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鹗(1891～1970)字卓儒，化名赵民仁、林枫桢。陕西户县人。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史地专业，参与组织高师陕西学生同乡会；1920年初同旅京同学魏野畴、杨钟健等创办《秦钟》半月刊，抨击陕西当局的黑暗统治，团结众多的旅京同学。五四运动中，他被高师学生会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交际干事，曾以学生代表的资格出席环球中国学生会。1921年毕业回陕，先后从事教育八年，担任过渭北中学、户县中学、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女子师范等校教员和省立二师校长等职。这期间，他当教员，备课认真，讲授生动；他任校长，致力教学改革，要求教师“尽量辅导学生自学，走向独立思考的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韩从政多年，历任绥德、米脂、安康、南郑、长安等县县长。他每到一县，均以政教合一、赞助革命为旗帜。初任绥德县县长时，有一天省立四师学生--，呼口号，散发传单，反对军阀统治，韩也公开参加到-行列中去，被群众称为“平民县长”。他曾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并帮助革命工作。他任陕西省教育厅视学科科长时，中共党员杨干清的身份被厅长黄统发现。韩在黄面前力费口舌，多方周旋，终使杨免遭关押。共产党员李子洲病逝于西安西华门宋哲元军法处的看守所，韩不但自己掏钱为故友买棺材，而且亲手为烈士殓尸。红四方面军进军陕南，南郑的国民党-大为惊恐，以“共党嫌疑”逮捕了联中校长周彬如、五中校长易厚庵、教员冯幼平及学生赫作田等。韩时任南郑县县长，采取曲线迂回的办法，从中巧妙周旋，先将周彬如等寄押于高等法院南郑分院看守所，又趁1933年孙蔚如由兰州换防南郑之隙，先同杜斌丞谈妥再报省肃反会，使被捕师生获释。1934年9月，韩调西安，任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西安事变时，他是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被杨虎城委任为长安县县长，县政府设在西安城内西大街。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不久，通过中共西北特支组织召开的各界群众救国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就是在他的办公室举行的。随后，长安县政府成为中共广泛联系进步人士的接待站，不仅徐彬如等中共党员经常来来往往，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也多次在这里讲演，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政策。1939年3月，因不堪忍受蒋鼎文、彭昭贤之威逼，韩辞去长安县县长职，前往晋南任第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军需处处长。他除搞好军需品供应，还从各方面招收进步青年为各团配备文化教官；经韩力争，师长允许他与连以上军官随时谈话，从而使该师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同年10月，他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委以该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12月，蒋介石阴谋使第四集团军自生自灭，几乎完全停发一切经费、装备。为了挽救危局，韩向重庆军事当局指出：“第四集团军自七七事变后，即派出大部队在保定一带与敌作战，伤亡惨重，人所共知。现在中条山一带与敌作战，往复周旋，血战不知几凡，迭挫凶锋，以保国土，全国闻名，而武器之恶劣，军需之艰苦，凡与之接触者，莫不惊奇。值此抗日酣战之际，倘对此抗日有功部队不予补给，另具意图，我不知将何以励其余。”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韩积极投身-。1941年12月，经严信民、章伯钧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次年7月在民盟一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竭尽全力为独立、民主、自由而努力工作。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下，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韩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坚决拥护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949年8月，韩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政务院人民检查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又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8月和1952年11月，被选为陕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1月撤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韩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到1957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政协陕西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委、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韩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但他没有怨言，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忧虑。1959年，当彭德怀也被错误批判时，他尖锐地指出：“如此下去，怎么向西北人民交代?!”“文革”期间，韩被隔离审查，冤死狱中。1979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原处理决定，为其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