队员的寝室，把收到的大批《新华周刊》和其他救亡书籍，搬到操场上烧毁，还喊反动口号，清华民先队闻讯紧急集合，由杨学诚率领，跑步赶到操场，经过一场搏斗，把护校团打得抱头鼠窜。
同年秋后，杨学诚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逐步由遇事猛打猛冲变为沉着冷静，以智取胜。当时的清华大学，斗争十分激烈。无论是在学生会中，还是在民先队中，都存在着组织上的对抗或政治上的分歧；就是在党内，也有所谓少壮派和元老派的斗争。少壮派的领导核心，是蒋南翔、李昌、杨学诚、凌松如等；元老派的代表人物则有黄形、吴之光、徐高莞等。两派分歧的焦点是：元老派主张走上层路线，轻视下层群众，强调研究理论，轻视实际工作；少壮派则反对这些主张。所以少壮派受到党员、民先队中多数人的拥护。在这种形势下，每一事件的发生，在校内总要产生种种激烈的争端，在每次会议上，种种意见纷然杂陈。当时身为党支部书记的杨学诚，深入调查研究，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批判了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实际斗争中去，并取得了胜利。
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杨学诚和黄敬、李昌、林一山等跟刘少奇、彭真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他们听了毛泽东主席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毛泽东对北方青年的谈话。杨学诚和另外两人在会上发言，他们汇报了革命学生的思想情绪，并对今后的斗争提出建议。后来，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的结论部分，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会后，杨学诚回到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城西区委书记。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杨学诚和蒋南翔等人，隐蔽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小会馆中，秘密筹划组织-学生的抗日工作。他们在离开北平的前两天，设法返回清华校园，分头将分藏在几个地方的-烧毁。同时又把城内的一些民先队员集合起来，撤到天津。他们在天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部分民先队员北上参加游击队，一部分队员南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杨学诚与蒋南翔随队南下。在南下的活动中，杨学诚是平津-学生的主要领导者，他先后领导建立了济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学会的工作。
1937年9月初，杨学诚来到武汉，这时南京已沦陷。为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在武昌三道街租了几间房子，办了个补习学校，作为活动地点。他又与姜纪常、孙世实等成立了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这是武汉第一个救亡运动的宣传组织，活跃在湖北各地。不久，中共湖北省委成立，杨学诚参加了省委工作，任青年书记。他遵照省委的指示，与刘西尧、-、陶铸、张执一、-等分赴鄂东、鄂中、鄂北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
1938年杨学诚与陶铸一起到鄂中后，在应城汤池办起了合作事业训练班和临时学校。训练班办了4期，临时学校分为3个队，每队80人，学习内容有政治、军事、战地救护。在陶铸因故离开汤池后，党的主要领导工作由杨学诚担任，他住在夏家庙指导全面工作。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仅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培训了600多名抗日武装干部，为鄂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好了干部方面的准备工作。
1938年8月，鄂中特委成立，杨学诚任特委书记。11月，他又参加了设在随县均川镇的抗敌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他以该会名义负责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第二期训练班设在长岗店附近的祠堂里，杨学诚任教育长，李范一兼任班主任。他们采取了正规的军事教育制度，为应城、钟祥、京山等县培训了一批地方军事干部。另外，他还在长岗店北边的陆家台子办了一期三四十人的党训班，为各县培训了一批党的基层干部。
在武汉沦陷前，由杨学诚主持，鄂中特委在应城矿区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会上，他分析了鄂中形势，提出了“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斗争”的口号，同时决定以应城的矿区、京山的石板河、天门的皂市、安陆的雷公店、应山的肖家店等地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武汉沦陷后，杨学诚与陶铸二人又设法筹备武器，一方面通过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供职的共产党员，控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另一方面在应城筹集了资金，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从香港买了36支驳壳枪，成立了汤池手枪队。
1938年秋，杨学诚带领应城潘家集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成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不久，陶铸带着汤池训练班的20多人来到这里，队伍发展到40多人。杨学诚与陶铸二人商量决定，召开行政会议，选举了蔡松云为队长、陆秀山为政委。后又找回撤退到天汉湖区的原手枪队。11月上旬，鄂中特委在丁家冲召开会议，研究整编部队工作。会上，杨学诚提出“大力搜集武器，发展抗日武装”的要求。会后，杨学诚又组织潘家集商民自卫队收集国民党溃军0，发动大家在水塘冰下捞枪，并在应城矿井扩军。至12月份，这支队伍已有步枪50多支，组成了3个分队。这时应城巡检司党领导的武装30多人，20余支枪，也到丁家冲会合。另外，通过杨学诚做工作，应城县政府常备队李又唐部200多人，也来到了丁家冲。于是，应城抗日自卫队正式成立了。陶铸说：“在发展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扩大武装的工作上，学诚同志都有很大贡献。”
1939年1月下旬，鄂中区党委成立，钱瑛任党委书记，后由杨学诚代理党委书记。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精神所确定的工作方针是：加强统一战线，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月28日，刘少奇由中央抵达华中局所在地——河南竹沟，传达了党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听说鄂中地区在杨学诚、钱瑛、陶铸等同志的领导下，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矿山工人为骨干，组织起抗日武装，就专门把杨学诚、钱瑛二人找去汇报。刘少奇听完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杨学诚同志在鄂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虽年轻，但处理问题却能深思熟虑，冷静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毛病。”
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率新四军南下部队来到京山县养马畈，找到了杨学诚和陶铸，遵照上级决定，重新组织了鄂中区党委，并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应城抗日自卫队第三、第四支队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这个决定由杨学诚在军人大会上宣布。那天，应城抗日自卫队和南下部队都集中在村旁的稻场上，杨学诚首先讲话，他代表应城抗日自卫队对南下部队表示欢迎，接着又宣布党委的决定，战士们听后都沉浸在一片激动和欢乐之中。
同年11月中旬，在四望山召开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会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鄂豫皖、鄂中、鄂东3个区党委，统一成立鄂豫边区党委。杨学诚任边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后又兼任社会部长。
1940年，在小花岭召开的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杨学诚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他要求大家必须与顽固分子作坚决斗争。
同年4月，遵照-命令，鄂豫边区新四军的主力东进，留守后方的部队成立路西指挥部，由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统一指挥京山、安陆、应山、天门等地的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团及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8月，边区党委决定开辟天西地区为根据地，在南山成立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当时在天西有潘殿华、潘尚斌父子约2000人的地主武装，盘踞在石家河、带家河、西龙尾山一带，他们是坚决-的顽固派，边区党委决定首先歼灭这股地方顽固势力。8月15日，刘少卿和杨学诚率领部队从南山出发，17日到达天西，随即发起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仅3个小时的战斗，潘军即被全部击溃。刘少卿、杨学诚所率部队控制了石家河一带阵地，建立了中共天门、京山等县委。
1941年4月，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在京山向家冲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边区行政公署，杨学诚当选为行署副主席，兼党组负责人。从此，他积极投入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他团结各党派抗日人士，努力实施坚持抗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项法令，对边区的长期抗战斗争，发展人民民主力量做出了贡献。不久，他深入到黄陂县，与魏天一、任士舜等一起，进行了改造“红学”的工作，他认为“红学”既是封建迷信的帮会组织，有落后的一面；又看到其成员多是贫苦农民，因而又有反抗压迫的一面。当时塔城乡的“红学”就曾与国民党顽军打过仗。后来杨学诚在蔡店西畈陈家湾主持召开了“红学”群众大会，他在会上作报告，赞扬了“红学”与顽军作战的精神，号召“红学”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武装自卫。会后，成立了黄陂塔城乡“红学”自卫队，到1942年该组织改为民兵。
1942年7月27日，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五师挺进鄂南地区。杨学诚与刘少卿奉命率领部队向鄂南进发。8月1日从黄冈与下巴河之间过江，8月2日击溃刘仁八、谭家河一带守敌，建立了中共大(冶)阳(新)、武(昌)鄂(城)两个工委。8月5日，他们又率部向通山北大幕山挺进。10日成立鄂皖兵团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委。
杨学诚由鄂南返回边区后，积劳成疾，患了结核性肋膜炎，战争环境中，他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疗养，病情日重一日，终于卧床不起。1944年3月6日，平汉线各据点日军出扰大悟山根据地，第二天，组织上将杨学诚转移至大悟山以北。不久，杨学诚病逝于高家洼，时年29岁。
杨学诚逝世后，边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郑位三、许子威等代表边区党和政府在会上先后讲了话。杨学诚的遗体安葬在黄陂县木兰山南边的七峰山下。全国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为烈士树碑并撰写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