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钟谭宗。出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公平鱼街，客家人。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
少年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毕业后在家乡一带教小学，20年代中期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工作并学习 。
1927年秋，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与顾颉刚等人组织了民俗学会，了《民间文艺》、《民俗》及民俗学丛书，同时写作散文与新诗，出版了散文集和民间文艺论集。先在家乡小学教书时，就酷爱民间文学，开始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等。后到广州岭南大学半工半读，就着手整理了《粤风》专集。
1928年秋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级商校教国文，后转至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讲师。此时除继续研究民间文学发表论文及译著外，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创作，在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期间，积极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山散记》，新诗集《滨海的二月》,文艺短篇集《柳花集》,写了《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中国地方传说》等学术论文,并与人合创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等刊物和丛书 。
193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并继续民间文学研究，在当地《民族学研究》、《民俗学》和国内的《艺风》发表论文。
1936年夏回杭州，从事教育和研究上作。后到桂林，在迁至桂林的无锡教育学院任教。不久赴广州,到粤北战地考察后,写了《抗日的民间老英雄》等数篇报告文学、散文。 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 ；与何家槐共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写了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他被聘为副教授，后为教授。
1941年到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倾思想被中大当局解聘。旋转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
1947年夏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文学系教授，被选为中国文学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这一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和写了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朱自清的文章,出版了新诗集《未来的春》,还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
1949年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不久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副教务长、科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他一如既往致力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创作，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他深入生活，涉足兄弟民族地区，写了《西北纪游诗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民谣中所表现的有觉意识》和有关鲁迅研究等一批学术论文，还有《一声春雷》、《碧云寺秋色》等散文20多篇，撰写了《近代民间文学史略》，翻译了日本学者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一书。
他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是第一次提出中国文字“三大干流”的概念，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
钟敬文先生文学著作目录
《荔枝小品》(散文集) 1927，北新
《西湖漫话》(散文集) 1929，北新
《海滨的二月》(新诗集) 1929，北新
《湖上散记》(散文集) 1930，上海明日书店
《未来的春》(诗集) 1940，上海言行社
《钟敬文散文选》 1989，百花
钟敬文先生学术理论著作及其他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 钟敬文 中华书局 96-11-1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册)1982-1985，上海文艺
《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98-12-1
《民俗学通史》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民间文学概论》 钟敬文 409页1980年7月第1版
《民间文学基础理论》 钟敬文主编，1985年6月第1版，上海文艺
《新的驿程》(民间文学、民俗学论集) 1987，民间
《民间文艺谈薮》(论文集) 1981，湖南人民
《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理论) 1930，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诗心》(诗论)1942，桂林诗创作社
《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1951，师大
《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 1982，陕西人民
《民间文艺丛话》(短论集) 1928，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柳花集》(文艺短论集) 1929，群众图书公司
《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50万字
严谨的治学作风
上世纪70年代，钟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间文学教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从1979开始到1980年结束，前后经历的时间将近一年。据曾经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回忆，在这段时期，大家通过学习、讨论、试写（草稿）、试讲、改写（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系列过程，终于完成了这部暂时可以付印的稿子。尽管如此，钟敬文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指出，“这本教材，从一开始计划编写起，我们就明确了它的内容和性质。它是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用的‘引论’书，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它不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发表个人见解的专业论文。因此，在这本教材里，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所阐述的，相对地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知识。”严谨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对此，许多人都感到颇为困惑。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和诗词创作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大家闻名于世的。可是为什么他却只是以“诗人”来概括和评价自己呢？
其实，纵观钟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包含了这样两层的意义：首先，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其次，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他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从30年代以来，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但对诗文的关爱却始终没有中止。散文的写作，虽然时断时续，他却一直在坚持，写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对于诗，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抛开。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
反复诵读前人的诗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是为了滋润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坚持不断地写诗，则是为了记录和抒写自己的旅迹心痕。从少年时起，一直到今天，用诗来吟唱心声、歌咏时代，成了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习惯。多年来，它非但没有一丝的改变，反而越来越深厚。据统计，他在八十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八百余首。这些诗篇，在表现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历经的时代的风云，可以说既是文学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们借以了解他、了解他所走过的时代的可贵史料。
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先生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诗是自己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他怎能与之分离？即使偶尔稍有远离，燃烧的乡愁也会迫使那情感、那精神，回归到它的故乡来！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促使钟敬文在坚持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体裁写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着其他诗歌形式的写作，像词、新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赵朴初、林林等一批诗人开始倡导写作“汉俳”——一种中国式的俳句，钟敬文先生也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干将。由于早就熟悉日本俳句，并对其神韵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写过类似的小诗，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创作的一组汉俳作品，具有颇为隽永、独特的韵味。且以下面两首为例：
错过
花事正荼蘼，
又错过赏春时节。
且待来年罢。
赠加藤千代女史
重踏神州土，
像女儿回到娘家，
梦样的喜悦。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也使得写诗对钟敬文来说，成了心灵的一种自然咏唱——自然得就像心脏的搏动一样，而不是一种劳心费神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大量诗坛佳作的主要原因。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还使他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诗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学术论文也充满了特有的文采。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更使得诗渗透在了钟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人生的导师，让心灵得到了充实，生命得到了升华：
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
这也就使“诗人”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具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它指的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的人。与它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些因素，用他经常作为座右铭的几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奋、淡泊”。这是真正的诗人素质的内核，也是决定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诗篇的根本。
“以天下为己任”的天赋使命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十分久远而深厚的传统。钟敬文显然是这种伟大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投身何种活动，从事何种工作，对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始终在他的心灵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时期积极组织、参加爱国活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都是这种情怀直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一直强调为民族文化的“发采扬辉”而奋斗的目标，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的结果。
“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诗心》，1942年）在钟敬文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时，还是那样地“勇冠三军”。（程千帆语）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这种精神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经费问题的困扰，有一度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进行都十分艰难。钟先生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放弃。“就是当裤子也要搞学问！”他用这样充满黑色幽默风格的话，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
其二：钟敬文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要开展日常工作，诸如印刷刊物并向会员寄发，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费。但学会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有一年，为了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他和学会的其他领导成员，不断商讨，费尽了心思。恰好当时国家教委要评选全国优秀教师，钟先生所在的北师大，把以90多岁高龄仍然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他，也作为候选者之一推荐了上去。那些日子，本来并不关注荣誉的他，却忽然显得很振奋：“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获奖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奖金来开会了！”
钟先生曾经谦虚地说，自己的资质只能算中上，如果说还有所成就的话，那主要是来自勤奋。在我们看来，这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因为他的资质，单是博学强记这一点，就远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后半句话，却是不争的事实。勤奋，几乎是钟先生的一种天性，它突出地表现为“腿勤”、“手勤”和“脑勤”。比如，1927年，他在广州时，听到鲁迅先生来羊城的消息，尽管他和鲁迅并不认识，却约上友人，费尽周折找到了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并在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散文《记找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从少年时期的刻苦攻读古典文学、积极参加歌谣和故事的搜集并踊跃投稿，到年届百岁时还在不断思考和探索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各种重要问题，并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点，勤奋，成了贯穿他一生的素质。在《〈孟姜女研究集〉校后附记》中，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好朋友顾颉刚：“有颉刚聪明的，颇不乏其人，但有颉刚的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么？缘故就在努力和谦逊与否而判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弟子的话。他所谓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刚刚从出版社得到的一笔稿费，租车、购买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
“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
人民的学者：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在家中人民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2002年1月10日零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钟敬文先生，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
1920年，先生年仅17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谣》周刊陆续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同时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聚集中大，他们继续开展在北方从事的新学术事业，钟先生便成为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1928年夏，正当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学校保守势力借口钟先生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这一时期，是钟敬文先生学术迅速成长的时期，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1930）、《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中国植物起源神话》（193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民俗研究的重镇。1928年至1933年间，钟敬文先生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此时，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钟敬文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1933年夏，他曾应江西教育厅之邀，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间歌谣的公开演讲。
1934年春，钟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先生成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钱一碗的荞麦面，为的是省下一点买书的钱。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却是快乐的。在跟随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先生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盘瓠神话考察》等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钟先生在日本结识了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并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专题演讲。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之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他在《艺风》上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约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得到社会舆论和各界的好评。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先生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收集军民抗敌事迹，与陈原共同《新军》杂志，还与同志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钟敬文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等多篇报告文学。他的这些战地篇章，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钟先生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热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一文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当时设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等职，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5年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敬文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批阅完研究生考卷后，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于进步人士云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党的邀请，钟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钟敬文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1954年又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部主任。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54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1957年钟敬文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也被撤销，此后一段时间，钟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开始了学术研究，撰写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学术论文。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革”，钟先生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了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79年钟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1年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并在北京先后六次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及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民俗学学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钟先生还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部分的主编工作。在钟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先生，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人才，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嗜好诗艺，读诗、作诗、评诗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精神内容。幼年开始学习古典诗词，青年时代对新诗发生兴趣，比较起来，他尤爱古体诗词。清人王渔洋、近人黄节的诗集是他随身必带的书籍。他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一生创作了大量动人诗篇，发表了精美的诗论。他的新、旧诗集仅单行本就有《三朵花》（1924）、《海滨的二月》（1929）、《东南草》（1939）、《未来的春》（1940）、《天风海涛诗词抄》（1982）等7部。他对诗歌创作理论十分重视，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写下了大量的诗话、诗论，如《盲人摸象式的诗谈》（1928）、《天风海涛诗话》（1941）、《诗心》（1942）、《蜗庐诗谈》（1947）等，后来这些诗学理论著作汇集成《兰窗诗论集》一书（1993）。这些诗歌与诗论表达了钟敬文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体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事业的抱负。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在中国现代诗学界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风貌。钟敬文先生有着诗人的本色，曾说：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上刻“诗人钟敬文”。钟敬文先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谦虚，对关乎性情、表达志向的诗艺颇为自得。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钟敬文先生学问深厚、品行高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在长达80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教育原则，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他将教育看作是人格学识提升的过程，对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十分看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人才培养上，他有着独到之处，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标准，其次才是学问，因此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他根据民俗学学生来源不同学科、程度各异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为他们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确定不同的培养要求，力求使学生按阶段性目标不断进步，有效地促成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钟敬文先生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教学、研究资料与研究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让学生去完成一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看到学生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有的还获得全国性学术著作奖，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
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 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
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
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2001年9月他在作《拟百岁自省》一诗以铭志：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是那样水0融。钟先生的百年之旅不仅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有人用“国瑞文宗”来赞誉，可谓实至名归！
他毕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事业，直到百岁仍然筹划着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事，在临终前的几小时还在说：“我有好多事没做”。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事业、工作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钟先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人民的伟大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人类文化的建设而奋斗的最高理想，无私忘我地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他创立和发展了中国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高级专业人才，是中国民俗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声播海内外。他为人忠厚仁爱，公而忘私，高风亮节，世所称颂。他率先垂范、殚精竭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钟先生累了，钟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长留人间，他的事业松柏常青。
钟敬文先生安息吧！