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 （1891.3.10—1981.4.21），1891年3月10日生，湖北省崇阳人。字雪艇。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早年就读于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肄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今 天津大学）采矿冶金科，后留学英、法，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后转投国民党，进入政界。历任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海牙公断院公断员，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曾一度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出任外交部长，1945.8.14赴苏代表蒋介石签定不平等的“中苏友好条约”，嗣任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1946年选任“制宪国代”，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赴台后，于1950年出任“-秘书长”，后因案辞职。1958年复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委。1970年受聘任“-资政”。国民党第七至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1981年4月21日病逝台北荣民医院。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所收藏的所有字画书籍赠与武汉大学,终年九十一岁。
儿时及青年
王世杰自小聪慧，四岁入家塾读书,于诸生中年龄最小，学业最优，深得业师周芷熙赞许。王世杰12岁时，业师力荐其父送他至武昌念书。
在武昌，适鄂督张之洞提倡新学，在武昌城内创办现代式高等小学五所，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招收民间十四岁左右的秀良子弟为生。王世杰应试时，因年龄小、个子矮，一名姓骆的主考官在接收还是不接收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当即报告张之洞。张之洞摸了摸王世杰的礼帽，问：“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王世杰挺起胸膛：“本人王世杰，家住崇阳县白霓回头岭”。
“这么小，为什么要来武昌读书？”
“为人杰，为尧舜。”
张之洞一惊，批准王世杰报名考试，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武昌南路小学。
在南路小学，张之洞批准陪同王世杰念书的家人在校门口摆了个花生摊，以便照顾王世杰的起居。
南路小学三年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学习三年。其间，与李四光、石瑛、郭泰祺等义结金兰。毕业时（宣统三年），王又以最优等成绩考入洋务派首领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
在北洋大学求学不到一年，武昌起义爆发。王世杰立即投身革命，辍学南归，返回武昌参加起义。王世杰担任都督黎元洪的秘书，参加了守城战斗。并受都督府委派，0完成了“赴湘请师，驰援武昌”的任务。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王世杰飘洋过海，浪迹天涯。先赴英国进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求学，获政治经济硕士学位。随后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究法学，于1920年获法学博士。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世杰联络留欧同学，以旅欧中国学生首推代表身份，与留欧学生和华工一同围守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力陈利害，阻止签约，使陆使无法出席会议签字。1920年，王世杰又任中国旅欧学生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同年回国。
中年发展
1920年冬，王世杰受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国。任北0学教授，后任法律系主任。期间，王世杰以其渊博的法学知识和鲜明的教学风格，深得学校同事和学生欢迎。
他所撰《比较宪法》讲义，在北大独树一帜，嗣经商务印书馆印行。立即为全国各著名大学广泛采用。《比较宪法》是我国法学界的奠基之作。
另外，王世杰还著有或与他人合著有增订《比较宪法》、《宪-理》、《代议政治》、《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移民问题》、《女子参政之研究》、《中国奴婢制度》等一批重要著作。
1922年，王世杰与李大钊等人组织发起民权大同盟。第二年，又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以王世杰为首，以北大的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四十多名教授为骨干，几乎囊括了当代著名学者，因他们大都住在吉祥胡同，故被称为“吉祥派”。《现代评论》所撰明快锋利，为传播马列主义、宣扬民主科学思想、针砭时弊、倡导新政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后来，周健人、林语堂、吴稚晖、胡适、郁达夫、沈从文、李大钊、-等都热心为该刊撰稿。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同时担任法制局长,兼任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都是王主持制订的。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债编、亲属继承法等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订的。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组，张知本为省主席，王世杰为政务委员。
1929年2月，南京政府急需人才，决定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一所全国一流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任命王为国立武大校长。现在武大的校址就是王世杰和李四光圈定的。
王世杰任武大校长，不仅开明办学，治校有方，全国各地名流纷纷报名应聘其麾下。而且章法有度，纪律严明，即使是日寇侵占我东三省，武大爱国学生赴南京-要求抗日时虽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但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勉励和好评，并电告武大。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赏识王世杰的开始。
创建武大，发展武大，王世杰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他本人认为，武大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以至他在台岛临终的遗嘱中对子女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先前的从政生涯早以厌倦，而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却始终倾注着无限的深情和厚意。
中年成就
1931年和1932年间，蒋介石调集军队，对鄂、豫、皖红军发动第三、四次围剿。蒋介石坐镇武昌、南昌指挥，每周邀请王博士为他讲学一天。蒋、王交往不久，蒋介石即为王世杰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时政见解所动，遂吸收王世杰为自己的咨询智囊。1931年5月，指名王出席-代表。王世杰开始出入官邸内外，为蒋介石服务。他的不少政见，被蒋介石重视和接受，受蒋赏识，为日后王世杰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1933年4月，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此后，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委员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王世杰为该会成员之一。
1938年7月，蒋介石指派王世杰组建中央党政训练班，简称中央训练团，蒋任团长，王任总教官。历时五年，开办三十一期，受训学员达两万三千之多，培训了大量的专门人才。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任命王为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实权极大的官职，有关国共关系、军事、外交、财政、工业、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高级智囊团出谋划策，为蒋介石最后裁决提供重要参考。
王世杰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担任首任秘书长。他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身兼数职。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内治外交方面的卓越才能，翔赞中枢，运筹帷幄，深为最高当局所倚重。蒋介石曾赞扬他：才华出众，功劳赫赫。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埃及开罗参加美、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议时，出于工作和感情的需要，蒋介石指派王世杰以外交官员的身份陪同。
中年失利
抗战后期，国民党外交部长这一要职一直由宋子文兼任。王世杰为主任委员，负责对英美两国的外交事务。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即，可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背着中国，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这一不合理的条约，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先后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面谈六次。由于苏联实力强大，中国贫弱，向来是弱国无外交。斯大林以老大自居，老谋深算，茹柔吐刚，掂斤播两，既有商人的精明、贪婪，又有政客的霸道、奸诈，根本无商谈余地。此时，宋子文已对中苏会谈视为畏途，-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8月王世杰正式接任这一职务。
以后，王世杰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从此，外蒙在脱离中国统治二十余年的基础上，正式独立。
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蒋介石为赢得全面内战的时间，委派王世杰和张治中赴西安和中共和谈。
历时四月余，一连五次与中共代表进行和谈，均无满意结果。蒋介石为了赢得内战时间，一连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1945年8月，毛泽东系中共安危，以弥天大勇来到重庆。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字，王世杰为国民党方签字成员之一。
根据《双十协定》，在一周后，中共把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到长江以北，但蒋介石并不执行《双十协定》，在签字的第三天，又下达所谓“剿匪”密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还是爆发，王世杰吁天长叹，却无力回天。
晚年
1948年12月，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一片天昏地暗，凶信接踵而至，败局已定。在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王世杰名列第21。蒋介石宣布下野，王世杰亦辞去政务委员及外交部长之职。次年，他随同蒋介石逃到台湾，永远离开了家乡故土。
1950年初，蒋在台湾开始策划复职，将王世杰再一次卷入政治漩涡。虽然王世杰多次拒绝蒋介石的委任，但还是担任过“-秘书长”等职，后因政治见解不同，又被蒋介石免职。
王世杰一生身为国民党要员，既效忠国民党，又与共产党关系甚密。他一生所发表的所有文章，从未使用过“0”字样。早在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当时，王世杰安排一位参事代写，因文章中有不少诽谤共产党的语句，王世杰看后，态度十分坚决地予以否定。并自己亲书“君子不念旧恶”六个字交给了蒋介石。
王世杰一生生活俭朴，不搞特殊，不以权谋私，对家乡故土怀有深情。
听王氏亲人相告，王世杰的次女秋华在美国留学时，与一美国人相恋，准备结婚。王世杰很为反感，当即写信，寄往美国：“国人之巨，难道就没有你一个相爱的？”女知父意，不敢违命，便与美国人终止恋爱。至今一直独守贞操。
乙丑年（公元1925年），崇阳境内三个月未下一场透雨，田地龟裂，颗粒无收，是历史上罕见的饥荒之年。王世杰心如火焚，找到时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老同学，以个人名义借了一笔钱，请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大豆，计三万余斤，在白霓桥，回头岭等地广济众生，大赈贫乏，救人于死亡线上。
1985年，遵照王世杰的宿愿，王德芳先生寄回了款项，在故乡回头岭修建了一口水井，井边上竖立的石碑刻有“敦睦饮水井”五个大字，含义深刻，意境深远。
其女儿雪华和秋华遵照王世杰“为家乡人民做件好事”的遗愿，在崇阳大道捐建了“雪艇图书馆”。为繁荣科学文化、发展崇阳经济尽了一臂之力。
王世杰晚年，极少过问政治。专心著书立述，玩赏古董字画。主编的《故宫名画三百种》和《艺苑遗珍》，均为我国艺术界空前巨著。另外，每日散步、咏诗也是王世杰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有一次，他读到《定风波》的最后一句，“回首问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竟一言不发，泪如雨下。
1981年，王世杰患病卧床，门生故旧都劝他去美国疗养。王世杰却摇摇头说：“台湾虽是海上孤岛，但总还是中华国土的一部分。我死，也要灰留孤岛。将来有一天，也许有海风海潮把它送到崇阳故乡去，那我就含笑九泉了。”
4月21日，王世杰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临终前，他嘱咐儿女：一定要为家乡人民做件好事。当他看到儿女们点头后，才微微合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