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声洋，原名家振，别字靖亚，又号沉洋，笔名贺佛，湖南石门官渡桥人，生于公元1902年，卒于1938年，享寿36岁。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尔后即投入东征、北伐，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某部将领。1933年因病赴上海就医，以后即专事军事理论及文学作品的翻译、著述。死后留下了多部译著，同时也在故乡留下了一些有关他的惊世骇俗之举的传说。
贺声洋是一个有着特殊个性与遭遇的人物，有人说他是“老0”，也有个别声音说他“反过共”，他的身份面貌一直扑朔迷离，鲜为人尽知。
笔者谨就有贺声洋生前行藏的史料摘略如下，一是替为革命出过力流过血的前辈正名；二是供对历史人物研究有兴趣的同仁进一步钩沉补阙。
《黄埔军校将帅录》记载（摘要）：
贺声洋，又名沉洋，别字靖亚，湖南临澧人（解放后划入石门—笔者注），祖辈务农，有地产50余亩，足供家用。少年时代就读于佘市乡高等小学、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4年春由林永言（民政部科员）、石袒盛（-中央农民部干事）介绍加入-，再由谭延闿（时任湘军总司令）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后加入中国0，任第二期中尉区队长，第四期入伍生部第一团上尉连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连长、营副。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0军代理参谋长。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被0党组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参加0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进入江西中央革0据地，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学生总队队长，闽西红军新编第十二军代理军长，参加了中央革0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常德文史》第十一辑刊载的一篇题名为《贺声洋与孙中山》的文章，则记录了贺声洋在黄埔军校学习及投入东征北伐的具体表现。这篇文章着重围绕贺声洋四次聆听孙中山教诲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军事与政治并重的训练期间，他思想活跃，行动积极，率先加入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被黄埔军校第一个0党支部吸收为党员；在平定商团和杨、刘叛乱、消灭军阀陈炯明的两次战役中，他无役不从，而且充分发扬了黄埔军人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很快就由一名普通的学生兵成长为执掌军政要枢的将才；1925年11月提升为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兼0第二营党小组长，1926年调任国民革命军某部副团长，接着便请缨投身更为悲壮惨烈的北伐中原的战争。六十年后，贺声洋在黄埔军校同期同队的同学郑洞国先生，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一书中这样深情地回忆道：
“第一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我们都是湖南同乡，又一起报考军校，思想亦比较接近，故入军校后感情格外亲密，情同手足……我们在上课、训练的间隙，坐在黄埔岛临江的树丛中讨论政治问题，话题都是时局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那时除我以外，他们三人又都是0员（但身份不公开）……”
关于贺声洋的生前经历，临澧县新修县志作了如下补充：（摘要）
“……民国15年（1926年）春，周逸群、贺声洋以国民革命军左翼指挥部宣传队正副队长身份一道来常德，在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8月，去澧州，协助贺龙开办讲习所，任讲习班副主任。后派往苏联中山大学留学，不久，转入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任苏联红军营长，并参加过日俄张鼓峰战事。回国后，曾任江西苏区红军大学教官……1933年离开苏区去上海一家军事杂志任总编，随后自行-，从事翻译写作工作，靠稿费维持生活。曾翻译苏联加仑元帅的军事著作和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大学》，编著有《论日俄战争》等书。……
贺声洋为什么“自行-”？郑洞国的回忆录与《壮哉，黄埔》一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述：
“……回国后，因犯‘立三路线’的错误，受到了党内严厉的处分。后来又患了肺病，在消极中-。不久于贫病中死去。”
至于贺声洋是否在行动上、思想上真正“自行-”了？考察他在上海期间的具体言行，则不难得到解答。
贺声洋在上海期间的主要活动是译著和个人著述。他主要翻译的是苏联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加仓元帅（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是一位支援中国革命最早、最高的苏军名将，苏联红旗勋章获得者）的军事著作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的长篇小说，这些著作无疑都是属于马列主义范畴的经典著作。他个人的著述《论日俄战争》等也是介绍苏维埃政权自十月革命以来英勇抗击日寇武装干涉及领土掠夺的斗争经验，而这种经验正是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丞须借鉴的。贺声洋之所以一边咯血一边夜以继日地埋头伏案，正是基于这一神圣使命，并不仅仅是为了要“靠稿费维持生活”。贺声洋留下的二、三百万言的文字，曾给故乡亲友赠送多部。石门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熊越群先生，就保存过五部，“文革”期间有专案人员向他调查贺声洋的情况，熊老先生正被隔离审查，仍实事求是地说：“贺声洋绝对没有叛党，一个0的叛徒怎么会呕心沥血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呢？……。”
其次，贺声洋在上海期间回家乡办过几件反响很大的事，其中之一便是将其父的一部分田地山林无条件地分送给无地农民。贺声洋之父贺福涛原出身一般农民，因家住澧水支流道水河边，农闲兼营船业，同时挖煤开窑烧石灰，后发展成为占有土地上百担（一担折合七亩）的地主。贺声洋一直反对其父买田置地剥削农民，经常写信回家宣传孙中山扶助工农的政策。《贺声洋与孙中山》一文就写到他“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兼0第二营小组长期间（1925年11月），一方面积极练兵，以孙中山建立革命军的思想教育官兵……另一方面率领官兵支援肇庆、高要农-动，贯彻孙中山扶助工农的政策，帮助农民成立农会、农军，反击反动武装民团、‘神打’团，使减租运动能顺利进行，从而令农民经济上、政治上获得利益。”之后，贺声洋进而说服其父自觉分田给农民，并于1934年冬回家敦促。贺福涛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表示一切听凭儿子作主，乃至正在修建中的号称“120根柱头落脚”的新屋也没有完工。贺声洋家人的田地自此锐减，土改时已不足30亩，只划为小土地出租。说贺声洋不是0，他哪会把自家的熟田熟地送给人家呵？
贺声洋在上海期间，一直与0组织保持联系。其遗孀万华松（常德人，常德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因参加学生动动曾被捕入狱，1948年病故）生前常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贺声洋感染了肺结核，1933年由组织护送到上海医治。初到上海时住在租界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有时一夜转移两个地方，加以抱病通宵达旦写作，所以病情日益沉重。住进万国红十字医院治疗后，守护在他病榻前的一直是两位0党组织的同志；所以在日寇逼近上海，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已经身怀有孕的万氏，才放心地离开丈夫，带着孩子提前撤离。由此可见，贺声洋在上海期间，并没有与0党组织断绝联系。
也有史料说贺声洋曾被“错杀”。1997年常德市举办了一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图片展览，说贺声洋1931年在闽西根据地任代理军长时，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也有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如是说。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档案依据的，可见贺声洋的确列入过“在杀者”的名册，尔后在党内同志保护下走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