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禧（1895～1983）
吴仲禧，字奋飞，福建福州人。出生于店员家庭。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时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翌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民国3年（1914）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历任援闽粤军龚师曾旅参谋、广东肇庆西江讲武堂教官、粤军徐汉臣旅中校主任参谋。
民国14年（1925），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附，随后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因团长戴戟负伤，吴任代理团长，率部参加贺胜桥战役及武昌战役，因战功晋升为第二十四师参谋长。民国16年4月，调任第二十六师代师长，参加讨伐奉军的第二次北伐。在具有决定性的临颖战役中，因主力部队遇到奉军重兵阻击，伤亡重大，吴指挥该师连夜迂回敌主阵地左翼和后防偷袭辛庄，在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英勇牺牲、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身负重伤后，吴亲临火线督率各团将士前仆后继，终于攻占辛庄，迫使奉军全线溃退，取得临颖战役关键性胜利，保证了北伐军主力顺利攻占开封。
民国16年（1927），大革命失败后，吴因对南京政府不满回到福州，积极参加邓演达等人组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的活动，与林亨元被指定为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同时，开办双虹小学，亲任董事长，以该校作为掩护进步活动的据点。“福建事变”期间，他加入人民政府军事参谋团任高级参谋，参与军事决策。
“福建事变”失败后，吴被蒋介石通缉避居广州，后在余汉谋部任参议。民国23年（1934）夏，友人季方介绍从上海来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约见吴，说有要事请吴设法通过关系介绍面谒陈济棠。吴即转请陈济棠的参谋长缪培南代为约见了陈济棠。王与陈达成在粤北边境江西红军与陈的部队互不侵犯的默契，推动了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的直接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前夕，张发奎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约吴任上校作战科长，负责修筑抗日国防工事。期间，他通过王绍鏊关系与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于“七·七”事变前夕，由王绍鏊、何克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的指示，吴作为秘密党员继续留在张发奎部队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淞沪抗战爆发后，吴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和第二兵团少将高参、第四战区军务处长、韶关（广东战时省会）警备司令、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等职务，直到抗战胜利。在这期间，吴积极协助张发奎抗日；同时，在与中共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掩护和配合以钱亦石为首的战地服务队及中共特支刘田夫、左洪涛、杨应彬等人的活动。民国27年（1938）夏，张发奎率二兵团总部转进到鄂东南，大批部队西撤受阻于富水阳新渡口。张接武汉会战总司令陈诚的命令，限火速在阳新渡口架设一浮桥，保证西撤各军和重炮武器顺利通过，任务十分紧急。吴临危受命担任渡河指挥官，并动员民众，冒着敌机轰炸，仅两周完成了架桥任务，保证了数十万部队及重武器安全西撤。平江惨案后，吴得悉国民党特务阴谋破坏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他立即派人通知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注意防范。办事处从韶关撤退桂林时，吴又派人暗中护送云到车站。吴的这些活动，曾被特务密报给蒋介石，说吴有“袒护异党嫌疑”，蒋令第四、第七两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余汉谋查处，张与余复以查无实据的电报，把事情掩饰过去，吴才幸免遭受破孩。
民国34年（1945）秋，吴作为第二方面军中将军法执行监进驻广州，主持审判处决了一批日伪汉奸。同时，与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联系，并以发起人身份积极参加李济深组建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筹备工作。
民国35年（1946），调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此时内战爆发，吴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潘汉年、张唯一等要求吴以“合法”的身份继续留在敌占区，进行军事情报工作。吴遂通过旧关系争取改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后任-中将部员等职务，利用其身份不受沿途-宪特盘查的便利，往返于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深入虎穴，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后，他通过“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获取定期编发的华中作战态势的机密旬报；淮海决战前夕，又以-部员身份，亲临“徐州剿总”前线，通过总部参谋长李树正的关系，获取“徐州剿总”所辖绥区部队番号、兵种、驻地等具体布防情况及作战意图资料，为中共中央组织淮海战役提供了最早又较全面军事情报；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鲁矗，获取敌京沪杭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给江阴至芜湖一带江防10个军作战任务和后勤补给的命令等。期间，还积极争取了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吴石、陈宝仓为我提供有关西北、西南、华南的敌军态势及台湾的重要军事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广东省政协常务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员会第一副主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6月15日在广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