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唯建（1907～1981），男，四川成都人，原名惟健，笔名四郎，诗人，翻译家。1928 年3 月与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庐隐相识，1930年结为伉俪。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杜甫研究会会员。
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有郑振锋等21人，其中女性只有一个，那就是“五四”时期以写“问题小说”与冰心齐名的庐隐。
庐隐原名黄英，福建闽侯南屿乡人，1899年5月4日生于福建。在“五四”运动中，庐隐非常活跃。上学期间，她发现同她订过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落后，与她志趣不同，就断然提出解除婚约，表现了新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无畏和勇敢。并且，庐隐还写了控诉包办婚姻为题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锋推荐1921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接着，她连续发表了《一封信》、《余泪》、《或人的悲哀》等短篇小说。
1922年，庐隐由北京女高师毕业，先后在安徽宣城某中学和北京师大附中任教。第二年夏她与北大哲学系高才生郭梦良认识。郭倾向国家主义，办有《奋斗》杂志，并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庐隐也深受他的思想影响，倾慕他的才华，两人恋爱了好几年。婚爱自由是女性解放的基点，深受五四精神浸染的庐隐抱着“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的信念，1923年她准备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结婚，遭到了家族的反对。但庐隐不顾一切地坚持她的爱，最终与郭梦良在上海结为夫妇。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甜美。世俗的嘲讽、婆母的歧视、处境的尴尬，都使她感到精神上的不快。而最不幸的是结婚刚两年，郭梦良就患肺病弃她而去，留下一个女儿，郭薇萱。在福州滞留期间，她写下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诉说自己心头的郁闷和孤苦。
1926年夏，庐隐离开郭家去了上海，在大夏大学附中任女生指导员。翌年春，又回到北京，先后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和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她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华严月刊》，并自费筹办华严书店。这段时间，她出版了散文、小说集《曼丽》，写了日记体中篇小说《归雁》。
正当庐隐仍然沉浸在丧夫之痛，无法解脱时，一个年轻的诗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李唯建。李唯建四川成都人，生于1907年。192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他酷爱拜伦、雪莱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并和泰戈尔通过信。1926年开始，他用英文写了95首散文诗，以表达内心的痛苦和解除痛苦的喜悦之情，后集编为《生命之复活》，一直到1934年，才在中华书局出版。
1928年3月8日，一次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教授林宰平介绍，在瞿世英家里，他第一次见到庐隐。庐隐问起他的文学爱好及写作情况，留给他一个地址，这样两人就有了交往。
开始他们只是读文学，谈人生，还是纯粹的友谊，小她九岁的李唯建称庐隐为“姐姐”、“心灵的姐”。后来，李唯建竟然爱上了她，并一再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庐隐在经历了订婚、解约、恋爱、结婚、丧夫等一系列挫折后，在感情方面比较慎重了，考虑到两人年龄的悬殊和可能引起的外界非议，起初拒绝了他。但李唯建决不放弃，一再劝说她：“我以为你太注意世人的批评。世人的议论只是一种偏见……我们又何必看重他们的浅见呢？”
庐隐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于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入世以来只有你是唯一认识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愿为你受尽一切的苦恼。”她最后下定决心：“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么，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1930年8月，庐隐毅然决然地辞去北京师大附中的教职，带着她的小情人李唯建东渡扶桑，在东京筑起了爱巢。在东京，庐隐写了一些反映日本习俗和社会的散文。这年年底，因经济不支，他俩不得不回到中国，又在西子湖边住了半年。在杭州期间，庐隐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后来集编为《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其中的《玫瑰的刺》是他们夫妇俩在西子湖畔的生活实录，从中可以看出他俩那时过得多么幸福愉快。另外，庐隐还写了一篇哀怨的长篇爱情小说《象牙戒指》,是为纪念她的好友石评梅写的，书中的女主人公张沁珠就是石评梅的化身。小说刊于《小说日报》22卷8-9号及11、12号合刊，其余部分可惜焚于“一.二八”日寇侵华的战火。
一年后，庐隐夫妇由杭州到了上海，庐隐由陈鹤琴介绍到工部局女中（现上海市第一中学）教书，李唯建则由刘大杰介绍到中华书局任。同时，他俩的书信集《云鸥情书集》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冷鸥”是庐隐，“异云”是李唯建。作家王礼锡在“序”中指出：“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染成的，它代表了这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爆发，庐隐创作了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这是她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一个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女作家，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她的笔来表现为国家存亡而斗争的人和事。
在上海的那几年，李唯建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甚密。在《新月》月刊、《诗刊》、《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新诗、译诗和译文，出版了长诗《影》（1933年，新时代书局）和《祈祷》（1933年，新月书店），并翻译了传记小说《爱俪儿》（1931年，中华书局）和《英国近代诗歌选译》（1934年，中华书局）。
庐隐在三十三四岁时，已是当时文坛上名气很大的女作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却在风华正茂的中年，因为临盆难产，在上海大华医院抢救无效，逝于1934年5月13日，走向了永久沉默的深渊。当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了《庐隐自传》，1936年北新出版社出版了《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火焰》(长篇小说)，中央书店出版了《庐隐选集》、《庐隐创作选》，1947年上海新象书店出版了《庐隐佳作选》。在庐隐去世一周年之际，李唯建写了一篇字字血泪、句句深情的《悼庐隐》，刊登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上。
后来，李唯建回到四川，创办了《大华报》，出版了小品文集《唯建的漫读》和《相思草》。解放后，李唯建出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翻译出版了美国柯柏的《四川军阀》，还用英语体选译了带注释的《杜甫诗歌四十首》。
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诗中忆及与庐隐相识、恋爱、结婚、死别的一段生活，他哀叹：
“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
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
1981年11月12日，李唯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