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德，汉族，（1915—1938）曾用名王贵贵，1915年出生于归绥城东郊腾家营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腾家营村）。王家有六个子女，王之德排行0。王之德的父亲王富年是腾家营村村长，思想开明，待人热情，威望较高，村里每家每户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
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及教育制。民主人士李致芳在绥远国民党地方派张钦、于存灏等人的支持下，在归绥巧尔齐召创办了名言学校。1934年，名言学校迁到归绥城东郊腾家营村龙王庙，挂“归绥私立名言中心小学普及教育区”校牌。学校聘请刘洪雄、杨植霖、王建功等共产党员任教，教学上内容主要践行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教学理念，同时加入了抗日救国的内容。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名言学校为中国革命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王之德就是其中的骨干。
1934年，19岁的王之德在滕家营村名言学校学习时，受到了当时在名言学校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的共产党员刘洪雄、杨植霖等人的革命思想熏陶，逐渐跟随刘洪雄、杨植霖等共产党人参加了革命斗争。由于他在当地群众基础好，思想进步，身手敏捷，深受杨植霖同志喜爱，被选为贴身警卫员。1937年，杨植霖带领王之德、史忠、刘挠师和蒙古族青年王大吉等六个人从兵州亥上了大青山打游击。
193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之德，被杨植霖派到兵州亥村一带活动，暗地收集0，准备再搞武装运动。当时，正好赶上兵州亥村财主郑二准备把自己私藏的武器交给国民党“自卫军”二十一团，二十一团团长张亮已派人与郑二接头谈妥。得知这一消息后，杨植霖决定先行下手。经过反复商量，这次夺枪任务就落在王之德身上。杨植霖派王之德冒充二十一团的士兵到郑二家夺枪，行动前杨植霖一再叮嘱王之德既要胆大，不能让对方看出破绽，又要细心，斗智斗勇争取把枪拿到手。王之德隐蔽在郑二家周围观察，他趁郑二不在家的时候，一个人进入郑二家。
郑二的儿子郑天玉听说二十一-人来取枪，就把王之德让进屋里。但郑天玉还是起了疑心，于是把王之德上下打量几眼，
郑天玉：“朋友，我过去没见过你。”
王之德：“是吗，张亮的人难道你都认识吗?”
郑天玉：“枪还不在手头，你改日再来吧。”
王之德：“不行，下一次山不容易，很费劲呀!”
郑天玉：“请你包涵，枪确实不在手头。”
王之德：“痛快些，你给还是不给，让我空手回去怎么交差?”王之德火了。
郑天玉仍想拖延，但王之德的态度强硬，他见势不对急忙说：“不要误会，不要动气，这就拿。”郑天玉从房后拿出三支步枪。
王之德：“不是五支吗? 剩下那两支呢?”
郑天玉：“只有这三支，剩下那两支以后再从别处搞。”
王之德恐生意外，看到不能再拖延时间便说：“好，我过两天再来取剩下的！”，背起枪便往外走。郑天玉连忙堵住门说：“朋友，过去没见过面，请留下名号，以后好联系。”王之德“喀搭”一声把子弹推上膛说：“少啰嗦，滚蛋!”说完就闯出门，飞一般地跑出了院子，返回了根据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名言学校-停课。当年秋天，王之德受杨植霖派遣回到滕家营村隐蔽，后和高凤英同志在归绥滕家营村一带，动员18名青年农民组建了“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他们除奸惩恶，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斗争。1937年初冬，为了解决游击队武器短缺问题，王之德瞒着家人，夜里偷偷把家里比较值钱的谷草卖掉，去归绥城内为游击队购买0。但在城内被日本宪兵队发现，被捕后投入归绥监狱。在狱中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如灌煤油、辣椒水、钉竹签、压老虎凳等对他进行非人折磨，但他守口如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因为当时，他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身份是给西北边防自卫军某部魏赐泰(绰号叫常胡子)当护兵的，所以身上通常装有常胡子的招兵名册。捕后他矢口否认是共产党，敌人也拿不出确实可靠的证据，加上我党地下工作者刘洪雄、郝登鸿的积极营救，就把他释放了。他脱下军装，扔了空枪盒子，别着手枪上了大青山。
1938年6月，高凤英和王之德带领的“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和杨植霖、张有聚率领的“蒙古抗日团”联合起来，在大青山成立了归绥地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他们开辟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紧紧依靠当地百姓，灵活机动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影响不断扩大，队伍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骑兵抗日武装。游击队成立后，杨植霖特别注意抓队伍领导权，他亲自任政委兼参谋长，负责与八路军的联络。高凤英负责政治思想和军需工作，张有聚任游击队队长，队伍分了3个连，王之德任一连连长。但他们公开抗日的旗号刚刚打起，日寇就下了捉拿杨植霖的通缉令，加强了对游击队伍的围剿，在沿大青山一带实行严密-。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没有准确的情报，一旦与大股的敌人猝然相遇，就会陷于危险的境地。同时，没有盐、子弹、马匹等物资供应，就无法在深山之中坚持持久抗日。于是经过商议，杨植霖决定派刘洪雄到晋西北请求一二Ο师部队支援大青山游击斗争。
艰辛的岁月里，抗日斗争尤其需要小心谨慎。1938年10月的一天，游击队队伍住在水磨沟口的东圪塔村。大队部设在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通信班住在外间，杨植霖和张有聚、李运洪睡在里屋的炕上。半夜里，突然几声枪响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几个人赶紧起身跑到门外。这时哨兵跑来报告说：“外面有人打‘对枪’，像是村里村外有人鸣枪联系，三连长已经集合起了队伍，说是村外有土匪。”杨植霖一听，知道其中必有缘故，立即命令全队集合。杨植霖和通信班的同志们勒紧马肚带，牵马刚到院门口，就见三连长带着几个人跑过来。他见杨植霖几个人和通信班已持枪上马，先是一怔，接着支支吾吾地说：“政委，崔团副在村外和土匪接上火了，让我带人去接应。”杨植霖心中早猜出有诈，趁机说：“部队有任务，立刻向讨合气的丁家营子出发，你在前面，其余人赶快跟上。”杨植霖急忙又让通信员先到讨合气，通知王之德连长带领一连火速到丁家营待命。
后半夜，部队在丁家营集合了。杨植霖悄悄告诉刘挠师稳住三连长后，全力迫使他们缴械。并派王之德连长带领一连立即赶到东圪塔村，活捉崔团副。原来，三连长和崔团副早已密谋，想在半夜以鸣枪为号，里应外合，拉出一部分人叛变投降。于是，三连长以村外有土匪袭击为由集合队伍，阴谋先缴杨植霖率领的大队部的枪，然后与崔团副一起投敌。哪里料到十几分钟后，部队已离开了东圪塔村。崔团副在村外听到枪声，带着人偷偷摸摸进了村赶到三连驻地后，半天不见三连长接应。村里一片寂静，崔团副发现情况有变，他赶紧跑出村想带着人进山，正好被赶到的一连连长王之德率领队伍挡住去路。王之德面对崔团副带领的三十多人毫无惧意，他义正言辞地痛斥崔团副的背信弃义，大义凛然地给游击队的兄弟们讲说背叛的陈破利害，讲到动情之处所有人都潸然泪下，游击队的弟兄们都默默地放下枪，全部缴械投降。第二天，杨植霖按照军法，将三连长和崔团副就地判处枪决。
1938年秋天，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与一二Ο师李井泉带领的八路军挺进大青山支队在绥东面铺窑村胜利会师。稍作休整后，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大青山绥蒙抗日游击大队”，王之德仍然任一连连长。为了保存实力，游击队常常昼伏夜出开展抗日斗争。
归绥城东南黑炭板村有一个大财主，勾结日伪军成立了保甲团，专门欺害当地百姓，弄得-人怨、民不聊生。1938年深秋，大青山游击队接到任务，准备要端掉这个保甲团，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热情。由于黑炭板地处平原地带离我大青山根据地较远，为了确保胜利完成任务，游击队的高凤英和王之德提前做了精心准备。在行动前两天夜里带领部分游击队员从奎素沟出发，途经滕家营村去大厂库伦村和什兰岱村兑换优良马匹。由于高凤英和王之德已经半年没和家人见面了，非常想念。他们利用兑马时顺路托人告诉家人，他们第三天下午要途经归绥城东榆林村执行任务，让家人在榆林村街西口见面。第三天一早，王之德的父亲王富年赶着马车，拉着王之德的母亲、妻子、二弟王金贵、三弟王月贵来到保合少村，随同高凤英的妻子赵莲莲和大儿子高文贵一起来到约定的榆林村街西口等候。这里有做买卖的小摊，也有吆喝叫卖的货郎，比较热闹。他们从中午一直等到天黑，也没看到高凤英和王之德的身影，高凤英的妻子和王之德的母亲眼含泪水还要继续等待，王富年安慰他们说：“也许他们有别的任务，今天不来了，咱们还是回吧。”回到家后，他们猜测是不是游击队在欺骗他们，高凤英和王之德是不是受伤了或者牺牲了，要不明明说好却又不回来了呢？
又过了几个月，高凤英和王之德终于回家和亲人悄悄见面了。他们高兴地对家人说：“你们在榆林村等我们，我们从你们面前走过你们都没认出来？你们要知道我们能看你们一眼有多高兴啊！给了我们多大的动力啊！”为了保证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不走漏消息，游击队员都化了装，所以他们的家人没能认出他们。就在那天夜里，他们袭击了黑炭板，漂亮地端掉了保甲团的老巢，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气，教训了那些依仗日伪势力横行霸道的财主大户，也扩大了抗日游击队的影响。
1938年初冬，土默川降了第一场冬雪。“十月雪，赛如铁”，天气已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归绥二区和武川五区的皮衣和捐款仍旧迟迟没有交来，于是党组织决定派人去督促。责任落在高凤英和一连连长王之德身上。在接受任务后，王之德和高凤英带领一个排的兵力，从井儿沟出发，一路疾驰，向山前奔来。到达霍寨村东的东盆子时，已是半夜。忽见路北一家人家点着灯，大家有点疑惑，高凤英、王之德等正要下马进去，忽听“砰”地一声，响起了报警的枪声。他们寻声赶去，见村里面并没有埋伏，于是带上队伍马上进了院子。点灯的这家只坐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后生，手里也没有什么活计，分明是等着应酬。王之德问：“住的是什么队伍?”老人干脆地回答：“什么队伍也没有。”王之德扫视了一下屋内，只见炕上放着一个茶碗，里面插着点燃的半炷香，一看便知这是站岗放哨用的。柜上的神龛前搁着两卷蓝布套子，里面还装着手榴弹，这一切表明对方是刚刚才撤走的。王之德再三追问，老人依旧说没有任何队伍在这里住过。正在这时，房后突然有人说话了：“这不是之德吗?”王之德一听便猜出是李森的声音，便说道：“莫非是小才哥?”。两人互相答话，才消释了误会。李森领着几个战士从房后走了出来，和王之德、高凤英等亲热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我们党在东盆子的群众基础不错，很多老乡能不惜一切地掩护抗日游击战士。
由于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天亮了，过归绥城北的坝口子恐怕有危险，于是高凤英、王之德辞别了李森等战友，返到了沟西张俊村长家。张村长把他们安顿在召圪梁附近两家蒙古族大院里休息。这两家大院，一处在东北，一处在西南，中间隔一个场面，高凤英住在上院，王之德带人马住在下院。人马安定以后，热情的东家为王之德等指战员焖了香喷喷的米饭。谁知米饭刚刚焖出，同志们还未用饭，岗哨的报警枪却突然响起，原来是三、四百名伪蒙古军从东盆子方向冲杀了进来。顿时召圪梁枪声大作，打成一团。
在村庄里继续隐蔽已经不可能，高凤英、王之德率领30多名游击队员向宅子后面一个召梁上跑去，一边打一边撤退。由于山坡太陡，退到半山腰时人和马就相当费劲了。为了抢占山头，战士们纷纷撂马。可是，敌人已经控制了制高点黑石架，高凤英、王之德只得率部滑着阴坡的大雪，退向红圪利沟。高凤英、王之德身先士卒率领几个战士在梁上阻击着敌人，掩护战士们向深山撤退。由于地形不利，四面的火力向他们集中，情况十分紧急。岳正良排长见此情景，端起一支崭新的冲锋枪，“嘎嘎嘎”对准敌人就是一阵扫射。但是，敌人居高临下，凭借有利地势对岳排长进行射击，几阵枪声过后，岳排长倒在血泊中。同时，一连长王之德在梁上的一个凹子里，用射程较远的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掩护战士撤退，却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他的警卫员李亮，为了保证连长撤退能随时骑马，紧紧地攥着手中的马缰绳。一阵枪声响过，马失前蹄，连人带马滚下山坡牺牲。
高凤英见王之德连长和岳排长倒在血泊中，他的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光，决心向敌人加倍讨还血债。他高大的身躯向岳排长移去，想操起他的冲锋枪扫射敌人。敌人发觉了他的意图，用火力-了那个方向。高凤英声东击西，机智迂回地打死了几个敌人。而后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王之德身边，想营救战友，但王之德已经牺牲，高凤英含着眼泪，把王之德的一支德国造手枪搂在手里继续射击敌人。他隐避在山沟的转角一边，用平时练就的枪法，稳扎稳打地还击着敌人。无论点射或-，几乎都是弹无虚发，冲到近前的几个敌人应声倒下。敌人虽有数百兵力，但主要力量在制高点黑石架上，一时下不来，正打在热劲儿上，高凤英受伤了，脚上血流不止。这时，一些战士迅速上前接应。高凤英跨上战马飞奔而去。这次战役史称“霍寨遭遇战”，在战斗中我军共损失长枪三支，短枪两支，冲锋枪一支，牺牲了三名战友，敌人死伤十余人。
霍寨这一仗，李井泉司令员很快就知道了。他担心游击大队的负责人杨植霖过分悲痛，便安慰地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你们不要太难过，你们部队在霍寨战斗中有几个同志牺牲了，其中就有英勇善战的一连长—— 王之德，你们要记住这笔血债！”
杨植霖同志得知此事后十分悲痛，立即和李森去战斗现场安顿遇难的战友。杨植霖含着泪水和霍寨村的老乡们卖了马皮，买了三口棺材，把王之德连长，岳正良排长，警卫员李亮三位烈士的尸体装殓，用石头碴在龙王庙东面小沟子石架底。装殓时，老乡和战士们看到王之德身上被敌人捅了许多窟窿，岳排长被割掉了耳朵，无不切齿痛恨。大家向天鸣枪，发誓要为烈士们报仇。
“满地乌云不见天，雄图大业小村间。名言应记繁生处，枯木成才溯故源！作为大青山抗日游击队骨干的名言学校学生，年仅23岁的王之德连长，在抵抗日寇践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用自己无私奉献、视死如归的精神，在土默川平原上 书写了壮丽的革命诗篇，在党的历史和后代子孙的心中留下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